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我從美國回北方老家省親。牆內眾聲喧譁，只有手機上還殘留着端傳媒報導的元朗黑夜。手機沒有安裝VPN，因此在國內的那段日子，端的首頁就定格在那裏。八月，我到美國，付國豪在香港機場束手端坐的照片瘋傳。我的朋友圈內外，再無公開支持香港民運的聲音。
我身邊沒有香港朋友，卻有一位默默聲援香港的台灣人。我們討論香港，說來說去，總是圍繞着一個主題：「大陸的多數人，為什麼只看到香港的亂象，聽不到香港的悲鳴？」
是啊，為什麼呢。我思緒飄搖，越過大陸大洋，回到自己的家鄉。
家鄉是中國北方的一個省會城市。在那裏，我的好友剛剛找到教職。聘用他的學校是一所三本民辦大學，招收的學生大多來自本省農村。很多學生的父母砸鍋賣鐵，為孩子們能進入省城學習而感到慶幸。
有一天，一個學生向我的朋友透露，自己因為成績不好，正被另一名教師威脅這名教師說，給我一千塊錢，我就幫你輔導功課；不給的話，就給你好瞧。朋友聽後拍案而起，卻因學生輕描淡寫的一句話而沉默：
「老師，不用跟他爭。我已經習慣了。」
朋友悲歎說，青年才十九歲，就已經習慣了侮辱和傷害。
我卻擔心，有多少被人欺壓的經歷把這青年帶到此地，就有多少欺壓別人的雄心在他胸中升起。
「把別人踩在腳下才能證明自己」。過去的七十年內，這種思想在實踐層面上定義了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正如我在紐約州見到的一位退休大陸檢察官所言，中國一切政治行為的核心依然是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是毛澤東的「我上去，你下來。」
九十年代末，他趕上了官員公費出國學習的熱潮，藉機遊遍了歐美各國。在美國，身為共產黨員的檢察官們聆聽着三權分立制度的細節，參觀了各級法院。
回到中國北方，他念念不忘的是珍珠港清澈見底的水域，和迪士尼樂園的雕梁畫棟、無窮樂趣。
他十三歲時牽着弟弟踏上下鄉之路。那時候，兩兄弟的父親，剛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受辱而含冤自殺。父親生前，也是一名檢察官。
他遵守曾經逼死父親的那一套遊戲規則，從農村殺回城市。八十年代「嚴打」行動中，他嶄露頭角，終在體制內覓得一席之地。我不知道他何時何地下了回歸體制的決心，但我相信，父親的死，也許是他身上某種「習慣」的開始。
這種「習慣」，與那位三本大學生的經歷，本質上相通：在一個不鼓勵同情心的社會，「弱肉強食」是人們在創傷後最容易習得的道理。而在這你死我活的肅殺氣氛裏，俱往矣，屹立不倒的只有紅旗，和支撐着紅旗的體制。
如今，隨着外資在中國遇冷，私營企業面臨寒冬，越來越多的大陸人開始回歸體制。我去深圳闖蕩的親戚，資本市場上兜兜轉轉十幾年，終於還是在政府事業單位找了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
他們心中敬畏的法則，足以讓他們無視香港示威者珍視的原則。
弔詭的是，在紅旗下戰戰兢兢的大陸人，對待香港時卻照例直起腰板，彷彿生殺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背靠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以雷霆之勢俯瞰彈丸之地。被激怒的大陸人心中，恐怕都有這看似氣勢磅礴的政治地理作為背景。神州仰賴暴力機器，穩如鋼筋水泥；香港「亂了」，暴力機器當然要發動起來。這強悍的大國邏輯，香港人如何能懂？
可惜人們忘了，彈丸之地的邏輯也是邏輯，正如普通人的聲音也是聲音。唯有側耳傾聽，才是對話的開始。
香港的示威人群裏，每每響起《海闊天空》的歌聲。但示威者們可能不知道，三十年來，無數大陸青年也會唱着這首歌留下熱淚。
大陸青年們對自由的定義或許不同，但他們每個人都渴望「不羈放縱」。為了這「不羈放縱」，他們有些佝僂着身體在體制的條框內鑽來鑽去，有些藉助父輩的愛護在海內外舒展自己，直到極少數出人頭地，大多數默默無聞。
我曾在無數KTV的門口，聽到無數似是而非的粵語從不會粵語的青年口中嘶吼而出。這嘶吼是1990年的香港，給神州大地上無數孤獨心靈留下的念想。
而今，香港機場的私刑和燃燒的街景給了大陸人口舌，洶洶民意給民族大義裝上了爪牙。民意邊上是一座無形的高牆，「圍着老去的國度，圍着事實的真相，圍着浩瀚的歲月，圍着慾望與理想」，也悶死了公開討論的能量。
三十年前那一支香港樂隊，一邊唱着「不羈放縱愛自由」，一邊咒罵邊疆上古老的破牆。三十年後，「自由」的定義空前分裂，「往昔敬仰的那樣一道疤痕」，依然「留在地殼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