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新譯作、知名東亞研究專家傅高義的作品摘錄，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轉載。
《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作者：傅高義
譯者：毛升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
中國現在處在中日關係的主導地位，這是兩國面對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的實質是什麼？兩國在新時代該如何合作，才能既造福彼此，又能有利於其他國家？
2014年後的中日關係
在西方探險家、商人和傳教士到來前，中日兩國是靠一個由中國文明主導的、鬆散的區域秩序聯結起來的。但現在，這兩個國家都是全球秩序的一部份，這一秩序儘管很不完美，卻是根據一套最初由西方國家建立、比中國秩序複雜得多的規則和程序來運作的。即使將來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仍是西方人創造的這個全球體系的一部份。中國在世界各地獲得影響力與籌碼後，已開始在現存的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中國也正在帶頭創建新的區域和全球制度。儘管為中國所建，這些制度在運作上與其說是按照中國處理與外部世界關係的傳統方式，不如說更像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下所建立的制度下運作。自同盟國軍事佔領的那天就臣服於美國的日本，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全球經濟強國，並將繼續在美日安全同盟的框架下運作。但自從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美國與區域及全球組織的聯繫日益鬆散，日本變得更加自主，慢慢開始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上也變得更加主動。
現在中日兩國人民彼此間的聯繫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得多。1978年改革開放後最初幾十年間，中國的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獲得長足的進步。時至今日，中日間商品交換和人員往來的規模是1972年兩國重新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時的一百多倍，商品交換頻繁，遊客眾多。今天，兩國間單日人員往來與商品交換的數量，就超過清朝與德川時代十年間的總量。從二戰到1972年間，兩國年度貿易額從未超過十億美元；但到2017年，兩國年度貿易額已高達三千億美元。
1965年是中日關係正常化前日本訪華人數最多的一年，除去參加廣州交易會的日本人，全年只有不到五千名日本遊客來到中國；而在2018年，日本政府發給中國旅客的簽證超過八百萬份，來華的日本人超過二百六十八萬。到2018年，中國旅客單日赴日人數約為兩萬多，該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中國現在有超過三萬家日本公司，比任何其他國家的外資公司都要多得多。即使一些負責地方經貿關係的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表達反日情緒，實際上卻很務實，願意與日本人合作。日本公司也通過電子商務為中國消費者提供產品。
與其他主要國家領導人的交流相比，中日領導人之間的交流，互信程度低、共鳴不多、坦誠交流的次數也很少。
儘管如此，與其他主要國家領導人的交流相比，中日領導人之間的交流，互信程度低、共鳴不多、坦誠交流的次數也很少。他們的交流方式比較嚴肅、更加官樣。沒有任何一方的高層政治領導人與對方國家的國民有私誼或深交。兩國最高領導人偶爾會趁參加區域或國際組織會議之便，安排一些短暫的場外會談，但他們長談的次數，五年間不會超過一次。按照中國接待外賓的標準，日本官員通常得不到高規格接待，有時甚至根本得不到接待。
1894–1895年甲午戰爭前，東部沿海大城市之外的大部份中國人幾乎沒有意識到日本的存在。甚至直到1937–1945年中日戰爭期間，除了那些生活在大城市或日本軍事基地附近的人，佔中國人口80%的農村人口沒有收音機，幾乎沒有人知道日軍在中國做了什麼。而現在，中日兩國幾乎所有人每天都能通過電子媒體得知關於對方國家的新聞和專題報導。在中國，主管國家媒體的官員們監控着傳播給大眾的信息的內容。1992至2014年，中國觀眾在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形象。現在的日本已沒有類似他們在二戰時期設立的那種有組織的宣傳部，但日本媒體關於中國的報導中，有中國示威者向日本商店投擲石塊、中國軍艦與飛機騷擾尖閣諸島／釣魚島附近的日本船隻這樣的電視畫面。兩國播出這類新聞所造成的後果，就是一種普遍的、互相的、公開的敵意，這種敵意在2010至2014年間到達高峰。儘管如此，隨着中國人均收入開始提高，日本工業產品倒是獲得了中國人的青睞。
因此，中日間廣泛的民眾交往以及經貿關係建築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受制於兩國民眾間普遍的敵意以及政治領導人間因缺乏互信而導致的兩國關係的波動。因為中日關係中的諸多情緒歸根到底來自對歷史的看法，除非他們處理好由歷史問題造成的情緒反覆，兩國關係就很難建立在一個更堅實、穩定的基礎上。
中國領導人的憂慮及其對歷史的利用
中國領導人對日本的憂慮反映在他們提出的有關歷史的問題。中國領導人最常提到的有三個議題：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日本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殘酷，以及日本教科書沒有準確地講述中日戰爭。中國強調這三個議題，究竟是在擔心什麼？
靖國神社問題
從中國人的角度，領導人前往參拜奉祀戰犯之地，這種行為和他們關於和平的「空洞」言論相比，更道出了日本的真實意圖。
在過去的一百二十五年間，很多日本領導人都對中國表達了善意，但中國終究因為日軍進犯而遭受巨大痛苦──不只包括1937至1945年的中日戰爭，還有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1927年的濟南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及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國領導人也回想起豐臣秀吉越過朝鮮、佔領北京的企圖。他們在日本人身上看到了為國赴死的武士道精神。他們擔心日本可能再次成為富有侵略性的軍事強國，不相信日本宣稱的和平意願是能用來預測其行為的可靠指標。因此，他們對於任何軍國主義者可能再次在日本掌權的蛛絲馬跡都很警惕。對於日本增加軍費的討論、取消《和平憲法》第九條關於禁止以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的提案，以及右翼活躍人士的言行等，中國領導人都很敏感。
對中國人來說，二戰後被判為甲級戰犯者的人入祀靖國神社，標誌着日本人仍然尊重那些侵略中國的人。靖國神社還入祀其他為國捐軀的日本人，而日本未曾將戰犯移出靖國神社──在中國人看來，這證明了日本在強化年輕人為國犧牲的意識。有些才識淵博的中國人也察覺到，靖國神社的遊就館還在美化日本的軍事成就。
遭受過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領導人，一旦看到任何日本可能變得更加軍事化的信號，就會強烈地感到不安。戰犯入祀靖國神社，以及此後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都讓中國擔心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從中國人的角度，領導人前往參拜奉祀戰犯之地，這種行為和他們關於和平的「空洞」言論相比，更道出了日本的真實意圖。
南京大屠殺
對中國人而言，南京大屠殺代表着日本軍人的邪惡本質。很多中國人對日本人如何殘暴的故事耳熟能詳。對日軍在南京施暴的報導，正好契合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所聽說的揮刀殺人的武士和嗜血的日本海盜的故事。
當中國人聽到日本學者提出南京大屠殺中的遇難者人數並沒有中國聲稱的那麼多時，他們認為這是日本學者試圖減輕日軍在中國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如果日本試圖淡化軍隊所犯暴行的殘暴程度，自然會讓中國人懷疑他們是否真的放棄了前人的做法。
教科書問題
中國人擔心，由於未曾接受過譴責軍國主義歷史的教育，日本的下一代將很容易成為前幾代那樣的侵略者。中國質問，如果日本確實拋棄了軍國主義的過去，為什麼他們不以史為鑑，在教材中譴責過去的行為呢？對中國人來說，教科書成為一種衡量日本學生如何接受教育的可見的、具體的標誌。知識廣博的中國人意識到，日本高中的社會科學課程所用的教科書幾乎沒有涉及兩次中日戰爭的背景知識。在他們看來，今天日本的年輕人並未充分意識到日軍犯下的罪行是多麼恐怖，因此他們並沒有完全拒絕發動戰爭。中國追問，如果日本青年被其領導人徵召入伍，他們難道不會做出和其祖父、曾祖父一樣殘酷的事情嗎？
中國領導人與日本的有限接觸
二戰以來，與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不同，中國領導人和日本人的接觸很少，因此沒有機會觀察到日本對和平的承諾有多麼堅定。他們的看法和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一樣，更多地受到對二戰時期日軍暴行記憶的影響。
中國領導人對歷史的利用
中國政府假設：當日本領導人露出試圖復活軍國主義的苗頭時，強烈的批評和警告最終可以制止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當他們發現日本有可能變得更加軍事化的跡象時，就會利用中國人民的憤怒警告日本。
中國領導人在利用民眾的歷史記憶，提高中國對日本的影響力。中國政府假設：當日本領導人露出試圖復活軍國主義的苗頭時，強烈的批評和警告最終可以制止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當他們發現日本有可能變得更加軍事化的跡象時，就會利用中國人民的憤怒警告日本。例如，中國領導人發動輿論，抗議中曾根康弘首相在198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四十週年紀念日那天參拜靖國神社。又例如，日本宣布計劃於2010年在國內法庭審判在尖閣諸島／釣魚島附近衝撞兩艘日本巡邏船的中國漁船船長之時，中國發動了一場反日運動。當2012年日本宣布要將這些島嶼「國有化」時，中國再次組織了一場反日宣傳運動。
中國領導人時常會為了達到某種特定目的，喚起公眾對日本侵略歷史的關注。比如，1980年代日本對於是否延長現有的援助中國的計劃猶豫不決時，中國對日本處理歷史問題進行更加激烈的批評，直到日本同意繼續援助才減弱了批評力度。不少中國人和商人因為別的過錯，沒有從日本人或日本公司處獲得報酬時，也會拿日本過去的侵略說事兒。
當聯合國討論日本是否可以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時，中國政府以日本過去的侵略行徑為由，表示無法接受。中國領導人還動員民眾簽署抗議書，參加反日遊行示威。
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學生示威和1991年蘇聯因國內民眾的抗議解體之後，中國領導人開始引入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在下一代中鼓吹愛國主義。為了建立對國家的忠誠，中國媒體上出現了大量批評日本戰時對華行徑的文章。中國政府也開始利用電影、電子遊戲及其他的數字媒體等新媒介，展示日軍的殘暴行徑，爭取年輕人給予正在保護國家免於落入敵手的領導人更多支持。例如，在2012年，中國政府批准製作六十九部反日電視連續劇和一百部反日電影。自1915年中國反對日本的《二十一條》以來，中國領導人就已經發現，反日宣傳是建立對政府和領導人忠誠的有用工具。
日本的歷史問題
日本很難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回應外界對其侵略史的指控。
日本的歷史問題的實質在於，儘管日本人強烈地希望尋求和平道路，但是對祖先的尊重以及拒絕向中國人低頭的決心，使他們無法滿足中國的要求。日本人已經否定了軍國主義道路，但他們希望尊重自己的同胞，特別是為國犧牲的親屬。他們認為，即使先輩做了壞事，那也不是因為其本性邪惡，而是因為他們當時面對一個別無選擇的困境。除了一些右翼團體的成員，日本人深信侵略中國是錯誤的，並對本國給對方造成如此深重的痛苦深表遺憾。但日本人也覺得他們已經付出了巨大代價，比如盟軍針對日本多個城市的大規模空襲、扔在日本境內的兩顆原子彈，以及為時七年的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民眾的主流觀點是，日本戰後處理戰時對中國造成的痛苦，最好的方式就是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援助。他們高興地看到，自己的國家對和平的追求以及對其他國家的慷慨援助，使日本獲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除中韓兩國之外）。在普通民眾看來，日本已經對中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這些貢獻卻沒有得到中國適當的肯定。
日本人承認，中國無論在軍事還是經濟上都變得更加強大。在處理對華關係問題上，日本希望被視為一個被尊重的平等國家，而不是被迫臣服於中國的要求。他們也認為，中國利用反日言論，維持國內的團結以及從日本獲得好處。因此，當憤怒的中國領導人教訓他們必須做什麼的時候，他們偏不肯配合。
日本相信，中國在利用歷史問題來達成某種對日本不利的目的。他們曾藉歷史問題向日本要求更多的協助與賠償，也曾藉此與那些遭遇日本侵略的國家合作，使那些國家親近中國，疏離日本。中國特別對南北韓用過這個方法，也對東南亞和美國做過類似的事情。日本注意到，中國提醒外界，美中兩國曾在二戰期間攜手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對於中國利用歷史問題阻撓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深感失望：該行為罔顧日本是聯合國預算的第二大捐助國，以及自1945年來日本一直在追求和平的事實。
日本很難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回應外界對其侵略史的指控。日本曾辯駁說，諸多對日本侵略行徑的指控是誇大其詞。他們也大嘆不公：為什麼美國屠殺印地安人的歷史、比利時在比屬剛果的行徑、或者英國及其他殖民強權剝削殖民地的作為，不再時時被人拿出來檢討，而日本卻仍是批評的焦點？年輕人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需要為七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不斷向中國道歉（這些事發生在他們出世很多年以前）？2016年的皮尤調查顯示，53%的日本受訪者認為日本已經作了足夠的道歉，而只有10%的中國受訪者同意這種看法。
面對歷史，展望未來
當下關於中日關係史的討論，都集中在兩國關係中不幸的一面，對於積極的一面卻關注較少。
當下關於中日關係史的討論，都集中在兩國關係中不幸的一面，對於積極的一面卻關注較少，比如兩國間大規模文化借鑑的幾個時期，尤其是日本大規模借鑑中國的600–838年，以及中國從日本借鑑頗多的1895–1937年和1978–1990年代。中日文化都隨着歷史而變化，但它們在書寫文字、文學、佛教、儒學、藝術、建築和音樂等方面仍然保留着廣泛的共同之處，有些甚至已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份。如果國家政策允許，這些共同之處可以成為兩國在未來繼續合作的基礎。中日雙方都更強調自己如何有恩於對方，以及如何受到對方的壓迫。這些鮮活的歷史形象被用於加強對本國及其領導人的忠誠。
中國一直在強調中日關係史上的陰暗面，尤其是通過賣座的中日戰爭電影強化這一點。很多中國人相信日本人本質上就是具有侵略性的。在中國的愛國主義論述中，1937–1945年的中日戰爭不過是暴露日本人本性的最新篇章。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人儘管有禮貌，也只是表面的。就像在現代史上，日本人嘴裏講要合作，但最後他們製造事變，偷襲了中國和美國一樣。
中國人幾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與日本關係中積極的一面，也沒有意識到他們從1895年後「學習日本」的各種項目以及1978年後的日本「發展援助」項目中受益巨大。他們沒有完全認識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日本援助項目的慷慨程度，也並未意識到日本已作出的道歉程度之深，以及日本多麼徹底地放棄了軍國主義、追求和平。
通過兩國漫長的交往史，日本人對於中國要求別人臣服於自己的自大與傲慢有着深刻的認知。自607年以來，日本不願意向中國低頭，堅決要求被視為政治上的一個平等國家。對日本人來說，每次中國要求他們低聲下氣地道歉，就代表着中國試圖宣稱其優越性的最新版本。日本人願意道歉，但他們還不打算卑躬屈膝地按照中國要求的那樣去道歉。
日本人了解日本對滿洲和台灣的現代化，以及1895年和1978年後中國的現代化所做出的積極貢獻。在他們的集體歷史記憶中，對於日本對中國所造成的傷害和痛苦留意不多，而這恰恰又是中國不斷在強調的問題。日本政府有時不允許那些批評日本侵華的教科書進入課堂，很多出版物和公共討論都在粉飾日本在中國所犯下的暴行。
面對歷史，中日兩國能做什麼
通過向本國國民提供更完整、更準確的歷史敘事，以及對當下的兩國關係進行更持平的講述，兩國可以避免讓歷史造成的問題繼續惡化。他們可以幫助國民更好地了解中日間長期的、互相交織的歷史，以此方式承認彼此學習的程度之深，並呈現彼此合作的正面經驗。
日本首相和其他高層官員應該作出決定，在任期內不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高中歷史必修課的課綱上，應該提供關於中日戰爭更全面的論述，特別在教科書中應該使用「侵略」一詞。日本可以製作更多電視節目，完整呈現日本侵略帶給中國人民的痛苦。每一個作為個體的日本人，都應更多地了解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的態度。
中國人應向學生教授更多關於1895–1937年以及1978年後，中國從日本學到了什麼的歷史。他們可以為民眾提供更全面的陳述，包括日本在1945年後追求和平的努力、1978年以來日本對中國的貢獻，以及日本官員已經作出的道歉。他們可以減少二戰反日電影在中國製作和放映的數量，代之以在博物館、課堂以及媒體上對日本更公允的描述。
中國人也可以研究日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以此警惕自己：國家富強後，一旦支持軍事擴張的力量強大到成為國家領導人都無法約束的極端愛國主義情緒時，最終可能會導向災難。
新願景：政暖經熱
自2010年以來，改善關係的關鍵一直都在中國人手中。
中國和日本都習慣將兩國之間的關係描述為「政冷經熱」。儘管政治關係不佳，兩國卻有着廣泛的經貿關係。現在的問題是，兩國能否在經濟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改善外交關係？
自2010年以來，改善關係的關鍵一直都在中國人手中，既因為中國在戰時受害更深，也因為中國現在是更大的經濟體，擁有更大的全球影響力。中國領導人當然也會考慮，在一些區域和國際問題上，與日本的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國領導人在多大程度上對老百姓的忠誠有足夠的自信，不必再利用反日節目進一步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1990年代，描寫日本敵人的戰爭題材電影是加強愛國主義的有效手段，當國家領導人對民眾的愛國主義有足夠自信時，就可以減少製作與利用這類電影。
中日之間因為歷史問題所產生的不滿情緒如此之深，迅速滋生信任感並成為親密朋友是不現實的。這可能是未來幾十年的目標。接下來十年的合理目標，應該是以直接、坦率、務實的方式處理兩國關係，使兩國可以成為可靠的合作夥伴。期待中日兩國在接下來的十年裏能夠享有「政熱」是不現實的。但如果他們能繼續擴大合作，達到「政暖」則並非不可能，比如「一帶一路」項目、發展聯合項目以解決環境問題，以及共同參與多國組織。
對美國來說，中日之間發展出更密切、更務實的關係應該不是一個問題。一些美國人可能會有警惕性的反應，但他們的警惕可能放錯了地方。中日關係不那麼緊張，加上西太平洋秩序日趨穩定，以及兩國對維持世界秩序作出貢獻，這些都符合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