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讀者來函

從北中國遙望香港:平行世界背後的生存和輿論

我曾在無數KTV的門口,聽到無數似是而非的粵語從不會粵語的青年口中嘶吼而出。這嘶吼是1990年的香港,給神州大地上無數孤獨心靈留下的念想。


2019年9月15日,示威者於金鐘政府總部外佔領馬路,警察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9月15日,示威者於金鐘政府總部外佔領馬路,警察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 攝:陳焯煇/端傳媒

盛夏,我從美國回北方老家省親。牆內眾聲喧譁,只有手機上還殘留着端傳媒報導的元朗黑夜。手機沒有安裝VPN,因此在國內的那段日子,端的首頁就定格在那裏。八月,我到美國,付國豪在香港機場束手端坐的照片瘋傳。我的朋友圈內外,再無公開支持香港民運的聲音。

我身邊沒有香港朋友,卻有一位默默聲援香港的台灣人。我們討論香港,說來說去,總是圍繞着一個主題:「大陸的多數人,為什麼只看到香港的亂象,聽不到香港的悲鳴?」

是啊,為什麼呢。我思緒飄搖,越過大陸大洋,回到自己的家鄉。

家鄉是中國北方的一個省會城市。在那裏,我的好友剛剛找到教職。聘用他的學校是一所三本民辦大學,招收的學生大多來自本省農村。很多學生的父母砸鍋賣鐵,為孩子們能進入省城學習而感到慶幸。

有一天,一個學生向我的朋友透露,自己因為成績不好,正被另一名教師威脅這名教師說,給我一千塊錢,我就幫你輔導功課;不給的話,就給你好瞧。朋友聽後拍案而起,卻因學生輕描淡寫的一句話而沉默:

「老師,不用跟他爭。我已經習慣了。」

朋友悲歎說,青年才十九歲,就已經習慣了侮辱和傷害。

我卻擔心,有多少被人欺壓的經歷把這青年帶到此地,就有多少欺壓別人的雄心在他胸中升起。

「把別人踩在腳下才能證明自己」。過去的七十年內,這種思想在實踐層面上定義了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正如我在紐約州見到的一位退休大陸檢察官所言,中國一切政治行為的核心依然是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是毛澤東的「我上去,你下來。」

九十年代末,他趕上了官員公費出國學習的熱潮,藉機遊遍了歐美各國。在美國,身為共產黨員的檢察官們聆聽着三權分立制度的細節,參觀了各級法院。

回到中國北方,他念念不忘的是珍珠港清澈見底的水域,和迪士尼樂園的雕梁畫棟、無窮樂趣。

他十三歲時牽着弟弟踏上下鄉之路。那時候,兩兄弟的父親,剛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受辱而含冤自殺。父親生前,也是一名檢察官。

他遵守曾經逼死父親的那一套遊戲規則,從農村殺回城市。八十年代「嚴打」行動中,他嶄露頭角,終在體制內覓得一席之地。我不知道他何時何地下了回歸體制的決心,但我相信,父親的死,也許是他身上某種「習慣」的開始。

這種「習慣」,與那位三本大學生的經歷,本質上相通:在一個不鼓勵同情心的社會,「弱肉強食」是人們在創傷後最容易習得的道理。而在這你死我活的肅殺氣氛裏,俱往矣,屹立不倒的只有紅旗,和支撐着紅旗的體制。

如今,隨着外資在中國遇冷,私營企業面臨寒冬,越來越多的大陸人開始回歸體制。我去深圳闖蕩的親戚,資本市場上兜兜轉轉十幾年,終於還是在政府事業單位找了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

他們心中敬畏的法則,足以讓他們無視香港示威者珍視的原則。

弔詭的是,在紅旗下戰戰兢兢的大陸人,對待香港時卻照例直起腰板,彷彿生殺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背靠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以雷霆之勢俯瞰彈丸之地。被激怒的大陸人心中,恐怕都有這看似氣勢磅礴的政治地理作為背景。神州仰賴暴力機器,穩如鋼筋水泥;香港「亂了」,暴力機器當然要發動起來。這強悍的大國邏輯,香港人如何能懂?

可惜人們忘了,彈丸之地的邏輯也是邏輯,正如普通人的聲音也是聲音。唯有側耳傾聽,才是對話的開始。

香港的示威人群裏,每每響起《海闊天空》的歌聲。但示威者們可能不知道,三十年來,無數大陸青年也會唱着這首歌留下熱淚。

大陸青年們對自由的定義或許不同,但他們每個人都渴望「不羈放縱」。為了這「不羈放縱」,他們有些佝僂着身體在體制的條框內鑽來鑽去,有些藉助父輩的愛護在海內外舒展自己,直到極少數出人頭地,大多數默默無聞。

我曾在無數KTV的門口,聽到無數似是而非的粵語從不會粵語的青年口中嘶吼而出。這嘶吼是1990年的香港,給神州大地上無數孤獨心靈留下的念想。

而今,香港機場的私刑和燃燒的街景給了大陸人口舌,洶洶民意給民族大義裝上了爪牙。民意邊上是一座無形的高牆,「圍着老去的國度,圍着事實的真相,圍着浩瀚的歲月,圍着慾望與理想」,也悶死了公開討論的能量。

三十年前那一支香港樂隊,一邊唱着「不羈放縱愛自由」,一邊咒罵邊疆上古老的破牆。三十年後,「自由」的定義空前分裂,「往昔敬仰的那樣一道疤痕」,依然「留在地殼頭上」。

香港 逃犯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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