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亞馬遜的火為何燃燒？又是誰在火上澆油？

編者按：2019年巴西亞馬遜雨林的空前大火，牽動全世界的關注。火災究竟有哪些成因，又牽動著什麼樣的利益結構？本文獲授權，轉載自自媒體「食通社」——一個關注可持續食物和農業的知識、信息與寫作社區。

沒錯，引起全世界關注的亞馬遜大火是人放的，而且年年如此。巴西空間研究所（INPE）的衞星數據顯示，過去二十年間，巴西每年都有數百萬公頃的土地被焚燒，但並不都位於亞馬遜熱帶雨林。大部分的火，燒在巴西中部的塞拉多（Cerrado）熱帶稀樹草原上。

那麼，這次火勢是否尤其嚴重呢？今年前三季度，衞星在巴西全國探測到了9萬多個起火點，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0%。其中一半起火點位於亞馬遜，焚燒面積超過400萬公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0%。每年七月到十月是亞馬遜地區的旱季。每到旱季，被燒的面積就會急劇增加，在九月前後達到頂峰。今年的情況是，八月份單月焚燒面積高達250萬公頃。這麼大的動作，已經將近十年沒出現過了。

但是，只要把眼光稍微放遠一點就會發現，今年的火情並不是「破紀錄」的。巴西土地每年都會遭受大面積人為的火燒，二十一世紀的頭幾年，年年都比今年燒得厲害。

既然如此，難道真像巴西總統所說，焚燒雨林太常見，是我們在大驚小怪嗎？當然不是。應該說，在燒了半個世紀之後，這場大火終於得到了全球的重視。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回應發生在巴西土地上的大火呢？這要從巴西的歷史說起。

殖民之火

亞馬遜的第一把火，是歐洲殖民者放的。

有人說，不對，「刀耕火種」自古就有。的確，某些原住民部落會砍伐樹木，用火燒過，利用草木灰的肥力種上一兩季作物，等肥力耗盡後轉移陣地、故技重施。包括中國南方在內的世界很多地區都有這個傳統。

但是，傳統的「刀耕火種」規模很小而且分散，在人遷走之後，樹木也能有充足的時間長回來。畢竟，原住民用的是肌肉加石斧，這和動輒用鏈鋸清伐上百萬公頃的雨林、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再年復一年種植農作物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事實上，歐洲殖民者在獲得充足的能源、機械和化學品之前，也無法對熱帶雨林構成太大的威脅。直到二十世紀初，巴西的農牧業活動仍集中在東北、東南沿海的種植園和南部草原的牧場。先以蔗糖出口為主，後來以咖啡和牛肉出口為主。在統治者眼裏，中西部廣袤的塞拉多草原和亞馬遜雨林是不折不扣的蠻荒之地，經濟價值約等於零，不值得花力氣去開發。

殖民經濟好景不長。1929年，大蕭條重創咖啡產業，貧富差距惡化，社會危機一觸即發。不到一年時間，巴西軍方發動政變，新上台的總統熱圖裏奧·瓦加斯（Getúlio Vargas）開始將經濟重心從出口熱帶經濟作物轉為發展本國經濟、開發國內市場，以此安定民心。在這個背景下，中西部的大量土地和自然資源就變得相當有吸引力了。1938年，瓦加斯提出「進軍西部」（Marcha para o Oeste）的口號，鼓勵南方失業的咖啡農北上「拓荒」，為國家發展做貢獻。

「把沿海的殖民糟粕拋在腦後吧！」宣傳者熱情動員。「去亞馬遜，創造我們自己的巴西！」

口號喊得雖響，但由於經濟力量有限，很快又爆發了二戰，巴西政府拿不出足夠的資源來給中西部建設基礎設施。公路、診所、學校，要啥沒啥，因此在最初三十年間，計劃推進得相當艱難。儘管如此，1941年，政府還是在塞拉多草原中央的戈亞斯州（Goiás）建成了進軍西部的第一個據點——「戈亞斯州國家農墾基地」（CANG）。戰後，西部開發的腳步越來越快，1960年，連首都也給搬來了——高管政要們告別港口城市裏約熱內盧，跑到塞拉多草原上生生開發出了一個全新的城市——巴西利亞，跨度約等於從南京遷都北京。

新首都巴西利亞被稱為「通向亞馬遜的跳板」。燒向亞馬遜的第一把火，就這樣燃起來了。

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將棲身在此的原住民和少數小農、牧民暴力驅逐，把大片土地贈予或低價賣給來自南方的農民和種植園工人。巴西人民一邊豪情萬丈地高呼「反殖民，做主人」，一邊做着和殖民者相同的事，將稀樹草原分割成無數格1000公頃大小的地塊，砍光燒淨，養上牛，種上了稻米和甘蔗。

就在進軍西部的車輪隆隆加速的同時，一種矮矮的作物正在某塊試驗田裏默默生長。只有很少人知道，它很快就會在亞馬遜雨林——以至整個拉丁美洲——掀起第二波毀林狂潮。

這種作物的祖籍是中國，它的名字叫大豆。

逐利之火

大豆是温帶作物，之所以能在巴西大規模種植，養殖業「功不可沒」。

1950年代，美國為了推動南方各州的肉雞養殖，培育出了適應温暖氣候的大豆品種。巴西南部國土的氣候和美國南方相近，於是巴西的農業研究機構對美國大豆新品種稍作改進，開始在南部的傳統農業大州推廣大豆種植。這一時期，巴西正努力發展國民經濟，大豆主要扮演兩個角色：一是與小麥輪作，藉助大豆固氮肥田的功能，在節省化肥開支的同時，提升小麥的自給率；二是榨油後作為動物飼料，支持快速工業化的雞、豬養殖，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肉類消費需求。

想吃更多肉的不只是巴西人。戰後重建的歐洲、日本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有這個願望。在超過生態承載量的需求面前，打破自然限制、用工業化的方法集中飼養大量動物，就需要引入飼料，尤其是富含蛋白質的大豆。大豆從哪裏來？戰後五十年間，美國一直穩坐全球大豆出口的頭把交椅。然而，接連發生的幾件事情步步蓄力，一舉打破了這個局面，讓巴西在短短二十年間躍升為與美國實力相當的大豆出口大國，也讓逐利之火在亞馬遜迅速蔓延。

第一件事，是土壤改造。前文提到的「進軍西部」運動雖然在熱帶草原和雨林中開闢了大片土地，卻無法直接種植作物。熱帶土壤酸性高，土質不容易保存養分，再加上雨水不斷將養分沖走，因此塞拉多也好，亞馬遜也好，土壤都是相當貧瘠的。為了在這些地方種地，殖民者在農業研究機構的指導下，開始往土壤裏撒石灰，中和酸性。到六十年代中期，這一做法在中西部地區已經非常普遍，給巴西增加了大量可耕地。

但對來自温帶的大豆來說，光有土壤還不行，赤道地帶潮濕炎熱的氣候和肆虐的病蟲害都是問題。所以第二件事，是培育新種。

正巧，1971年，美國在美元貶值、出口需求激增和大豆歉收的夾擊下暫停大豆出口，讓急着買大豆的日本和西歐把注意力轉向了巴西。在海外資金的支持下，巴西農業部下設的「巴西農牧研究院」（EMBRAPA）和私營種子企業聯盟合作，終於在1980年用雜交技術培育出了熱帶大豆，第一次將大豆的種植範圍擴張到南緯15度以北，把亞馬遜雨林拉進了大豆企業的射程。

後來，孟山都開發出轉基因抗除草劑大豆，在巴西賣力推廣。轉基因種子搭配大量農藥、化肥一起用，很快變成了南美洲大豆種植的常態。種植條件越惡劣，種子公司和農化企業的生意就越好。

第三件事，是跨國公司佔位。二十世紀末，跨國公司開始主導和塑造全球食品供應鏈，藉助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來影響各國政策，為企業謀利。大豆可以榨油，壓榨後的豆粕可做飼料，加工過程中還能產生多種食品原料，可以說是現代餐飲業、養殖業和食品加工業的地基。如此有「錢途」的作物，資本當然不會放過。

1996年9月，世貿組織（WTO）剛成立一年多，作為成員國的巴西不顧本國大豆加工企業的反對，通過「坎迪爾法」（Lei Kandir），取消了農產品的流轉税。在此之前，為了限制出口、支持國內經濟發展，用於出口的農產品，在運輸途中每過一次州境，都要繳納相當於商品價值10%左右的税金。取消流轉税意味着，在巴西中西部地區種植大豆，跨越多個州運到南部港口，成本要比以前低多了。這對覬覦大豆出口生意的跨國公司來說，正中下懷。在「坎迪爾法」通過後的第二年，ADM和邦吉（Bunge）——大豆行業的兩大跨國公司——就各收購了一家巴西大豆加工企業，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希沃食品」（Ceval Alimentos）。同時，ADM、邦吉、嘉吉（Cargill）和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四家跨國農企——合稱「ABCD」四大糧商——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全球布局，並先後進入了中國。很快，這幾家寡頭就控制了巴西和中國的大豆油壓榨市場。

這樣一來，寡頭既不必與巴西本地的壓榨企業爭奪豆源，又可以把大豆直接運到位於中國自家控制的壓榨廠裏進行加工，豆油以低價銷售到市場，豆粕成為飼料，肥水不流外人田，將大豆所有環節的利潤都裝進自家的口袋。

土地有了，種子有了，局也布好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風適時地從中國吹來——正如很多學者預測的那樣，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開始「無肉不歡」、「我就喜歡」了。大豆與快餐的組合尤其完美：把用豆粕喂大的動物，放到豆油裏煎炸一番，不起眼的豆子一拆一合，就變成了讓人一吃上癮的吮指美味。

在那個敞開國門、快速發展的年代，中國農業部的領導曾反覆指出，讓中國人「吃上肉、多吃肉」是他們的工作目標。1990年代中期，中國放開大豆進口，以滿足植物油和飼料需求。2001年，中國加入WTO，並在同一時期先後與美國和巴西簽訂了雙邊貿易條約，從此大豆進口量一飛沖天。到2017年，巴西出口的大豆，80%都運往中國，也才將將夠填飽中國胃口的一半。

一邊是中國深不見底的巨大市場，一邊是巴西一望無際的潛在農田，誰能抵抗這樣的誘惑？手快有，手慢無，衞星照片將大豆田對雨林的飛速侵蝕呈現在了我們眼前。

蠶食雨林的不只是大豆田，還有牧場。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數據顯示，1970年代至今，隨着國內外牛肉消費量的增加，巴西養牛規模翻了一倍，增長量幾乎全部來自亞馬遜地區。

1996年取消農產品流轉税後，牛肉和大豆一樣，出口躥升。出口量的波動，和全國起火點數量及焚燒面積的波動都相當吻合。

不加限制的開發，讓亞馬遜毀林面積在2004、2005年連創歷史記錄。2006年，以綠色和平為首的民間組織在歐洲大力宣傳肉食與毀林之間的關聯，並把麥當勞當作反面教材嚴厲批判，話題度絲毫不比這次低。

在市場壓力下，麥當勞等餐飲食品企業開始要求巴西大豆供應商正視環境問題，並很快與巴西最主要的大豆產業協會和出口商協會簽訂了「大豆交易暫停承諾」（The Soybean Moratorium），暫停從新增的毀林地區購買大豆。三年後，針對牛肉和牛皮的「牛肉交易暫停承諾」（The Beef Moratorium）也得到了巴西超市協會和百餘家肉類加工企業的支持，亞馬遜地區的毀林情況一度好轉。

可是，這些措施防得了一處，卻防不了全部。畢竟需求擺在那裏，企業只需要鑽鑽空子，生意照做不誤。於是，大豆企業一邊在亞馬遜與監管者捉迷藏，一邊把戰場從巴西擴展到了周邊鄰國；熱帶雨林被盯得緊，就去燒更多的稀樹草原和灌木林。

去年四月至今，中美貿易戰使得中國對巴西大豆的需求激增，中國的牛肉需求也漲勢迅猛。同時，巴西新上台的總統博爾索納羅高調鼓勵農企毀林造田。在這種情勢之下，行業承諾顯得更加不堪一擊。

今年的8月10日被亞馬遜雨林東部帕拉州（Pará）的農戶們稱為「焚燒日」（dia do fogo）。農牧民大肆放火燒林，目的是讓新總統看到：謝謝你的鼓勵，我們幹勁十足！

這就是今年8月亞馬遜焚燒面積暴增、引發全球關注的直接原因。

然而，自然規律沒有空子可鑽，也不管經濟政治如何反覆。半個世紀的砍伐和焚燒，正將這場大火推向反噬的邊緣。

自毀之火

地球上很多地方的森林都利用野火進行自我更新，但熱帶雨林不同。豐沛的雨水和潮濕的空氣讓火燒不起來，所以天然的野火在亞馬遜雨林中極其罕見。

而亞馬遜之所以多雨濕潤，是因為這裏的6000億棵大樹像天然加濕器一樣，源源不斷地把土壤裏的水分吸到高高的樹冠上，從樹葉中釋放出去。每一天，亞馬遜的大樹們都能通過這種「蒸騰作用」，向大氣中釋放200億噸水。什麼概念？地球上最大的河流——亞馬遜河——每天也「只」向大西洋中注入170億噸水。

樹木的蒸騰作用，加上土壤、植被表面水分的蒸發，形成了一股強勁的吸力，將大西洋海面的水蒸氣吸引到了陸地上。各路水汽在空中彙集成了一條看不見的大河，自東向西橫跨南美大陸，撞到安第斯山脈後向南轉彎，奔騰不息，普降甘霖。

歐洲殖民者最初想在亞馬遜南部搞農業，就是看中這裏雨水充足，降雨規律。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雨水來自樹木。當他們手持鏈鋸切斷樹幹時，也把未來的豐收一起斷送了。

過去二十年間，在亞馬遜東南部，也是毀林最為嚴重的農業開發區，旱季一年比一年長；2005年、2010年、2015年都是大旱，旱災間隙又是洪災，原本穩定的生態系統已經開始震盪。

有學者預測，如果毀林持續下去，到2050年，由於雨水減少，亞馬遜地區大豆和牧場的單產都將下降三分之一左右；即使農田牧場的面積增加了，總產量也會被越來越低的單產抵消，整個亞馬遜地區的大豆總產量將下降四分之一。毀林無異於殺雞取卵。

燒燬樹木，遭殃的不止是雨林地區，甚至不止是南美洲。風雲沒有國界，亞馬遜上方的「空中大河」一旦斷流，美國南部和中西部也會更加乾旱，連地球另一端的內蒙古和雲貴高原都可能受到牽連。

這還不是最糟的。

亞馬遜雨林儲存着高達2000億噸的有機碳，是地球上最大的活碳庫和最重要的碳匯之一，每年從大氣中吸收的碳佔陸地上所有碳匯的25%。這些碳通過植物的光合作用變成養分，進入複雜的生態網中，排列組合成了300多萬種千奇百怪的動植物，和沒人知道有多少種的微生物。

焚燒雨林這個動作本身，就是在把每一棵大樹、每一頭樹懶、每一隻巨嘴鳥、每一條蟒蛇、每一隻藍閃蝶、每一匹切葉蟻、每一個細菌和每一粒土壤中儲存的有機碳點燃，燒成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中。

在計算碳排放時，這個過程被稱為「土地用途改變」。在毀林最嚴重的幾年間，土地用途改變和林業產生的排放量一度佔據了巴西全國温室氣體排放總量的70%以上。

將林地變成農田牧場還只是個開始。牛排放的甲烷、肥料排放的氧化亞氮、農機燃燒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還有土壤的退化，都會繼續年復一年地向大氣中排放温室氣體。

即便是沒被燒過的林地，碳匯功能也在下降。科學家發現，從開始收集數據至今的35年間，亞馬遜雨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一路下滑，越來越吸不動了。研究者認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日益嚴重的乾旱和高温影響了樹木的生長。

温室氣體導致的全球氣候變化讓世界各地的極端天氣更加頻繁，旱澇災害更難預測，也讓森林和草原上的野火燒得更久、更旺、更難撲滅。每倒下一棵樹，惡性循環就增強一分。

農民是誰？發展為何？

有人認為，巴西經濟要發展，農民要吃飯，雨林是人家的，怎麼開發是人家的事。但果真如此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農民」是誰，「發展」到底是為了什麼，誰從中獲益，誰又從中受損。

巴西的農民可以被粗略分為兩大類：集中在東南部傳統農業區的小農，和集中在中西部、以種大豆為主的大型種植戶。二者本是同根生。在進軍西部時，南方農戶家裏若有幾個男丁，通常會留下一個守着幾十公頃的農田，其餘兄弟北上，去塞拉多和亞馬遜，每戶平均能分到超過2000公頃的土地。

如今，這兩種農民的生產方式、社會形象和政策待遇都已經完全不同了，甚至歸兩個不同的農業部門管理。

留在家鄉的小農用相對傳統的方法生產了巴西70%的食物，但由於收入低，被政府視為扶貧對象，歸「農業發展部」（MDA）管；中西部的種植戶則採用大規模工業化的方式，生產用於出口的商品糧，被政府視為經濟支柱，歸「農業、畜牧業和食品供應部」（MAPA）管。

在大豆種植戶的心中，自己響應國家號召，背井離鄉，開最艱苦的荒，種最先進的豆，就像社會上宣傳的那樣，是「巴西的民族英雄」。可事實上，這種信念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成為了幻覺。隨着跨國公司的進駐和擴張，「發展」的概念已經從「改善國民生活質量」變成「讓農企利益最大化」。

在大豆行業被寡頭壟斷的今天，種植戶的信貸、種子、肥料、農藥、農機和極其有限的市場都被跨國公司通過生產合同牢牢控制，農民實質上已經變成了公司的勞工；連最基本的修路的費用，也是由種植戶直接或間接（通過税收）支付了七八成，就這樣，還得把大豆的「運輸費」從售價中扣除——寡頭想賺的錢，一毛也不會少賺，寡頭不想付的錢，一分也不會多出。

對跨國公司和種植戶之間的關係越了解，就越覺得，民族英雄們簡直是被摁在地上摩擦。但種植戶之所以能接受這種現狀，積極毀林造田，是因為他們至少還能頂着光環在地面上奮鬥。與之相比，小農和原住民——那些真正站在食物主權抗爭前線的人們——早已在資本的碾壓下，半截身子埋在土裏了。

吃，還是不吃？怎麼吃？

最後，不得不承認的是，被完全矇在鼓裏、在最下層給農業食品公司提供燃料的，是千千萬萬對食物不假思索的消費者。

我們都需要看清，不管是在巴西還是在中國，屈指可數的幾家跨國公司，在用同樣的方法，決定我們能吃什麼、甚至想吃什麼。正是砍掉大樹的那雙手，用熱鬧的廣告矇住了我們的雙眼，讓我們一邊為燃燒的雨林歎息，一邊啃起用巴西大豆喂胖的炸雞。

所以，作為消費者，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最常聽到的建議是少吃肉，尤其是少吃牛肉。理由很簡單：亞馬遜被毀，是為了養牛、種飼料。所以少吃點肉，就可以少養些動物，少種些大豆，少砍些樹。

這個想法很好，但如果只停留在這一步，就容易掉到更多陷阱裏。理由也很簡單：同樣是毀林得來的大豆，不餵動物了，直接做成素食炸雞、素食漢堡，把包裝改成綠色，就該受到擁護嗎？

的確，一塊真炸雞用掉的大豆或許可以做十塊素炸雞，但只要素炸雞的市場不斷擴張，同樣的公司把控着同樣的供應鏈，問題就依然得不到解決。杏仁奶的流行讓加州的淡水危機愈演愈烈，牛油果紅遍全球的背後不也是墨西哥和智利等地的環境與社會災難嗎？

說到底，把亞馬遜燒得千瘡百孔的不是某種食物、某個產品，而是以企業利益為中心的殖民思維、為逐利而膨脹的控制慾，和對自然規律的無知和輕視。

這些人性深處的暗面，改變起來談何容易。但若不去改變，我們的文明將永遠是暴力的、短視的。好在，我們還可以從一日三餐開始，練習做一個負責任的地球公民：

我們是否願意關掉手機應用，去菜市場、去農夫市集、甚至去田間地頭，和農民聊聊，找到幾位值得信賴的生產者？是否能在「豬肉多少錢一斤」之後，追問一句「哪裏產的，怎麼養的，拿什麼喂的」，直到聽到讓自己滿意的答案？是否有勇氣拋棄僥倖心理，直麪食物背後的環境和社會代價？是否能享受自然法則帶來的無常和妙趣，接受蔬果上的蟲眼兒和肉、蛋、奶的珍貴？

做到這些事情，或許並不簡單。但我相信，把這麼長的文章讀到最後的你，會願意一試。

（周晚晴，紐約明綠行動智庫顧問，生活熱情來自與生態農業食物體系相關的觀察、實踐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