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譯自英文學術博客 Phenomenon World 對政治科學家亞當·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專訪，原文於今年6月13日刊登。在此次訪談中，博客編輯Maya Adereth（下簡稱MA）同就職於紐約大學的著名比較政治學家舍沃斯基教授（下簡稱AP）探討了他學術生涯的發展，以及他對於選舉、社會民主、新自由主義、乃至當今世界的看法。學術觀察小組「政見CNPolitics」獲得授權對原稿進行翻譯，端傳媒獲Maya Adereth及「政見CNPolitics」授權轉載，小標題有所改動。
與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經濟復甦相伴而來的，是「佔領華爾街」、各類廣場運動，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社會運動的復興，以及與這些運動相伴隨的旨在實現財富和政治影響力民主化的政策綱領。這些運動植根於國際性的激進傳統。但是在整個20世紀，這一傳統一直因其與國家制度之間的聯繫而備受指責。在西歐，勞工運動曾經通過瑞典社民黨、德國社民黨和法國社會黨等政黨表達了其政治訴求。但這些政黨隨後遭到了他們所代表之運動的廣泛批評，被認為為了跨黨派的妥協而輕視了民眾的需求。而且，儘管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政府在戰後取得了顯著成就，今天的圖景卻似乎在證明，這些改革註定無法持久。
同樣的動態延續到了左翼政治的歷史之外：無論政治家是否優先考慮其選民的需求，他們總是無法兑現承諾。今年春天，我見到了亞當·舍沃斯基——他是紐約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分析馬克思主義者九月小組的前成員，也是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並與他討論了選舉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以及今天正在發生的政治變革。
在舍沃斯基的職業生涯中，他已經出版了13本專著和150多篇論文。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對民主轉型、再分配政治和經濟增長決定因素的研究。在《民主與發展》一書中，他通過另一種因果敘事有力地挑戰了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儘管經濟增長未必帶來可持續的民主制度，但經歷了激進民主運動的富裕國家更有可能實現成功的轉型。在《民主與市場》一書中，他分析了20世紀後半葉席捲東歐和拉美的革命浪潮背後的政治、派系和經濟動力。利用哲學理論、經濟學和博弈論，舍沃斯基對民主運動和自由市場的成敗進行了深刻而富有開創性的評估。憑藉着獨特的方法論，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一書中，研究了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在整個20世紀中所面臨的抉擇，並通過理性選擇框架刻畫了其領導者和支持者所做出的決定。
他最近的一本書《為什麼要選舉？》，着眼於選舉政治的必要性和不完備性。而他的下一本書《民主危機》，將於今年9月份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MA：您能不能先跟我們講一講您早年的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AP：我成長於共產主義下的波蘭，國內和國際政治無時無刻不影響着每個人的生活。政治流淌在我的血液之中。研究政治學則源於一次意外。我在華沙一直學習的是哲學和社會學，有一位來訪的美國政治學教授問我，是否願意去美國學習政治學。我那時不知道政治學是什麼。我們（在波蘭）甚至沒有這門學科。但我當時21歲，願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所以我說，為什麼不呢？
MA：在起步階段，有哪些大問題困擾着你？這些問題有沒有隨着時間而改變？
AP：最初我對不同政治制度如何影響經濟增長非常感興趣。這種興趣貫穿了我的一生。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做這個題目，在2000年又寫了一本與之相關的大書（註1），剛剛還發表了一篇相關的文章（註2）。除此之外，我一直對政治學方法論感興趣。我剛離開波蘭來到美國時，沒法研究美國政治，因為我對此一無所知，但我也不想在國外研究波蘭，因為我不相信這樣做是可行的。所以我專注於方法論方面的工作。直到我開始研究智利，這都是我的主要關注點。
我第一次在智利生活是1968年，然後1970到1971年間又呆了一年——那是阿連德在任的第一年。接下來1973年的政變爆發了，民主變成了（我）首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哪些改革可以藉由民主手段實現，其次是民主制度何以會被摧毀。 這時候我才意識到，當人們幻想着朝民主制度轉型時，從未思考過民主本身。那時我們覺得，民主就是一切好的東西，而獨裁就是一切壞的東西。我們想要的只是停止屠殺、建立民主，並假設之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們曾經開玩笑說：一開始你搞自由化，然後你搞民主轉型。最後呢？你幻滅了。正是在這段時間裏，我開始系統地思考民主。
社會主義能否通過民主實現
對左翼來說妨害民主是一個重大的戰術錯誤。
MA：我想多問一下你在智利的經歷。我總認為我們從智利所學到的是「資本罷工（capital strike）」的力量：當阿連德上台時，產權關係高度不平等，投資因為他的政策而陷入停滯，因此經濟崩潰，政治混亂隨之而來。你同意這個分析嗎？
AP：我對當時所謂的「阿連德實驗」十分同情。他提出了一個相當合理的温和計劃；它包括一些國有化，但主要動機是解決智利經濟的高度壟斷和通貨膨脹問題。這不是意識形態驅動的。問題是阿連德沒能控制住他的支持者，整個運動在優先考慮社會主義還是民主的論戰中陷入了分裂。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不能通過民主手段實現，因為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必然會藉由暴力來阻撓社會主義。還有一些人，比如阿連德，堅持一種改良式的策略。認為他們只能做那些大部分民眾都支持的事情，不能越過民主的邊界。如果下一次選舉輸了，那他們也只是希望將來可以再次獲勝，並繼續自己的計劃。
但問題在於，阿連德自己的政黨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通過民主手段實現。事實上，他的聯盟中唯一負責任的是共產黨人。他們非常自律而且有長遠打算。但聯盟中的其他團體都慫恿他去做一些不民主和不合法的事情。他們（阿連德聯盟）原本可以走得更遠，因為中間偏左的黨派已經同意在國有化方面向阿連德政府妥協。但最後協議破裂了，一旦如此，阿連德就不再有什麼可以運用的合法手段，整個局勢轉向了暴力。
我認為整個左翼都從這次經歷中吸取了很大的教訓。事實上，意大利共產黨曾發表了一份由恩里科·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所著的文件，題為「智利事件後的反思」。其基本結論是，對左翼來說妨害民主是一個重大的戰術錯誤。意大利政治哲學家諾韋爾託·博比奧（Norberto Bobbio）則從戰略的角度理論化了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理念。他指出，自由主義價值觀是任何社會主義藍圖的根本。
選舉與社會變革
不平等持續存在這一事實是令人震驚的——儘管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情況不盡相同，但所有滿足民主標準的國家中，不平等都持續存在。
MA：對於左翼來說，「改革還是革命」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問題。而你的答案似乎是：都不行。你能不能詳細闡述一下你所觀察到的，通過選舉而實現變革的局限性？特別是像你在最近一本著作（註3）裏論證的那樣，選舉是不是隻能為大多數人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鑑於你已經指出，少數人的革命在長期來看不可能帶來民主的後果，你認為到底有沒有辦法實現真正有意義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AP：我不覺得選舉是實現變革的工具。我認為選舉在減少不平等方面無能為力。不平等持續存在這一事實是令人震驚的——儘管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情況不盡相同，但所有滿足民主標準的國家中，不平等都持續存在。為什麼這會發生，有各種各樣的機制可以解釋，但這實在是令人悲傷的結論。
對於這個問題，任何思考的出發點都必須是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關於就業和投資的大多數決策都是私人制定的，其目的是最大化利潤。任何政府都必須預測其決策將如何影響公司的反應，而這將反映在股票市場之上。
讓我告訴你一個有趣的事實——這來自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的《不平等民主》（Unequal Democracy）一書。拉里展示給我們的一個現象是，在選舉前一或兩個季度，如果最富有的那五分之一收入增加了，窮人將更有可能投票支持現任政府。這是為什麼？
這是因為，在這個國家（美國），你每天都會收到好幾次的經濟信息，是道瓊斯指數。股票的價值流向哪裏？最富有的前10%。但這類信息每天遠遠不斷地「轟炸」着公眾，讓公眾以為經濟變好了、所有人都能獲益。
所以我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普遍局限性。1985年，我寫了一本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的書，在書中我試圖去理解這些局限性是怎麼運作的。假設税率由一個完全支持勞工的政府來選擇。政府很清楚，如果税收增加，投資將會下降，未來每個人的消費都會減少。因此，它不得不實施税收減免。工會也是如此：比如說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會，它曾一度擁有壟斷勞動力市場的力量，但出於這些原因，工會還是不得不實行系統性的工資限制。這些就是在投資決策由私人做出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制度所面臨的局限性。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沒有進步的空間。我覺得存在着有限的空間——有些社會能夠在保持發展的同時減少不平等。但即使這些社會也仍然是相當地不平等。
大多數人在沒輸太多的情況下才會尊重選舉結果。如果一個左翼政黨上台並重新分配了大量收入，那麼右翼在未來將沒有機會贏得任何選舉，從而他們會轉向其他方式（以獲得權力）。這也就是說在選舉政治中，你每次（上台）做的不能太多，而且你必須時不時輸掉選舉（以保證選舉制度的合法性被各方接受），這意味着你會得到一些社會變革，但不會有太多。
新自由主義代替社會民主主義
一個關鍵的因素是對工會的蓄意攻擊：撒切爾夫人讓工會會員人數減半，里根也（對工會）進行了摧毀性的打擊。
MA：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的實驗只在歐洲歷史上的一個短暫時期內存在過。這期間工會行使了工資限制，僱主們做出了一些讓步。但然後就到了70年代，社會契約分崩離析。我讀了你寫的一篇關於這種轉變的論文，題為《到底有多少種「第三條道路」》（註4）。你描述了整個政策體制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競爭性選舉依然存在，某個黨派提出一種政策創新，並依靠該創新贏得了選舉，於是之後的政黨也都採用了相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對我來說，這種從意識形態角度出發對新自由主義所做的闡釋，似乎並沒有考慮到所有起了作用的力量。我很好奇，你能不能再詳細闡述一下，為什麼社會民主主義制度是不可持續的，以及我們怎麼才能最好地理解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
AP：很顯然，在70年代後期發生了一些事情。一個關鍵的因素是對工會的蓄意攻擊：撒切爾夫人讓工會會員人數減半，里根也（對工會）進行了摧毀性的打擊。我把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看作一場autogolpe，即自我政變。這是蓄意的，有計劃的，是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其中（起作用的）有智庫、各類計劃、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以及開始將這些政策強加於世界各國的美國財政部。我所不能理解的，以及你評論完全正確的地方是，社會民主黨人到底怎麼了？
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戰略並非源自對公正和平等的考慮。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使用了類似的修辭，但其計劃背後的信念是，社會支出可以帶來更多的產出。這是一項發展戰略。我經常引用某位瑞典部長奧林（Olin）的話。他說：「我們曾經認為在住房和醫療上的支出是消費。但現在我們明白了，這些是對我們所擁有的最重要資源——人民本身——的投資。」這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動機所在：當你讓人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受到良好教育的時候，他們會變得更加高產。
在70年代，我們遭遇了石油危機，通貨膨脹率暴漲。每個人都開始談論國家的財政危機，認為我們不能再支持——用克勞斯·奧菲（Claus Offe）（註5）的話來說——「去商品化」的政策。社會民主黨人的說話方式開始變得像新自由主義者一樣。有一次我問他們的秘書長安達盧西亞（Andalucia），為什麼西班牙社會主義黨崩潰了，是由於腐敗，還是什麼？他的回答很簡明扼要。他說，「他們讓我們操起了不屬於我們的語言。」
MA：這讓我想到了卡拉漢（Callaghan）（註6）政府，他們在競選的時候主張左翼綱領，但最終在撒切爾上台之前就進行了經濟重組（restructuring the economy）。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蘇聯的日益虛弱和美國貸款的不斷增長。在1946年，艾德禮（註7）能夠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左右逢源，利用可得的蘇聯貸款，反過來確保來自美國的貸款可以支持英國的凱恩斯式財政政策。1976年，卡拉漢就沒法再這麼做。
AP：好吧，是的。他犯了一個錯誤，而且運氣不好。他應該在那個冬天之前就舉行選舉。他遇上了一個糟糕的冬天，再加上石油危機。但這為什麼會讓他改變自己的整個世界觀呢？讓我告訴你兩個故事：西班牙前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Felipe Gonzalez）曾說過，在1985年到1986年的比塞塔（註8）幣值危機期間，他在三天之內損失了整個年度衞生預算。我曾經與巴西前總統費爾南多·恩裏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有過一次對話。我問他：「你覺得你做決策時受到的最大限制來自哪裏，公眾輿論嗎？」他說：「呃，公眾輿論的話......我去上上電視就好了。」「那是國會嗎？」我問。「我對付得了他們。」他說。「那是什麼？」他回答說：「股票市場。」可是為什麼，在70年代之前，股票市場並不是一個巨大的制約因素，但突然間卻對每個人都產生了限制？我不知道。
我確實知道的一件事是：新自由主義轉變並非源於可見的經濟成功。當瑞典社會民主黨人由於好運而上台執政之後，他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個人都看着經濟狀況，心想：「這真的有效果！」但新自由主義並非如此。這些政策多年來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法國前司法部長，保守派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我想那是在1980年——曾說：「這不會持續很久，這會帶來可怕的結果。」然而呢......
民主的逐漸衰亡
我們最近的發現，即一個人可以通過民主手段去摧毀民主制度，讓我感到更加擔憂。
MA：在當代的政治景觀（political landscape）中，新自由主義共識似乎存在着某種分裂。您如何看待我們正在經歷的這種敘事（narrative）上的變化？
AP：我很悲觀，因為我覺得目前的情況有很深層的社會和經濟根源。這不僅僅是由於特朗普的勝利，或者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fD）獲得了12％的選票，或者法國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獲得了33％的選票，或者其他什麼。這是深深植根於我們社會結構之中的。人們經常討論極化。在我看來，極化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是不同個體首選政策之間的距離有多遠; 第二個，我認為人們還沒有去系統性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人願意為彼此做些什麼。有一項研究顯示，如果出席者來自投票選擇不同的選區，感恩節晚餐的持續時間會縮短近30分鐘。為什麼？因為人們害怕互相交談。在1960年，大約有5％的人表示，如果他們的後代與敵對黨派的人結婚，他們會感到不快。現在這個數字是50％左右。所以政治極化已經進入了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家庭之中。
很難說為什麼這一切會發生。經濟學家認為一切都是經濟因素驅動的，所以他們說這是經濟的原因。的確，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這是經濟的原因。但是，如果你看一看系統性的研究，你會發現經濟因素總是有影響的，但並不如人們假設的那麼大。統計上說，它們總是顯著的，但並不能解釋所有事情。我非常喜歡的一項歐洲研究，是關於工業職位的流失對投票的影響。其結論是，職位流失只能解釋右翼政黨得票率的0.5％。對於德國另類選擇黨，這意味着（其得票率）是11.8%而不是12.3%。什麼解釋了餘下的變化呢？這些變化深深紮根於近幾十年來的社會和經濟變革之中，我覺得任何的權宜之計都不會產生什麼效果。
MA：看起來，對於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復興，你並不是特別抱有有希望。
AP：這個國家（美國）是富裕民主國家中唯一一個你剛開始聽到社會民主主義呼聲的。我認得出這些聲音。奇怪的是——我得承認，這是我女兒的觀察——特朗普在右翼中間打破瞭如此之多禁忌的事實，可能會在左翼產生類似的效果。現在，我們可以在左翼說出那些我們之前無法說出的事了。其中一些事是很美妙的。所以也許我並不像自己說的那樣悲觀。即使被提出的一小部分政策得以實現，事情也會有所改善。
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也有一張圖是關於不平等和行政機構的關係：每當共和黨掌權，不平等就會增加。然後，當民主黨上台時，它僅僅是保持穩定。但是，其中的一些想法，比如免費醫保之類，是非常好的。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些想法不會徹底地改變政治勢力之間的關係，但是可能會帶來一些改善。
MA：我知道你很懷疑媒體對於威權主義崛起的狂熱報導。你在最近的一本書中寫道，特朗普和勒龐在競選中傳達的並不是威權主義訊息，而是讓更多人蔘與到政治之中的民粹主義訊息。
AP：我的這個論證有雙重目的。我不太同意把當下的歐美跟魏瑪共和國時期所做的對比。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經濟因素上，我都認為這是不合適的。我對於「民粹主義」也更加同情。很多人同時在抱怨不平等和民粹主義。但持續存在的不平等不是恰恰表明我們的代議制出了問題嗎？你不能說「不平等很可怕，但我們的制度是完美的。」
我們最近的發現，即一個人可以通過民主手段去摧毀民主制度，讓我感到更加擔憂。政府可以採取一系列步驟來減少自己被趕下台或者被抵抗的可能性，而且每一步看起來都是很民主的。想一想對於法定國家緊急狀況的濫用吧。
當我看到埃爾多安、查韋斯-馬杜羅、奧爾班，以及某種程度上我的祖國所經歷的一切，（我發現）他們每一步對民主所做的限制都是合法的，符合憲法，也符合民主原則。我把這叫做「暗中顛覆（subversion by stealth）」，這讓我十分憂慮。
MA：你能不能再基於你跟費爾南多·利蒙吉（Fernando Limongi）共同發展的理論談談今天這種趨勢？你們的理論認為，在人均GDP足夠高的國家，民主制度並不會衰亡。
AP：那個時候，我對於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種漸進腐蝕還不夠敏感。我認為這種轉變的後果尚不明朗。在我們寫那篇文章的時候，博茨瓦納在某種程度上跟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很是相似。該國於1975年獲得獨立，之後同一個政黨贏得了每一次選舉。這個國家有工會，有新聞自由，但它是民主政權嗎？這是一個我們當時無法分類的國家。現在發生的事情是，此類案例的數量正在不斷增加。這種漸進腐蝕的過程已經變得比以往更加普遍。民主的急速崩潰事件變得越來越少——民主政權似乎是在逐漸衰亡。
博弈論与思考人性
MA：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博弈論的。你覺得博弈論模型有哪些方面的價值，是預測還是其他什麼？
AP：我認為博弈論與我們思考人性的自然方式是一致的。人們想要一些東西，他們會去思考，去嘗試做他們認為最好的事情。人們有策略性地（strategically）進行思考，這很符合我們的直覺。如果說，我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有所貢獻——我想確實還是有的——那恰恰是因為我曾經問過自己這樣的問題：如果我身處他們的環境，我會怎麼做？
大體來說，博弈論的問題是，必須跟好的社會學理論結合起來才能有效。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知道相關各方（relevant actors）是誰，以及他們想要什麼。基於「個人」這一抽象概念的理論化是很困難的。經濟學家會說：「人們都關心消費和閒暇」，然後他們從中建立理論。在政治學裏並非如此。我們必須先搞清楚相關各方。
博弈論已經經歷了很大變化。（現在）我們可以處理那些懷有「錯誤」信念的人，我們可以處理那些「愚蠢」的人，或者說那些無論結果如何都採用相同策略的人。我們不必假設人們是自私的、理性的、持有準確的信念，或者基於他們的信念行事。因此，博弈論只是這樣一種觀點：人們在面對不同選擇的時候，他們會策略性地採取行動。我無法想像事情還能以其他方式出現。
註釋
[1] 譯者注：即《民主與發展》
[2] 譯者注：Luo, Zhaotian, and Adam Przeworski. "Why are the fastest growing countries autocrac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1.2 (2019): 663-669.
[3] 譯者注：即《為什麼要選舉？》
[4] 譯者注：Przeworski, Adam. "How many ways can be third?." Istor. 2001.
[5] 譯者注：德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
[6] 譯者注：英國工黨政治家，1976至1979年間任英國首相，在1979年「不滿的冬天」之後，於大選中輸給保守黨候選人瑪格麗特·撒切爾
[7] 譯者注：英國工黨政治家，於二戰後擊敗丘吉爾上台，1945年至1951年間擔任首相
[8] 譯者注：曾經的西班牙法定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