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特色的經濟危機：虔誠與民粹，成功與失敗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中心的科茲萊廣場（Kizillay）旁，有一家名為「野草」的咖啡館。只是雖名為咖啡館，在去年的某個夏夜出入這裏的男女卻多偏愛大扎生啤。在館舍的牆上，貼滿了黑底白字的土耳其文。我的同伴告訴我，這些全部都是土耳其的情詩，其中一句的大意是：如果沒有愛情，生活有何意義。

儘管不是第一次到土耳其，但這些情詩情感真摯，熱情奔放，仍讓我感到驚訝，尤其是時值宗教氛圍濃厚的齋月。我們走出館舍時已近深夜，但在不遠處，幾位穿着清涼的青年男女伴着輕快的音樂跳起了頗具民族風情的舞蹈，引起眾多市民圍觀叫好。

從安卡拉駕車向南行駛約3小時，則是歷史文化名城科尼亞（Konya）。這座與安卡拉在地理上相隔僅約300公里的城市，既是《聖經》裏大洪水過後第一個出現在地面上的城鎮，也是如今土耳其宗教氛圍最濃厚、文化傾向最保守的大都市之一。在街面上，身着傳統長袍和全身罩袍（Burqa）的行人明顯增多，這與安靜的空氣共同醖釀出一種肅穆感。而街邊商店櫥窗裏展示的女性時裝，則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設計——在保留頭巾的同時，拋棄了幾乎與身等長的寬鬆全身罩袍，使用了能夠體現女性身材的流線型，裙長也被縮短至小腿上部。

從安卡拉到科尼亞，這種反差在土耳其共和國近百年的歷史中一直存在，但卻鮮少如現在這般明顯，並呈擴大趨勢。自當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穩操土耳其權柄的16年來，這種差異已在表面的繁榮之下分化為洶湧的暗流，不斷撕裂着、困惑着土耳其社會。

土美經濟戰的宗教底色

土耳其社會的不安，在近一年多來的經濟困境中變得明顯。今年4月，連續執政近二十年的正義與發展黨（Adalet ve Kalkinma Partisi，正發黨）在全國地方選舉中遭遇黨史最大失利，接連丟失舉足輕重的前三大城市（伊斯坦堡、安卡拉、伊茲密爾）的執政權，就是民眾對經濟狀況不滿最直接的一種表達。

面對慘痛的失利，埃爾多安在帶頭檢討的同時，一定也在慶幸對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重要的總統選舉提前至去年6月進行。按照原計劃，土耳其本應遲至今年11月再舉行總統選舉。而土耳其當地民調機構相關人士曾在去年夏天分析認為，如果經濟形勢持續走低，那麼正發黨的選情必然會遭受影響，埃爾多安屆時能否勝選是值得高度懷疑的。

但在去年6月，土耳其國內外很少有人能夠預見到國家的命運和他們的生活在短短兩個月後就會發生戲劇般的劇烈變化。8月10日，美國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大幅上調進口自土耳其的鋼鋁製品關税，由此引發了國際矚目的里拉（土耳其貨幣）震盪。

美國此舉並非空穴來風。在特朗普對這一北約盟國揮舞關税大棒前，兩國圍繞土耳其拘押美國牧師布倫森（Andrew Brunson）一事已經頗為緊張。2016年土耳其爆發未遂政變後，埃爾多安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規模的清洗活動，布倫森在當年10月被捕入獄。布倫森是一名常年在土耳其傳教的美國福音派牧師，而福音派在美國政治中影響力巨大，尤其是在二戰後的美國選舉中，往往能對共和黨的選情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在布倫森被捕後，美國國內一直要求土耳其將其釋放。從今天回頭看，布倫森當時被捕的理由——「協助恐怖主義團體」以及間諜罪——是否成立，已經不再重要。因為埃爾多安在電話講話中曾公開表示，如果美國把流亡在美的法圖拉·葛蘭（Fethullah Gülen，也可譯為法圖拉·居倫）引渡回土耳其，那麼他就會釋放布倫森——這是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法圖拉·葛蘭是一位伊斯蘭思想家，也是當代伊斯蘭世界最具影響力之一的「葛蘭運動」的創始人。埃爾多安在2016年未遂政變後指控葛蘭是配合美國發動政變的元兇。

特朗普的上台，使得福音派有着更多的機會迫使美國政府在布倫森問題上施壓。2018年7月26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再次呼籲土耳其釋放布倫森，否則將面臨重大制裁。之後，里拉兑美元開始小幅下跌，到8月3日跌破1:5的大關。為穩定市場，埃爾多安在8月9日安撫國民，稱外國投資者雖然有美元，但是土耳其有人民與真主。然而，當特朗普一天後在推特宣布對土耳其出口到美國的鋼鋁製品分別加徵50%和20%關税之後，里拉在一天內暴跌近20%，刷新了2005年以來新版里拉的最大單日跌幅紀錄。

作為在政壇摸爬滾打半生的政治強人，埃爾多安沒有那麼輕易屈服。8月11日，他在演講中再次將矛頭鎖定為美國，稱這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土耳其發動的經濟戰爭。「你們有美元，我們有真主。美元、歐元及黃金，已成為這場經濟戰爭的子彈、炮彈及導彈。」不過，儘管否認已經陷入經濟危機，埃爾多安卻已經開始號召民眾把持有的黃金和美元等外幣兑換成里拉，還呼籲民眾抵制以蘋果手機為代表的美國貨。

很快，土耳其民間掀起了花式反美浪潮，有商人在街頭點燃手裏積攢的美鈔，有孩童將整瓶的可樂倒入馬桶。其中有一段視頻讓我印象尤為深刻：一名男子雙手奮力掄動大錘，將地上放置的三部蘋果手機砸得粉碎；在視頻的遠端，四名男子蹲在一面土耳其國旗前，歡呼慶賀，並用雙手比劃出象徵土耳其右翼民族主義的狼頭圖案。

不過，土耳其人的強硬與驕傲並未能持續太久。當年9月，埃爾多安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表示布倫森一案要回歸司法審判，暗示其與政治「脱鈎」。10月12日，伊茲密爾法院判處布倫森3年零1個月的有期徒刑，考慮到他在土耳其被扣留的時長，法院准許他即時獲釋。而根據土方最初的指控，布倫森最長可獲35年監禁。當天，匯率在「6」以上高位徘徊兩個月的里拉首次破「6」回「5」，逐漸穩定下來。

之所以在時隔近一年後又回溯這段歷史，是因為這段風波清晰地展現了在近兩個月的匯率危機期間，政治、宗教與經濟是如何奇妙地交織在一起，並影響着危機的走向。尤其是原本與經濟不易產生聯繫的宗教因素，怎樣通過伊斯蘭思想家、福音派牧師以及美土各自的宗教情緒在各方複雜的互動中發揮了神奇的影響力。

實際上，這並非宗教影響力的全部。

在里拉匯率暴跌之前，土耳其已經長時間面臨高度通貨膨脹的困擾。一般情況下，當一個經濟體面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時，往往採取提高銀行利率的政策，以收攏過剩貨幣。儘管面臨來自國內外的相應呼籲，埃爾多安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拒絕提高利率。

在埃爾多安看來，基於利率的金融業有違伊斯蘭教法，本就是一種「惡」，更何況是提高利率。

伊斯蘭教誕生之初，貧苦民眾深受高利貸之苦，利息也被視為不勞而獲的「不義之財」。因此，《古蘭經》的不少章節都提及並明文禁止包括利息在內的諸多「不義之財」。為了規避這種道德困境，穆斯林在歷史長河中逐漸發展起既不違背金融規律、又能夠在道德上自圓其說的伊斯蘭金融體系。但其特點之鮮明，又恰恰說明了利息這一人們看似平常習慣之物，在伊斯蘭世界中的敏感性。

考慮到這一點便可知，當埃爾多安頻頻出面干預土耳其央行貨幣政策，阻礙其出台一系列穩定幣值的貨幣政策時，不能單純從埃爾多安大權獨攬的角度去理解。當埃爾多安說出超出他控制的利率是「萬惡之父母」時，的確不能排除，這位集空前權力於一身的總統有攬權的考慮。但也不應忘記，對於曾就讀宗教學校的埃爾多安來說，他對高利率的憎惡也是真實的。更何況，長期低利率帶來的繁榮——至少是表面的繁榮——正是埃爾多安和正發黨政治成功的基石。

民粹主義下的信貸擴張

如今到訪土耳其的遊人很難想像該國在低利率時期辦理信用卡有多麼瘋狂：得到外國資本支持的銀行為了搶奪國內市場，紛紛以極低的審核標準發放信用卡，以至於許多幾乎身無分文的窮人或沒有收入來源的大學生都獲得了不止一張信用卡。信用卡的普及振興了土耳其的國內消費市場，迅速提高了土耳其人、尤其是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水平，促使他們成為正發黨的忠實支持者。

但凡事都有兩面，土耳其極低的儲蓄率和普遍的信用消費加重了經常項目的赤字水平，也脅迫政府要求央行保持低利率。安卡拉一位匿名學者曾告訴我，她認為如今土耳其所謂的中產階級實際上都依賴信用卡度日，「沒人以工資為生」，更不必說低收入者。多數土耳其人每月拿到錢後都首先要去銀行還債，然後繼續使用信用卡度日——這是因為早期銀行利息很低，借錢購物非常划算，所以造成民眾普遍養成了借債度日的習慣。雖然後來土耳其央行被迫加息，但基於信貸的國內消費市場已難以逆轉。

這一現象的出現要追溯到正發黨上台之初大刀闊斧般的經濟改革。2002年，成立僅一年的正發黨問鼎執政黨時，面臨的是一個爛到幾乎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國家因為嚴重通貨膨脹而陷入經濟衰退，市面上面值最小的硬幣也有50000里拉。普通居民的兜裏如果不裝上幾百萬里拉，只怕都不夠上街買菜。

在這種背景下，第一次擔任總理的埃爾多安幾乎是全盤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改革方案與經濟援助。在160億美元鉅額資金的援助下，埃爾多安的正發黨政府迅速穩定了經濟，並在此基礎上一面進行貨幣改革（以1新里拉=100萬舊里拉的比例回收舊幣，發行新幣），一面推行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這些改革措施的核心，一是增強央行的獨立性，強化金融體系的紀律性和財政機制的監督作用；二是開放資本市場，允許貨幣自由兑換和外部資本自由進出；三是加速推進私有化進程，國有經濟迅速淡出經濟舞台。在短時間內，這些措施產生了巨大的功效：貨幣與金融保持了難得的長期穩定，投資環境的改善與市場信心的增加給土耳其帶來了大筆投資，國民財富與人均收入增長迅速。

在去年8月的匯率危機發生後，各方在評述土耳其的經濟困境時都不免談及這次15年前的經濟改革，其中又尤以兩種觀點最具代表性：一邊，以土耳其國內外左翼學者和觀察家為代表的人士認為，21世紀初經濟改革的成效是暫時的，其代價是土耳其經濟因依附於全球產業分工和資本流動，從而變得更加脆弱，尤其是對外部環境的變化變得十分敏感。另一邊，親西方的政經界人士則將問題歸結為埃爾多安威權主義式的大規模基建項目，以及日益擴大的總統權勢對原有改革和監督機制的破壞。

這兩種解釋都有着足夠自洽的邏輯，但都總體聚焦於經濟領域，忽略了埃爾多安導致危機發生的一系列決策的社會根源和直接誘因。實際上，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埃爾多安已經意識到基於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一系列問題，開始加大政府力量在推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從土耳其連續擴大的貨幣供應量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見一斑。這既是汲取自別的發展模式的經驗，也源自正發黨本身就是一個融合了多種看似矛盾的政治經濟理念的集合體——它在長時間內遵循着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取向和經濟自由主義，但又奉行着旗幟鮮明的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而後者又是其價值取向與本質特徵。

埃爾多安的顧此失彼

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波及了土耳其，但埃爾多安政府先後出台了四期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很快逆轉了頹勢。伴隨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退潮，以及政府的積極作為取得的成功，埃爾多安對「土耳其道路」的自信和雄心有了顯著的提升。其表現之一，便是2012開始的教育改革。

這場改革強行將伊斯蘭教納入義務教育，並強化了宗教在義務教育中的比重和份量，以培養「虔誠的下一代」。其內容包括擴大宗教學校數量，引導和鼓勵學生就讀宗教學校；將宗教納入中小學義務教育學習的範疇，在課程設置中加入更多宗教的內容。

教育改革在土耳其社會收穫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反響：農村和許多虔誠的信徒對此十分支持；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世俗主義者則驚恐不安。

2013年，數十名環保人士抗議政府強拆伊斯坦堡市蓋齊公園（Gezi Park）的活動如同蝴蝶效應般神奇，迅速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反埃爾多安的反政府抗議活動。抗議者的政治光譜和議題十分廣泛，左翼和自由主義者都參與其中。但總體而言，多數議題都可以被歸入世俗主義和宗教的對立——從限酒令到壓制言論自由，世俗主義者們認為自己認同的、習以為常的理念與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脅。

雖然蓋齊公園抗議事件在造成22人死亡4000餘人被捕之後，以近乎不了了之的方式收場，但影響足夠深遠。首先，它展示了世俗主義和宗教兩股力量之間在諸多議題上的不可調和，就像世俗主義者們在抗爭中不斷強調埃爾多安壓制言論自由，而伊斯蘭主義者們則認為埃爾多安讓他們感受到民主。其次，埃爾多安敏鋭地意識到宏觀經濟的改善和成就並不足以確保政權的長期穩固，其內外政策中伊斯蘭化的特徵越發明顯。

就在蓋齊抗議活動結束4個月後，土耳其政府廢除了自凱末爾革命以來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機關、議會、醫院、學校等公共場合佩戴頭巾的法令，埃爾多安稱之為「婦女享有全面公民權利的重要一步」。在給宗教「鬆綁」的同時，埃爾多安藉助行政權力或股權收購更加嚴厲地壓制公共輿論和反對派。

數年來，二者之間的分歧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割裂感愈加明顯。在實地走訪過程中，我發現，無論是供職於企業的土耳其共產黨黨員、還是在媒體或大學任職的知識分子，普遍不惜高價將子女送到私立學校去就讀。究其原因，他們或認為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在改革後普遍下降，或不希望子女較早接觸宗教教育。但通過對當地學校的走訪，實際上宗教學校的教育質量也參差不齊，不可一概而論。所以，我認為受訪者對宗教學校主觀上的鄙夷恐怕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歷經2013年蓋齊公園抗議事件和2016年未遂的軍事政變，正發黨在國會選舉中均保持了執政地位，埃爾多安也順利推動政體由議會制轉向總統制，並在經濟指數已經不景氣的情況下成功當選首位直接由民選產生的土耳其總統。即使在今年的地方政府選舉中遭遇空前挫敗，正發黨依然贏得約半數地方政府領導人的職位，甚至在東南部的庫爾德人聚居區還小有突破。

將這幾次選舉結果圖和土耳其行政區劃圖疊加起來看，就不難發現：靠近歐洲的西部沿海地區大多已是最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的地盤，而它也是目前堅持凱末爾世俗主義的最主要政黨；而除庫爾德人聚居區外廣闊的安納托利亞高原基本都是正發黨的票倉，這些地區又恰恰是土耳其相對貧困、宗教氛圍更為保守的地區，許多人認為《古蘭經》而非法律才是規範自己生活的最高準則。在中西部的大城市中，埃爾多安在中產階級裏的支持者，也多是因為正發黨的宗教政策讓他們認為自己的信仰得到了尊重與保護，或是受到其民族主義情緒的感召。在經濟生活上，除了如前所述埃爾多安長期倡導低利率維持人們的信用消費，正發黨還建立有極其嚴密的基層組織網絡，並通過這些網絡定期有組織、有規模地給予窮人食物、燃料等，因此越是基層，其支持者便越廣。

反對派一直批判埃爾多安操縱宗教議題贏得權力，而埃爾多安則自詡為土耳其人民信仰和傳統的守護者。這頗有點政治死結的味道：埃爾多安出於個人信仰和政治抱負的需要，藉助自己的權勢推動宗教勢力的復興，而宗教勢力又成為埃爾多安鞏固權力的牢固根基；反對派從自己的政治正確出發對埃爾多安大肆批判，但這種批判在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們看來卻是褒揚。因此，在2016年爆發政變的危急時刻，埃爾多安呼籲民眾上街保衞總統的聲音才能通過清真寺的宣禮塔傳播出去。

而其結果，一方面是一個失衡的權力體系和掌握空前權勢的埃爾多安，對政敵實施瘋狂的打壓；另一方面是一個更加割裂，無法進行對話或凝聚共識的土耳其社會。大權在握的埃爾多安，已有權力去顛覆土耳其傳統政治社會的法則，例如在去年匯率危機發生之前數月，傳統上保持高度獨立性的央行已經給出提高利率的建議，但埃爾多安非但不聽，還在改行總統制後任命自己的女婿擔任財政部長並分管央行工作，更直接任命央行行長、副行長和貨幣委員會主席，使市場對里拉的信心受到嚴重打擊。

在試圖依靠宗教整合土耳其國內社會的同時，埃爾多安的對外政策也越來越多地顯示出伊斯蘭主義的意味，背離了自凱末爾時期確立的外交政策傳統——親近西方，與中東亂局保持距離。在埃及，他通過支持穆兄會深度介入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在敘利亞，他毫不顧及土耳其與美俄兩大國在敘利亞的利益分歧，我行我素；在巴以問題上，他堅定站在「老朋友」以色列的對立面，儼然以穆斯林的守護者自居。

這些行動進一步鞏固了埃爾多安政治強人的形象與在虔誠信徒心目中的合法性，也為土耳其拓展了南方的外交空間和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投資。但是其代價也是慘痛的，最典型的就是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上頻頻與美國產生激烈的對立。這迫使土耳其試圖在美國、俄羅斯與中國等大國間左右逢源，但卻常常又上演顧此失彼的鬧劇，就如同為了引進俄製S-400防空導彈，卻最後被美國迫踢出F-35隱身戰機項目。

其實，埃爾多安如果沒有對葛蘭必欲除之而後快的仇恨，如果沒有損害既有的監督與調控機制，如果沒有對中東問題、特別是敘利亞的深度介入，那麼即便土耳其存在一定的債務風險或通脹風險，也不一定存在將風險轉化為現實危機的導火索。但這些，是意欲利用宗教議題建立個人權威的這位虔誠信徒無法迴避的。

後記

在如願以償成為總統併成功改型總統制後，埃爾多安更多被與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奠基者阿塔圖克·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放在一起比較。恰巧是100年前，也正是在安納托利亞高原，凱末爾開啟了土耳其民族獨立與現代化的征程；100年後的今天，另一位罕見強勢的總統也坐鎮小亞細亞半島，但人們卻不知道他將率領土耳其走向何方。

必須承認的是，雖然埃爾多安的許多反對者將他置於同「國父」凱末爾完全對立的立場，但這是站不住腳的。其實，埃爾多安政治理念所具備的一些特徵，如強調政治權威、民族主義，同樣被凱末爾視為建國的基石，而凱末爾時期建立的基本的政治架構，在埃爾多安時期也同樣存在，甚至還更加完善，其最典型的表現莫過於對軍方勢力的壓制。傳統上，土耳其軍隊自視為「凱末爾主義」的守護者（與西方國家軍隊保持政治中立的態度迥然不同），並以此為由發動了數次政變。但在2016年的未遂政變中，儘管許多民眾並不喜歡埃爾多安，但他們並沒有上街支持軍方的行動——他們不支持現在的總統，但也對暴力機器對政治機制的破壞感到倦怠。

從這個角度講，埃爾多安的反對者們展現了成熟的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即「輸得起」。同理，今年4月伊斯坦堡市長選舉中正發黨本只是以微弱差距落敗，但埃爾多安卻不甘心失敗要求重選，而他也不得不吞下6月重選羞辱性慘敗的苦果。儘管埃爾多安個人政治作風尚存爭議，但由此可見，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根基還是牢固的。

只不過，在伊斯蘭主義復甦的背景下，民主政治與以世俗化為起點的現代化能否兼容，是值得探討的。畢竟，作為文化風俗的伊斯蘭教的復興或者威權主義人物的出現都不是足以打斷現代化進程的力量，但政治化的宗教卻具備這樣的潛力，尤其是在經歷過深徹世俗化進程的土耳其。因為這會阻礙基本社會共識的形成，而一些基本共識的達成是民主制穩定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

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但確有理由感到樂觀。

在安卡拉，我曾拜訪了一位中學校長，他所在的學校是安卡拉僅有的三所能夠教授中文的中學之一。他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不僅是因為他坦承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就讀宗教學校，更好地學習土耳其的歷史文化，還因為在宂長到連我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的、話題略顯敏感的採訪期間，他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敵意或不滿——僅有的離開是出去做了一次禮拜。儘管如此，對於他那位不願戴頭巾的妻子，他只是苦笑着搖搖頭表示，「這是她的自由」。

在伊斯坦堡，一名母親的寬容更讓人動容。這位穆斯林阿姨對凱末爾唯一的抱怨，就是她上大學時不能戴頭巾進校園，而這一禁令的解除也成為她支持埃爾多安的重要原因。不過，對於正上大三、卻不願戴頭巾的女兒，她說只能選擇尊重。她的女兒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她選擇支持由原屬於極右翼陣營的女性政治家梅爾·阿克蘇納（Meral Akşener）領銜的「好黨」，理由是她可以提高女性的權益和地位。

埃爾多安政府對土耳其言論自由與人權的壓制無可否認，正發黨在選舉問題上也經常採取一些明顯不公平的措施，但這些並非土耳其全部的真相。在表面上的不安與對立之下，作為民主精神內核的尊重、包容與開放已根植於許多土耳其人、包括穆斯林的內心。在未來，或許土耳其真的能開創出一條屬於伊斯蘭文明的現代化之路，真正實現霍梅尼當年「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的夙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