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核心是自由，正因為香港提供了自由，成為一個相較中國、甚至整個遠東任何一個地方都無法類比的自由之地，才陸續吸引世界各國人士尤其是無數華人，不惜遠離故土，冒死犯難，泅海偷渡，奔赴該地棲居。戰亂、饑荒、政治動盪都是促使華人逃往香港的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自由——安全的自由與自由的安全——導致人才與資本匯聚港島，造就其「東方之珠」的璀璨。

戰亂、饑荒、政治動盪都是促使華人逃往香港的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自由導致人才與資本匯聚港島，造就其「東方之珠」的璀璨。

沒有必要過度美化英國人的統治，在過去的統治歷史中，也有與以往時代相連、讓人感到不平憤怒的諸多故事，因此也才有過港人的各種抗爭。但大體上講，英國人除了維繫自身利益外，要麼採取一種自由放任態度，要麼採取一種依據法律的管理方式，基本上還是尊重了在港華人的權益，為其提供了一個有保障的自由法律框架，尤其是在二戰後的幾十年更是如此。

九七回歸前，除了政治民主，大體上香港人已享有現代公民能具有的基本權利。而我們現在根據各種披露的材料也知曉，事實上英國人也不是完全沒有過在香港推動民主化的設想，而且按照戰後的趨勢，一個尊重其他基本自由權利的政權也很難不面對此一問題，只是因冷戰包括中共的反對，才拖延至回歸直到今日，埋下今日危機的根源。

工具主義的管控：中共的治港邏輯

還在九七回歸之前，筆者的博士導師、著名社會學家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本着他對世界事務的關懷，一次問起本人如何看待香港的將來。我回答如下：

-「放心，香港短時間絕對不會有任何問題，但長遠看，如果中國大陸不發生變化，將來香港也一定會有大問題。」
-「為什麼？」
-「中共一定要向世人展示他們是說話算數、要實行一國兩制的。不過，您只要去看看當初中共進上海時的歷史就知道了，當時，中共何嘗不也是給上海人諸多承諾與希望，但幾年後，又是什麼在等待着他們？中共統治的邏輯既是傳統帝國的，也是現代極權政治的；卧榻身邊，豈容他人酣眠。北京最終是不會允許在其管制下存在一個自由香港的。」

到了2013年夏，在《分裂的中港台》一文中，筆者已流露出許多對香港不安的預感，也曾指出，哪怕北京當局出於自身的利益考量，他們也應該給香港人一些希望，不能一再拖延給與香港人普選權利後，再關閉最後希望的閘門，那或許會引發香港的衰敗甚至是動盪。

然而，歷史還是殘酷地走到了這一天！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因中共體制與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對港政策邏輯——一種利用、管制的工具主義邏輯。這種邏輯從中共建政時期毛、周的相關指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直到今天貫穿中共各個時期的對港政策。1980年代收回香港時的制度設計「一國兩制」以及「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背後的哲學事實上也不離這一根本。

一種利用、管制的工具主義邏輯。這種邏輯從中共建政時期毛、周的相關指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直到今天貫穿中共各個時期的對港政策。

但需要指出的是，文革之後啟動改革開放的中共，除捍衞政權的立場不可動搖外，在有關未來的制度設計以及國家的發展方向上，還存在許多模糊空間，在一些領導人（尤其是改革派）的想像中，對五十年後的香港包括未來中國可能的制度演進或許還抱有其他的設想空間，我們不能忘記中國曾有過政治改革的種種規劃與嘗試，也因此可以理解，那個時代對香港的一些承諾或許也不是全部的矇騙之辭。

只是，隨着鄧小平在1980年代後期改革思路更趨向保守、以及六四事件的影響，不僅中國的改革就此走上另一種模式，在香港問題上那種偏重開放、相對自由的思路，就此開始讓位於一種更加保守的強勢管控思路。六四危機極大刺激了中共對可能失去政權的恐懼，強化了其對香港可能成為所謂「反共基地」的敏感。除了繼續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外， 就是防止香港威脅所謂國家安全，這兩點構成近三十年來中共對港政策的主線。

除了繼續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外， 就是防止香港威脅所謂國家安全，這兩點構成近三十年來中共對港政策的主線。

但這種思路包括「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則隨着香港與大陸的發展、互動日益顯現。隨着粵港互動的加深以及北京對香港的影響日增，通過持續放人移民香港改變人口結構、以及對各行精英結構「摻沙子」的政策，利用各種手段縮減香港媒體自由空間等等，都讓香港人感受到原有的生活、文化、制度日益受到侵蝕，逐漸消失。江澤民1990年代初有所謂「井水不犯河水」之論，現實卻正如當初港人所擔心的那樣「河水」犯起「井水」、「河水」正逐漸漫淹進「井水」，導致井水開始變質。這造成相當大一部分香港人對大陸的疏離感與懷疑感的強化。對他們來講，以落實民主化來抵禦這種侵蝕與變動、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願就愈發強烈，甚至成為他們唯一可見的希望。

對一部分香港人來講，以落實民主化來抵禦這種侵蝕與變動、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願就愈發強烈，甚至成為他們唯一可見的希望。

而這反過來，在北京眼裏又成為必須控制香港、消除其成為「民主基地」的論據。江、胡執政時期，因不想擔負「背叛鄧路線」的罪名，也因中國的改革開放整體上給中國帶來的發展、以及社會大眾因經濟增長對政權的滿意度，尚可讓執政者感到某種自信，對2008年危機爆發前的西方還抱有更多尊重，尤其是加入世貿前對作為金融與貿易中心的香港尚有更多依賴，北京對香港大體上還是採取容忍態度。而隨西方此輪經濟危機的爆發，以及中國經濟躍居世界第二，一種目空一切的驕狂不僅在中共的高層與精英中蔓延，也在許多普通人的言行中處處顯現。

但與此同時，後八九形成的發展模式卻開始遇到瓶頸，腐敗、社會分化與不滿也演變到一個新的程度，在日益鮮亮的發展圖景下，在許多人信心滿滿之時，許多危機因素開始逐一顯露。此時上台的習近平，沒有像許多人預想或希望的那樣，啟動更深層的改革來化解危機，相反以一種本質上是改革前毛時代的做法與思路，試圖重新整合社會、消弭社會矛盾、維繫經濟增長、重建黨對社會的控制。在國際上則採取一種咄咄逼人的態勢四面出擊，從南海到釣魚島，直至推出「一帶一路」，鼓動民族主義。

與對外擴張、對內嚴控內卷的新極權主義做法相匹配，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也發生一些重要變化，那種工具主義的邏輯因此大幅向左擺動，對「一國兩制」事實上踐踏與消解的過程加速展開。

與這種對外擴張、對內嚴控內卷的新極權主義做法相匹配，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也發生一些重要變化，那種工具主義的邏輯因此大幅向左擺動，對「一國兩制」事實上踐踏與消解的過程加速展開。此外，也因香港自身經濟地位在整體中國經濟中的比例相較以往大幅下降，尤其上海的崛起，造成一些官員和領導人的傲慢錯覺，覺得香港需要仰大陸鼻息而生存，其地位即使不是無足輕重，也大可不必像過去那樣過於重視。一種頤使氣指的氣派在參涉香港事務的官員中滋長。而相較過去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當下一些官員的水準也江河日下，唯以揣摩上意、「以左為榮」為行事標準，此外，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也因缺乏民意基礎，權力基礎源自北京，缺乏政治家的歷練，往往以一種混雜了殖民地官僚文化和中共官場做派的行事風格一味討好北京，罔顧民意，乃至從中央到香港特區政府在信息、政策制訂上自我循環、相互印證、自以為是，與真實的民意疏遠隔膜，香港社會與政府、社會內部的分裂日漸深重，乃釀成今日災難困局。

為權利而戰：兩種文明的對撞

以這種工具主義的治港邏輯，在北京眼裏，理想的香港是一個只提供經濟利益、沒有政治訴求的另一個南方上海。但問題是，香港人不是上海人。經過百年現代文明的洗禮，香港人主體意識日漸強烈，在他們看來，享有現代法治、具有自由權利才是最寶貴的，也是生活的價值所在。為權利而戰，保有已有的權利，爭取新的權利，貫穿整個香港人回歸多年來的所有政治訴求，也是這次「反送中」運動的核心。這種主體意識與北京工具主義的對港政策的對撞，是這場運動最主要的成因。不明瞭這一點，無論中共怎樣調整其政策，再給多少好處，也終將於事無補。

為權利而戰，保有已有的權利，爭取新的權利，貫穿整個香港人回歸多年來的所有政治訴求，也是這次「反送中」運動的核心。這種主體意識與北京工具主義的對港政策的對撞，是這場運動最主要的成因。

日前，港府宣布支持企業與市民經濟紓困措施，這些當然值得歡迎，但如果以為憑這些經濟政策就可平抑社會抗議，顯然不會獲取預期的效果。從這個角度看，港府的思維與行事風格，也越來越像大陸政權處理危機的運作——「人民內部問題人民幣解決」，現在則是「港人問題港幣解決」。但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政治問題最終還是需要以政治方式來解決。那些以經濟視角（如房價過高、年輕人就業、香港未來發展定位等）來解釋香港近年現象（包括抗議），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顯然沒有抓住根本。當初香港百萬人上街支持八九民運又是怎樣的經濟動因？而此次各種衣食無憂的精英大批上街參與「反送中」，顯然也不是單憑經濟邏輯可以解釋。關鍵的關鍵，在於香港人的主體意識與權利需要得到保護與尊重。

港人主體意識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恰恰是在北京的日益打壓下，這種主體意識在加速強化，儘管大部分港人並沒有所謂「港獨」訴求，但如果回頭看，恰恰是2014年「佔中」運動的挫折，激出這種訴求聲音且在香港得以擴延；此次大陸官方與民間對「反送中」的反應，更會造成港人對大陸一種持久的排斥心理、很難彌補的痛苦裂痕。

此次大陸官方與民間對「反送中」的反應，更會造成港人對大陸一種持久的排斥心理、很難彌補的痛苦裂痕。

說到底，「反送中」運動是兩種文明價值的衝撞。一種提倡尊重個體的自由、尊嚴與權利，政權的合法性與功能只在於服務與增進公民的權利與福祉，共同體無權以集體的名義任意打壓傷害作為主體的個人的權利；相反，另一種則以國家本位、甚至是中共政黨本位的邏輯，要將港人的權利如大陸人一樣主要限制在經濟領域，所謂國家-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個體只具有服從、次級的地位，其自由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標準與需要來加以限制。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明瞭有相當大一部分仍然深受後一種意識影響的中國人，對香港「反送中」所持的那種不理解、甚至是強烈反對的態度。當然，這種態度顯然與他們對香港此次運動的信息不完整的了解有關，但更深層的，還是與長期接受官方的宣傳灌輸有關。

此外，處在一個大轉型時代、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人，面對自身以及他者，正經歷着深刻的認同危機，一方面因經濟發展獲取些自信與滿足，另一方面，因價值規範的缺失與混亂，生活環境的急劇變動，與威權體制帶來的對自身命運缺乏把握的無力感，對未來有着各種無奈與深重的焦慮，因中美貿易戰以及經濟下滑而強化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感，一些中產人士和既得利益者對變動可能帶來的失序感到恐懼等，都會讓一些人去在「民族」問題上找到某種心理寄託、價值存在感以及壓力宣泄途徑。

在香港問題上，官方找到一個引導民間疏泄壓力、對現況和官方不滿、對外展示官民共同意志的一個口實。這也可以理解此次官方在香港問題宣傳上為何如此重視與高調的原因。

近代以來，這種現象在各國屢見不鮮，常常也會衍生嚴重後果。法西斯、納粹、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現象的發生都有類似根源。在貿易戰上進退失據的中國官方，一方面鼓動社會大眾對美國的敵意，以掩飾自己的無能與失誤，另一方面又害怕真與美國撕破臉皮帶來更嚴重後果，故今日播放《上甘嶺》（抗美主題）明天放送《黃河之戀》（親美主題），張皇失措。但在香港問題上，官方卻找到一個引導民間疏泄壓力、對現況和官方不滿、對外展示官民共同意志的一個口實。這也可以理解此次官方在香港問題宣傳上為何如此重視與高調的原因。而在一些大陸人眼裏，曾長期在英國治下生活、認可現代價值的香港人，正可作為當下發泄他們對西方痛恨之情的替代者。

不過結果是，政權雖可藉此掩蓋其無能與失誤，對整合社會、鞏固政權、度過危機可獲一時之效，一些人心理壓力可能得到些釋放，但最終卻只會是更加強化港人與大陸、與北京政權的疏離，也無法徹底從根本上消解價值與認同危機。而且從長遠講，這對北京政權也不見得是個福音。這種激盪的盲目排外情緒，隨時可能因各種原因反彈，而傷及到權力本身，權力的可信度到頭來也會因無法有效回應被鼓動起來的大眾情緒，而一層層地被侵蝕剝溶，這種例證中外歷史上多見。沒有一個權力可以永遠以一種不斷升級的對外敵意來支撐政權。

如果有一天，更多的大陸民眾明曉，近代以來沒有任何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城市對這個民族做出如此多的慈善事業，對這個民族的進步做出那樣多的貢獻，他們或許就會明白，曾經背井離鄉、逃去外國人治下的人們、一個已在回歸後政權下生活的港人，本沒有什麼特別理由非要「反中」，他們對中國的關愛、為中國實際做的有利事情，絕對不比那些口口聲聲的愛國者更少，只會更多。只是他們反感那個不落實承諾、侵害他們的權利和自由的北京政權而已；一個人爭取捍衞自己的權利，與對人民的熱愛並不必然矛盾；一個政黨、一個政權，也絕不等同於一個民族。

香港與中國的未來：從天安門到「反送中」

如果脱離開權力（power）邏輯，而從權利（right ）視角去審視，我們會發現，幾十年來中國與香港的種種變化（包括各種抗議），有着某些內在一致的邏輯。「權利」與「權力」的博弈，此消彼長，此長彼消，是理解中國政治與社會、文化變遷的一個關鍵。

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主要訴求，其實說到底也是學生與民眾對權利的訴求。筆者此前曾談及天安門運動與香港「佔中」運動訴求的異同——前者是想通過抗爭來贏得一些從未有過的權利，後者則是希望通過爭取民主，來維護捍衞一些既有的東西(獨立的司法和行政體系、新聞、結社和宗教上的自由等等)。在天安門運動，爭取民主和自由是相連合一的，在一個從無所不在、無所不控制的極權體制向開放體制初步轉型的背景下發生。相反，導致佔中發生的邏輯和社會心理是，由於大陸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全面侵入，香港舊有的世界一步步崩塌，人們熟悉的那個除選舉權欠缺之外所有現代權利都具有的文明社會漸漸消失。人們明白，如果不能爭取到政治權利，所有曾具有的最終都將消失。當年中共接管上海後的命運會再一次降臨到香港頭上：在有限地享有原有權利過程中，慢慢地像一個被温水煮掉的青蛙那樣死去。

五年後，更大規模的「反送中」運動的再起，原因依舊是同一個，只是帶着上次「佔中」挫折所積聚下的更大能量，也因「送中」條例涉及廣泛，而引起更廣泛的抵抗。香港的自由已命繫一線。五年來，無論是港人從他們切身的生活，還是外人從影視、文學、旅行等中認識的那個香港，事實上已進一步遠去，逐漸消亡。也因此，此次抗議從一開始就給人一種悲壯、決絕的氛圍，抗議的主體年輕人中的那種憤怒 、不惜玉石俱焚的絕望讓人真切可感。

也因此，儘管我們可以不贊同，並對運動中的個別暴力現象感到遺憾，但在特首堅不辭職，且拒絕撤銷「送中」法案，黑社會和警方暴力層出不窮的背景下，被激怒的年輕抗議者所發生這些暴力也似乎難以避免。即便如此，在如此巨大規模、長時間的抗議中，香港市民整體上能保持如此和平，相較於世界許多國家的街頭抗議，還是讓人不得不欽佩香港人高度的理性與文明素養。

至於抗議運動中出現的「温和」與「激進」路線的分歧，大概所有群眾運動都在所難免，要加以解決，除了抗議者一方需要更有效的組織協調、訴求目標上的共識、富有公信力的領袖等條件外——顯然這並不容易做到——官方也必須做出應有的真實回應才行。至少到現在，除了那個含混不清的「『送中條例』已死」的說法外，竟無一個次級的重要官員引咎辭職，顯然難有說服力，也無法消解抗議者的憤怒。更何況，在數百人被逮捕、官民如此對立的情況下，一旦運動被瓦解，官方事後算賬大清洗是可以預見的。僅為此，一些抗議者也絕不會輕言撤退，更何況還有許多人早已做絕死抗爭的準備。

抗議者已經無路可退，在他們看來，再退一步不僅是運動失敗，更重要的是香港自由將徹底崩解。

抗議者已經無路可退，在他們看來，再退一步不僅是運動失敗，更重要的是香港自由將徹底崩解。而香港的民主派在老一代標誌性領袖人物去世或退隱後，因北京多年的強硬立場，理性的民主化訴求得不到回應與絲毫進展，使得任何温和派的聲望資源都無法積累，故也很難出現具備威望和說服力的温和派領袖。香港政府及北京基本上封死通過制度性方式處理社會的利益和觀念分歧的可能後，這些矛盾與訴求就只能在街頭展開了，而經驗告訴我們，在街頭展開的運動也難以輕易地理性收場。

值得一提的是，法國「黃背心」運動歷時數月，迄今基本勢微，除零星抗議外，大體告結。這其中除了馬克龍（馬克宏）在去年十二月運動高峰期針對運動的一些經濟訴求宣布的回應措施外，也與後來持續數月、事關國家政策方略的全民大討論、宣布一些制度改革、擴大政治參與、強化地方市政等舉措有關。此外非常重要的是，5月中旬的歐洲議會選舉成為一個重要的民意測驗，通過票箱將民意的憤怒與希望再次舒解、吸納到制度軌道（「黃背心」也參與選舉但得票甚微，多數同情者將其選票投給了各自偏好尤其是極右極左兩翼的政黨）。以此為例，香港問題的最終解決，終究離不開一種讓香港大眾認可的利益、意願的制度性表達渠道的設立，只要一天這種渠道不具備，香港與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社會內部的互不信任就只會加劇，香港秩序的緊張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消除，內部因各種因素所積累的分裂也都難以彌合。

香港問題的最終解決，終究離不開一種讓香港大眾認可的利益、意願的制度性表達渠道的設立。

遺憾的是，港府和北京現在卻依舊在唱着那種「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敵對勢力煽動」的老調。坦白說，以美國為例，對香港落實民主自由的支持立場是一貫的，此次也很難說就比往常有更多的具體行動。如果CIA 想策動香港的動盪，大概不會像北京大肆指責的那樣，美國外交官去會晤幾位抗議的年輕人，而且堂而皇之地有照片為證。事實上，就連大陸官方的知名學者、如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鋒在接收外界採訪時都坦承：現在看不到美國官方動用人員、資金支持香港事件的跡象。

像在世界許多地方的抗議一樣，因社交網絡的出現，香港抗議運動並不需要傳統的組織動員、資金便可造成相當的行動能力，不過也因這種網絡的平面化，所謂「領袖」的影響都也只能是相對的。這既給抗議者一方自身的協調帶來困難，也給被抗議者如何回應抗議造成挑戰。這些年，我們看到這越來越成為21世紀各國政治運作的一個重大挑戰，不僅對那些威權政體，即便是對民主政體也同樣如此，亟待制度更新以適應這一現象。

因網絡的平面化，所謂「領袖」的影響都也只能是相對的。這既給抗議者一方自身的協調帶來困難，也給被抗議者如何回應抗議造成挑戰。

從過去「蔣匪幫」到「蘇修」直到「境外西方敵對勢力」，何時北京才能放棄那種陳舊的「階級鬥爭」敵對思路、按現代方式來理解一些社會矛盾，制定對待香港與國內的社會抗議的合理政策，將是衡量這個政權在邁向現代政治上到底取得多少進展的一個重要視角。豈不見，世界上幾乎所有威權或極權政府，在面對社會抗議時所採取的話語幾乎都驚人地一致，都是「外部敵對勢力所為」，相反，在那些民主國家即使有社會衝突，這類話語從來都罕見，即使出現也鮮有市場。

「天安門運動」三十年後，當年運動中發生的邏輯在香港再次悲劇性地上演。就官方來講，一種威權政權的邏輯是絕不能承認錯誤，無論是領袖本人的錯誤還是政策的失誤，否則將對領袖地位造成威脅，給政治對手授以攻擊的口實。此外，一個缺乏民意檢驗、權力產生的合法性程序有虧的執政集團，對民眾缺乏信任，故也輕易不會在抗議者面前退步，以免造成政權的危機。與三十年前一樣，事實上事件本可以在許多關口做更好的調整，讓勢態不必激化，但因這種所謂的「絕不示弱」、「絕不認錯」的「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執政邏輯，將事態一步步導向無法轉圜的境地。

與三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佔中」時大不相同，很大程度上與習近平治國理念上的倒退和在國際上的擴張有關，整個世界、特別是西方輿論都已發生不同程度的逆轉，開始對中國抱有更大的敵意或懷疑。將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中美貿易戰炮火正熾，因此全世界對發生在香港這一世界最重要金融中心的持續抗議也格外關注，所有人都意識到，香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如果當局執意以「天安門鎮壓」作為成功經驗在香港複製，後果之嚴重，可能會是他們意想不到的。

正值「天安門運動」被鎮壓三十年，也因香港的抗議，全世界對三十年前鎮壓的記憶再次被激活，對三十年來這個體制本質上是否有變化有了更大的懷疑，而如果北京採取類似當年的鎮壓，像當年那樣靠鎮壓後對內重新釋放社會與經濟改革空間、對外大幅開放平抑國際敵意與憤怒的做法續命，不僅官方不再具備那種條件，即使做也絕不可能再收當年之功效了。如果當局執意以「天安門鎮壓」作為成功經驗在香港複製，後果之嚴重，可能會是他們意想不到的。

回到一個大的歷史與文明視角來看，在香港發生的衝突，既是香港社會與北京政權（及其香港代理）的兩種不同文明價值與制度的衝突，同時也恰發生在習近平統馭下中共試圖吞納港澳台、完成大中華地區的整合統一、進而向世界推行其模式、擴展其紅色帝國之時。正是與這種意圖，與中共現行的體制、意識形態理念相悖，也與中國當下這種內部高度脆弱敏感緊張、卻同時對外強勢擴張的矛盾狀況相連，香港才可能是中共這種「控制—擴張」衝動首當其中的犧牲品。而世界（尤其是西方）對這種企圖必然反彈抵制，也會高度警惕，會支持香港抵禦其自由消失的命運。因此，香港的衝突不僅是不同文明價值的對撞，也有可能成為引發中國與外部世界分離、敵對的一個重要事件。

正是與中共現行的體制、意識形態理念相悖，也與中國當下這種內部高度脆弱敏感緊張、卻同時對外強勢擴張的矛盾狀況相連，香港才可能是中共這種「控制—擴張」衝動首當其中的犧牲品。

那些以「民族」的名義喧囂怒罵香港的人或許不知，香港人事實上也在為你們的權益而奮戰，當一個自由的香港消失，一個向着世界的窗口關閉，中國人的自由度會更加削減，一個新極權的中國將會展露其崢嶸。如果一些中國人不希望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不願忍受刪貼、官員欺凌、強拆、司法不公、不許自由上網等等，那又為何要譴責香港人避免這種命運的抗爭？須知，最終喪失了自由與法治的香港，至少會讓大陸人喪失一個給孩子購買可靠健康的奶粉之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不僅是古訓，也符合現代的文明精神。

為避免三十年前天安門的悲劇、以及香港現在的危機不斷重複上演，需要從根本上消除造成這種勢態的權力至上、公民缺乏權利的邏輯。中國人要明白，一時的經濟發展，一時的生活改善，如果沒有制度性的權利保障，最終可能依然難以避免權力驕橫帶來災難。希特勒時代也有經濟高速增長和福利改善，蘇俄甚至朝鮮都曾有過快速發展期，「茉莉花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發展，這類例證比比皆是，經濟增長絕不會必然地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和人民幸福，中國人切不可為眼前經濟水準的一時改善，而忽略制度的基本缺失，放棄約束權力的努力，否則終會再自食惡果。相反，一個不受約束的權力最終會必然帶來災難，這又是一個被歷史屢屢證明的道理。建立一種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權利、限制約束權力的制度，不僅是香港人、也應該是整個中國人未來該努力的方向、爭取實行的「一制」。這樣的「一國一制」，最終會是香港人、大陸人甚至全世界都樂見的，也是避免中國與西方最終攤牌、發生根本性衝突的保障。

中國人切不可為眼前經濟水準的一時改善，而忽略制度的基本缺失，放棄約束權力的努力，否則終會再自食惡果。

鑑於力量對比和現有制度框架的條件約束，我們難以想像香港的抗爭在短時間會取得理想成果。香港人或許將會付出更多代價。

臨界點已過，這個夏天的抗議，已經讓香港再回不到從前。香港在死去，讓人為之遺憾、難過、憤怒，但正像所有死亡中都可能孕育着新生一樣，一個新的香港或許也正在孕育，這個過程還需多少時間，經歷多少痛苦，我們尚不可知，但正如歷史與生命所屢屢展示的：為生存與自由而戰的人們，終會找到自己的道路，走向未來。香港亦會如此，只是那將會再一次像近代歷史一樣，成為一個新的文明中國的啟動器、一個引領自由中國的燈塔。

北京或許會因吞掉香港而得意，卻不知，香港人追求自由與權利的精神最終也會在整個中國發效、擴展、蔓延。 在香港，權力正在扼殺權利；「一國兩制」正在變成「一國一制」；但最終，那「勝利」的一制，卻會被「消滅」的另一制所征服。或許，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吧！

（張倫，法國塞爾吉-蓬多瓦斯大學教授，天安門運動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