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哪裡，誰說了算？一場挪威台灣學生的「正名」運動

一個稱作「挪威台灣人正名運動」的團隊，八月底向奧斯陸地方法院控告挪威政府下屬的移民局、移民訴願委員會和奧斯陸地方警察局。原因是這些機構在辦理台灣人申請臨時居留許可證時，直接將申請人填寫的「中華民國」(R.O.C.)或「台灣」(Taiwan)改為「中國」(Kina)。

起訴書主張，國籍申報屬於「個人隱私」，移民局的做法侵犯了《歐洲人權公約》對個人隱私的權利保障，也違反《挪威憲法》與《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中國家維護和尊重人權的義務。

「我不可以什麼都不做就放棄」

S是「正名運動」團隊的一員，她2017年8月抵達挪威奧斯陸大學開始一年的交換生活。出發前S就聽聞，申辦居留證時，不論在出生國家和國籍上填的是「台灣」或是「中華民國」，都會被改成「中國」。學校指定新生一起到移民局（UDI）辦理正式居留證，Ｓ先做好心理準備與沙盤推演，打算爭取從中國改成「台灣」或「無國籍」，如果被拒絕，再詢問法律救濟回應。

果不其然，居留證上將她註記為「中國」，即使她填的都是「台灣」。Ｓ回憶，那還是成了衝擊又烏煙瘴氣的一天，「回答都是no」——與她對應的承辦是亞裔人。Ｓ按照想好的劇本，先爭取將出生地或國籍改成「台灣」，回答是「no」，退一步要求改成「unknown」，回答還是「no」。「我跟她爭辯說I’m not Chinese，她還說台灣就是中國一部分，就說到這麼直白。我說Taiwan is not a part of China，她說這決定於當局和台灣，她沒有什麼可做的。我也依照其他正在努力訴願的台灣人說的，問了能不能appeal（上訴），她說 I can do nothing for you。」

Ｓ堅持尋求進一步的法律救濟，對方就請她到旁邊等待。等待的時間使不滿的情緒一下湧上、她紅了眼眶，「我明明是台灣人，但被註記成『中國人』的時候，連想要『無國籍』都不被允許。」

一位與Ｓ同行的韓國留學生為她擦著眼淚，另一位同行的台灣學生則選擇接受這個事實。Ｓ不會忘記這天，在沒有明確盡頭的等待下，對現況的抵抗讓她錯過新生導覽，最後一直等到兩名警察出面，態度親切地表示「挪威沒辦法承認台灣、沒辦法改」，她才打道回府。「我不可以什麼都不做就放棄，」那一刻，她決定，不管最後兩岸關係最終會怎麼樣，面對現在的打壓、強制更改國籍，她會繼續抵抗。

荒謬處境的背景：鮭魚與諾貝爾和平獎

挪威居留證的欄位有「國籍」和「出生地」，目前台灣、香港和澳門的註記方式一樣：國籍寫「中國」、出生地標示為台灣、香港、澳門等。正名運動主要發起人J說，就收集到的個案顯示挪威做法並不是很統一，甚至有少數個案連出生地都不能寫台灣，整體看起來直接變「中國高雄」，「共通點是『國籍』欄不能出現台灣」。

但這樣的做法並不是自始就是如此。2014年就到挪威工作的Ｈ說，當時他申請居留證的網頁選單是顯示「台灣（中國）」，後來聽說「台灣」完全消失，改成「中國」。他在2017年換簽申請時也實際體會到，「已經沒有『台灣』的選項，只能選『中國』。」

在挪威的台灣人被政府擅自改稱為「中國人」源自2010年6月。管理國家註冊的挪威稅務局按照ISO清單重新編列國籍註記，在挪威的台灣公民的國籍註記從此改為「中國」；挪威外交部對此重申從未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但並無參與稅務局更改規定。

就在此後不久，挪中關係突然變得緊張。10月，中國維權人士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引發挪威與中國外交危機。當時中國多次警告挪威政府不要頒獎給劉曉波，但獨立運作的諾貝爾獎基金會仍然宣布劉曉波獲獎。

挪威與中國關係因為劉曉波發生巨變。中國祭出限制鮭魚進口、限制遊客前往挪威觀光、將挪威排除在免簽遊北京優惠之外等措施，挪中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破裂、高層也不再往來，中國全方位的抵制報復，使雙方關係跌到谷底。

挪中關係在2010年冷淡下來，與此同時，一部分台灣人並沒有放棄爭取「正名」。在奧斯陸外的偏遠地區，有少數警察局能夠直接依職權更改註記，據了解便曾有一、兩件個案在申訴後成功改回「台灣」，但大多申訴仍是失敗告終，在首都奧斯陸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挪威最大報《晚郵報》（Aftenposten）也在2013年2月首度報導台灣人國籍遭挪威政府變更事件；報導以「這是挪威侮辱台灣人的方式」為題，敘述台灣人若移居挪威，就必須註冊為中國人，而這對自1949年以來自治的台灣來說，被認為是非常侮辱性的。

當時的台灣駐挪威代表于德勝受訪指出，在其他歐盟國家台灣人可以使用「台灣」，而不是「中國台灣省」。他批評此註記對於所有在挪台灣人相當不尊重，挪威外交部則表示該變更與外交部立場相符。

2013年9月挪威大選後，政府變天，保守黨索柏格接任總理，並開始積極修復與中國關係。

J攻讀國際人權法，在2015年留意到台灣人處境議題時，剛開始他認為不用急著採取相對激烈的法律行動，2016年在學校申請課程時，發現國家選單上沒有台灣後向學校反應；當時校方回應，這是失誤、將會把台灣放進去，「那時我就了解，在挪威民間、學術層級，（面對台灣議題）比較自由開放。」

這時候，一批新的台灣人抵達挪威，也對簽證改註記這件事相當憤怒，他們進一步思考，在居留證註記上提出司法的正式訴求，「也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居留證訴訟團隊成立，發起眾籌打官司

2016年11月，Ｊ在臉書社群中正式提出集結在挪台灣人對政府提起集團訴訟的構想，獲得許多迴響，成立挪威居留證訴訟核心團隊，初始成員約十來人。不過走法律途徑前，「發生了件重要的事情」。

2016年底，挪威、中國共同發布「恢復正常外交關係聲明」，挪威在聲明中表示「尊重中國的發展道路與社會制度」，堅定奉行「一中政策」，尊重中國主權完整，不支持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等。Ｊ認為，這份聲明文字中性，雖沒有直接提到台灣，但顯然有意識到台灣或西藏問題。聲明也沒有提到諾貝爾和平獎事件，但表現出挪威政府的「反省」，寫到「兩國關係遭到挫折是挪威的錯」，Ｊ直說，「（挪威政府）滿喪權辱國的」，也顯現出積極修復與中國關係時，挪威政府不希望台灣成為一個議題。

Ｊ與訴訟核心團隊也沒有停下腳步，一開始透過學生法律扶助管道尋找協助資源，但校園法扶說「這個議題太難」，轉介到奧斯陸律師公會，再輾轉找上Humlen Advokater 律師事務所。Humlen Advokater由專門做移民議題的律師Arild Humlen主持，Humlen是英國民主進步協會（Democratic Progress Institute）理事，曾擔任庫德族人權計畫理事、奧斯陸律師公會理事長及挪威律師公會權利保障委員會和庇護及移民法行動及程序小組召集人。

Ｊ說明，Humlen主要處理難民居留議題，經常和挪威移民局交手，也多次代表當事人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以及在英國為庫德族發聲等經歷，都讓團隊認為政治理念接近，會是適合的律師人選。

2017年3月，團隊在律師建議下，向挪威移民局（UDI）提起訴願，申訴台灣人不應被註記為中國公民。Ｊ說，行政單位原應在兩個月內回應，卻擱置此議題足足長達8個月，期間團隊成員寫信給挪威國會議員，也成立臉書專頁，並在10月發起「一人一信到UDI活動」，集眾人之力催促挪威政府回應訴求。

感到壓力的挪威政府最後回覆表示：「將很快回應」；UDI於2017年底正式駁回訴願，移交挪威移民訴願委員會（UNE）進行審理。團隊也針對UDI首次駁回的理由，補充論理，例如質問挪威「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有沒有相關法律作為把台灣納入中國的基礎？」委員會2018年3月再度駁回時，就以歐盟的一中政策和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回應。（編者按：2758號決議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得中國席位與代表權。）

「個人認同主張是私領域，國家不應介入干涉」

兩次訴願接連失敗，也沒有打擊團隊士氣。「意料之中啊，」Ｊ學國際人權法出身，有份理想在，「或許很天真，但我幻想啦，如果歐洲人權法院對台灣人身份認同能有一個正面判例，對其他歐洲國家也會有效力，這是最樂觀、最有影響力的想像。」

但他也知道現實並不是那麼樂觀，「那走要到那裡的話，前提就是接下來都敗訴……。」他解釋，團隊規劃透過民事訴訟，從奧斯陸地方法院開始，接著到挪威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級三審都結束後，才可能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不過根據事務所評估，一個審級耗時需6到9個月，整個過程至少要三、四年或甚至更久，且一個審級約需台幣100萬元(約25萬港幣)。團隊幾經思索，在2018年8月發起群眾募資，短短數天募破百萬，也成功在2個月內募到322萬餘元（編者按：目前已募得371萬元）經費，足以支付挪威三個審級的訴訟費用。

團隊只透過網路宣傳就獲得募款佳績，Ｓ說，本來以為一審都募不到，非常感謝各方的支持，「可能因為中國施壓大家都看在眼裡，卻沒辦法做什麼，有群人要反抗就願意支持吧。」

團隊一開始規劃以集團訴訟提訴，但在挪威集團訴訟是「算人頭」，人越多、訴訟費越高，且敗訴的不利益既判力會影響更多原告，於是最後決定採取「象徵性原告」，將由三位原告代表「工作簽、家庭簽與留學簽」三個類型提出訴訟。

起訴書說明，挪威移民局（UDI）自2010年起，陸續將台灣人臨時居留許可證上的國籍由原本的「中華民國」(R.O.C.)或「台灣」(Taiwan)改為「中國」(Kina)。為此，原告於數次申訴中持續表明認定自己是台灣公民，但移民訴願委員會（UDE）仍於2019年7月19日決定不推翻相關決定。

起訴書援引數個國際法條以建立自己的主張。它指出原告根據「歐洲人權公約」主張個人隱私權利，控訴移民局決策侵犯了該公約對個人隱私的權利保障，也違反挪威「憲法」與「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中國家維護和尊重人權的義務。起訴書亦指出，如果法院判決認定挪威政府相關決定已侵犯了原告的隱私權，UNE和UDI將不得不改變原告的公民身份，因此司法判決將對原告產生實際影響。

Ｊ說明，此次訴訟的法律依據將是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隱私保障中所內含的「身份認同權」（right to personal identity），主張個人的認同主張是私領域，國家不應介入、干涉。「身份認同權」是個新興的權利，例如個人能否依據心理性別認同要求政府更改性別註記，也是類此法律議題，歐洲人權法院對這些議題的態度也是最進步的，認為政府要尊重人民後天認同，不該完全以先天性別為準。

例如Humlen律師在起訴書中引述歐洲人權法院於2010年關於摩爾多瓦的民族認同判例，「個人自治保障範疇包括建立個人身份細節的權利」；當時歐洲人權法院說，「除了姓名、性別、宗教和性取向等，個人的民族身份亦是構成其隱私生活和身份的重要部分。民族認同長期是摩爾多瓦社會激辯的主題，個人所記錄的民族身份對確定其子女和下一代的民族身份具有決定性影響，因此被當局拒絕記錄其認定之族裔身份的申請人，或能認定自身是隱私保障受侵害的受害者」。

但相對的，主張「國籍認同為新興權利」卻沒有前例。Ｊ舉以前不存在墮胎權的例子說，墮胎權的出現，就是透過法律論述，引進正義、女性主義和平等觀念，將此權利拉到憲法層次。而即使以人權挑戰國籍問題的案例並不多見，Ｊ自嘲是「比較浪漫的法律人」，他相信，法律體系是最適合新興議題得到辯論空間的場域，進而可能得到改變的契機。

Ｊ和團隊清楚了解台灣存在複雜的國族認同議題，「我們知道各方立場，希望最大化共識」，他說，這個共識就是「希望把我們這群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做出區隔」。他指出，目前挪威政府註記方式「就是完全沒區別」，所以團隊訴求上第一優先是「Taiwan」，但也不排除其他可以正確區別台灣與中國的選項，包括Taiwan (R.O.C.)、Republic of China、Formosa、TWN等，或也接受其他方案例如將國籍欄位全部刪除、或修改為國家/地區等。

台灣外交系統保守受限

中華民國外交系統內對從法律途徑爭取「台灣正名」一事，一向避而遠之，扁政府執政時政府曾控告國際標準組織（ISO）侵害姓名權，瑞士聯邦法院則以無管轄權為由不受理。近年航空公司遭中國施壓紛紛更改對台稱謂，政府雖曾揚言要循法律途徑解決，後也不了了之。

一名不願具名的外交人士坦言：「這是基本面問題，因為國人以為要爭的是國家承認，其實我們的政府承認和國家承認卡在一起，只要攤開我國憲法和護照，R.O.C.對外國人來說，就是『中國共和國』，憲法國土還包含對岸，還在爭一中代表權」。雖然台灣人自認和中國分屬不同國家，但外交人士評估恐怕「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且憂心若在法院敗訴，就又為中國的合法性再添一筆法理基礎。

對於這樣的想法，Ｊ則說，所謂失敗就是直接被挪威法院認定是中國人，但團隊和律師討論過，覺得可能性很低，最大機率是程序駁回。至於可能讓最壞情形成為不好判例，Ｊ則回應說，有個概念叫「國際習慣法」，當大部分國家都把台灣當成中國一部分，而且持續穩定、沒有人挑戰它，就會內化成為有效力的習慣法。

「失敗沒有關係。」J說，重要的是宣示「我不承認、我的國家也不適用這個法律，一個宣示意義的行動是重要的，我們才不會慢慢被侵蝕，被鎖進中國企圖塑造的國際秩序裡」。這個案件主軸是「個人」對自己認同的想像與權利行使，想像也有事實基礎，就是台灣作為一個實質民主自由獨立國家的現狀，「是個人由下而上的草根行動，而不是從上位的民族自決概念連結而來」。

Ｊ認為，今天這些個人因為挪威的註記，權利受到侵害，若能在法律場域上開啟對話將是很好的機會。「因為長久以來，國際一直把台灣問題放在一邊，只希望台灣不要惹是生非，但沒有人在法律上仔細想過，兩千三百萬人被國際社會排擠，這樣的對待是不是符合人權？是不是符合公平正義？這應該要被討論。」「民主自由」是台灣另一個優勢，透過人民由下而上的努力，更能凸顯台灣的獨特：「台灣人民有權利意識，而且會依據合理、合法的途徑行使自己應有的權利。」

「You have to be Chinese in Norway」

挪威台灣人正名運動的訴訟核心團隊人數不多，但在組織倡議、表達訴求與具體行動上，不止步於網路串聯、遊行和登報，而已走上法律訴訟。

核心成員之一的Ｆ原先在德國念大學，後來到挪威交換。在Ｊ發文前，她也曾當面和移民局官員對質，「他們說不能無國籍，但一定要的話為什麼不能讓我選」 。Ｆ說起此事仍然激動，她當時真的覺得好像沒辦法了，直到Ｊ跳出來，才覺得燃起一個希望。Ｆ說，「看起來（法律）是最後一件我們能做的事情，什麼都不做也只是任人宰割，不管怎樣要藉著訴訟發聲，讓國際社會知道，我們不會任憑被歸類為中國，而什麼都不做。」

另一名成員L始終難以忘懷，一名挪威移民警察曾當面對他說，「You have to be Chinese in Norway（在挪威你得是個中國人）」。在僵局的當下他沒有太多選擇，因為沒有居留證就無法辦銀行帳戶，很快就會流落街頭，所以他非常勉為其難的簽了文件。「這種被逼著接受我不認同的事實的感覺，至今還深深烙印在我心裡，是對我的自我認同的一個羞辱、一個警惕」。

海外打拼多年，曾在美國工作又輾轉到了挪威的H也是如此，他是三位原告中的其中一位。H坦言，他出國前很少意識到「台灣人缺乏國家認同」這件事，直到漸漸發現其他國家的人再怎麼抱怨，都還是對自己國家有一份驕傲，他才開始進一步「認識別人」，也思索「自己是誰」，進而在交朋友時盡力表達「台灣和中國有所區別」。

H說，他在海外也結識許多中國人，但共產黨是共產黨，中國人是中國人，政治傾向可以不同，「但不要強迫我接受什麼事」。H說，正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雖然此案到最後說不定募來的錢「根本打水漂」，但如果連台灣的人都不在乎，世界上其他人更不會有什麼印象，「所以我還是願意幫忙」。
（應受訪者要求，Ｊ、Ｓ、H與Ｆ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