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韓流」起落

黃星樺:韓國瑜「請假選總統」,為何讓部分選民覺得合理?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現任高雄市長韓國瑜宣布自己將「請假選總統」,不少反對者將之譏為「韓假」,認為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但其支持者卻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選擇,甚至認為總統蔡英文也應該比照辦理。這兩種邏輯的衝突何在?

2019年9月4日,高雄市長韓國瑜參觀花枝丸工廠。

2019年9月4日,高雄市長韓國瑜參觀花枝丸工廠。圖:IC photo

刊登於 2019-10-21

#韓國瑜#2020台灣大選

從10月16日開始,高雄市長韓國瑜就請假了,並且會一路請到明年1月選完總統為止。為此,國民黨的議員們召開了一次記者會,除了挺韓國瑜請假,也公開呼籲蔡總統「依照同樣標準」請假到明年1月為止。

「因為高雄市長請假了,所以總統也要一起請假。」這的確是個有點難理解的邏輯。我看臉書上轉發相關新聞的人當中,100個裡面大概有99.5個都表示無法理解。但身為一個從小看中天新聞長大的人,我想我就是那幸運的0.5個。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蔡總統同時身為總統和總統候選人,一定常常可以利用總統職務帶來的資源為自己助選。例如總統到處跑行程的時候,表面上說是傾聽民意,其實是做政治宣傳。韓市長為了避免這個問題,所以提前請假,如此一來就不會佔用到公家資源幫自己助選。

也許你聽了這個理由,還是不能接受。但沒關係,本文的目的不在說服你接受,而是想描述一下「接受的人」和「不接受的人」之間的差別。

對不是韓粉的人來說,「要求總統學韓國瑜一起請假」,似乎是個超乎常識的行為。因為「請假」是一件不負責任的事,至少不是一件負責任的事。因此請假去選總統,並不是一件值得大家效法的事。

但,這個「常識」是怎麼來的呢?我認為,這很有可能是從他們自己的社會經驗中學來的。

那是一種你覺得與你切身相關的施政訊息傳不到你耳裡的感覺;那是一種你沒有辦法透過理性預期政府會對你做什麼的感覺;那是一種你不覺得你可以透過學習來掌握政府部門運作邏輯的感覺。

對大部分各行各業的上班族來說,就算請假了,公司還是要照開,業務還是要繼續做。如果事情有時效性,那就只好拜託同事幫忙。如果有突發狀況,被一通電話叫回去,也並非不可能。諸多行業裡無法請假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很多人對這個新聞的反應都是:「放韓假真好,我也要請假。」

然而對國民黨議員和韓粉來說,他們的「常識」似乎不太一樣。他們認為,擁有政府官員的身分,是一件很方便的事。你會經常可以利用職務之便,撈點自己的好處(例如蔡總統利用公務行程推銷自己)。

所以,對他們來說,韓國瑜為了選總統提前請假,其實不是「爽放韓假」,而是做了很大的犧牲。他暫時放棄了「高雄市長」這個官員身分帶來的好處,完全憑自己的民間力量和蔡英文對決。照這樣的邏輯推演,那蔡英文當然也應該請假才公平。

那,這種邏輯背後的「常識」,又是怎麼形成的呢?

我大膽猜測(很可能是錯的),那也是韓的支持者從社會經驗中學到的。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經驗呢?我會說,那是一種「政府不站在我這邊」的挫折感。

我從不欣賞我戶籍地的區域立委,但我的父母屆屆投他。我認為他能連任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是全台最大規模辦理稅務服務的立委。每到報稅季節,他會到每一個里巡迴設站,解決民眾關於繳稅的一切問題。

對於習慣上網報稅的人而言,這或許是個容易忽略的事實:在台灣,有一大群人需要這樣的服務。對他們而言,要搞清楚所有報稅相關的繁瑣規定,是相當困難的挑戰。簡而言之,他們認為報稅相關的複雜規定和運作邏輯,是他們接近不了、理解不了的。

這樣的人,當他發現有辦法、有關係的鄰居只要透過一通電話,就可以讓嫌惡設施改劃在你家門口時,這樣挫折感只會得到加強。而當他從電視上看到總統身邊的工作人員可以趁職務之便走私香菸的時候,也只會加深這樣的感覺。

那是一種你覺得與你切身相關的施政訊息傳不到你耳裡的感覺;那是一種你沒有辦法透過理性預期政府會對你做什麼的感覺;那是一種你不覺得你可以透過學習來掌握政府部門運作邏輯的感覺。

相較之下,對大部分在民主化時期或之後成長起來的我輩青年來說,我們更容易認為:我們可以透過理性去了解、去評價政府部門的各項政策;我們也更容易相信,我們可以透過日常的參與和行動,影響政府部門的施政。

因此,我們會更容易覺得,政府官員是和我們差不多的一群人。他們平常一樣要為了繁重的業務而忙碌,一樣要想辦法在各個利害衝突的相關單位中殺出一條可行方案。我們反而不容易想像,世上竟然會有「請假三個月去爭取另一個職位」這種事。

我大膽猜測,正是這樣的差距,構成了兩邊「常識」的巨大落差──一邊認為請假三個月是很爽的;另一邊則認為,(蔡英文)不請假繼續當官、繼續用「庶民」們理解不了的語言、運作著「庶民」們接近不了的國家機器,才是很爽的事。

其實韓國瑜市長提前請假這件事,先天上就是件難以自圓其說的事。因為台灣社會有著一項明顯的共識(至少是嘴巴上的共識),那就是一個競選公職的候選人,應該要能拿出先前崗位的政績來,才能說服選民把票投給他。

現任的高雄市長韓國瑜,如果待在自己的崗位上好好做事,把高雄市政做出成績來,這不就是最好的競選材料嗎?但是韓國瑜沒有這麼做,而是選擇請假。他要請假的消息出來之後,我就一直很好奇:韓國瑜或他的支持者們,要如何說明市長提前請假的理由呢?

直到我前天回台北家裡看電視(我住的地方沒電視),我才知道泛藍陣營對韓國瑜提前請假是如何自圓其說的。當我聽到評論員說出韓國瑜請假的理由時,我覺得這真是一個相當天才的理由。我沒有諷刺的意思,我認為要是我的話,恐怕沒辦法想出這種等級的理由。

他的理由是:「因為蔡英文總統和行政院處處都在『卡韓』,讓韓國瑜在高雄市幾乎沒有做事的空間了。就算不請假,韓市長也推動不了什麼政策。所以,韓市長唯一對得起高雄市民的辦法,就是認真選總統,將來取得總統大權,才能實現他心中的政策藍圖,讓高雄和台灣一起變好。」

2018年12月25日,高雄市長韓國瑜在愛河畔宣誓就職。
2018年12月25日,高雄市長韓國瑜在愛河畔宣誓就職。

我認為一個人要相信這位評論員的說法,至少需要接受三個假設。

假設一:一個當到了直轄市市長的人,有可能受到其他政府部門的杯葛,導致幾乎什麼事都不能做。

假設二: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那主要就是因為對手政黨的總統,以及她背後的中央政府動用政治手段阻礙直轄市的施政。

假設三:這個受到杯葛的市長一旦當上了總統,就可以取得一切他所需要的權力,推行所有他想推行的政策。

然而,這三個假設恐怕是很難同時成立的。

假如只看假設一,你可能會認為台灣最嚴重的政治問題,就是政府首長受到的限制太多,權力太小。那麼合理的解方,就是擴大政府首長的權力。

然而到了假設二,你可能又會發現台灣最嚴重的政治問題,是政府首長的權力太大了。當然,這兩個「政府」是不同的,一個是總統代表的中央政府,一個是直轄市長代表的地方政府。所以到這裡你可以說,台灣最大的政治問題,是總統和中央政府的權力太大了,而直轄市長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又太小了。那麼合理的解方,應該就是限縮總統和中央政府的權力,並且擴大直轄市長和地方政府的權力。

然而到了假設三,卻又說不通了。如果說要限縮總統權力、擴大直轄市長權力的話,那韓國瑜又怎麼能在當上總統之後,就取得一切他需要的政治權力,推行所有他心目中的政策藍圖呢?

所以我大膽認為,要讓這三個假設同時成立,光靠邏輯推論是辦不到的。你需要一個更宏觀、更深刻的世界觀才行。那就是你的對手是一個惡貫滿盈,同時權力又大到無以復加的政黨。在「善惡對立」的敘事之下,上面這三個假設,就可以完美地統一起來了──假設一陳述了己方陣營受到惡勢力迫害的情況,假設二則指出所謂惡勢力就是對手的政黨,假設三則描繪了「善戰勝惡」的最終圓滿結局。

其實在中華民國歷史上,這種「很難自圓其說」的政治問題並不少見。其中最重要、也最需要自圓其說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國民黨官員真的都像威權時代教育中說的那樣忠黨愛國、勤政愛民,那我們怎麼還會輸給共匪呢?

這的確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威權時代的黨國教育,費盡心思給出了三個解釋。

第一個解釋,就是把過錯怪給蘇聯,說蘇聯在地下偷偷支持共產黨。

第二個解釋,就是怪共產黨不守信用,表面上答應和談,其實暗中壯大自己的勢力。

第三個,也是最主要的解釋,就是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沒有像國民黨一樣認真抗日。等到抗戰結束,國民黨元氣大傷時,共產黨才趁勢發動內戰,把國民黨打退到了台灣。

從嚴肅的歷史研究的角度看,上面三個解釋,恐怕都不太準確。但這三個解釋,卻有著相當一致的內在邏輯:它們都在自己輸了的情況下,把過錯推給了一個邪惡的、奸詐的對手。而自己呢,或者因為太過誠實而被騙;或者因為太過光明磊落,無法使出卑鄙伎倆,終於輸給了卑鄙的對手。

不唯威權時代的國民黨如此,近幾年國民黨在中央和地方選舉失利之後,也都傾向於用同樣的邏輯來解釋自己的失敗。換句話說,這個邏輯的背後,恐怕是一個已經具備慣性的解釋傳統。

例如2004年總統大選,國民黨的連戰輸給民進黨的陳水扁,事後泛藍支持者對此最主要的解釋,就是「選前一天民進黨『自導自演』,故意讓陳水扁被兩顆子彈擊中,引發選民同情,才讓國民黨輸掉了選舉。」又比如2006年高雄市長選舉,國民黨的黃俊英輸給了民進黨的陳菊,事後泛藍支持者最主要的解釋,就是「民進黨在選前一天公布了『自導自演』的影片,栽贓黃俊英陣營發放走路工,才讓國民黨輸掉了高雄。」

雖然事後地檢署的正式調查報告不支持「自導自演」之說,且其中「黃俊英競選總部雲林縣後援會」中的成員的確有發放走路工的情事(必須說明的是,黃俊英本人對此並不知情,也未獲罪)。然而,在泛藍陣營中,「民進黨出奧步自導自演,才讓國民黨輸掉選舉」之說依然蔚為主流。

同輩裡有些朋友常常很疑惑:國民黨過去強調反共,甚至為了反共製造了不少思想犯和槍下亡魂;如今國民黨卻成為台灣最親共的主要政黨。這巨大的轉折,是如何完成的呢?

我認為,對國民黨來說(至少是對國民黨的核心支持者來說),這恐怕只是一個表面的轉折。現今諸多支持者對政治現象的理解,恐怕並未離開威權時代的黨國教育太多。他們依然很主動地要去相信一個「對手太過卑鄙,而自己又太過磊落」的敘事,只不過這個卑鄙的對手由共產黨換成了民進黨而已。

我這幾段文字,都在試圖描繪國民黨支持者的心理。但不唯國民黨支持者如此,在這個「後事實」的年代,多數人恐怕都更願意相信一個讓自己舒服的敘述,而顧不得事實的複雜多義面貌。

我並沒有想反對這種做法。相反,我其實從中看到一種相當可寶貴的慾望,那就是一種試圖理解世界的慾望、一種試圖把複雜紛亂的現實,乾淨地放進某個單純敘事的慾望。

這種慾望,我認為,其實是很多知識探索的動力來源之一,甚至是人生意義的來源之一(想想《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想指出的僅僅是:在「藍或綠」、「統或獨」之外,或許我們還面臨一個同等重要,但更顯幽微的政治選擇,那就是「更多地把各種事實乾淨明晰地編織進某個敘事,或更多地對各種敘事慣性保持疑惑」。

(作者為台大政治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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