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教育」常常成為港府及中央的批評對象，大中小學生關注甚至參與社會運動，也成為一些家長擔心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段崇智與學生的幾次對話及其後發表的校長信，在本港固然受到歡迎，但也引來了內地官媒《人民日報》的抨擊，校園、校長、學生——為人師表者及學習者，總是要經受關於「政治化」的質問和考驗。
「政治」的本質、「教育」的本質究竟為何——這些問題或許要多回到幾本書中去找尋答案，但是當我們把目光從理念轉回到實際的教育過程、校園生活中時，則能更細緻地發現其中的張力。學校真的沒有做夠嗎？學生沒有顧及學校嗎？學生沒有自己的思考嗎？老師及校長沒有秉持中立嗎？如此多的疑問，被淹沒在一句「教育有問題」的籠統指責下，實在可惜。本文是香港傳播學者朱順慈基於雨傘運動之後做的研究改寫而成，回應今日，仍有餘音。
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獨家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2019年2月起，SHKS將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請關注。
九月開學以來，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學生有增無減。截至10月8日，香港警方累計拘捕2300多人，其中750人未滿18歲。禁蒙面法實施後首個周末，被捕百餘人，六成在學。如何理解現況？不少人以一句「教育出了問題」解說，至於具體哪裡出問題，就各有各的說法。首任特首董建華當年力推教改，二十年後直認通識教育失敗；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認為錯不在通識，反而社交媒體影響更大；現任教育局長楊潤雄說，家長和社會的角色同樣重要，未來會加強家長教育云云。
「教育」很玄妙。舉凡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總有人提出加強某方面的教育來解決。未婚懷孕個案多了？我們需要與時並進的性教育。青少年道德觀念薄弱？是時候重整德育了。高分低能？年輕人要學習多角度思考，必修通識。語文水平下降？資訊科技追不上？幾乎所有問題都關學校事，都應該開一科，只要加人手、撥資源，問題便迎刃而解。到問題解決不了，怪罪起來，學校又首當其衝。每次聽人批評學校諸多不濟，我都不確定大家責備「學校」時，腦裡想的，到底是有血有肉的校長、老師和學生，還是盤根錯節的架構和層級。如果是前者，即是把所有人都罵了，不但一竹篙打了一船人，亦無視體制內各種利害和張力。如果是後者，那我們是否應更公道些，先別忙追究，而是回到制度本身查找不足？
2014年9月，我在荷蘭學術休假，每天醒著的時間都在網上追新聞。10月，黃之鋒登上《時代周刊》封面，周刊以「一代的聲音」（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為專題，內文提及「青年震盪」(Youthquake)，這比喻固然生動貼切，我卻隨即想到，佔領現場雖不缺中學生身影，但學校依然是最多年輕人聚集的地方，要說這是一場震盪，在漫長的七十九天，學校裡頭出現過什麼樣的震盪，他們如何面對？當時我一直留意為數不少的中學政改關注組，他們組織各種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大至罷課，小至派發黃絲帶，抗議行動不時見報，報道重點往往落在校方和學生的「衝突」。我搜集相關報道，整理了一個學校名單，2015年年初，得到其中四間中學同意，讓我分別訪問他們的校長和該校的政改關注組負責學生，嘗試還原「衝突」背後的故事，了解本來的規章制度的作用。研究結果於2018年在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發表。（註1）
五年過去。重讀訪談紀錄，對照當下時局，深深感到學校處境之難，比起雨傘運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題目，原來歷久常新。
「政治介入校園」
例如，「政治不應介入校園」。
如果可以選擇，我相信絕大多數校長老師都不希望把政治爭議帶進學校。這心態非香港獨有，曾有美國學者訪問任教社會科（Social Studies）的老師，請他們列出「安全」和「禁忌」題目，結果發現，雖然不少教育改革者建議在課堂引入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身在最前線的老師卻最為避忌，對於那些會牽動強烈情緒的社會事件和涉及學生背景的討論，尤其步步為營。（註2）
官方制訂課程時往往另有考量。以公民教育為例，早在1953年，香港中學已有「公民科」（Civics），不過，正如本地學者莫禮時和陳嘉琪指出（註3），在1945年至1965年間，因為香港學校大多「不提政治」 (apolitical)，公民科內容平鋪直敘。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1985年當局發出「公民教育指引」，1987年新開了「政府與公共事務」（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1996年，回歸前一年，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出爐，明言在政治過渡期，公民應發展新的國民身分，積極參與和貢獻香港。學者阮衛華等就公民教育的興衰寫過不少文章，單單爬梳文獻，也感受到風向不定，從「去政治化」、「政治化」到「再去政治化」，回歸後， 公民教育與德育和國民教育並置，原本定位相當清晰的公民教育如入泥潭。（註4）
教育當局有他們的盤算，但一般人顧名思義，公民教育首重培育良好公民。至於何謂良好公民，不同社會文化或有不同理解，但大致而言，我們會覺得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總好過漠不關心，例如多讀報關心時事，通過不同途徑表達意見，行使公民權利，同時盡己所能貢獻社會等等。1986年，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公益廣告就鼓勵大家關心社會，坐言起行。。但知道是一回事，實行是另一回事，不必說到投身社運，要在學校實踐相關理念亦不容易。研究公民教育的謝均才分析，學校身負監護人之責，加上各種規章和機構文化，學校難免帶有「威權」色彩，要帶頭推行民主教育實屬「不可能的任務」。（註5）
長篇大論講公民教育的前世今生，無非想提醒大家，政治不政治，學校其實很被動。我甚至懷疑，歷史使然，香港大多數學校寧可置身政事之外。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天下太平時， 即使課程文件訂好目標，每間學校有自己達成的路徑，尚有自主空間，不過當爭議臨門，文件上那些令人嚮往的理念，有學生付諸實行，立刻成了學校要嚴肅回應的教育問題。
「煽動無知學生」
例如，為了表達政治訴求，有學生發動全校罷課。
2015年1月，雨傘運動剛結束，我訪問了四所中學的政改關注組的主要成員。A和B校的關注組人數較多，但也不超過十人，C和D校的關注組，分別只有兩三人。他們開學後已開始宣傳9月26日由學民思潮發起的中學生罷課，校內反應冷淡。在臉書成立了專頁，讚好的多是畢了業的校友和記者，同校同學很少，亦不會回應帖文。關注組認為這是因為中學生每天上學就會碰面，不需要在社交媒體接收關於校內活動的訊息，於是他們改用其他較「傳統」的方法，印傳單，貼海報，製作貼紙和橫幅，派發黃絲帶。費盡氣力動員同學參加罷課，效果不彰，事後回想仍會為同學的冷漠氣餒。9月28日，警方在金鐘施放87枚催淚彈後，情勢卻忽然逆轉。A 校學生領袖說： 「928後整件事不同了，我不再需要做宣傳，原來要搞到這麼大，大家才會關注。」
這裡並沒有低估社交媒體的動員能力的意思，但太強調社交媒體在年輕人社群的作用，會忽略了不同媒體在特定環境中的功能和限制。在相對封閉的學校，適宜直接溝通，互相說服，C校同學當時讀中三，他發現與其直接跟人辯論有傷和氣，還不如輕輕鬆鬆說個笑話：「想人聽自己的觀點，面對面說，好過在網上自說自話。」同理，校長跟學生商量行動，唯有閉門面談方能坦然說出顧慮，陳述各種利害，爭取學生認同他們心目中更合適的做法。成人認定年輕人都喜歡上網，以為在社交媒體開戶口設專頁可以拉近距離，其實真正有效的對話，不見得必須直播和廣傳天下。
話雖如此，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確實大大衝擊學校教育。B校同學說，他本來不知道佔領運動的背景，直至坊間熱烈討論，他上網搜尋相關新聞後，覺得應該好好讀一讀基本法，結果找來認真看了。對年輕人來說，互聯網是超大型圖書館和記憶倉庫，除非你真的什麼也不感興趣，不然你總找到門路學習，從中建立自己的看法。這些關注組同學在臉書上有很多朋友，當中不乏政治和社運人物，比起其他同學，他們不但有更多接收資訊的渠道，亦會聽到看到不同的意見，陳智達研究反國教運動中學生領袖在社交媒體上的連結模式，社交媒體擴闊年輕人視野，可說是一種另類公民教育。（註6）當眼界開了，想要坐言起行，有些同學選擇從自己的學校開始。
「程序/政治中立/教育專業」
雨傘運動期間，有些行動被「推上報」，焦點有時是「校方打壓」，有時是「校方縱容」，視乎報道的是哪個媒體。單看文字，會以為彼時學校如戰場，雙方對立，關係緊張，訪談後我發現兩方角力是有的，但大多和氣收場。為保密受訪者身份，本文不會交代具體細節，四個個案的共通點是學生發起了抗議行動，校方處理手法引起外間爭論。 我分別訪問校長和相關學生，請他們重述事件經過。兩方面敘述的事實重點相同，過程中的考慮和感受卻有不同演繹。對校長來說，傳媒訪問，可免則免，D校長明言最怕媒體斷章取義。A校長認為「越低調越做到事」，校名一旦出現在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不但不同立場的校友和家長有意見，辦學團體、教育當局、其他團體，以至社區坊眾，都會加倍留意學校的動態。
訪談中，校長們說得最多的就是「程序」、「政治中立」和「教育專業」。除了C校，其他校長一知道學生發起行動，都立即約學生面談。C校關注組只有兩人，發起人電郵校長，查詢罷課會否被罰，校長從來沒有回覆。我問校長為什麼不回應同學，他說關注組的成立不符合學生組織的程序，既然違反民主原則在先，他認為無需理會。
學校本來就有很多「既定程序」，譬如事事要有家長同意，所以學生罷課要呈上家長信。平日使用壁報板都要事先申請，更不用說掛直幡橫額、派發具象徵意義的黃絲帶黑絲帶、印上政治訴求的傳單了。有學生代表說，不是沒有想過不與校方協商，直接行動，但想到校長並非針對對象，一來不想令他們或老師難做，二來也會顧慮行動帶來的後果，最終還是願意先面談商議。
商談中，有校長指出，根據教育規例，學校不得派發含政治訊息的宣傳品，建議同學在校門外派，或者索性不要派，由同學決定是否取閱。校長強調政治中立，主動派發有推動的意味，任人索取就沒有問題。有學生想在校內掛上直幡，上書「我要真普選」，校長認為這是直接的宣示，不中立，最終說服同學改用提問的方式，結果同學寫了一句用問號終結的問句。另一間中學，學生想在班房外貼上爭取普選的標語，校長說，不同班級可能有不同觀點，標語可以貼在室內，卻不能貼在班房門外或走廊上。同理，學校位處社區，要顧及不同政見的人的看法，不宜在外人看到的地方展示任何立場。
校長們小心翼翼，力求在政治風暴中為學校保持中立的形象。有學生形容這是校長的心計，通過程序和討論令他們的行動趨向溫和。從校長的角度，他們在實踐教育專業，秉承教育原則，既要真誠聆聽學生的心聲，亦要把握教與學的機會，在關鍵時刻讓學生學習如何理解正反觀點、表達意見、與人協商。
忽爾五年
五年前，連登還未面世，臉書仍然流行，直播風潮未成，自媒體早已出現，但來到今天，數目更多，影響更廣，與此同時，傳統媒體公信力繼續受挑戰，而網絡流言和假消息不絕。年輕人在接收資訊和連結其他社群的途徑和能力隨之改變，不論是線上線下，關心社會、坐言起行的學生所領受的「公民教育」何止一種？
五年前，87枚催淚彈叫本來反應冷淡的學生參與罷課，如今，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水砲車變得「平常」，而投訴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聲音響徹雲霄，凡此種種，對莘莘學子造成怎樣的心理衝擊甚或傷害？
五年前訪問的學生，有人已經大學畢業，校長相信亦屆退休之齡了。現在回想，非常感謝他們在那個仍然不安的時刻跟我細說雨傘期間的掙扎，讓我有機會反思許多關於教育的假設，包括公民教育的理想和現實，社交媒體的威力，代際矛盾和衝突，而直到這一刻，我仍然記得我訪問過的校長和老師，不論個人政見，總顧念學生在大時代的安危，寄望他們在困難的處境下仍會好好學習。
五年前，我以為這是所有關心下一代的人合該有的共同信念。今天，程序和制度崩壞，學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要守住教育專業，更需要把問題好好細說，更不能任人借一句「教育出了問題」便搪塞過去。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1、Chu, D. (2018). Media Use and Protest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Umbrella Movement Within Hong Kong Schools. Social Media + Society, January – March, 201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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