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不起食物、沒有藥物、在加油站排長隊：一位委內瑞拉記者眼裏的日常

編按：委內瑞拉記者 María Ramírez Cabello 身邊，已經有十幾個親戚移民離開了這個國家，她也想過離開：買不到藥的時候，排了一夜長隊給汽車加油的時候，汽車被盜的時候，在父親去世的時候……但是，她還是決定留下來，把她看到的這個國家正在經歷的現實，一筆一筆寫下來，讓這個世界讀到。

2019年10月初，一個非常炎熱的日子，早上10點，我手機上的天氣應用程序顯示，温度為31度，體感為36度，天氣狀況為「部分多雲」。風是乾燥的，幾乎察覺不到，沒有一棵樹能讓我遮陰。我不是在公園，而是在一條一公里長的等待加油的隊伍中。在一個石油國家，在委內瑞拉。

這樣的隊伍幾天之前便已經形成了，汽油分發失敗的情況始終未得到任何解釋。我想去的加油站已經關閉了，一如我從家裏到市中心——瓜亞那城（Guyana），委內瑞拉南部人口最多城市——途中經過的大多數加油站一樣。

這並非我第一次經歷燃料危機。大約三個月前，我花了八個多小時排隊；還有一次，我不得不睡在車站外的車裏。一個早上，在經歷了一夜的蚊子和熱浪之後，我收到了官員發給我的一張單據，編號為100：我的加油排位號。

缺乏燃料不僅限制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上班和送孩子上學，還影響了公共交通和司機情緒的穩定。司機們在烈日下等了幾個小時，才把車加滿油。

這只是冰山一角。年初，我和丈夫唯一的一輛車被搶了。在這個依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幾乎是烏托邦式行為的國家，這是我們送兩個孩子上學的唯一可能。我媽媽的汽車電池也被偷了三次。

而且，儘管我們生活在這個國家最大的兩條河流之間，奧裏諾科河和卡羅尼河，但整整一個星期，我所在的城市的大部分地區都沒有管道供水。在過去的兩天裏，沒有一滴水流到我母親的家裏。雖然全國的一些居住區都有多年嚴格的定量配給計劃，但庫存已所剩無幾，人們也失去了耐心。

穩定的狀態一次次被各種原因打破。因糧食短缺或無力支付；因藥品短缺；因不安全感；因人道主義危機，因不確定的生活。2019年5月，在又一次巨龍式的長隊之後——就像我在2019年10月初經歷的這樣的隊伍之後——我的父親去世了。

我想過要逃離這個國家，但仍然覺得，用我的新聞作品，讓人們看到這種情況是很重要的。在這場戰鬥中，我選擇留下來。

20年的「革命」之後

1998年，委內瑞拉的前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承諾了一場「革命」。他的臉出現在各種印刷物中，傳遍了整個國家。公共機構的牆壁被染成了紅色。二十年後，事實表明，「革命」這個意味着深刻變化的概念，已被腐敗吞噬。現實就是證據。

查韋斯總共執政了50天。1999年3月25日，查韋斯將他執政之前的20年定義為「6000天的疼痛和苦楚」，警告說，當時國家的危機是「本世紀最嚴重和最漫長的」。然而，與今天的數字相比，那個時候的數字微不足道。

1999年1月，委內瑞拉的通貨膨脹率升至2.2%；1998年底，委內瑞拉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4%，失業率約為15%。查韋斯說：「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下降了20%。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二十年，委內瑞拉的國內生產總值幾乎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查韋斯提出了1999年和2000年的經濟轉型計劃。

在2003年至2004年間，石油價格暴漲，削弱了控制手段，使所有行業陷入了一種消費失控的幻覺。但這種收入上的沉溺，並不長久。接下來，查韋斯做了一個試驗。他加強了國家對公司的管控，使生產工業國有化，並使得工人能夠管理工廠，即便許多工人並無管理能力。

據委內瑞拉工業家聯盟的數據，2002年至2011年間，共有988家公司被徵收。結果是致命的。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便是鋼鐵製造商西多（Sidor）。

在意大利-阿根廷集團德興（Techint）的私人掌控下，西多曾逐漸將自己定位為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最重要的企業之一。西多鋼廠位於瓜亞那城（Guyana），那是我居住的地方，也是全國最重要的金屬工業搖籃。它在2008年4月初被國有化。那一年，它僱傭了近1萬名工人，就在那年前，它的鋼鐵產量創下了430萬噸的紀錄。

如今，西多工人總數超過了1.5萬人，但液態鋼的產量卻在持續下降。2019年的前9個月，西多的液態鋼產量為零。工業相關的非官方數據顯示，在小型工業城市西多爾（Sidor），雖然鋼鐵生產鏈上有各種礦產加工廠，但只有顆粒廠在按其裝機容量的6.3%進行加工。產量下降的同時，通貨膨脹也達到了頂峰，並自2017年11月轉變為惡性通貨膨脹。

在1999年，查韋斯曾說：「請記住，有一些傳言說，如果烏戈·查韋斯獲勝，經濟混亂將會來臨：惡性通貨膨脹，資本外逃，災難。感謝上帝，事情沒有變成那樣，也不會變成那樣。」17年後，這一預測在他的繼任者，2013年開始執政的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身上實現了。

雖然在通貨膨脹的問題的最初，由於委內瑞拉中央銀行信息的不透明，並沒有對其進行追蹤，但在一系列的錯誤政策之後，國民議會終於綜合考量了一系列信息來源的不透明化後作出估計，通脹水平在2018年底，已飆升至1,698,488%。

2019年5月，政府公布了比私人研究的更為保守的數據。官方數據顯示，從物價變動幅度達到三位數的2015年起，通貨膨脹率自180.9%躍升至2018年的130,060.2%。食品通脹高於總體平均水平，委內瑞拉人的錢袋受到了沉重打擊，那時他們連食品都買不起。

西風特斯（Sandra Sifontes），一位44歲的教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她一份兼職工作中，她每月的收入大約為3美元，這意味著她工作30天，卻連一公斤肉都買不起。她的日常工作讓人筋疲力盡。她說：「如果我在智利的姐姐不是每個月寄錢給我的話，我甚至都活不下去，我早就該餓死了。」

根據委內瑞拉教師聯合會的計算，2019年年中，委內瑞拉人的最低工資為每月1.6美元，而平均一個家庭的食物的成本就要215.13美元。

價格上漲的同時，國內生產在持續下降。官方數據顯示，2017年委內瑞拉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了15.7%，自2013年馬杜羅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以來，累計下降了52.3%。在圭亞那等工業地區，經濟低迷導致數十傢俬營企業關門歇業，大量工人失業。為了克服危機，工人們不得不在委內瑞拉亞馬遜地區非法開礦。

國際勞工組織（ILO）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曾經佔據委內瑞拉出口總額97%至98%、且作為主要外匯來源的石油出口和服務，在2015年至2018年間，下降到了約51%至58%。

生產和出口下降帶來了更大的對貸款的渴望，使得外債規模持續走高。1998年，當查韋斯贏得總統選舉時，外債是399.11億美元。在2015年底，最新的官方數據顯示，債務上升到1388.69億美元，增長了248%。

還是回到1999年，那時，查韋斯說：「一個人負債有很多原因，但債務必須帶來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我們看到委內瑞拉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近20年來沒有投資。」20年後，債務問題與委內瑞拉的衰落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議會總統主席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於2019年1月就任委內瑞拉總統。世界上50多個國家，包括美國，都支持這項決議。另一個左翼組織繼續支持馬杜羅。

在兩位總統的治下，這個國家深陷危機。

沒有玻利瓦爾幣的錢包、沒有藥物的醫院

一天的工作接近尾聲時，拉達（Pedro Rada）, 一位來自委內瑞拉南部與巴西交界的邊境小鎮的58歲商人，沒有收到一枚玻利瓦爾幣（bolivar）——委內瑞拉本土的貨幣——作為他工作的報酬。在熟食店和麪包的發票盒子裏，只有巴西雷亞爾（Brazilian reals）和美元。由於經濟危機和委內瑞拉貨幣的劇烈貶值，邊境城鎮和幾乎整個國家都自發地開始使用這些外幣。

如果你來到委內瑞拉，你沒有必要把美元兑換成玻利瓦爾幣。所有地方都接收外幣，甚至在街上的臨時商店也是如此。

在與巴西接壤的邊境小鎮的貨架上，商品上都以巴西貨幣標註。從非正式的商業活動中到在正式的公司，如旅館和餐館，主要支付方式都是雷亞爾和美元。在土著社區，手工藝品也以雷亞爾標價。甚至連馬杜羅政府補貼的食品盒都是用外幣收集的。除了少數幾處商業機構以外，用玻利瓦爾支付的款項幾乎不存在。

在與哥倫比亞接壤的邊境地區，大多數交易都是用哥倫比亞的比索（peso）進行的。而在委內瑞拉其他地方，由於價格不斷上漲，商品主要以美元報價，導致玻利瓦爾的流通進一步減弱。

「當我們用玻利瓦爾幣定價時，我們每天都要需要調整價格。而用雷亞爾報價的話就不需要改變價格了。它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穩定性，以至於人們已經帶着巴西雷亞爾來了。今天，我們還不曾見到一枚玻利瓦爾幣。」一位小店業主說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9年，委內瑞拉的惡性通脹將上漲至10,000,000%。這使得已經失去了優勢的委內瑞拉貨幣，進一步在商業活動中趨於消失。

28歲女子梅迪納（Franyelis Medina）在探望南部家人的時候，遭遇了呼吸衰竭，不得不緊急送往醫院。這名年輕女子經常咳嗽，但她的親戚認為那只是普通感冒。在醫院裏，她被診斷出患有肺結核——一種細菌性感染疾病，會導致咳嗽、發燒、體重下降和食慾不振。如今，這種病與委內瑞拉的營養不良和生活條件惡化有關。

14天後，那是2019年4月19日，星期四，梅迪納在這天清晨，病故了。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病史證實了該醫院一名醫生的說法：這名女孩「沒有接受治療，肺結核感染過度」。

在她去世的前兩天，梅迪納的家人已經擔心會有最壞的結果。「昨天晚上，她抽搐了六次，今天抽搐了四次，因為沒有抗驚厥藥。我去了藥店，但我買不到藥」，她的阿姨說，「每個人都在等待最壞的情況發生。」

在醫院的急診區，這名年輕女子經常咳嗽，呼吸困難，體重在兩周內減輕了30多公斤，女孩父親說。

雖然這種疾病具有傳染性，但患者並未被隔離。梅迪納被關在醫院裏的時候，她和另外一名同樣患有肺結核的男子一起呆在一間霧室裏，距離醫院急診室的入口大約5米遠，咳嗽得更厲害起來。我見到她時，她就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

在附近，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也在等待治療。「她需要氧氣，但是瓶子都被拿走了。醫生說病情已經很嚴重了，但是如果找不到醫生們想要的醫療資源，而且即便找到，價格又實在昂貴，我們該怎麼辦呢？」在認為康復尚有可能的時候，梅迪納的阿姨說道。

埋葬了梅迪納之後，她的父親說，她曾在一個公共社區裏接受了一點治療，因為「醫院裏什麼都沒有，她發作了14次，兩次心跳停止；不得不在這裏治療，但它效果太弱了，成效甚微。」

據委內瑞拉藥物聯盟的數據顯示，在委內瑞拉，80%的藥物在藥店都買不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在2019年3月發表了一次口頭報告，詳述委內瑞拉的情況。報告中，她對於當前危機對於人權威脅的「強度及嚴重性」表示了擔憂。

梅迪納是一家八個孩子中最年長的一個。她的遺體被埋在玻利瓦爾（Bolívar），因為她的家人沒有途徑把遺體轉移到家鄉瓜里科州（Guárico）。

這只是無數個因藥物的缺乏決定了生死的故事之一。當我遇到梅迪納的時候，我還遇到了阿凡達諾（Oscar Avendano），一名38歲的泥瓦匠。

阿凡達諾從委內瑞拉中心來到南部，看望剛生完孩子的女兒。在玻利瓦爾州的南部，金礦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和女婿一起去開採。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來到礦區，進入簡陋的地下通道獲取黃金，然後賣掉黃金來購買食物。

4月15日，星期天，在叢林裏呆了一個月後，阿凡達諾從礦區回到了城市。在這座處於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之中的城市，礦工們來來往往、絡繹不絕，也使得瘧疾病例成倍增加。

接下來的幾天裏，阿凡達諾逐漸衰弱，開始發燒，血液檢測證實了他患上了最具侵襲性的惡性瘧疾。附近城市玻利瓦爾城的醫院，無法對他進行治療。

4月19日，星期四，阿凡達諾抽搐了一下便休克了過去。他的妻子、47歲的家庭主婦努涅斯（Mercedes Nunez）回憶道：「他去採礦，就是因為經濟形勢，他不想成為我們的負擔。他想做點什麼來賺錢，而這幾乎要了他的命。這次來看望女兒真是代價高昂。」

在終於接受了阿凡達諾的勞爾·萊昂尼醫院，醫生告訴這位泥瓦匠的家人，他患了惡性瘧原蟲的一種併發症——腦型瘧疾。「他們在那裏進行了第一次靜脈注射治療，阿凡達諾幾乎沒有睜開眼睛就失去了知覺，」妻子說。

在場的人還記得，醫院住院部的房間供氣不足，浴室漏水，護士們「留着指甲工作……用抹布擦過的地方還是會留下灰塵」。患有呼吸系統疾病、結核病、瘧疾和其他疾病的患者在公共空間「相互關聯」。在8天的住院治療後，阿凡達諾被趕出院了。

醫生解釋說，瘧疾死亡率上升是由於預防政策的失敗和沒有抗瘧藥物。

離開

據聯合國，700萬委內瑞拉人處於緊急狀態。但是，雖然人道主義援助在這個國家非常必要，但與當前的危機相比，由於援助的減少，人道主義援助的到來是不成比例的。

2019年2月23日，通過哥倫比亞和巴西邊境引進醫療物資和食品的嘗試失敗。但這卻為馬杜羅政府打開了一扇窗，讓他得以接觸聯合國和紅十字會等國際組織的聯合工作。該聯合計劃投入2.23億美金、幫助到260萬人口。可這僅佔委內瑞拉總人口的37%。目標人群由54%的女性和46%的男性組成。大部分援助是針對19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以及受複雜的人道主義危機影響最大的老年人群體。

但是，一些組織警告說，如果這場危機的結構性原因繼續存在，就不會有任何有價值的幫助計劃，因為援助需求將繼續增長。但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現任政府的承認。

在我住的公寓樓裏，每層至少有兩套公寓空着。並非為了待價而沽。在每扇大門後頭，都埋藏着數百個關於幾十年前來到這個國家的委內瑞拉人和外國人的記憶，而今他們為了尋找更好的機會而離開這裏。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夠回來，或者他們在委內瑞拉有親戚，或者他們希望在房地產市場更景氣時出售他們的房產。

聯合國難民署在2019年年中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境率「令人吃驚」。根據國家移民當局和聯合國難民署收集的數據，委內瑞拉的難民和移民人數已從2015年底的約69.5萬人激增至2019年年中的4,296,777人。自2018年11月以來，僅7個月內，難民和移民人數就增加了100萬。

絕大多數委內瑞拉人都去了拉丁美洲國家，其中哥倫比亞約有130萬人，秘魯次之，容納了76.8萬委內瑞拉人；智利288000；厄瓜多爾263000；阿根廷13萬，巴西16.8萬。墨西哥和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也收容了大量來自委內瑞拉的難民和移民。

這些地區的政府已經建立了機制來協調委內瑞拉人的大量湧入，以促進他們在法律、社會和經濟上的融入。此外，2018年12月，聯合國發起的一項針對難民和移民的地區人道主義應對計劃（Regional Humanitarian Response Pla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RMRP），但是，到目前為止，RMRP只得到了51.3%的資助。

為了更好的未來，我已經有十幾個親戚從委內瑞拉移民走了。不安全感和經濟危機促使了他們的行動。作為醫生、工程師和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在委內瑞拉無法工作和生活。

在這批移民中，還有數百名外國人，其實是委內瑞拉幾十年前接收的。像露茲（Ana Luz）就是一個智利人，她在我那棟大樓裏住了40年，直到搬到另一個國家和女兒同住。她嫁給了另一個智利人。這個人從未改變過自己的口音，但瘋狂地愛着委內瑞拉，就像千千萬萬曾經因熱愛而願意融入委內瑞拉的人們一樣。

這對夫妻在委內瑞拉出生的兒子留下來了，希望給這個國家做出貢獻。

留在委內瑞拉的人們與走出去的移民之間的關係是完全相互依存的。

一位43歲的老師佩尼亞（Luisa Pernía）告訴我：「岳母得了癌症，父親得了帕金森綜合症。對於正在步入死亡的人群來說，我無法想像比藥物更至關重要的東西，因為人們沒有途徑從國外獲取這些藥物。」由於親屬的健康狀況，她將移民至智利的計劃推遲了一個月。

2018年底，佩尼亞20歲和22歲的兩個女兒移居到了智利。她也已經辦理好了相關手續，並正在出售她在委內瑞拉唯一的資產：一套公寓和一輛汽車。「我不想離開，但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希望了，」她說。

大多在海外的委內瑞拉人，不僅是留在國內的親屬的主要資源來源，還主動為低收入社區提供了食品和衞生支持。

未來在哪？

如今，我在委內瑞拉工作和生活都成了一項「極限運動」。

據委內瑞拉社會研究所的數據報告顯示，在2019年的前9個月，記錄在案的共有430起侵犯信息自由的案件。這一數字遠大於2018年全年共報告的266起案件。媒體被削弱了，在政府圍追堵截的縫隙中，一些記者團體推出了獨立的數字平台，揭露政府腐敗。許多其他的傳統方法仍在努力在沉重的枷鎖下喘息。

我工作了14年的報刊，Correo del Caroni，在委內瑞拉南部是一個信息豐富的媒介，但多年來，這份報紙卻沒有得到刊發和流傳，因為政府壟斷了報紙的銷售。新聞工作室裏，只有三名記者在工作。而在其他地區，供居民了解情況的通訊手段早已銷聲匿跡。

對於這一領域和其他經濟部門，政府的政策一直是：控制和更多的控制。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但在2019年底，2020年的選舉到來使得立法權的更新迫在眉睫。儘管反對派要求提前舉行總統選舉，但目前政府部門仍未就此達成協議。

未來仍然充滿不確定性。非政府組織擔心，如果不改變政治方向，允許各個領域得到引導，危機將進一步加深。最近的一份由委內瑞拉的主要捍衞人權非政府組織之一的PROVEA發布的報告稱：「石油制裁（毫無疑問是最強大、最具破壞性的手段）自2019年1月才剛剛開始，有力的制裁的實際效果方興未艾。它帶來了一些影響，但遠不夠成為災難性經濟危機的主要推動力。」

我認識的一位護士，曾目睹病人因公立醫院缺乏醫療用品而死亡。我記得，她對我說，這就像委內瑞拉內發生了一次世界大戰。

這是查韋斯在1999年開始他的總統任期時，曾經用過的一個比喻：「『世界危機』一詞的強度並不足以描述我們在委內瑞拉的生活現狀……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被摧毀了，就好像在委內瑞拉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想，他應該不是看到了20年後的委內瑞拉的現實。

原文為英文，感謝端傳媒實習生王筠琪的翻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