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哪里，谁说了算？一场挪威台湾学生的“正名”运动

一个称作“挪威台湾人正名运动”的团队，八月底向奥斯陆地方法院控告挪威政府下属的移民局、移民诉愿委员会和奥斯陆地方警察局。原因是这些机构在办理台湾人申请临时居留许可证时，直接将申请人填写的“中华民国”(R.O.C.)或“台湾”(Taiwan)改为“中国”(Kina)。

起诉书主张，国籍申报属于“个人隐私”，移民局的做法侵犯了《欧洲人权公约》对个人隐私的权利保障，也违反《挪威宪法》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国家维护和尊重人权的义务。

“我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就放弃”

S是“正名运动”团队的一员，她2017年8月抵达挪威奥斯陆大学开始一年的交换生活。出发前S就听闻，申办居留证时，不论在出生国家和国籍上填的是“台湾”或是“中华民国”，都会被改成“中国”。学校指定新生一起到移民局（UDI）办理正式居留证，Ｓ先做好心理准备与沙盘推演，打算争取从中国改成“台湾”或“无国籍”，如果被拒绝，再询问法律救济回应。

果不其然，居留证上将她注记为“中国”，即使她填的都是“台湾”。Ｓ回忆，那还是成了冲击又乌烟瘴气的一天，“回答都是no”——与她对应的承办是亚裔人。Ｓ按照想好的剧本，先争取将出生地或国籍改成“台湾”，回答是“no”，退一步要求改成“unknown”，回答还是“no”。“我跟她争辩说I’m not Chinese，她还说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就说到这么直白。我说Taiwan is not a part of China，她说这决定于当局和台湾，她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也依照其他正在努力诉愿的台湾人说的，问了能不能appeal（上诉），她说 I can do nothing for you。”

Ｓ坚持寻求进一步的法律救济，对方就请她到旁边等待。等待的时间使不满的情绪一下涌上、她红了眼眶，“我明明是台湾人，但被注记成‘中国人’的时候，连想要‘无国籍’都不被允许。”

一位与Ｓ同行的韩国留学生为她擦著眼泪，另一位同行的台湾学生则选择接受这个事实。Ｓ不会忘记这天，在没有明确尽头的等待下，对现况的抵抗让她错过新生导览，最后一直等到两名警察出面，态度亲切地表示“挪威没办法承认台湾、没办法改”，她才打道回府。“我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就放弃，”那一刻，她决定，不管最后两岸关系最终会怎么样，面对现在的打压、强制更改国籍，她会继续抵抗。

荒谬处境的背景：鲑鱼与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居留证的栏位有“国籍”和“出生地”，目前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注记方式一样：国籍写“中国”、出生地标示为台湾、香港、澳门等。正名运动主要发起人J说，就收集到的个案显示挪威做法并不是很统一，甚至有少数个案连出生地都不能写台湾，整体看起来直接变“中国高雄”，“共通点是‘国籍’栏不能出现台湾”。

但这样的做法并不是自始就是如此。2014年就到挪威工作的Ｈ说，当时他申请居留证的网页选单是显示“台湾（中国）”，后来听说“台湾”完全消失，改成“中国”。他在2017年换签申请时也实际体会到，“已经没有‘台湾’的选项，只能选‘中国’。”

在挪威的台湾人被政府擅自改称为“中国人”源自2010年6月。管理国家注册的挪威税务局按照ISO清单重新编列国籍注记，在挪威的台湾公民的国籍注记从此改为“中国”；挪威外交部对此重申从未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但并无参与税务局更改规定。

就在此后不久，挪中关系突然变得紧张。10月，中国维权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引发挪威与中国外交危机。当时中国多次警告挪威政府不要颁奖给刘晓波，但独立运作的诺贝尔奖基金会仍然宣布刘晓波获奖。

挪威与中国关系因为刘晓波发生巨变。中国祭出限制鲑鱼进口、限制游客前往挪威观光、将挪威排除在免签游北京优惠之外等措施，挪中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破裂、高层也不再往来，中国全方位的抵制报复，使双方关系跌到谷底。

挪中关系在2010年冷淡下来，与此同时，一部分台湾人并没有放弃争取“正名”。在奥斯陆外的偏远地区，有少数警察局能够直接依职权更改注记，据了解便曾有一、两件个案在申诉后成功改回“台湾”，但大多申诉仍是失败告终，在首都奥斯陆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挪威最大报《晚邮报》（Aftenposten）也在2013年2月首度报导台湾人国籍遭挪威政府变更事件；报导以“这是挪威侮辱台湾人的方式”为题，叙述台湾人若移居挪威，就必须注册为中国人，而这对自1949年以来自治的台湾来说，被认为是非常侮辱性的。

当时的台湾驻挪威代表于德胜受访指出，在其他欧盟国家台湾人可以使用“台湾”，而不是“中国台湾省”。他批评此注记对于所有在挪台湾人相当不尊重，挪威外交部则表示该变更与外交部立场相符。

2013年9月挪威大选后，政府变天，保守党索柏格接任总理，并开始积极修复与中国关系。

J攻读国际人权法，在2015年留意到台湾人处境议题时，刚开始他认为不用急著采取相对激烈的法律行动，2016年在学校申请课程时，发现国家选单上没有台湾后向学校反应；当时校方回应，这是失误、将会把台湾放进去，“那时我就了解，在挪威民间、学术层级，（面对台湾议题）比较自由开放。”

这时候，一批新的台湾人抵达挪威，也对签证改注记这件事相当愤怒，他们进一步思考，在居留证注记上提出司法的正式诉求，“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居留证诉讼团队成立，发起众筹打官司

2016年11月，Ｊ在脸书社群中正式提出集结在挪台湾人对政府提起集团诉讼的构想，获得许多回响，成立挪威居留证诉讼核心团队，初始成员约十来人。不过走法律途径前，“发生了件重要的事情”。

2016年底，挪威、中国共同发布“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声明”，挪威在声明中表示“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与社会制度”，坚定奉行“一中政策”，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不支持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等。Ｊ认为，这份声明文字中性，虽没有直接提到台湾，但显然有意识到台湾或西藏问题。声明也没有提到诺贝尔和平奖事件，但表现出挪威政府的“反省”，写到“两国关系遭到挫折是挪威的错”，Ｊ直说，“（挪威政府）满丧权辱国的”，也显现出积极修复与中国关系时，挪威政府不希望台湾成为一个议题。

Ｊ与诉讼核心团队也没有停下脚步，一开始透过学生法律扶助管道寻找协助资源，但校园法扶说“这个议题太难”，转介到奥斯陆律师公会，再辗转找上Humlen Advokater 律师事务所。Humlen Advokater由专门做移民议题的律师Arild Humlen主持，Humlen是英国民主进步协会（Democratic Progress Institute）理事，曾担任库德族人权计划理事、奥斯陆律师公会理事长及挪威律师公会权利保障委员会和庇护及移民法行动及程序小组召集人。

Ｊ说明，Humlen主要处理难民居留议题，经常和挪威移民局交手，也多次代表当事人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以及在英国为库德族发声等经历，都让团队认为政治理念接近，会是适合的律师人选。

2017年3月，团队在律师建议下，向挪威移民局（UDI）提起诉愿，申诉台湾人不应被注记为中国公民。Ｊ说，行政单位原应在两个月内回应，却搁置此议题足足长达8个月，期间团队成员写信给挪威国会议员，也成立脸书专页，并在10月发起“一人一信到UDI活动”，集众人之力催促挪威政府回应诉求。

感到压力的挪威政府最后回复表示：“将很快回应”；UDI于2017年底正式驳回诉愿，移交挪威移民诉愿委员会（UNE）进行审理。团队也针对UDI首次驳回的理由，补充论理，例如质问挪威“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有没有相关法律作为把台湾纳入中国的基础？”委员会2018年3月再度驳回时，就以欧盟的一中政策和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回应。（编者按：2758号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中国席位与代表权。）

“个人认同主张是私领域，国家不应介入干涉”

两次诉愿接连失败，也没有打击团队士气。“意料之中啊，”Ｊ学国际人权法出身，有份理想在，“或许很天真，但我幻想啦，如果欧洲人权法院对台湾人身份认同能有一个正面判例，对其他欧洲国家也会有效力，这是最乐观、最有影响力的想像。”

但他也知道现实并不是那么乐观，“那走要到那里的话，前提就是接下来都败诉……。”他解释，团队规划透过民事诉讼，从奥斯陆地方法院开始，接著到挪威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三审都结束后，才可能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不过根据事务所评估，一个审级耗时需6到9个月，整个过程至少要三、四年或甚至更久，且一个审级约需台币100万元(约25万港币)。团队几经思索，在2018年8月发起群众募资，短短数天募破百万，也成功在2个月内募到322万余元（编者按：目前已募得371万元）经费，足以支付挪威三个审级的诉讼费用。

团队只透过网路宣传就获得募款佳绩，Ｓ说，本来以为一审都募不到，非常感谢各方的支持，“可能因为中国施压大家都看在眼里，却没办法做什么，有群人要反抗就愿意支持吧。”

团队一开始规划以集团诉讼提诉，但在挪威集团诉讼是“算人头”，人越多、诉讼费越高，且败诉的不利益既判力会影响更多原告，于是最后决定采取“象征性原告”，将由三位原告代表“工作签、家庭签与留学签”三个类型提出诉讼。

起诉书说明，挪威移民局（UDI）自2010年起，陆续将台湾人临时居留许可证上的国籍由原本的“中华民国”(R.O.C.)或“台湾”(Taiwan)改为“中国”(Kina)。为此，原告于数次申诉中持续表明认定自己是台湾公民，但移民诉愿委员会（UDE）仍于2019年7月19日决定不推翻相关决定。

起诉书援引数个国际法条以建立自己的主张。它指出原告根据“欧洲人权公约”主张个人隐私权利，控诉移民局决策侵犯了该公约对个人隐私的权利保障，也违反挪威“宪法”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国家维护和尊重人权的义务。起诉书亦指出，如果法院判决认定挪威政府相关决定已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UNE和UDI将不得不改变原告的公民身份，因此司法判决将对原告产生实际影响。

Ｊ说明，此次诉讼的法律依据将是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隐私保障中所内含的“身份认同权”（right to personal identity），主张个人的认同主张是私领域，国家不应介入、干涉。“身份认同权”是个新兴的权利，例如个人能否依据心理性别认同要求政府更改性别注记，也是类此法律议题，欧洲人权法院对这些议题的态度也是最进步的，认为政府要尊重人民后天认同，不该完全以先天性别为准。

例如Humlen律师在起诉书中引述欧洲人权法院于2010年关于摩尔多瓦的民族认同判例，“个人自治保障范畴包括建立个人身份细节的权利”；当时欧洲人权法院说，“除了姓名、性别、宗教和性取向等，个人的民族身份亦是构成其隐私生活和身份的重要部分。民族认同长期是摩尔多瓦社会激辩的主题，个人所记录的民族身份对确定其子女和下一代的民族身份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被当局拒绝记录其认定之族裔身份的申请人，或能认定自身是隐私保障受侵害的受害者”。

但相对的，主张“国籍认同为新兴权利”却没有前例。Ｊ举以前不存在堕胎权的例子说，堕胎权的出现，就是透过法律论述，引进正义、女性主义和平等观念，将此权利拉到宪法层次。而即使以人权挑战国籍问题的案例并不多见，Ｊ自嘲是“比较浪漫的法律人”，他相信，法律体系是最适合新兴议题得到辩论空间的场域，进而可能得到改变的契机。

Ｊ和团队清楚了解台湾存在复杂的国族认同议题，“我们知道各方立场，希望最大化共识”，他说，这个共识就是“希望把我们这群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做出区隔”。他指出，目前挪威政府注记方式“就是完全没区别”，所以团队诉求上第一优先是“Taiwan”，但也不排除其他可以正确区别台湾与中国的选项，包括Taiwan (R.O.C.)、Republic of China、Formosa、TWN等，或也接受其他方案例如将国籍栏位全部删除、或修改为国家/地区等。

台湾外交系统保守受限

中华民国外交系统内对从法律途径争取“台湾正名”一事，一向避而远之，扁政府执政时政府曾控告国际标准组织（ISO）侵害姓名权，瑞士联邦法院则以无管辖权为由不受理。近年航空公司遭中国施压纷纷更改对台称谓，政府虽曾扬言要循法律途径解决，后也不了了之。

一名不愿具名的外交人士坦言：“这是基本面问题，因为国人以为要争的是国家承认，其实我们的政府承认和国家承认卡在一起，只要摊开我国宪法和护照，R.O.C.对外国人来说，就是‘中国共和国’，宪法国土还包含对岸，还在争一中代表权”。虽然台湾人自认和中国分属不同国家，但外交人士评估恐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且忧心若在法院败诉，就又为中国的合法性再添一笔法理基础。

对于这样的想法，Ｊ则说，所谓失败就是直接被挪威法院认定是中国人，但团队和律师讨论过，觉得可能性很低，最大机率是程序驳回。至于可能让最坏情形成为不好判例，Ｊ则回应说，有个概念叫“国际习惯法”，当大部分国家都把台湾当成中国一部分，而且持续稳定、没有人挑战它，就会内化成为有效力的习惯法。

“失败没有关系。”J说，重要的是宣示“我不承认、我的国家也不适用这个法律，一个宣示意义的行动是重要的，我们才不会慢慢被侵蚀，被锁进中国企图塑造的国际秩序里”。这个案件主轴是“个人”对自己认同的想像与权利行使，想像也有事实基础，就是台湾作为一个实质民主自由独立国家的现状，“是个人由下而上的草根行动，而不是从上位的民族自决概念连结而来”。

Ｊ认为，今天这些个人因为挪威的注记，权利受到侵害，若能在法律场域上开启对话将是很好的机会。“因为长久以来，国际一直把台湾问题放在一边，只希望台湾不要惹是生非，但没有人在法律上仔细想过，两千三百万人被国际社会排挤，这样的对待是不是符合人权？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这应该要被讨论。”“民主自由”是台湾另一个优势，透过人民由下而上的努力，更能凸显台湾的独特：“台湾人民有权利意识，而且会依据合理、合法的途径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

“You have to be Chinese in Norway”

挪威台湾人正名运动的诉讼核心团队人数不多，但在组织倡议、表达诉求与具体行动上，不止步于网路串联、游行和登报，而已走上法律诉讼。

核心成员之一的Ｆ原先在德国念大学，后来到挪威交换。在Ｊ发文前，她也曾当面和移民局官员对质，“他们说不能无国籍，但一定要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选” 。Ｆ说起此事仍然激动，她当时真的觉得好像没办法了，直到Ｊ跳出来，才觉得燃起一个希望。Ｆ说，“看起来（法律）是最后一件我们能做的事情，什么都不做也只是任人宰割，不管怎样要藉著诉讼发声，让国际社会知道，我们不会任凭被归类为中国，而什么都不做。”

另一名成員L始终难以忘怀，一名挪威移民警察曾当面对他说，“You have to be Chinese in Norway（在挪威你得是个中国人）”。在僵局的当下他没有太多选择，因为没有居留证就无法办银行帐户，很快就会流落街头，所以他非常勉为其难的签了文件。“这种被逼著接受我不认同的事实的感觉，至今还深深烙印在我心里，是对我的自我认同的一个羞辱、一个警惕”。

海外打拼多年，曾在美国工作又辗转到了挪威的H也是如此，他是三位原告中的其中一位。H坦言，他出国前很少意识到“台湾人缺乏国家认同”这件事，直到渐渐发现其他国家的人再怎么抱怨，都还是对自己国家有一份骄傲，他才开始进一步“认识别人”，也思索“自己是谁”，进而在交朋友时尽力表达“台湾和中国有所区别”。

H说，他在海外也结识许多中国人，但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国人是中国人，政治倾向可以不同，“但不要强迫我接受什么事”。H说，正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虽然此案到最后说不定募来的钱“根本打水漂”，但如果连台湾的人都不在乎，世界上其他人更不会有什么印象，“所以我还是愿意帮忙”。
（应受访者要求，Ｊ、Ｓ、H与Ｆ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