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特色的经济危机：虔诚与民粹，成功与失败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中心的科兹莱广场（Kizillay）旁，有一家名为“野草”的咖啡馆。只是虽名为咖啡馆，在去年的某个夏夜出入这里的男女却多偏爱大扎生啤。在馆舍的墙上，贴满了黑底白字的土耳其文。我的同伴告诉我，这些全部都是土耳其的情诗，其中一句的大意是：如果没有爱情，生活有何意义。

尽管不是第一次到土耳其，但这些情诗情感真挚，热情奔放，仍让我感到惊讶，尤其是时值宗教氛围浓厚的斋月。我们走出馆舍时已近深夜，但在不远处，几位穿着清凉的青年男女伴着轻快的音乐跳起了颇具民族风情的舞蹈，引起众多市民围观叫好。

从安卡拉驾车向南行驶约3小时，则是历史文化名城科尼亚（Konya）。这座与安卡拉在地理上相隔仅约300公里的城市，既是《圣经》里大洪水过后第一个出现在地面上的城镇，也是如今土耳其宗教氛围最浓厚、文化倾向最保守的大都市之一。在街面上，身着传统长袍和全身罩袍（Burqa）的行人明显增多，这与安静的空气共同酝酿出一种肃穆感。而街边商店橱窗里展示的女性时装，则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设计——在保留头巾的同时，抛弃了几乎与身等长的宽松全身罩袍，使用了能够体现女性身材的流线型，裙长也被缩短至小腿上部。

从安卡拉到科尼亚，这种反差在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但却鲜少如现在这般明显，并呈扩大趋势。自当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稳操土耳其权柄的16年来，这种差异已在表面的繁荣之下分化为汹涌的暗流，不断撕裂着、困惑着土耳其社会。

土美经济战的宗教底色

土耳其社会的不安，在近一年多来的经济困境中变得明显。今年4月，连续执政近二十年的正义与发展党（Adalet ve Kalkinma Partisi，正发党）在全国地方选举中遭遇党史最大失利，接连丢失举足轻重的前三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的执政权，就是民众对经济状况不满最直接的一种表达。

面对惨痛的失利，埃尔多安在带头检讨的同时，一定也在庆幸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重要的总统选举提前至去年6月进行。按照原计划，土耳其本应迟至今年11月再举行总统选举。而土耳其当地民调机构相关人士曾在去年夏天分析认为，如果经济形势持续走低，那么正发党的选情必然会遭受影响，埃尔多安届时能否胜选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但在去年6月，土耳其国内外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国家的命运和他们的生活在短短两个月后就会发生戏剧般的剧烈变化。8月10日，美国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大幅上调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铝制品关税，由此引发了国际瞩目的里拉（土耳其货币）震荡。

美国此举并非空穴来风。在特朗普对这一北约盟国挥舞关税大棒前，两国围绕土耳其拘押美国牧师布伦森（Andrew Brunson）一事已经颇为紧张。2016年土耳其爆发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清洗活动，布伦森在当年10月被捕入狱。布伦森是一名常年在土耳其传教的美国福音派牧师，而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影响力巨大，尤其是在二战后的美国选举中，往往能对共和党的选情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布伦森被捕后，美国国内一直要求土耳其将其释放。从今天回头看，布伦森当时被捕的理由——“协助恐怖主义团体”以及间谍罪——是否成立，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埃尔多安在电话讲话中曾公开表示，如果美国把流亡在美的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也可译为法图拉·居伦）引渡回土耳其，那么他就会释放布伦森——这是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法图拉·葛兰是一位伊斯兰思想家，也是当代伊斯兰世界最具影响力之一的“葛兰运动”的创始人。埃尔多安在2016年未遂政变后指控葛兰是配合美国发动政变的元凶。

特朗普的上台，使得福音派有着更多的机会迫使美国政府在布伦森问题上施压。2018年7月26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再次呼吁土耳其释放布伦森，否则将面临重大制裁。之后，里拉兑美元开始小幅下跌，到8月3日跌破1:5的大关。为稳定市场，埃尔多安在8月9日安抚国民，称外国投资者虽然有美元，但是土耳其有人民与真主。然而，当特朗普一天后在推特宣布对土耳其出口到美国的钢铝制品分别加征50%和20%关税之后，里拉在一天内暴跌近20%，刷新了2005年以来新版里拉的最大单日跌幅纪录。

作为在政坛摸爬滚打半生的政治强人，埃尔多安没有那么轻易屈服。8月11日，他在演讲中再次将矛头锁定为美国，称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土耳其发动的经济战争。“你们有美元，我们有真主。美元、欧元及黄金，已成为这场经济战争的子弹、炮弹及导弹。”不过，尽管否认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埃尔多安却已经开始号召民众把持有的黄金和美元等外币兑换成里拉，还呼吁民众抵制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美国货。

很快，土耳其民间掀起了花式反美浪潮，有商人在街头点燃手里积攒的美钞，有孩童将整瓶的可乐倒入马桶。其中有一段视频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一名男子双手奋力抡动大锤，将地上放置的三部苹果手机砸得粉碎；在视频的远端，四名男子蹲在一面土耳其国旗前，欢呼庆贺，并用双手比划出象征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的狼头图案。

不过，土耳其人的强硬与骄傲并未能持续太久。当年9月，埃尔多安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布伦森一案要回归司法审判，暗示其与政治“脱钩”。10月12日，伊兹密尔法院判处布伦森3年零1个月的有期徒刑，考虑到他在土耳其被扣留的时长，法院准许他即时获释。而根据土方最初的指控，布伦森最长可获35年监禁。当天，汇率在“6”以上高位徘徊两个月的里拉首次破“6”回“5”，逐渐稳定下来。

之所以在时隔近一年后又回溯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段风波清晰地展现了在近两个月的汇率危机期间，政治、宗教与经济是如何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并影响着危机的走向。尤其是原本与经济不易产生联系的宗教因素，怎样通过伊斯兰思想家、福音派牧师以及美土各自的宗教情绪在各方复杂的互动中发挥了神奇的影响力。

实际上，这并非宗教影响力的全部。

在里拉汇率暴跌之前，土耳其已经长时间面临高度通货膨胀的困扰。一般情况下，当一个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时，往往采取提高银行利率的政策，以收拢过剩货币。尽管面临来自国内外的相应呼吁，埃尔多安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拒绝提高利率。

在埃尔多安看来，基于利率的金融业有违伊斯兰教法，本就是一种“恶”，更何况是提高利率。

伊斯兰教诞生之初，贫苦民众深受高利贷之苦，利息也被视为不劳而获的“不义之财”。因此，《古兰经》的不少章节都提及并明文禁止包括利息在内的诸多“不义之财”。为了规避这种道德困境，穆斯林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发展起既不违背金融规律、又能够在道德上自圆其说的伊斯兰金融体系。但其特点之鲜明，又恰恰说明了利息这一人们看似平常习惯之物，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敏感性。

考虑到这一点便可知，当埃尔多安频频出面干预土耳其央行货币政策，阻碍其出台一系列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时，不能单纯从埃尔多安大权独揽的角度去理解。当埃尔多安说出超出他控制的利率是“万恶之父母”时，的确不能排除，这位集空前权力于一身的总统有揽权的考虑。但也不应忘记，对于曾就读宗教学校的埃尔多安来说，他对高利率的憎恶也是真实的。更何况，长期低利率带来的繁荣——至少是表面的繁荣——正是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治成功的基石。

民粹主义下的信贷扩张

如今到访土耳其的游人很难想像该国在低利率时期办理信用卡有多么疯狂：得到外国资本支持的银行为了抢夺国内市场，纷纷以极低的审核标准发放信用卡，以至于许多几乎身无分文的穷人或没有收入来源的大学生都获得了不止一张信用卡。信用卡的普及振兴了土耳其的国内消费市场，迅速提高了土耳其人、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促使他们成为正发党的忠实支持者。

但凡事都有两面，土耳其极低的储蓄率和普遍的信用消费加重了经常项目的赤字水平，也胁迫政府要求央行保持低利率。安卡拉一位匿名学者曾告诉我，她认为如今土耳其所谓的中产阶级实际上都依赖信用卡度日，“没人以工资为生”，更不必说低收入者。多数土耳其人每月拿到钱后都首先要去银行还债，然后继续使用信用卡度日——这是因为早期银行利息很低，借钱购物非常划算，所以造成民众普遍养成了借债度日的习惯。虽然后来土耳其央行被迫加息，但基于信贷的国内消费市场已难以逆转。

这一现象的出现要追溯到正发党上台之初大刀阔斧般的经济改革。2002年，成立仅一年的正发党问鼎执政党时，面临的是一个烂到几乎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国家因为严重通货膨胀而陷入经济衰退，市面上面值最小的硬币也有50000里拉。普通居民的兜里如果不装上几百万里拉，只怕都不够上街买菜。

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担任总理的埃尔多安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方案与经济援助。在160亿美元巨额资金的援助下，埃尔多安的正发党政府迅速稳定了经济，并在此基础上一面进行货币改革（以1新里拉=100万旧里拉的比例回收旧币，发行新币），一面推行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的核心，一是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强化金融体系的纪律性和财政机制的监督作用；二是开放资本市场，允许货币自由兑换和外部资本自由进出；三是加速推进私有化进程，国有经济迅速淡出经济舞台。在短时间内，这些措施产生了巨大的功效：货币与金融保持了难得的长期稳定，投资环境的改善与市场信心的增加给土耳其带来了大笔投资，国民财富与人均收入增长迅速。

在去年8月的汇率危机发生后，各方在评述土耳其的经济困境时都不免谈及这次15年前的经济改革，其中又尤以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边，以土耳其国内外左翼学者和观察家为代表的人士认为，21世纪初经济改革的成效是暂时的，其代价是土耳其经济因依附于全球产业分工和资本流动，从而变得更加脆弱，尤其是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变得十分敏感。另一边，亲西方的政经界人士则将问题归结为埃尔多安威权主义式的大规模基建项目，以及日益扩大的总统权势对原有改革和监督机制的破坏。

这两种解释都有着足够自洽的逻辑，但都总体聚焦于经济领域，忽略了埃尔多安导致危机发生的一系列决策的社会根源和直接诱因。实际上，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埃尔多安已经意识到基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加大政府力量在推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从土耳其连续扩大的货币供应量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见一斑。这既是汲取自别的发展模式的经验，也源自正发党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了多种看似矛盾的政治经济理念的集合体——它在长时间内遵循着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取向和经济自由主义，但又奉行着旗帜鲜明的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而后者又是其价值取向与本质特征。

埃尔多安的顾此失彼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波及了土耳其，但埃尔多安政府先后出台了四期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很快逆转了颓势。伴随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退潮，以及政府的积极作为取得的成功，埃尔多安对“土耳其道路”的自信和雄心有了显著的提升。其表现之一，便是2012开始的教育改革。

这场改革强行将伊斯兰教纳入义务教育，并强化了宗教在义务教育中的比重和份量，以培养“虔诚的下一代”。其内容包括扩大宗教学校数量，引导和鼓励学生就读宗教学校；将宗教纳入中小学义务教育学习的范畴，在课程设置中加入更多宗教的内容。

教育改革在土耳其社会收获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响：农村和许多虔诚的信徒对此十分支持；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世俗主义者则惊恐不安。

2013年，数十名环保人士抗议政府强拆伊斯坦布尔市盖齐公园（Gezi Park）的活动如同蝴蝶效应般神奇，迅速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反埃尔多安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者的政治光谱和议题十分广泛，左翼和自由主义者都参与其中。但总体而言，多数议题都可以被归入世俗主义和宗教的对立——从限酒令到压制言论自由，世俗主义者们认为自己认同的、习以为常的理念与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

虽然盖齐公园抗议事件在造成22人死亡4000余人被捕之后，以近乎不了了之的方式收场，但影响足够深远。首先，它展示了世俗主义和宗教两股力量之间在诸多议题上的不可调和，就像世俗主义者们在抗争中不断强调埃尔多安压制言论自由，而伊斯兰主义者们则认为埃尔多安让他们感受到民主。其次，埃尔多安敏锐地意识到宏观经济的改善和成就并不足以确保政权的长期稳固，其内外政策中伊斯兰化的特征越发明显。

就在盖齐抗议活动结束4个月后，土耳其政府废除了自凯末尔革命以来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机关、议会、医院、学校等公共场合佩戴头巾的法令，埃尔多安称之为“妇女享有全面公民权利的重要一步”。在给宗教“松绑”的同时，埃尔多安借助行政权力或股权收购更加严厉地压制公共舆论和反对派。

数年来，二者之间的分歧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割裂感愈加明显。在实地走访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是供职于企业的土耳其共产党党员、还是在媒体或大学任职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惜高价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就读。究其原因，他们或认为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在改革后普遍下降，或不希望子女较早接触宗教教育。但通过对当地学校的走访，实际上宗教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参差不齐，不可一概而论。所以，我认为受访者对宗教学校主观上的鄙夷恐怕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历经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事件和2016年未遂的军事政变，正发党在国会选举中均保持了执政地位，埃尔多安也顺利推动政体由议会制转向总统制，并在经济指数已经不景气的情况下成功当选首位直接由民选产生的土耳其总统。即使在今年的地方政府选举中遭遇空前挫败，正发党依然赢得约半数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职位，甚至在东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还小有突破。

将这几次选举结果图和土耳其行政区划图叠加起来看，就不难发现：靠近欧洲的西部沿海地区大多已是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地盘，而它也是目前坚持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最主要政党；而除库尔德人聚居区外广阔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基本都是正发党的票仓，这些地区又恰恰是土耳其相对贫困、宗教氛围更为保守的地区，许多人认为《古兰经》而非法律才是规范自己生活的最高准则。在中西部的大城市中，埃尔多安在中产阶级里的支持者，也多是因为正发党的宗教政策让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得到了尊重与保护，或是受到其民族主义情绪的感召。在经济生活上，除了如前所述埃尔多安长期倡导低利率维持人们的信用消费，正发党还建立有极其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并通过这些网络定期有组织、有规模地给予穷人食物、燃料等，因此越是基层，其支持者便越广。

反对派一直批判埃尔多安操纵宗教议题赢得权力，而埃尔多安则自诩为土耳其人民信仰和传统的守护者。这颇有点政治死结的味道：埃尔多安出于个人信仰和政治抱负的需要，借助自己的权势推动宗教势力的复兴，而宗教势力又成为埃尔多安巩固权力的牢固根基；反对派从自己的政治正确出发对埃尔多安大肆批判，但这种批判在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们看来却是褒扬。因此，在2016年爆发政变的危急时刻，埃尔多安呼吁民众上街保卫总统的声音才能通过清真寺的宣礼塔传播出去。

而其结果，一方面是一个失衡的权力体系和掌握空前权势的埃尔多安，对政敌实施疯狂的打压；另一方面是一个更加割裂，无法进行对话或凝聚共识的土耳其社会。大权在握的埃尔多安，已有权力去颠覆土耳其传统政治社会的法则，例如在去年汇率危机发生之前数月，传统上保持高度独立性的央行已经给出提高利率的建议，但埃尔多安非但不听，还在改行总统制后任命自己的女婿担任财政部长并分管央行工作，更直接任命央行行长、副行长和货币委员会主席，使市场对里拉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

在试图依靠宗教整合土耳其国内社会的同时，埃尔多安的对外政策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伊斯兰主义的意味，背离了自凯末尔时期确立的外交政策传统——亲近西方，与中东乱局保持距离。在埃及，他通过支持穆兄会深度介入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他毫不顾及土耳其与美俄两大国在叙利亚的利益分歧，我行我素；在巴以问题上，他坚定站在“老朋友”以色列的对立面，俨然以穆斯林的守护者自居。

这些行动进一步巩固了埃尔多安政治强人的形象与在虔诚信徒心目中的合法性，也为土耳其拓展了南方的外交空间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投资。但是其代价也是惨痛的，最典型的就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频频与美国产生激烈的对立。这迫使土耳其试图在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等大国间左右逢源，但却常常又上演顾此失彼的闹剧，就如同为了引进俄制S-400防空导弹，却最后被美国迫踢出F-35隐身战机项目。

其实，埃尔多安如果没有对葛兰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仇恨，如果没有损害既有的监督与调控机制，如果没有对中东问题、特别是叙利亚的深度介入，那么即便土耳其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或通胀风险，也不一定存在将风险转化为现实危机的导火索。但这些，是意欲利用宗教议题建立个人权威的这位虔诚信徒无法回避的。

后记

在如愿以偿成为总统并成功改型总统制后，埃尔多安更多被与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者阿塔图克·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放在一起比较。恰巧是100年前，也正是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凯末尔开启了土耳其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征程；100年后的今天，另一位罕见强势的总统也坐镇小亚细亚半岛，但人们却不知道他将率领土耳其走向何方。

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埃尔多安的许多反对者将他置于同“国父”凯末尔完全对立的立场，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埃尔多安政治理念所具备的一些特征，如强调政治权威、民族主义，同样被凯末尔视为建国的基石，而凯末尔时期建立的基本的政治架构，在埃尔多安时期也同样存在，甚至还更加完善，其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对军方势力的压制。传统上，土耳其军队自视为“凯末尔主义”的守护者（与西方国家军队保持政治中立的态度迥然不同），并以此为由发动了数次政变。但在2016年的未遂政变中，尽管许多民众并不喜欢埃尔多安，但他们并没有上街支持军方的行动——他们不支持现在的总统，但也对暴力机器对政治机制的破坏感到倦怠。

从这个角度讲，埃尔多安的反对者们展现了成熟的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输得起”。同理，今年4月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中正发党本只是以微弱差距落败，但埃尔多安却不甘心失败要求重选，而他也不得不吞下6月重选羞辱性惨败的苦果。尽管埃尔多安个人政治作风尚存争议，但由此可见，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根基还是牢固的。

只不过，在伊斯兰主义复苏的背景下，民主政治与以世俗化为起点的现代化能否兼容，是值得探讨的。毕竟，作为文化风俗的伊斯兰教的复兴或者威权主义人物的出现都不是足以打断现代化进程的力量，但政治化的宗教却具备这样的潜力，尤其是在经历过深彻世俗化进程的土耳其。因为这会阻碍基本社会共识的形成，而一些基本共识的达成是民主制稳定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确有理由感到乐观。

在安卡拉，我曾拜访了一位中学校长，他所在的学校是安卡拉仅有的三所能够教授中文的中学之一。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不仅是因为他坦承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就读宗教学校，更好地学习土耳其的历史文化，还因为在冗长到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的、话题略显敏感的采访期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敌意或不满——仅有的离开是出去做了一次礼拜。尽管如此，对于他那位不愿戴头巾的妻子，他只是苦笑着摇摇头表示，“这是她的自由”。

在伊斯坦布尔，一名母亲的宽容更让人动容。这位穆斯林阿姨对凯末尔唯一的抱怨，就是她上大学时不能戴头巾进校园，而这一禁令的解除也成为她支持埃尔多安的重要原因。不过，对于正上大三、却不愿戴头巾的女儿，她说只能选择尊重。她的女儿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她选择支持由原属于极右翼阵营的女性政治家梅尔·阿克苏纳（Meral Akşener）领衔的“好党”，理由是她可以提高女性的权益和地位。

埃尔多安政府对土耳其言论自由与人权的压制无可否认，正发党在选举问题上也经常采取一些明显不公平的措施，但这些并非土耳其全部的真相。在表面上的不安与对立之下，作为民主精神内核的尊重、包容与开放已根植于许多土耳其人、包括穆斯林的内心。在未来，或许土耳其真的能开创出一条属于伊斯兰文明的现代化之路，真正实现霍梅尼当年“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