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金馬2019

「封殺」金馬獎,港片如何站隊?政治激化下香港電影的困境和生機

香港電影人不能再迴避一個生存問題:在「政治必須表態」的時代,香港電影也沒有政治中立可言。


2019年11月2日,銅鑼灣一塊電車站的電影海報,當中的演員被塗上了黑色口罩。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11月2日,銅鑼灣一塊電車站的電影海報,當中的演員被塗上了黑色口罩。 攝:林振東/端傳媒

時至今日,合拍片早已名存實亡。香港電影人北上拍片,早就不單純是經濟行為,更是一場政治表態和投誠——不高調「愛國」的話,就得被封殺。但反過來說,在中港政治矛盾已經難以逆轉的當下,愈來愈多香港電影人「放棄」內地市場,高調宣示其政治取態。這會否是萎靡不振的香港本土電影進行絕地反擊、構建新型本土電影圈的契機?

五部港片,在被封殺的金馬

今年8月,內地官方宣佈「暫停」所有內地電影工作者參與本屆金馬獎競賽,算是單方面「封殺」金馬,惟此舉亦連帶令去年香港電影在金馬獎中大放異彩的景象幾不復見。消息傳出至今,香港傳媒對金馬獎相關新聞低調處理,甚至連有多少部港片入圍的基本資料都掌握得不準確,部份港媒指共有三部,有部份說四部,但實際上應該是五部:劇情長片《金都》和《叔‧叔》、短片《紅棗薏米花生》和《老人與狗》、以及紀錄片《戲棚》。

五部影片,全都是成本較低的獨立製作。相對而言,香港電影人高調配合內地官方抵制,並退出金馬獎的消息,則更令人關注了。這說的,是數月來先後有多部商業大片都宣佈退選或表明不參選金馬,主演男星名單羅列出來,名氣之大,令人咋舌:劉德華、古天樂、張家輝、梁家輝、任達華、梁朝偉、郭富城。另剛揚威威尼斯影展的動畫《繼園臺七號》亦主動放棄競逐。當然最受爭議的,是香港導演杜琪峯於9月突然辭任金馬獎評審主席一職。其正式請辭理由是「與電影投資方的製作合約所限」,這個曖昧的說法顯然是暗示他受制於內地的官方態度,從而讓他新近執導的電影《我的拳王男友》,得以在內地順利上映。

香港影人內地生存法則

在內地工作的香港電影人必須跟從官方風向,這早已不是什麼秘密,金馬獎被封殺而令他們必須馬上表態歸邊,亦肯定不是個別事件。對香港電影人來說,昔日因合拍片興起而北上發展的美好歲月早已結束,當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嚴重萎縮,電影投資者與內地資金千絲萬縷,大批優秀的資深香港電影人便如陷入泥沼之中,難以從內地電影市場抽身而走。為了讓電影可繼續拍攝和上映,他們必須跟隨內地官方主旋律,即使強如杜琪峯亦不能悻免。

從宏觀結構上看,香港電影人在內地所遭遇的,並不是單純的歸邊和表態。近年內地政治環境日漸收緊,官方對文化事業的鉗制愈加明顯,電影審查限制了電影人的創作自主性,除了少部份完全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題材外,愈來愈多不直接涉及政治的題材和畫面都被禁止,像「穿越」不可拍、「現代鬼怪」不可拍、「婚外情」不可拍、「同性戀」也不可拍,但官方又從來不會告訴你具體的標準,換言之,電影人必須先做自我審查,花費大量氣力去猜度審查的準則,漸漸消磨掉創作上的意志。

例如香港導演彭浩翔早前宣佈開拍《鹿鼎記》,但電影批文卻遲遲未有消息,據報官方認為外族入侵題材敏感,故不批准拍攝。饒有意思的是,彭浩翔曾在今年夏天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嚮應內地網民在微博發起「我是護旗手」運動,高調表態做「護旗手」,但此舉對其電影的審批沒有幫助。至於另一香港藝人王祖藍,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一向的政治取態也相當「親中」,卻因為在運動中沒及時宣示自己是「護旗手」,便遭到內地網民灌水圍攻。在一個訪問中,王祖藍亦承認,內地主流輿論對政治十分敏感,偶一不慎,便會觸碰到幾百萬網民的神經。

香港導演彭浩翔早前宣佈開拍《鹿鼎記》,據報官方認為外族入侵題材敏感,故不批准拍攝。

香港導演彭浩翔早前宣佈開拍《鹿鼎記》,據報官方認為外族入侵題材敏感,故不批准拍攝。網上圖片

合拍片是怎麼失敗的

彭浩翔跟王祖藍的例子,說明了香港電影人及藝人在內地生存的尷尬處境:他們為了生存,不得不高調、迅速且準確地在任何政治事件中表態,尤其是當中港政治矛盾愈演愈烈,藝人表態親中愛國是在內地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免受網絡攻擊的護身符。然而這種表態,卻不能夠完全保證他們的電影可以順利開拍。於是,政治表態漸漸變成了香港電影人的條件反射動作,他們對內地政治風向非常敏感,既要揣摸官方意識形態的微妙變化,以順利通過審查,也得跟循內地網絡上的民粹走向,以免因偏離民情而變成不受歡迎藝人,繼而遭到集體封殺。

2014年,內地廣電總局公佈「封殺劣跡藝人」措施,明文規定禁用一些有「道德問題」的藝人,如「吸毒」、「嫖娼」等。 雖然措施針對的,只是藝人的道德操守,例如房祖名、柯震東純因吸毒而被封殺,與政治立場無關,但「封殺」也同樣是內地官方懲治言行不符官方意識形態之藝人的慣常技倆。「劣跡令」出爐之際,適逢香港雨傘運動開始之時,台灣太陽花運動亦剛結束不久,如杜汶澤、何韻詩、黃秋生等高調支持運動的藝人皆被內地封殺至今。

從官方角度看來,封殺藝人自然是為了收殺雞儆猴之效,同時也明確向所有台港藝人釋出訊息:政治表態並非交換籌碼,而是生存條件,藝人要在內地生存,就必須完全迎合官方意識形態,不能有半點含糊。也就是說,在現實政治環境中,香港和台灣的反中意識愈漸激化,藝人卻愈來愈難保持中立,他們必須先在政治上投誠,才能換取進入內地市場的入場劵;而一旦他們在言行上有什麼行差踏錯,表現出丁點遲疑和不忠,就會馬上遭到抵制,嚴重的甚至被掃出內地電影市場。

對於曾經對中港文化融合、合拍片市場抱有希望的香港電影人來說,這是一個十分清楚的訊號:內地的所謂以億計算的電影市場,說穿了就是一個政治主導資本的體系,「文化融合」本來可能是善意的,但至今已成人盡皆知的謊言,香港電影人北上,所看到只是量化的市場和資本,而不是文化交流。過去如徐克、周星馳甚至杜琪峯都曾嘗試把港產片的文化精神(港味)溝進(摻進)內地電影市場,最後都被政治操作陰乾了。所謂合拍片,幾可宣告徹底失敗。

2015年的《十年》,不僅是香港電影人對內地政治的反撲,也是對舊式商業港產片生產邏輯的回應。

2015年的《十年》,不僅是香港電影人對內地政治的反撲,也是對舊式商業港產片生產邏輯的回應。網上圖片

沒有政治中立可言

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香港電影人和藝人紛紛北上,香港本土電影市場也同時出現萎縮。在可見的將來,香港本土電影市場並沒有復甦的跡象和契機。單純以市場調節,幾乎已不可能令香港電影市道回復昔日風光;香港政府對電影工業的資助一直被受抨擊,除了出產個別幾部優秀作品之外,近年很多受資助的作品都是不叫好又不叫座的劣作;再加上在反修例運動的風潮下,香港政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裡,過去幾年似乎已摸出一點發展模式的本土話題電影,也似有回軟之勢,即使沒有這次內地封殺金馬獎事件,今年的香港電影也似乎欠缺過去幾年那種文化意涵,難以在金馬獎大放異彩。但從另一角度看,中港兩地本來在文化意識和電影工業生態上都存在著不少差異,政治爭議不過是將這種差異浮出水面甚至激化,同時也令香港電影人不得迴避一個生存問題:在「政治必須表態」的時代,香港電影也沒有政治中立可言。

電影不再只是娛樂,或者說,政治也成為了娛樂。對於日後香港電影工業發展,跟香港電影人的前景,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是獨立電影的發展。2015年的《十年》,不僅是香港電影人對內地政治的反撲,也是對舊式商業港產片生產邏輯的回應。如果說合拍片的圖謀是香港電影資本化的終極表現,《十年》的刀仔鋸大樹則表現了電影生產零散化的生態轉型,新一代電影人更多選擇拍攝短片和微電影,或題材冷門的劇情片以及紀錄片;香港本土觀眾亦會為電影的「本土意識」而支持電影,而非單單將「看電影」視為一種純粹的娛樂消費行為;而更多的本土電影製作,將會以眾籌集資、參加影展、社區放映及網上串流來生存,以擺脫單位投資者及大型院線的政治制肘,等等。

例如在2017年,一部以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為題的紀錄片《地厚天高》,由於題材敏感,無法在大型院線播放,但卻在反修例運動中大受歡迎,並進行了多次不同形式的放映會。影片亦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年度推薦電影之一,以及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獲評審團特別獎。《地厚天高》無法以傳統票房衡量其價值,但對於香港本土觀眾來說,這反而是他們更值得珍視的本土文化實踐,用以對抗日漸蠶蝕香港社會的內地政治。

2019年11月5日,杜汶澤和陳百祥於香港電台「視點31」的直播節目《談局勢論民情》討論現時香港局勢。

2019年11月5日,杜汶澤和陳百祥於香港電台「視點31」的直播節目《談局勢論民情》討論現時香港局勢。網上圖片

以杜汶澤轉型為例

其二是藝人在政治表態上的自主性。愈來愈多藝人不介意「放棄」內地市場,亦高調地作出具本土意識的政治表態。2014年的雨傘運動後冒出了一批被內地封殺的「反中藝人」,像杜汶澤和黃秋生失去大量片約,電影產量遽減,何韻詩、黃耀明等無法在內地開演唱會、甚至影響他們在香港的演出機會等。但反過來說,正是由於中港政治矛盾加遽,這批在政治上敢言的藝人反能吸納更多本土觀眾支持,尤其近月反修例運動中,高調支持抗爭者儼然成了一種對抗性的政治表態,跟「親中藝人」壁疊分明。香港民間紛紛亦以「黃絲藝人」、「藍絲藝人」標籤兩種政治取態的藝人,亦令這批被內地封殺的藝人建立起一批以政治立場先行、也更加堅實的粉絲群體。

即使有粉絲,也未必能為被封殺的藝人帶來實質生計,像黃秋生被封殺後,雖有一部《淪落人》有口皆碑,卻無助他的電影事業復甦。反而杜汶澤的轉型,則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案例。杜汶澤在2014年因高調支持台灣太陽花運動而被內地封殺,片約銳減,卻也非全無作品,起碼他曾在2017年自編自導自演作品《空手道》,亦深獲好評。然而,他卻在2018年創辦自家網台「杜汶澤喱騷」,至今已累積近五十萬訂戶,其節目內容幾乎觸及了所有主流廣播傳媒的禁忌,如敏感政治話題、性話題、粗口等。杜汶澤的網台雖以娛樂為主,其政治立場卻令他成了一名黃絲KOL。近日香港電台一個電視節目中,杜汶澤以「黃絲藝人」身份,獲邀跟另一名「藍絲藝人」陳百祥就反修例運動進行辯論,成為一時熱話。

當然,杜汶澤可能只是一個特例,卻揭示了香港電影人的未來出路:香港電影工業的零散化、網絡化、本土化和政治化等趨勢,似乎正為留守本土的香港電影人創造出新型娛樂經濟模式,香港藝人不甘為生計而向內地投誠,並試圖捍衛作為藝人的政治自主性。近月香港的黃色經濟圈(由支持香港抗爭者的商舖和消費者所組成的經濟網絡)正在萌芽,香港電影能否向其借鏡,建立一個獨立生存的本土電影經濟圈,以擺脫內地電影經濟政治體系的制肘?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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