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 深度 評論

許仁碩:舊日港警,一去不復返

九七之後,香港警隊其實仍然維持了殖民警政體系,只對政權而非民眾負責。而在台灣,民主政體下的政黨輪替和公民社會的力量,能夠對警政體系達成一定的制衡效果。


2019年9月6日,防暴警察在示威者在彌敦道縱火的現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9月6日,防暴警察在示威者在彌敦道縱火的現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即便林鄭月娥已經宣布撤回反送中條例,香港連綿數月的抗爭仍未停歇,原因之一,就是被港府用來處理抗爭的香港警察,自身已經成為了更大的政治問題。但即便面臨前所未有的正當性危機,香港警察仍舊堅稱並未失去長年標榜的所謂「亞洲第一」地位。

如果香港警察還保有自認「亞洲第一警隊」的自尊,認為自己有能力也有責任「做個好人」,那究竟局勢為何會惡化到這個地步?香港警察,乃至香港社會該怎麼辦,又能怎麼辦?以下將爬梳香港警察在97年後錯過的幾個改革機運,再進而介紹台灣近年的警政改革動向,希望透過他山之石,尋找出一些改變的可能。

被代理的去殖民、被掩蓋的警民矛盾

九七之後,北京與香港政府實際上繼承、維持了殖民警政體系。這樣的「去殖民」,可說是一種被代理、為新政權服務而非為香港人服務扭曲的結果。

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在港英殖民時期,特別是在六七暴動之後,香港就已經建置了利於鎮壓社會運動的法律體系,並授以「皇家」之名以嘉獎「平亂」有功的香港警察。但港英政府忌憚於夾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政治情勢,擔心高壓手段即便合法,引發的政治動盪仍會引來中國介入,因此大多備而不用。

在九七年之後,一方面是當時的北京政府承諾了「五十年不變」,二方面是整套港英政府留下的殖民式警政與相關法制,在北京的統治需求上也是相當實用。諷刺的是,中國共產黨政府雖然打著「去殖民」的解放大旗,例如在六七年時在香港左派扮演要角的楊光,在九七後受到了政府的表揚,但實際上仍是繼承、維持了殖民警政體系。這樣的「去殖民」,可說是一種被代理、為新政權服務而非為香港人服務扭曲的結果。

但香港警政體系未能去殖民的矛盾,一開始並未被大多數的香港人所意識到。首先是因為在「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之下,「不變」被視為一種正面的、符合香港人利益的目標,因此九七年並不被視為一個改革的契機。其次則是在九七之後,許多人期待日後與中國的經濟往來,而未意識到北京政府與香港人間可能會產生的利害矛盾,自然也不會想要去質疑港警所保持的高度鎮壓實力。最後則是香港警察常年在公關與社區工作上取得相當成果,廉潔與效能亦是有目共睹,使其在國內外均保持優良形象並受到信賴,即便有社運人士指出警隊弊病,也難獲得社會廣泛支持。

2005年12月5日,反世貿示威中,來港示威的韓農與香港警察爆發衝突。

2005年12月5日,反世貿示威中,來港示威的韓農與香港警察爆發衝突。攝:Mike Clarke/AFP/Getty Images

例如在2005年香港主辦WTO部長級會議時,各國運動者也赴港進行示威,特別是熟習各種非暴力抗爭技巧的韓國農民,帶給了當時的香港社會與港警相當的震撼。在以消防水柱、胡椒噴霧、催淚彈與布袋彈對抗之後,港警拘捕了數百名抗爭者,當中包括一名國立台灣大學學生李建誠。

令當時亦就讀台大的筆者印象相當深刻的是,當聲援者在台大門口舉行集會,要求釋放李建誠的同時,也有許多人,特別是來自香港的同學批評,香港的警察與司法都比台灣要公正許多,認為聲援者是小題大作。

而港警在2005年WTO會議時的作法,不只在當時,至今亦被視為一個「成功案例」。無論是1967年「暴動」時的香港警察、在其後三十年間不斷強化社會控制能力的皇家香港警察,或是在2005年香港街頭使用的催淚彈、胡椒噴霧、消防水喉跟布袋彈,似乎尚被「往日美好優秀的香港警察」情懷所包裹,成為緬懷而非檢討、反省的對象。

在體制轉換之際,本是盤點積弊,反省歷史,改革體制的契機。然而在「被代理、以北京利益為導向」的去殖民歷程中,警政體系的改革並未進入議程當中,作為部分民主社會中的殖民式警隊此一矛盾,就此被保留下來。實際上,「不變」的警察體系即便展現鎮壓能力,也仍舊受到大眾支持,就此錯失了第一波改革的機會。

而後,雖然中港矛盾隱隱在香港社運議程中浮現,例如反國民教育科運動,就是北京政府希望強化意識形態控制,造成香港反彈的結果。但當中港矛盾加劇時,香港警察與香港公民可能隨之浮現的矛盾,仍未為香港社會所廣泛認知。

2013年時,筆者赴香港報告對於台灣警察如何處理抗爭的研究,作為研究者,自然也提出了一些台警執法上出現過的問題,例如行使強制力時缺乏法源依據、現場員警遮蓋編號導致究責困難、對政治立場不同者差別待遇等等。當時一位資深的香港高階警官對筆者說,從我的報告看來,他認為港警的法治傳統與專業度均比台警優秀許多,不會發生這些問題,他有自信港警在九七後,仍足以長久守護香港社會。

而當時另一位與會的香港民間團體成員則表示,他不明白為何台灣抗爭者會需要與警方衝突,在香港只要願意談,警察都會做好妥善安排,香港人上街也不會與警察有衝突,比台灣人成熟、理性許多。

就筆者在數年赴港交流經驗的觀察,每年對六四的追思活動,到擋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乃至於剛阻止了國民教育科的成功經驗,似乎讓當時的許多香港人,即便對政府有意見,也對「和理非」路線充滿自信。在這股自信之下,即便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也可見如上述般對韓國、台灣的抗爭經驗,以及與警察間的對抗關係缺乏理解,甚至輕視為後進國的情形。

確實在當時港人以「和理非」為主流的抗爭型態下,港警確實並未強勢以對,實際上也沒有必要。同時在港警的價值觀中,也以能柔性處理抗爭為榮,並標榜為九七後港警的政治中立、法治傳統與專業並未動搖的明證。因此在抗爭者與港府,乃至於港警間未曾發生過高度政治緊張的情況下,殖民警政的矛盾持續被掩蓋,各方都相信香港警察仍是,且永遠會是「亞洲第一」。

2014年12月1日,雨傘運動中,警察在金鐘拘捕示威者。

2014年12月1日,雨傘運動中,警察在金鐘拘捕示威者。攝: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但這樣的局面,很快地就被北京政府打破,人大釋法對於普選問題的直接介入,加上港警對和平示威者發射了大量催淚彈,引發了連綿數月的雨傘革命。港警的執法過當問題,以及作為其背景的殖民性警政體系,開始漸為香港社會所認知。

2017年,香港警察在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下增設了專門處理集會遊行的D組,將社會運動當作組織犯罪來處理,在反送中期間的數次拘捕,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在雨傘之後,筆者在一場國際研討會上,曾向港警的資深警官請教他們在雨傘時使用催淚彈的決策理由。該警官告訴筆者,當時前線受到抗爭者的激烈攻擊,而且他們有情資顯示,有許多國外的激進抗爭份子,在當時已經潛入香港。因此警隊必須自保,動用催淚彈是本於專業判斷下採用的適當武力。

「所謂受到激烈攻擊,請問當時抗爭者是以什麼樣的武裝攻擊警察呢?」 「雨傘,幾乎所有抗爭者都拿著雨傘毆打或是投擲前線警員。」 「那認為催淚彈是適當武力的理由是?」 「催淚彈能立即癱瘓群眾的行動,但又不會留下任何傷害,讓警民雙方都不至於在衝突中受傷。外面對於動用催淚彈的指責,都是些缺乏專業的外行話。」

而就在該場研討會上,筆者亦目睹了港警與台警的一場爭論。當時與會台警首先發言表示,台灣處理抗爭均是以柔性為原則,不會像香港在雨傘時一樣,動用催淚彈、胡椒噴霧等化學武器強硬鎮壓。這番發言引來在場港警不滿,立即反駁指催淚彈不會對人身留下任何傷害,是較警棍更為温和的適當武力,反而是台警在太陽花中使用的水炮車,由於難以控制輕重,範圍又廣,才真正是會傷人的過當武力,雙方相持不下。

實際上,無論是催淚彈或是水炮車,都有可能傷及抗爭者,也都有致死的相關案例,並無何者一定比較「適當」的問題。例如在韓國1987年的運動中,大學生李韓烈被催淚彈擊中死亡;而在民主化後,韓國雖禁用催淚彈,但改用水炮車,2015年時農民白南基,就在抗爭中死於水炮之下。諷刺的是,主張「不應使用化學武器」的台警,仍採購了辣椒噴霧作為警方的新裝備,但鑑於香港雨傘革命的經驗,附帶了「不得用於抗爭場合」的決議。而批評台警水炮車「太危險不專業」的港警,則重金購入了水炮車,已於日前推上香港街頭。

從前述港警的發言可以得知,即便受到外界猛烈質疑,自豪的「柔性、和平」也已蕩然無存。歷來的「亞洲第一」自信,仍讓港警能對執法行為高度自我正當化,將批評均化約為「缺乏專業」所致,甚至對台灣同行悍然反擊,因而失去了在衝突後進行內部反省、改進的可能性。而在香港的現行體制之下,除了對少數證據確鑿的個案(如七警案)能有一定製裁外,民間要推動警隊的制度改革,亦屬相當不易。

2019年8月25日,有市民不滿港鐵封站的安排,並在荃灣站及葵芳站與港鐵職員理論。在葵芳站,警方一度到場協助港鐵職員落閘。

2019年8月25日,有市民不滿港鐵封站的安排,並在荃灣站及葵芳站與港鐵職員理論。在葵芳站,警方一度到場協助港鐵職員落閘。攝:陳焯煇/端傳媒

不過,要說港警在雨傘後並未改進,也不盡精確,只是方向上並非朝向「改善執法過度強硬,務求保障人權」,而是「強化鎮壓能力,有效瓦解抗爭」。在硬的一手上,港警在裝備、人員、編制上持續強化對抗爭的部隊,例如機動部隊(PTU)的編制其實一直在增強。2017年更在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下增設了專門處理集會遊行的D組,將社會運動當作組織犯罪來處理,在反送中期間的數次拘捕,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對一般基層員警也在訓練上,相當扎實地模擬各種新式抗爭手法,提高員警的應變能力。

而在軟的一手上,由於港警將「青少年與警隊關係的疏離」,認定為雨傘中年輕人上街抗爭的原因之一。因此依循著六七年後設置少年警訊,拉近警民關係的成功經驗,希望透過經營社群媒體、增加少年警訊的資源與活動等,重新培養香港年輕人當中的親警風氣,瓦解未來抗爭的動員基礎。

爬梳至此,再對照反送中情勢,可以說缺乏民主制衡下的港警「中立、專業、法治」神話,其缺陷已然相當清楚:在殖民時期以「不左不右」為政治中立準則的港警,背後的潛台詞是「絕對效忠政權」,但政權又從不是香港人的政權;而所謂專業,指的是手段上的效率、準確,但單以專業並不足以正當化警隊作為,必須先問欲達成的「目的」究竟為何,畢竟許多獨裁國家的警隊,在鎮壓異議方面都是相當「專業」的;至於法治之所以能夠保障人權的前提,不只是警隊受法律拘束,法律本身也需掌握在公民手中,否則公民就成了被政權乃至於警隊「依法治理」的客體,任人宰割。

雖然缺乏民主,在制衡警察權力上是嚴重缺陷,但並非有了民主體制,警察權力就會自動受到制衡,仍須回到各種具體的場域上進行制度角力。從以下在太陽花運動後的台灣警政改革經驗,雖然未竟全功,相信仍能提供香港一定程度上的參考。

太陽花後的台灣警政改革

台灣警察雖然也有港警的催淚瓦斯槍,但由於擔心影響民眾,長年以來備而不用,顯然是對雨傘革命所引發的台灣輿論有所顧慮。

與雨傘革命類似,在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中,由於警方在3月23日佔領行政院的行動中,動用了鎮暴部隊與水炮車,對在行政院當中靜坐的群眾進行流血鎮壓。因此即便是在立法院佔領本身結束後,原非運動焦點的警政問題,也成為了許多運動者持續關注的議題之一。

2014年3月24日,太陽花學運,防暴警察在台灣行政院外使用水炮驅散示威者。

2014年3月24日,太陽花學運,防暴警察在台灣行政院外使用水炮驅散示威者。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站在運動的角度看來,「問題」是全副武裝的警察,毆打手無寸鐵的抗爭者,明顯執法過當,要如何究責與防止再次發生的問題。但台灣警方至今仍堅持當晚只是「遇強力抵抗,彼此肢體強烈接觸,架離時難免受傷。經放大播放後,警察形象頻遭導誤」而已,因此「問題」反倒是警察執法太過軟弱,才無法阻止政府機關遭到佔領。

在上述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之下,在太陽花之後,有許多與抗爭相關的警政議題上均產生了警民雙方的角力。首先是在第一線的器械方面,台灣由於過往戒嚴統治的關係,民主化後仍延用軍事防禦用的帶刺或刀片的金屬拒馬、蛇籠,作為阻隔器材,而非單純的金屬或灌水柵欄(香港稱「鐵馬」、「水馬」),許多台灣抗爭者都有被拒馬刺傷的經驗。在太陽花後,警方為防止佔領再次發生,原本在抗爭前才會出動的上述器材,均常備於主要機關出入口,以便迅速部署,部署時的密度、高度與數量也大幅提高,被稱為「台北拒馬大展」。

在2016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立委在立法院批評警政署,不應沿用軍事戒嚴時防衞警政機關的準則,把人民當「敵人」來部署會傷人的拒馬,警政署隨即撤去兩年來部署在各機關的拒馬陣。而後則改以較低矮、不帶刺的金屬柵欄(鐵馬)區隔,並增加第一線警力的人數,以防抗爭者越界。然而,台灣人並未就此擺脱帶刺拒馬,例如在2017年的反年金改革抗爭、2018年的反勞動基準法修法抗爭中,民進黨政府亦讓「台北拒馬大展」再度重出江湖。

而在前面提過的辣椒噴霧,原先是2014年9月時,由國民黨立委提案新增為警用配備。但消息見報沒幾天,就發生雨傘革命,因此警政署長在10月時於立法院表示,目前警用裝備足以應付聚眾事件,不需另購噴霧。署長另外指出台灣警察雖然也有港警的催淚瓦斯槍,但由於擔心影響民眾,長年以來備而不用,顯然是對雨傘革命所引發的台灣輿論有所顧慮。直到2016年11月,警政署方以打擊犯罪為由,新增辣椒噴霧為警械,但禁止於抗爭場合使用。

至於在2014年太陽花中被用來驅散群眾的水炮車,在同年4月的反核遊行再次上場,但這次是對著在道路上,已被警方團團包圍的靜坐民眾射擊,近乎行刑式的作法引起公憤,就再也沒有動用過水炮車。而在一場與人權團體的座談中,與會的高階警官表示,這是因為當時輿論反彈過大,因此警政體系內部決定不再輕易動用水炮車。另外也新制定了「警察人員使用高壓噴水車應行注意事項」,解決了過往缺乏規範的問題,希望民間安心。

該份「注意事項」在人權團體持續要求下,終於在今年7月公開,但當中僅抽象要求「依比例原則,審慎選擇適當方法,合理、合目的執行」,難以約束實際的濫用行為。而所謂顧慮民意反對下的「不輕易動用」,也均繫於警政長官,或是政府高官的一念之間。且政府仍在2016年編列預算,購置了新的水炮車,顯然並未放棄。

而在法制方面,自1987年解除解嚴以來,為了控制群眾運動,另外訂定了「集會遊行法」來進行管制。在威權背景下,該法的內容絕大部分均是對集會遊行的介入以及處罰,並且給予警察相當大的裁量權限,長年來為人權團體所詬病。除了持續推動修法外,該法的部分條文也曾兩度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從台灣的經驗可以看到,民主政體下的政黨輪替,以及公民社會的力量,確實能夠對警政體系達成一定的制衡效果。

在2016年民進黨首次取得行政與國會多數下,原本認為集會遊行法修法應該終於能有進展。然而在警政機關以「安全考量」為由的強力反對,以及開始作為執政者面對抗爭的體驗之下,民進黨雖然仍有修法意願,但在部分條文的立場轉趨保留,表示希望主張修法的人權團體,可以信任民進黨不會濫用權力,能夠同意還是留給警察較大的權限。最後雙方無法達成共識,修法又再次擱置至今。

最後在2017年招開的「司法改革會議」中,決議應成立有外部委員加入,具獨立性的「警察教育委員會」與「警察專案與績效管理委員會」此一決議不僅是希望從根本上改善不當執法的問題,更希望全面地從教育與管理兩個層面切入,檢視當前的警政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這份決議的推手之一,正是在太陽花運動後成立的「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警工會)。

該會是發端在太陽花後,由社運人士發起的「支持警察組工會」運動,目的希望基層員警能站出來爭取自己的勞動權益,並透過工會開啟警察與社會溝通的可能性。該會會員目前以現職員警為主,除了爭取警員的勞動權益外,也關注警政民主化改革議題,致力於尋找員警權益與公民社會的交集。目前除投書報章外,也持續與人權、司法改革等社運團體合作推動警政改革,並開辦與警政議題相關的調查、講座等等。

可惜的是,前述決議在警政署的杯葛之下,仍未能完全落實。警政署堅持在治安考量下,教育與績效制度均應由警政署主導。因此在績效方面,僅願意自行邀集專家學者與警員代表舉行座談會,檢討相關議題。在教育方面,則自行聘任任務型的諮詢委員,但不稱委員會。行政院雖一再要求,民間也不斷批評警方違反司法改革會議決議,但實際上仍拿警政署沒有辦法。

從上述台灣的經驗可以理解到,民主政體下的政黨輪替,以及公民社會的力量,確實能夠對警政體系達成一定的制衡效果。例如收起帶刺拒馬、延後採購辣椒噴霧(並承諾不用於抗爭場合)、避免使用水炮車、啟動集會遊行法的修法程序、通過警政改革決議等等。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無論是哪個政黨執政,警政體系對執政者的警政政策都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甚至能以消極抗命的方式,實質杯葛政治部門對警政的改革決策。而因政治考量而一度收斂的警察權力,長遠來看仍會在社會不注意時,持續儲備力量,一旦政治情勢轉變,隨時有可能死灰復燃。

民主與法治都能讓公民的籌碼變多,若政黨成功輪替更是會製造出許多機會,但從不包贏,這是一場永無止盡的拉鋸戰。

2019年8月24日,「燃點香港,全民覺醒」的觀塘遊行,遊行後警民爆發多輪衝突,警方密集開槍,發射多枚催淚彈、橡膠子彈、海綿彈和胡椒球。

2019年8月24日,「燃點香港,全民覺醒」的觀塘遊行,遊行後警民爆發多輪衝突,警方密集開槍,發射多枚催淚彈、橡膠子彈、海綿彈和胡椒球。 攝:林振東/端傳媒

挖掘香港警政改革的可能性

香港警察的克制,在港英時期是國際情勢與殖民政府統治考量下的產物,在九七後則立基於各方對「五十年不變」的共識,以及以「和理非」為主流的香港社運,這些條件在現在都已不再存在。

回到對香港局勢的展望,香港人首先要認真面對的,是無論主觀上如何希望「找回舊日港警」,都是已經一去不復返,也不該回去了。確實對現狀的不滿,自然會帶動懷舊情緒,但並不代表主觀上的美好舊日,真的就是應該追求的未來。畢竟,今日的鐵腕鎮壓,其實在數十年來一直有跡可循。

香港警察的克制,在港英時期是國際情勢與殖民政府統治考量下的產物,在九七後則立基於各方對「五十年不變」的共識,以及以「和理非」為主流的香港社運,這些條件在現在都已不再存在。必須認清的是,無論影視作品中的港警再帥氣,日常遇到的警員多帥多美多有禮貌,港警從未真的屬於過香港人。香港人的警察不在過去,在未來。接下來的功課,跟所有國家一樣,是如何有效約束警權的難題。

至於該怎麼做,在目前對「黑警」的群情激憤下,可見到許多意見是希望將警隊換血。但不得不說接下來香港未來的政治情勢,即便五大訴求全數達成,仍很可能會是在特區體制下的部分民主,警隊大換血的可能性相當低。

比較務實的做法,是一方面進行獨立調查,對應負責任者做出適當的人事和司法處置,對警隊內外明確傳達改革的訊號,防止再犯並重建信任。另一方面則從警隊相關的法規、教育、人事、監察制度著手,從根本上改變警隊的體質。而這樣的「換血」,即便順利啟動,仍非短時間能夠辦到的,再不情願,也都得要有比氣長的準備。

之後港府政改會如何發展,是否會出現有利改革的政治環境,目前難以預測。但從公民社會角度出發,若想達到以上的目標,除了已被提出的獨立調查與拯救義士外,仍有許多明確能做的事情。

首先是意識的建立,如果香港社會繼續沈溺在對往日港警的美好迷思當中,則警察改革的必要性將難以被廣為認知。最壞的情況,是港警在運動局勢趨緩後,成功以公關手法與社區工作重建香港市民的信任,令抗爭者在社會上遭到孤立。在當前的危機當中,如何將香港市民對警察暴力的憤怒,轉成港警改革的意識與關心,並將其導入長期的政治議程當中,會是重要的倡議目標。

其次則是監察與改革所需的研究工作,由於警政面向相當繁多,魔鬼往往藏在細節裡。要防範的,不只是緊急法等顯眼的大動作,還有在看不見的地方,例如一般人不會特別注意的預算案中,是否又加強了對付社運的警力,或是又買進了最新型的武器。或者是日常當中,港警是否強化了對社運人士的情報蒐集力道,甚至開始應用各種理由進行監視、騷擾。要先有能夠長期洞悉、追蹤警政政策動向的人力與知識,才有可能進一步推動社會普及與宣傳工作。

而除了在警政制度面的長期倡議與運動之外,關於警察與社會運動的記憶政治問題,也值得民間關注。就算是在當下,「真相」也經常是曖昧不明的,在這段抗爭期間裡,不同媒介是如何映出不同的樣貌,香港人應當有切身的體會。更遑論隨著時間漸長,若讓官方建制漸漸掌握住對反送中運動的話語權,那麼這場運動的意義恐怕反而會從改革的契機,扭轉成鞏固警權的正當性來源,這才是真正被「暴動定性」的危險之所在。至於權力者能扭曲一場鎮壓至何種地步,長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應該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另外有許多人都在問,面對當前警隊的問題,除了以協會名義出面痛罵抗爭者為曱甴(蟑螂)外,警隊內部難道沒有不平之聲?香港社會又該如何看待個別員警?日前開始有退職員警與警眷出面發聲,更引發了相關討論。

若站在警員的角度思考,首先在警校的教育中,強調服從是第一要務,並不鼓勵獨立思考,警員缺乏反思、批判性的思想基礎。而即便對目前的做法抱有疑問,在警隊中也無法說出口,更遑論尋找夥伴,是相當孤立的。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是因為雖然香港警察在制度上仍維持了相當的殖民特色,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在人員上已大部分均由香港本地人任職。這強化了香港社會與港警的連結,一定層面上增加了港警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也藴藏著改革的可能性。當警民關係惡化,警察於公於私都會在本地社會中遇到許多困難,更遑論一場捲動大半港人的運動,三萬港警的親人朋友,多少都在其中。

目前較常見的是個人斷絕往來,網路上四處可見與從警的親朋好友絕交的文章,甚至公開揭露員警個人資訊,在網路上圍剿等等。或者是以道德勸說的方式,希望警員良心發現。這雖然能夠對個別警員產生壓力,但若未提供一個建設性的出口,持續從外部施壓的結果,就如北風與太陽的故事般,恐將反而讓大多數警員更加依賴警政體系,或者僅會有少數人選擇掛冠求去一途。

2019年8月24日,「燃點香港,全民覺醒」的觀塘遊行,遊行後警民爆發多輪衝突,警方拘捕示威者。

2019年8月24日,「燃點香港,全民覺醒」的觀塘遊行,遊行後警民爆發多輪衝突,警方拘捕示威者。攝:陳焯煇/端傳媒

若站在警員的角度思考,首先在警校的教育中,強調服從是第一要務,並不鼓勵獨立思考,警員缺乏反思、批判性的思想基礎。而即便對目前的做法抱有疑問,在警隊中也無法說出口,更遑論尋找夥伴,是相當孤立的。道德勸說、人際壓力或是輿論批判,其實是很難幫助有心員警採取行動的。

就此民間可以做的,是試著尋找從警察立場出發,與公民社會有所交集之處,例如台灣的運動者在太陽花後提出,政府不願解決政治問題,卻長期動用大規模警力鎮壓社會運動,對警察的勞動權益也是有害的。或是有許多美國警官反對聯邦政府強力取締移民的政策,未必是出自人權立場,而是不希望因此破壞與當地移民社群的關係。在找到交集後,進而提供安全的窗口、管道,讓有不同想法的警員能有機會先試著說出自己的想法,與外界以及有相同想法的警員進行交流,這就踏出了第一步。

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集會遊行權特別報告員Maina Kiai,在去年訪台之際,曾對此一問題提出了分階段性的實作建議。Kiai指出,即便個別員警直接違抗違法命令,在理論上可能合法,但考慮教育背景、公務員的服從義務、集體壓力等因素下,期待靠個人抗命來阻止組織性的違法行為,並不切實際。

但Kiai也強調,公務體系內部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對於阻止不法行為相當重要。因此Kiai建議,最理想的作法,是警察自己團結起來,以工會等組織名義直接發出聲明,甚至採取集體行動;若難以組織,則作為個別當事人,透過媒體匿名發聲;若個人出面風險還是太高,則將資訊提供給外界,如人權組織等,由其代理發聲;若僅是提供特定個案資訊就可能曝光,則至少將制度性問題以及改善的方向提供給外部團體,作為未來警政改革倡議的基礎。

在制度上來說,香港的政治制度是部分民主,加上殖民式的警政體系,在改革上確實會碰到許多阻礙。但制度上的不利,是有可能透過公民社會的努力,以及社會運動所創造出的時勢來補足的。

以目前香港的情勢來說,警政出現問題這點,已前所未有地廣為香港人所認知,為未來改革打下支持基礎。而以香港公民社會與學界的活躍程度而言,也有充分的資源可以投注至警政改革。最後則是長年強調服務、專業、克制的香港警察本身,由於這數月來的作法,實在偏離以往所宣稱的港警信條太遠,感到猶豫、掙扎、困惑的警員想必並不在少數,畢竟除了賺錢,大部分人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同時是被社會尊敬的。

警察體系始終是社會的一部分,而非外於社會的他者。即便警政高層自以為是超然而不受拘束的公權力,公民社會也不能忘記這點。面對不義,固然不應鄉愿地姑息,但也不要輕言放棄對話與和解的可能性,這看似繞了遠路,卻是條所有經歷過不義歷史的社會,不得不走過的一段歷程。

(許仁碩,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研所,現就讀於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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