深度 2020台灣大選 2020台灣大選

台灣大選的十個關鍵字(上)宮廟、農會、地下電台、賄選、地下賭盤

2020台灣大選進入倒數計時階段,我們精選了十個常在選舉中被提及、卻又很少被清楚解釋的關鍵字,特寫台式選舉的前線風景,也探索「中共影響台灣選舉」的虛與實。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1949年後,國共戰爭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沿金門、馬祖群島分治的形式,畫下暫時句點。至2019年為止,台澎金馬地區歷經中華民國七十年的統治,繁衍三代人,與神州大陸的記憶日漸淡薄,人民亦各自生活在不同體制、文化與思想之中。

此刻,台灣新生代本土意識崛起,並歷經二十年總統直選的洗禮,視「台灣」為自身政治共同體,欲掙脫中華民國留下的厚重大衣,過往的民國記憶與當前高唱「中國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碰撞,讓「中國因素」成為台灣社會難以繞開的議題。

在預備選出同一位元首的的人群之內,有人全心捍衛中華民國國旗、有人完全不認同這面國旗;有人認為「台灣已是一個國家,名叫中華民國」、有人認為台灣國仍尚未建立。這些多元而難以完全和諧共存的立場,只要遇上選舉,就會化為對特定黨派的支持、與針對「對手」的強烈厭惡。

2020年大選前夕,因習近平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等事件,民眾緊張感升高,使「亡國感」成為大選的熱門關鍵字。而在快速都市化的過程中,台灣社會不同社群、不同地域的群體間對彼此缺乏理解,更讓「亡國感」焦慮附著於「宮廟」、「農會」等元素之上,形成另類的誤解與對立。

為此,《端傳媒》將陸續推出系列報導,以〈亡國感的戰爭〉辨析亡國感的歷史根源,並以〈大選的十個關鍵字〉系列追尋「亡國感」的地理維度,在選戰的最前線,找出十個最常被提及卻又未能完整解釋的「大選關鍵字」,特寫台式選舉的前線風景,也探索「中共影響台灣選舉」的虛與實。

今日刊出的,是十大關鍵字中的前五個主題:宮廟、農會、地下電台、買票(賄選)、地下賭盤。(下篇在此)本篇內容為綜論,其中部分關鍵字將有深入專題報導,敬請鎖定《端傳媒》2020總統大選系列專題。

2018年11月16日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到廟參拜。

2018年11月16日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到廟參拜。攝:陳焯煇/端傳媒

宮廟

宮廟是地方政治的中心。

出身大甲鎮瀾宮董事家族的立法委員 顏寬恒

2020年台灣大選前夕,「宮廟被中國滲透並以此介入選舉」的說法甚囂塵上。宮廟是什麼?為何有些宮廟會頻繁地到對岸交流?宮廟真的被「染紅」了嗎?

台灣宮廟數量眾多,根據2017年統計,在行政院內政部登記有案的寺廟數量是12,305間,登記的信徒是953,599名,但實際人數遠高於此。連在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台北市,於2015年都仍有97%未登記為財團法人,以農漁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鄉村更是如此。

這些宮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時期,來自大陸的移民在來到台灣時,往往自原鄉請來神明,在新的住居所修建廟宇,形成聚落中心。這些「地方公廟」與村落之間關係密切,不但是村莊裡執行「法律」與責罰的場所,也是「公告周知」的碑文豎立所在。每逢酬神唱戲,更是村中大事,會吸引所有居民前來,可說是村莊裡的公共空間。

即便歷經了日本統治,這些宮廟依然是台灣村民的信仰中心、活動中心與公共空間。除了宮廟本身的祭祀活動之外,社區活動中心、社區發展協會的辦公室、公共煮飯廚房、圖書館、托兒所等設施,多半與宮廟緊緊相依。廟前通常也會有攤販、店鋪聚集,形成小型市場,是地方的小型商業中心。

由於宮廟的「公共」與「政治」性格,使其在地方選舉之中,佔有一席之地。數年一次的地方選舉,讓各地方的政治勢力與廟宇互動密切,成為社會關係確認、交換與展演的場所。知名大甲鎮瀾宮董事家族、立法委員顏寬恒,便是其中知名的、出身宮廟的政治人物。顏寬恒接受《端傳媒》專訪時指出,選舉期間,總統候選人之所以頻繁到寺廟上香祭拜,就是因為「宮廟是地方政治的中心」。

顏寬恒家族參與的大甲鎮瀾宮,便是宮廟與政治互動的經典案例。自日治時期開始,大甲鎮瀾宮便將轄區內四鄉鎮大甲、大安、外埔、后里的鄉鎮長與代表、村里長等地方政治人物納為當然信徒代表。這種「街庄民有權制度」,在未有選舉的年代,其意涵便是讓四鄉鎮的民眾共同擁有管理大甲鎮瀾宮的權力。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鎮瀾宮並不只屬於廟方管理階層,而是屬於四鄉鎮的民眾。

但這樣「共享」的理念,隨著近代宮廟「組織化」與選舉普及之後,開始出現了變化。在前現代時期,宮廟並不是一個固態的「宗教團體」,而更近似於一個「宗教社群」,成員流動、邊界相對模糊,所謂的「廟方人員」,可能是地方上的鄉紳、捐款較多的富人,或者受人景仰的頭人。但在宮廟組織化後,因為必須確認廟方董監事、委員名單,將液態的人際關係凝結為固態的委員名單,反而讓宮廟開始成為特定人士可以掌握、把持的對象。

一名選舉時期的操盤幹部分析,地方上的宮廟都有自己的人際網絡,宮廟幹部也通常是「在地方有影響能力、可以幫你拉一些票的人」,這時候宮廟的堂主、委員會的主委,只要被選舉樁腳確認有實質影響力,就會被納入重點輔選對象,甚至被拉進競選團隊之中,邀請他成為「助選」或「拉票」的節點。

台東的農夫在田耕作。

台東的農夫在田耕作。攝:陳焯煇/端傳媒

農會

農會選舉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為「掌握了農會就掌握地方勢力」,而是「已經掌握了地方的人際與利害關係的團隊,才能在農會選舉中勝出。」

農會,是台灣特有的農民社團法人組織。雖然在名義上是一民間團體,卻依法負擔政府與農民溝通的責任,必須替政府宣導農事法令,也接受政府委託,以執行當前的農業政策,性質介於公與私之間。全台農會分為三級,分別為全國農會、縣市農會與鄉鎮區市農會,從實際務農的鄉村到繁華的都會地區,都有基層農會組織存在。

其中,最基層的鄉鎮市區農會選舉,被視為地方選舉勢力操兵的最佳陣地。依法而言,農會會員是由農民自行申請加入,成為「農會會員」,會員可選出農會代表,代表選出農會理監事,再由理監事再選出理事長,最後由理事長派任總幹事,總幹事負責整個農會的經營。總幹事握有農會的人事、財政權,但理事長則握有總幹事的任命權。

「實際上操作,是有意願出來選理事長或總幹事的人先組成一個隊,如果我想要拚這次農會選舉,我想當總幹事,就跑出來組一個隊。」一名曾經參與過農會選舉的地方政治人物分析,組隊之後,開始進行分工,「我們想出來選這次農會選舉,我們就先協商誰要當總幹事、誰要當理事長?」

在農會選舉的前階段,就必須決定選後的角色分工,因為這牽涉到選舉籌備階段的「財務分工」比例。按行情來說,一次農會選舉所需經費約在三千萬至五千萬台幣之譜,部分競爭激烈的農會,甚至必須花費近億。「無論要花多少錢,總幹事與理事長都會是主要的出資者,有時候加上常務監事或其他理事。」

經過農會選舉過程後,這組勝選團隊已經將該鄉鎮地區的人際網絡盤點了一次,「因為地方的人際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連任五屆的人也可能落選、外地來的也有可能當選,本來這次挺我的,這幾年可能已經跟我結怨了……諸如此類,你就是要把新的恩怨再盤點一次。誰是誰的人、誰對誰有影響力、誰這幾年欠錢了只好任人擺佈,可以一次摸清楚。」

換言之,農會選舉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為「掌握了農會就掌握地方勢力」,而是「已經掌握了地方的人際與利害關係的團隊,才能在農會選舉中勝出。」一名南部農會幹部舉例,「去年地方選舉,大家都在說蕭漢俊(高雄農會總幹事)多厲害、幫韓國瑜多少票,事實上那是因為蕭背後是王金平,王金平對地方關係是瞭如指掌,王金平也根本不需要去掌握農會,這些地方組織自然都會在他熟悉的、可以動到的範圍之內。大家談農會的這種說法,是倒因為果。」

台灣農會選舉,恰好落在總統大選的隔年、地方選舉的前一年,以本屆為例,下次改選期程會落在2021年,「所以農會選舉完,隔年馬上就選縣長、議員,再過兩年選總統、立委。選完立委,又要再改選農會,週而復始。農會等於是一種練兵,你選完,整個盤基本上就照這樣走,就對了。」

這位農會選舉操盤手說,「用都市計畫的概念來說,兩年要做一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我們基層農會選舉,就是一次地方的『人際網絡通盤檢討』。」

高雄地下電台「台灣人之聲」。

高雄地下電台「台灣人之聲」。攝:林沂鋒/中央社

地下電台

(以電台去做)人的經營就會產生死忠的支持者,口語傳播的信任度還是遠遠高過(其他)大眾傳播。

從政前曾任電台主持人的立法委員 王定宇

地下電台,又稱海盜電台,是指未經合法申請、未取得主管機關許可就播音的廣播電台。早年,廣播電台是兩岸軍事對峙的兵家必爭之地,必須取得許可才能播放,不少地方型的「名嘴」則直接架設相關設備,對特定區域民眾「放送」廣播節目。

由於電波功率有限,使這些小型地下電台的地方色彩濃厚,讓民眾覺得親切。每天清晨至深夜,無論聽眾身在何處,只要一打開電台,就能聽到電台主持人說著一口流利地閩南語,向民眾親切問好、噓寒問暖。而聽眾也習慣性地每天 Call-in 至節目裡,舉凡婆媳關係、健康問題、交通事故或政治意見等問題,一股腦地全向主持人傾訴。

台灣的地下電台與政治的關係,一直都相當密切,隨著台灣社會變遷與民主化運動,它的角色與所處位置也不停地在轉變。過往,這些地下電台,會鼓動聽眾衝撞現有體制,而被稱作「民主電台」。1987年台灣社會剛剛解嚴,電子媒體在黨國體制之下,長期被黨政軍壟斷。此前政府還因為要全面掌控廣播媒體,設下「凍結廣播頻道申請」的限制,使得電台大多是非法經營,被稱作「地下電台」——泛指未經「合法」程序申請核准、因而未持有執照的廣播電台;它們不被政府承認,也不受政府管轄。

此後,為落實媒體開放政策,自1993年開始,主管機關新聞局公告將分十個梯次開放民間申設廣播電台,希望「非法的」地下電台可以合法化。

由於地下電台設備費用低廉具有可接近性,以及話題尺度毫無限制等特性,很快地就受到眾多「黨外人士」的歡迎。整個 1990年代,台灣的地下電台就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蓬勃發展。

不到兩年之間,幾個重要的廣播電台相繼成立,民進黨籍候選人張俊宏率先開設「全民電台」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接著資深電台主持人許榮棋成立《台灣之聲》;吳清棋成立《綠色和平》;陳水扁、林美娜等人成立的《寶島新聲》;林樹枝成立的《基層之聲》等。

長久以往,主持人與聽眾累積了深厚的信任基礎。對於不少地方政治人物來說,擔任地下電台主持人是深耕地方、製造影響力的第一哩路。在電台的放送時段,主持人慷慨激昂的內容,將會通過電台穿過街頭巷尾,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成為大選投票的參考指南。

「如果今天我真的出來選,沒有人選得贏我」台南的地方廣播電台「府城之聲」台長身兼主持人志明(本名康銀壽)十分有自信地告訴《端傳媒》。

在社群平台與數位媒體大興其道的同時,傳統廣播電台對南台灣基層選民來說,依舊很有影響力。這或許很難想像,但康銀壽並未誇大其詞,如果詢問台南的地方民眾(尤其是中老年族群),這些電台主持人可以說是神級 KOL(意見領袖)一般的存在。

舉例來說,2016年2月高雄美濃發生大地震,康銀壽在電台上表示希望大家捐獻賑災款項,不到三小時,聽眾就捐了八百萬台幣。地下電台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而康銀壽因為與前台南市長賴清德私交甚篤,在賴清德任內,他曾擔任過市府首席顧問。賴清德在任內也會固定時段上「府城之聲」與主持人對談,保持對地方的影響力。

儘管擁有強大的基層號召力,但許多地下電台普遍處於經費匱乏的情況,其中不少電台為了生存,開始販賣藥品,變成所謂的「賣藥電台」。以康銀壽為例,他除了是主持人之外,同時也經營「聚安堂藥廠」,並在自家開設的中藥館裡開設服務處,定期為民眾進行免費法律諮詢或報稅服務,與許多地方議員所做的選民服務一模一樣。

因此,對於許多地方政治人物來說,擔任電台主持人也是深耕地方的敲門磚。一名不願具名的電台主持人表示,現在許多電台為了生存,也會把時段賣給政治人物,讓他們可以定期在廣播上「傳播理念」。

現任台南市立法委員王定宇在從政前,也曾於南都電台擔任主持人數年。談起這些地下、地方電台與地方政治的關係,王定宇認為,重點在於「人」,意即是「誰」收聽這些電台。王定宇分析,電台聽眾多是計程車司機與工廠工人,這些人通常是訊息傳播的節點,「(以電台去做)人的經營就會產生死忠的支持者,口語傳播的信任度還是遠遠高過(其他)大眾傳播。」

以陳水扁競選總統期間為例,中南部多家地下電台業者就曾號召計程車司機去堵住國民黨黨部或進行抗議。這是從黨外時期累積的默契,通過地下電台的動員,形成一股具政治規模的力量。

在網路時代,電台反叛的「傳統」看似式微,卻以一種有趣的方式在年輕人當中重獲新生。「音地台灣網路電台」負責人音地大帝,在 2014 年太陽花學運期間曾開辦「大腸花論壇」一夕爆紅,當時他所採用的形式就是以地下電台大量開放民眾 call-in 的形式,搭配線上直播,對太陽花運動發表各種犀利的言論,吸引眾多年輕人參與與觀看。

實際上,早在十多年前,音地大帝就曾在現任立委林昶佐的邀請之下,擔任主張台灣獨立的「建國廣場廣播電台」擔任主持人,儘管當時主要是以播報音樂為主,卻是他以這個形式進行傳播的第一站。此後,他就開始積極參與社運,並創辦了「音地台灣網路電台」,關注台灣獨立音樂為主,擁有豐富的主持經驗與死忠聽眾。

整體而言,目前地下電台所能觸及到的民眾群確實不如以往,但實情是,這種媒介傳播形式其實一直在演變,而從未被淘汰。一名北部的廣播電台主持人分析,在北部,許多上班族、小資族也會在辦公室收聽廣播,即便在網路時代,電台影響力是難以衡量的。

至於中南部的地下電台,仍持續與其他地方組織有政治、經濟上的結盟,大多得以在選舉期間發揮影響力。這樣的特性,讓電台主持人在台灣的大小選舉中,仍能持續佔有一席之地。

2009年11月25日,前立委廖正井(中)因賄選被判當選無效,與雙親 及支持者前往監察院陳情,希望監察院還他清白。

2009年11月25日,前立委廖正井(中)因賄選被判當選無效,與雙親 及支持者前往監察院陳情,希望監察院還他清白。攝:張皓安/中央社

賄選(買票)

買票的重點不是多少錢、買了什麼票,而是誰來買,要推我和誰去投票。這個「誰來買」的「誰」,往往就是政治人物費力撬動的「樁腳」,而被他「買到」的票,則象徵著他能通過人情關係帶動的票源。

賄選,是指選舉之前,候選人透過組織動員的方式,提供現金或者有現金價值的禮品,誘導選民投票意向的行為。民間稱之為買票,每逢選舉,和造勢一樣少不了的,一定是買票。

台灣有句俗語戲謔說,「選舉無師傅,用錢買就有」,然而如果今天某位外來者握有鉅資,就真的能夠保證在選戰中勝出嗎?就是一手交錢、一手交票嗎?並不這麼簡單。

根據台灣法務部的歸納,歷年查緝到的賄選樣態之中,有以下幾種主要型態:買票、賣票、搓圓仔湯、包攬賄選。

買票,意指候選人以金錢或其他利益要求選民投給他;賣票,指選民自己「兜售」自己手上的一票或親友的「團體票」;搓圓仔湯,意指以各種協調、威脅、利誘方式,要求某一陣營候選人不要出來選舉,以達成讓其他候選人當選的目的;包攬賄選,則是由候選人以外的第三人出來進行賄選活動。

一名南部地區的樁腳,將買票行為解釋得十分形象:「買票不是在路邊兜售圓仔湯,四處走、看到人就賣,那樣沒有用,買不到票。買票不是銀貨兩訖的概念。到投票的時候,有很多人其實根本沒有決定要投你或是不投你,他對兩方候選人可能都沒有感覺,也不見得會出來投。但你如果透過某個親情網絡來『買票』,我不投就不好意思了。」

所謂買票,放在真實脈絡中,是以現金和選票為載體,撬動、進而拉攏鄉土社會綿密的人際網絡關係。買票的重點不是多少錢、買了什麼票,而是誰來買,要推我和誰去投票。這個「誰來買」的「誰」,往往就是政治人物費力撬動的「樁腳」,而被他「買到」的票,則象徵著他能通過人情關係帶動的票源。

都市地區人際關係疏離,造勢常見,買票不常見。如果用人們熟悉的網路工具來類比,造勢好比媒體對大眾用大聲公喊話,聲量大,收效難以預測。但深入鄉土人情的買票,就好比開動了一個社群網路,錢給了誰,他能帶動幾票,都可以預計,儘管從外來看猶如黑箱,但網路內部的轉化率卻可以算的清清楚楚。甚至一個人能帶動幾票,是不是真能帶動,在這時也成了這個人的信用評級──它象徵了這個人在鄉村社群網路裡的「影響力」和「信譽」。

另一名北部的村民則舉例:「每次到了選舉,家裡的老人、公婆拿了錢,到選舉時,不停狂call戶籍在家、人在外地工作的小孩,一定要回來投票。不是因為他很忠貞於他要投票的候選人,而是他必須對那個買票的人『交代』,買票的人說如果今天你拿了我十票的錢,你就要給我投十票,沒有的話,沒有下一次。」這名村民表示,在沒有年金時,鄉下老人的零用錢,往往要靠買票的錢來換,買票的錢,則要靠自己對家裡小孩的投票意向──不管是鄉民代表、議員還是市長,不同等級不同錢──的影響力來左右。

這也是為什麼,買票很少見到大筆的票數交易,一般都是十幾、幾十票買,因為,這才是社會人際網路的真實影響力邊界。一名鄉村地區的輔選幹部便說,「在選舉的時候,每個人的農村社會關係跟這個人的社會評價,都會被盤點過。」買票儘管違規違法,卻常常是每次選舉時,地區居民確認關係、地方頭人展現社會資本的重要載體。

「所以,歷史上也不乏一些案例,是候選人花了大錢買票、最後依然落選的,我們大家都會笑他說,這就是不會買,賠了夫人又折兵,」另一名實際參與過「買票」的幹部表示。

2018年11月21日,金門地方檢察署跨海高雄查獲高雄市長選舉地下賭盤,11月21日將涉案人林姓組頭等5人押解到金門。

2018年11月21日,金門地方檢察署跨海高雄查獲高雄市長選舉地下賭盤,11月21日將涉案人林姓組頭等5人押解到金門。 攝:黃慧敏/中央社

地下賭盤

境外資金到底有沒有透過賭盤企圖影響選舉結果?無論是賭場經營者、調查站人員,都認為「有可能,但只能在兩名候選人比數接近、戰況激烈的時候發揮作用。」

台灣法規明令禁止賭博,但相比起賭博可能帶來的收益,罰款金額可稱低微。在賭博的諸多標的中,最具公共影響力的,便是選舉。地下賭盤一直被認為是台灣選舉形勢的風向標,因為下注的都是真金白銀,許多人認為這比正規民調更能體現選民的誠實意向。但另一方面,選舉賭盤的莊家,也可以透過賠率的精細計算與樁腳設定,拉擡某一個特定派別的選情。

那是否意味著,地下賭盤就因此可以變成有心又有充裕財力的人干預選舉的渠道?例如,中共操縱賭盤干預選舉?採訪中,在賭盤操作各個環節的角色都告訴《端傳媒》,並不那麼容易。賭盤真要影響選情,前提是戰況本身已經很激烈,候選人咬得越緊,賭盤影響的空間才越大。

台灣的選舉賭盤很多,彼此獨立,不同地區有不同報價,有時候甚至只是幾個朋友「揪團下注」,也能構成一個小型賭盤。但選舉的最後結果、得票數卻只有一個,因此,全國性的選舉會製造出最大的套利空間:想利用總統大選賭盤獲利的玩家,會利用各縣市不同價差,在A地收了賭金之後,向B地的賭盤下注,在獲利的過程中,也讓各地報價趨勢漸趨一致。「到了選舉前夕,賭盤會比民調更準,就是這個原理」,資深的賭場經營者說。

依地下賭盤行規,賭客贏了拿錢,賭場經營者可抽取手續費。一般來說,下注以「支」為單位,每一支賭資一萬元,經營者從中抽取五百元,也就是說,若是賭贏了一萬塊,賭客可以拿回九千五百元。除了賺取手續費,經營者還要設法平衡「賭盤主角」的收注金額,以免賭客一面倒押注某一方,經營者最後落得自掏腰包賠錢。但無論如何平衡,經營者本身的資金量都相當重要,因此平日經營賭場、當舖、地下錢莊的經營者很容易是莊家。

一名選舉樁腳分析,外界甚囂塵上的「宮廟參賭」或「農會參賭」難度反而比較高,「要動廟裡的錢,沒有那麼簡單,不可能所有理監事都同意你亂挪經費去賭博,農會也是一樣,成本太高。還不如找平常就資金流動很大的單位來玩。」

至於境外資金到底有沒有透過賭盤企圖影響選舉結果?無論是賭場經營者、調查站人員,都認為「有可能,但只能在兩名候選人比數接近、戰況激烈的時候發揮作用。」

一名觀察村莊內親友下注的人士指出,有心人士若抱著大筆資金想要影響選舉賭盤,很可能採取「我出錢、你幫我下注」的模式進行。「好比說我今天給你五百萬,說我想參賭,你幫我下注,買某某人贏。輸了沒關係,五百萬當做掉到水裡,但贏了我跟你對半分。這樣你玩不玩?會玩吧?下場玩了以後,你就會希望那個某某人真的贏,所以就開始拼命拉票。」

地方調查站人員則觀察,會在選舉期間被揪去「下注」或者「代賭」的人,多半是意志力相對薄弱、財務狀況也有問題的人,「這些人如果收到來路不明的資金說要幫忙下注,他可能已經賭瘋了,沒意識到這筆錢有問題。又或者,就算他意識到了,他也會選擇不去想它,就繼續玩。這就是賭徒的心理狀態。」

但是另一名曾參與破獲賭盤的退休警察,則認為「中共真的要介入賭盤,也沒有這麼容易」,他分析,台灣選舉的賭盤分散,彼此之間互相獨立,「如果B候選人明明落後於A,但卻有人以高額資金異常下注B贏,那就會有兩種結果,一是大家聽到風聲、紛紛跑來下這局,那確實有可能影響到選舉;但也有可能別人覺得有人想操縱選舉,不一定會跟,那他就變成自己玩自己的。」

幾位選舉操盤手都同意,如果戰況越激烈,賭盤才越能發揮影響選情的效果。畢竟根據經濟學原理,「如果要把落後很多的候選人玩到贏,那還真是要花千億以上的金額,都還未必能成功做到。如果這種『反常』的賭盤真的玩得起來,那應該已經不叫賭博,這算是一種『透過賭盤買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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