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傅高义：政暖经热，面向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怎么走？

【编注】：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新译作、知名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的作品摘录，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载。

《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作者：傅高义

译者：毛升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

中国现在处在中日关系的主导地位，这是两国面对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实质是什么？两国在新时代该如何合作，才能既造福彼此，又能有利于其他国家？

2014年后的中日关系

在西方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到来前，中日两国是靠一个由中国文明主导的、松散的区域秩序联结起来的。但现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全球秩序的一部份，这一秩序尽管很不完美，却是根据一套最初由西方国家建立、比中国秩序复杂得多的规则和程序来运作的。即使将来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仍是西方人创造的这个全球体系的一部份。中国在世界各地获得影响力与筹码后，已开始在现存的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中国也正在带头创建新的区域和全球制度。尽管为中国所建，这些制度在运作上与其说是按照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传统方式，不如说更像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下所建立的制度下运作。自同盟国军事占领的那天就臣服于美国的日本，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强国，并将继续在美日安全同盟的框架下运作。但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与区域及全球组织的联系日益松散，日本变得更加自主，慢慢开始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也变得更加主动。

现在中日两国人民彼此间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初几十年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获得长足的进步。时至今日，中日间商品交换和人员往来的规模是1972年两国重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的一百多倍，商品交换频繁，游客众多。今天，两国间单日人员往来与商品交换的数量，就超过清朝与德川时代十年间的总量。从二战到1972年间，两国年度贸易额从未超过十亿美元；但到2017年，两国年度贸易额已高达三千亿美元。

1965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前日本访华人数最多的一年，除去参加广州交易会的日本人，全年只有不到五千名日本游客来到中国；而在2018年，日本政府发给中国旅客的签证超过八百万份，来华的日本人超过二百六十八万。到2018年，中国旅客单日赴日人数约为两万多，该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中国现在有超过三万家日本公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外资公司都要多得多。即使一些负责地方经贸关系的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表达反日情绪，实际上却很务实，愿意与日本人合作。日本公司也通过电子商务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产品。

与其他主要国家领导人的交流相比，中日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互信程度低、共鸣不多、坦诚交流的次数也很少。

尽管如此，与其他主要国家领导人的交流相比，中日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互信程度低、共鸣不多、坦诚交流的次数也很少。他们的交流方式比较严肃、更加官样。没有任何一方的高层政治领导人与对方国家的国民有私谊或深交。两国最高领导人偶尔会趁参加区域或国际组织会议之便，安排一些短暂的场外会谈，但他们长谈的次数，五年间不会超过一次。按照中国接待外宾的标准，日本官员通常得不到高规格接待，有时甚至根本得不到接待。

1894–1895年甲午战争前，东部沿海大城市之外的大部份中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日本的存在。甚至直到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除了那些生活在大城市或日本军事基地附近的人，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没有收音机，几乎没有人知道日军在中国做了什么。而现在，中日两国几乎所有人每天都能通过电子媒体得知关于对方国家的新闻和专题报导。在中国，主管国家媒体的官员们监控着传播给大众的信息的内容。1992至2014年，中国观众在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形象。现在的日本已没有类似他们在二战时期设立的那种有组织的宣传部，但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的报导中，有中国示威者向日本商店投掷石块、中国军舰与飞机骚扰尖阁诸岛／钓鱼岛附近的日本船只这样的电视画面。两国播出这类新闻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种普遍的、互相的、公开的敌意，这种敌意在2010至2014年间到达高峰。尽管如此，随着中国人均收入开始提高，日本工业产品倒是获得了中国人的青睐。

因此，中日间广泛的民众交往以及经贸关系建筑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受制于两国民众间普遍的敌意以及政治领导人间因缺乏互信而导致的两国关系的波动。因为中日关系中的诸多情绪归根到底来自对历史的看法，除非他们处理好由历史问题造成的情绪反复，两国关系就很难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稳定的基础上。

中国领导人的忧虑及其对历史的利用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忧虑反映在他们提出的有关历史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最常提到的有三个议题：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以及日本教科书没有准确地讲述中日战争。中国强调这三个议题，究竟是在担心什么？

靖国神社问题

从中国人的角度，领导人前往参拜奉祀战犯之地，这种行为和他们关于和平的“空洞”言论相比，更道出了日本的真实意图。

在过去的一百二十五年间，很多日本领导人都对中国表达了善意，但中国终究因为日军进犯而遭受巨大痛苦──不只包括1937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还有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1927年的济南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国领导人也回想起丰臣秀吉越过朝鲜、占领北京的企图。他们在日本人身上看到了为国赴死的武士道精神。他们担心日本可能再次成为富有侵略性的军事强国，不相信日本宣称的和平意愿是能用来预测其行为的可靠指标。因此，他们对于任何军国主义者可能再次在日本掌权的蛛丝马迹都很警惕。对于日本增加军费的讨论、取消《和平宪法》第九条关于禁止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提案，以及右翼活跃人士的言行等，中国领导人都很敏感。

对中国人来说，二战后被判为甲级战犯者的人入祀靖国神社，标志着日本人仍然尊重那些侵略中国的人。靖国神社还入祀其他为国捐躯的日本人，而日本未曾将战犯移出靖国神社──在中国人看来，这证明了日本在强化年轻人为国牺牲的意识。有些才识渊博的中国人也察觉到，靖国神社的游就馆还在美化日本的军事成就。

遭受过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领导人，一旦看到任何日本可能变得更加军事化的信号，就会强烈地感到不安。战犯入祀靖国神社，以及此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都让中国担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从中国人的角度，领导人前往参拜奉祀战犯之地，这种行为和他们关于和平的“空洞”言论相比，更道出了日本的真实意图。

南京大屠杀

对中国人而言，南京大屠杀代表着日本军人的邪恶本质。很多中国人对日本人如何残暴的故事耳熟能详。对日军在南京施暴的报导，正好契合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所听说的挥刀杀人的武士和嗜血的日本海盗的故事。

当中国人听到日本学者提出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者人数并没有中国声称的那么多时，他们认为这是日本学者试图减轻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如果日本试图淡化军队所犯暴行的残暴程度，自然会让中国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放弃了前人的做法。

教科书问题

中国人担心，由于未曾接受过谴责军国主义历史的教育，日本的下一代将很容易成为前几代那样的侵略者。中国质问，如果日本确实抛弃了军国主义的过去，为什么他们不以史为鉴，在教材中谴责过去的行为呢？对中国人来说，教科书成为一种衡量日本学生如何接受教育的可见的、具体的标志。知识广博的中国人意识到，日本高中的社会科学课程所用的教科书几乎没有涉及两次中日战争的背景知识。在他们看来，今天日本的年轻人并未充分意识到日军犯下的罪行是多么恐怖，因此他们并没有完全拒绝发动战争。中国追问，如果日本青年被其领导人征召入伍，他们难道不会做出和其祖父、曾祖父一样残酷的事情吗？

中国领导人与日本的有限接触

二战以来，与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同，中国领导人和日本人的接触很少，因此没有机会观察到日本对和平的承诺有多么坚定。他们的看法和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更多地受到对二战时期日军暴行记忆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对历史的利用

中国政府假设：当日本领导人露出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苗头时，强烈的批评和警告最终可以制止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当他们发现日本有可能变得更加军事化的迹象时，就会利用中国人民的愤怒警告日本。

中国领导人在利用民众的历史记忆，提高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中国政府假设：当日本领导人露出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苗头时，强烈的批评和警告最终可以制止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当他们发现日本有可能变得更加军事化的迹象时，就会利用中国人民的愤怒警告日本。例如，中国领导人发动舆论，抗议中曾根康弘首相在198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四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又例如，日本宣布计划于2010年在国内法庭审判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附近冲撞两艘日本巡逻船的中国渔船船长之时，中国发动了一场反日运动。当2012年日本宣布要将这些岛屿“国有化”时，中国再次组织了一场反日宣传运动。

中国领导人时常会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唤起公众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关注。比如，1980年代日本对于是否延长现有的援助中国的计划犹豫不决时，中国对日本处理历史问题进行更加激烈的批评，直到日本同意继续援助才减弱了批评力度。不少中国人和商人因为别的过错，没有从日本人或日本公司处获得报酬时，也会拿日本过去的侵略说事儿。

当联合国讨论日本是否可以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时，中国政府以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为由，表示无法接受。中国领导人还动员民众签署抗议书，参加反日游行示威。

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示威和1991年苏联因国内民众的抗议解体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引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下一代中鼓吹爱国主义。为了建立对国家的忠诚，中国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批评日本战时对华行径的文章。中国政府也开始利用电影、电子游戏及其他的数字媒体等新媒介，展示日军的残暴行径，争取年轻人给予正在保护国家免于落入敌手的领导人更多支持。例如，在2012年，中国政府批准制作六十九部反日电视连续剧和一百部反日电影。自1915年中国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已经发现，反日宣传是建立对政府和领导人忠诚的有用工具。

日本的历史问题

日本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回应外界对其侵略史的指控。

日本的历史问题的实质在于，尽管日本人强烈地希望寻求和平道路，但是对祖先的尊重以及拒绝向中国人低头的决心，使他们无法满足中国的要求。日本人已经否定了军国主义道路，但他们希望尊重自己的同胞，特别是为国牺牲的亲属。他们认为，即使先辈做了坏事，那也不是因为其本性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当时面对一个别无选择的困境。除了一些右翼团体的成员，日本人深信侵略中国是错误的，并对本国给对方造成如此深重的痛苦深表遗憾。但日本人也觉得他们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盟军针对日本多个城市的大规模空袭、扔在日本境内的两颗原子弹，以及为时七年的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民众的主流观点是，日本战后处理战时对中国造成的痛苦，最好的方式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援助。他们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国家对和平的追求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慷慨援助，使日本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除中韩两国之外）。在普通民众看来，日本已经对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些贡献却没有得到中国适当的肯定。

日本人承认，中国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变得更加强大。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日本希望被视为一个被尊重的平等国家，而不是被迫臣服于中国的要求。他们也认为，中国利用反日言论，维持国内的团结以及从日本获得好处。因此，当愤怒的中国领导人教训他们必须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偏不肯配合。

日本相信，中国在利用历史问题来达成某种对日本不利的目的。他们曾藉历史问题向日本要求更多的协助与赔偿，也曾借此与那些遭遇日本侵略的国家合作，使那些国家亲近中国，疏离日本。中国特别对朝韩用过这个方法，也对东南亚和美国做过类似的事情。日本注意到，中国提醒外界，美中两国曾在二战期间携手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对于中国利用历史问题阻挠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深感失望：该行为罔顾日本是联合国预算的第二大捐助国，以及自1945年来日本一直在追求和平的事实。

日本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回应外界对其侵略史的指控。日本曾辩驳说，诸多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指控是夸大其词。他们也大叹不公：为什么美国屠杀印地安人的历史、比利时在比属刚果的行径、或者英国及其他殖民强权剥削殖民地的作为，不再时时被人拿出来检讨，而日本却仍是批评的焦点？年轻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需要为七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不断向中国道歉（这些事发生在他们出世很多年以前）？2016年的皮尤调查显示，53%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日本已经作了足够的道歉，而只有10%的中国受访者同意这种看法。

面对历史，展望未来

当下关于中日关系史的讨论，都集中在两国关系中不幸的一面，对于积极的一面却关注较少。

当下关于中日关系史的讨论，都集中在两国关系中不幸的一面，对于积极的一面却关注较少，比如两国间大规模文化借鉴的几个时期，尤其是日本大规模借鉴中国的600–838年，以及中国从日本借鉴颇多的1895–1937年和1978–1990年代。中日文化都随着历史而变化，但它们在书写文字、文学、佛教、儒学、艺术、建筑和音乐等方面仍然保留着广泛的共同之处，有些甚至已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份。如果国家政策允许，这些共同之处可以成为两国在未来继续合作的基础。中日双方都更强调自己如何有恩于对方，以及如何受到对方的压迫。这些鲜活的历史形象被用于加强对本国及其领导人的忠诚。

中国一直在强调中日关系史上的阴暗面，尤其是通过卖座的中日战争电影强化这一点。很多中国人相信日本人本质上就是具有侵略性的。在中国的爱国主义论述中，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不过是暴露日本人本性的最新篇章。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人尽管有礼貌，也只是表面的。就像在现代史上，日本人嘴里讲要合作，但最后他们制造事变，偷袭了中国和美国一样。

中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与日本关系中积极的一面，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从1895年后“学习日本”的各种项目以及1978年后的日本“发展援助”项目中受益巨大。他们没有完全认识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日本援助项目的慷慨程度，也并未意识到日本已作出的道歉程度之深，以及日本多么彻底地放弃了军国主义、追求和平。

通过两国漫长的交往史，日本人对于中国要求别人臣服于自己的自大与傲慢有着深刻的认知。自607年以来，日本不愿意向中国低头，坚决要求被视为政治上的一个平等国家。对日本人来说，每次中国要求他们低声下气地道歉，就代表着中国试图宣称其优越性的最新版本。日本人愿意道歉，但他们还不打算卑躬屈膝地按照中国要求的那样去道歉。

日本人了解日本对满洲和台湾的现代化，以及1895年和1978年后中国的现代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在他们的集体历史记忆中，对于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留意不多，而这恰恰又是中国不断在强调的问题。日本政府有时不允许那些批评日本侵华的教科书进入课堂，很多出版物和公共讨论都在粉饰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

面对历史，中日两国能做什么

通过向本国国民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历史叙事，以及对当下的两国关系进行更持平的讲述，两国可以避免让历史造成的问题继续恶化。他们可以帮助国民更好地了解中日间长期的、互相交织的历史，以此方式承认彼此学习的程度之深，并呈现彼此合作的正面经验。

日本首相和其他高层官员应该作出决定，在任期内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高中历史必修课的课纲上，应该提供关于中日战争更全面的论述，特别在教科书中应该使用“侵略”一词。日本可以制作更多电视节目，完整呈现日本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每一个作为个体的日本人，都应更多地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态度。

中国人应向学生教授更多关于1895–1937年以及1978年后，中国从日本学到了什么的历史。他们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全面的陈述，包括日本在1945年后追求和平的努力、1978年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贡献，以及日本官员已经作出的道歉。他们可以减少二战反日电影在中国制作和放映的数量，代之以在博物馆、课堂以及媒体上对日本更公允的描述。

中国人也可以研究日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以此警惕自己：国家富强后，一旦支持军事扩张的力量强大到成为国家领导人都无法约束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时，最终可能会导向灾难。

新愿景：政暖经热

自2010年以来，改善关系的关键一直都在中国人手中。

中国和日本都习惯将两国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政冷经热”。尽管政治关系不佳，两国却有着广泛的经贸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两国能否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外交关系？

自2010年以来，改善关系的关键一直都在中国人手中，既因为中国在战时受害更深，也因为中国现在是更大的经济体，拥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中国领导人当然也会考虑，在一些区域和国际问题上，与日本的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对老百姓的忠诚有足够的自信，不必再利用反日节目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1990年代，描写日本敌人的战争题材电影是加强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当国家领导人对民众的爱国主义有足够自信时，就可以减少制作与利用这类电影。

中日之间因为历史问题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如此之深，迅速滋生信任感并成为亲密朋友是不现实的。这可能是未来几十年的目标。接下来十年的合理目标，应该是以直接、坦率、务实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使两国可以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期待中日两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能够享有“政热”是不现实的。但如果他们能继续扩大合作，达到“政暖”则并非不可能，比如“一带一路”项目、发展联合项目以解决环境问题，以及共同参与多国组织。

对美国来说，中日之间发展出更密切、更务实的关系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一些美国人可能会有警惕性的反应，但他们的警惕可能放错了地方。中日关系不那么紧张，加上西太平洋秩序日趋稳定，以及两国对维持世界秩序作出贡献，这些都符合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