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伦：为权利而战——香港的“死”与“生”

香港因“送中条例”引发的“反送中运动”已两月有余，全世界见证了在这个城市发生的波澜壮阔的抗议运动。带着各自的视角，全中国人的关注也为此聚焦。近代中国历史大体上“逢九”会有大事的规律再次显现。

在这个象征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端、见证着中国现代进程的特殊城市，所发生的这一切又将会怎样预示、影响这个城市自身乃至中国未来的命运？

自由：香港的诞生与现代文明

众所周知，香港的诞生连着一部大历史，一个中华旧世界逐渐崩塌与解体、一个现代中国文明孕育与发展、迄今仍在演变的过程。同时，处于大陆边缘的这个岛城，其命运从一开始就与世界的变动紧密相连、须臾不分。

这个文明解体与再造、与世界冲撞并磨合的过程中，所承受的欧风美雨滋润造就了香港，形成其特色，提供了其成功的条件；但在某种意义上讲，或许也含蕴着其衰败、消亡的风险。中国人的韧性与勤劳，传统民间社会的弹性，现代西方文化的理性与规范，科学与技术，畅通的信息，在这里汇聚、融会，为其起飞奠定了基础。

现代性的核心是自由，正因为香港提供了自由，成为一个相较中国、甚至整个远东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类比的自由之地，才陆续吸引世界各国人士尤其是无数华人，不惜远离故土，冒死犯难，泅海偷渡，奔赴该地栖居。战乱、饥荒、政治动荡都是促使华人逃往香港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自由——安全的自由与自由的安全——导致人才与资本汇聚港岛，造就其“东方之珠”的璀璨。

战乱、饥荒、政治动荡都是促使华人逃往香港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自由导致人才与资本汇聚港岛，造就其“东方之珠”的璀璨。

没有必要过度美化英国人的统治，在过去的统治历史中，也有与以往时代相连、让人感到不平愤怒的诸多故事，因此也才有过港人的各种抗争。但大体上讲，英国人除了维系自身利益外，要么采取一种自由放任态度，要么采取一种依据法律的管理方式，基本上还是尊重了在港华人的权益，为其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自由法律框架，尤其是在二战后的几十年更是如此。

九七回归前，除了政治民主，大体上香港人已享有现代公民能具有的基本权利。而我们现在根据各种披露的材料也知晓，事实上英国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在香港推动民主化的设想，而且按照战后的趋势，一个尊重其他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权也很难不面对此一问题，只是因冷战包括中共的反对，才拖延至回归直到今日，埋下今日危机的根源。

工具主义的管控：中共的治港逻辑

还在九七回归之前，笔者的博士导师、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本着他对世界事务的关怀，一次问起本人如何看待香港的将来。我回答如下：

-“放心，香港短时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但长远看，如果中国大陆不发生变化，将来香港也一定会有大问题。”

-“为什么？”

-“中共一定要向世人展示他们是说话算数、要实行一国两制的。不过，您只要去看看当初中共进上海时的历史就知道了，当时，中共何尝不也是给上海人诸多承诺与希望，但几年后，又是什么在等待着他们？中共统治的逻辑既是传统帝国的，也是现代极权政治的；卧榻身边，岂容他人酣眠。北京最终是不会允许在其管制下存在一个自由香港的。”

到了2013年夏，在《分裂的中港台》一文中，笔者已流露出许多对香港不安的预感，也曾指出，哪怕北京当局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他们也应该给香港人一些希望，不能一再拖延给与香港人普选权利后，再关闭最后希望的闸门，那或许会引发香港的衰败甚至是动荡。

然而，历史还是残酷地走到了这一天！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因中共体制与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对港政策逻辑——一种利用、管制的工具主义逻辑。这种逻辑从中共建政时期毛、周的相关指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直到今天贯穿中共各个时期的对港政策。1980年代收回香港时的制度设计“一国两制”以及“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背后的哲学事实上也不离这一根本。

一种利用、管制的工具主义逻辑。这种逻辑从中共建政时期毛、周的相关指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直到今天贯穿中共各个时期的对港政策。

但需要指出的是，文革之后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共，除捍卫政权的立场不可动摇外，在有关未来的制度设计以及国家的发展方向上，还存在许多模糊空间，在一些领导人（尤其是改革派）的想像中，对五十年后的香港包括未来中国可能的制度演进或许还抱有其他的设想空间，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曾有过政治改革的种种规划与尝试，也因此可以理解，那个时代对香港的一些承诺或许也不是全部的蒙骗之辞。

只是，随着邓小平在1980年代后期改革思路更趋向保守、以及六四事件的影响，不仅中国的改革就此走上另一种模式，在香港问题上那种偏重开放、相对自由的思路，就此开始让位于一种更加保守的强势管控思路。六四危机极大刺激了中共对可能失去政权的恐惧，强化了其对香港可能成为所谓“反共基地”的敏感。除了继续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外， 就是防止香港威胁所谓国家安全，这两点构成近三十年来中共对港政策的主线。

除了继续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外， 就是防止香港威胁所谓国家安全，这两点构成近三十年来中共对港政策的主线。

但这种思路包括“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则随着香港与大陆的发展、互动日益显现。随着粤港互动的加深以及北京对香港的影响日增，通过持续放人移民香港改变人口结构、以及对各行精英结构“掺沙子”的政策，利用各种手段缩减香港媒体自由空间等等，都让香港人感受到原有的生活、文化、制度日益受到侵蚀，逐渐消失。江泽民1990年代初有所谓“井水不犯河水”之论，现实却正如当初港人所担心的那样“河水”犯起“井水”、“河水”正逐渐漫淹进“井水”，导致井水开始变质。这造成相当大一部分香港人对大陆的疏离感与怀疑感的强化。对他们来讲，以落实民主化来抵御这种侵蚀与变动、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就愈发强烈，甚至成为他们唯一可见的希望。

对一部分香港人来讲，以落实民主化来抵御这种侵蚀与变动、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就愈发强烈，甚至成为他们唯一可见的希望。

而这反过来，在北京眼里又成为必须控制香港、消除其成为“民主基地”的论据。江、胡执政时期，因不想担负“背叛邓路线”的罪名，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体上给中国带来的发展、以及社会大众因经济增长对政权的满意度，尚可让执政者感到某种自信，对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西方还抱有更多尊重，尤其是加入世贸前对作为金融与贸易中心的香港尚有更多依赖，北京对香港大体上还是采取容忍态度。而随西方此轮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二，一种目空一切的骄狂不仅在中共的高层与精英中蔓延，也在许多普通人的言行中处处显现。

但与此同时，后八九形成的发展模式却开始遇到瓶颈，腐败、社会分化与不满也演变到一个新的程度，在日益鲜亮的发展图景下，在许多人信心满满之时，许多危机因素开始逐一显露。此时上台的习近平，没有像许多人预想或希望的那样，启动更深层的改革来化解危机，相反以一种本质上是改革前毛时代的做法与思路，试图重新整合社会、消弭社会矛盾、维系经济增长、重建党对社会的控制。在国际上则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四面出击，从南海到钓鱼岛，直至推出“一带一路”，鼓动民族主义。

与对外扩张、对内严控内卷的新极权主义做法相匹配，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也发生一些重要变化，那种工具主义的逻辑因此大幅向左摆动，对“一国两制”事实上践踏与消解的过程加速展开。

与这种对外扩张、对内严控内卷的新极权主义做法相匹配，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也发生一些重要变化，那种工具主义的逻辑因此大幅向左摆动，对“一国两制”事实上践踏与消解的过程加速展开。此外，也因香港自身经济地位在整体中国经济中的比例相较以往大幅下降，尤其上海的崛起，造成一些官员和领导人的傲慢错觉，觉得香港需要仰大陆鼻息而生存，其地位即使不是无足轻重，也大可不必像过去那样过于重视。一种颐使气指的气派在参涉香港事务的官员中滋长。而相较过去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当下一些官员的水准也江河日下，唯以揣摩上意、“以左为荣”为行事标准，此外，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也因缺乏民意基础，权力基础源自北京，缺乏政治家的历练，往往以一种混杂了殖民地官僚文化和中共官场做派的行事风格一味讨好北京，罔顾民意，乃至从中央到香港特区政府在信息、政策制订上自我循环、相互印证、自以为是，与真实的民意疏远隔膜，香港社会与政府、社会内部的分裂日渐深重，乃酿成今日灾难困局。

为权利而战：两种文明的对撞

以这种工具主义的治港逻辑，在北京眼里，理想的香港是一个只提供经济利益、没有政治诉求的另一个南方上海。但问题是，香港人不是上海人。经过百年现代文明的洗礼，香港人主体意识日渐强烈，在他们看来，享有现代法治、具有自由权利才是最宝贵的，也是生活的价值所在。为权利而战，保有已有的权利，争取新的权利，贯穿整个香港人回归多年来的所有政治诉求，也是这次“反送中”运动的核心。这种主体意识与北京工具主义的对港政策的对撞，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成因。不明了这一点，无论中共怎样调整其政策，再给多少好处，也终将于事无补。

为权利而战，保有已有的权利，争取新的权利，贯穿整个香港人回归多年来的所有政治诉求，也是这次“反送中”运动的核心。这种主体意识与北京工具主义的对港政策的对撞，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成因。

日前，港府宣布支持企业与市民经济纾困措施，这些当然值得欢迎，但如果以为凭这些经济政策就可平抑社会抗议，显然不会获取预期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港府的思维与行事风格，也越来越像大陆政权处理危机的运作——“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币解决”，现在则是“港人问题港币解决”。但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政治问题最终还是需要以政治方式来解决。那些以经济视角（如房价过高、年轻人就业、香港未来发展定位等）来解释香港近年现象（包括抗议），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显然没有抓住根本。当初香港百万人上街支持八九民运又是怎样的经济动因？而此次各种衣食无忧的精英大批上街参与“反送中”，显然也不是单凭经济逻辑可以解释。关键的关键，在于香港人的主体意识与权利需要得到保护与尊重。

港人主体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恰恰是在北京的日益打压下，这种主体意识在加速强化，尽管大部分港人并没有所谓“港独”诉求，但如果回头看，恰恰是2014年“占中”运动的挫折，激出这种诉求声音且在香港得以扩延；此次大陆官方与民间对“反送中”的反应，更会造成港人对大陆一种持久的排斥心理、很难弥补的痛苦裂痕。

此次大陆官方与民间对“反送中”的反应，更会造成港人对大陆一种持久的排斥心理、很难弥补的痛苦裂痕。

说到底，“反送中”运动是两种文明价值的冲撞。一种提倡尊重个体的自由、尊严与权利，政权的合法性与功能只在于服务与增进公民的权利与福祉，共同体无权以集体的名义任意打压伤害作为主体的个人的权利；相反，另一种则以国家本位、甚至是中共政党本位的逻辑，要将港人的权利如大陆人一样主要限制在经济领域，所谓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体只具有服从、次级的地位，其自由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标准与需要来加以限制。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明了有相当大一部分仍然深受后一种意识影响的中国人，对香港“反送中”所持的那种不理解、甚至是强烈反对的态度。当然，这种态度显然与他们对香港此次运动的信息不完整的了解有关，但更深层的，还是与长期接受官方的宣传灌输有关。

此外，处在一个大转型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面对自身以及他者，正经历着深刻的认同危机，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获取些自信与满足，另一方面，因价值规范的缺失与混乱，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动，与威权体制带来的对自身命运缺乏把握的无力感，对未来有着各种无奈与深重的焦虑，因中美贸易战以及经济下滑而强化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一些中产人士和既得利益者对变动可能带来的失序感到恐惧等，都会让一些人去在“民族”问题上找到某种心理寄托、价值存在感以及压力宣泄途径。

在香港问题上，官方找到一个引导民间疏泄压力、对现况和官方不满、对外展示官民共同意志的一个口实。这也可以理解此次官方在香港问题宣传上为何如此重视与高调的原因。

近代以来，这种现象在各国屡见不鲜，常常也会衍生严重后果。法西斯、纳粹、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现象的发生都有类似根源。在贸易战上进退失据的中国官方，一方面鼓动社会大众对美国的敌意，以掩饰自己的无能与失误，另一方面又害怕真与美国撕破脸皮带来更严重后果，故今日播放《上甘岭》（抗美主题）明天放送《黄河之恋》（亲美主题），张皇失措。但在香港问题上，官方却找到一个引导民间疏泄压力、对现况和官方不满、对外展示官民共同意志的一个口实。这也可以理解此次官方在香港问题宣传上为何如此重视与高调的原因。而在一些大陆人眼里，曾长期在英国治下生活、认可现代价值的香港人，正可作为当下发泄他们对西方痛恨之情的替代者。

不过结果是，政权虽可借此掩盖其无能与失误，对整合社会、巩固政权、度过危机可获一时之效，一些人心理压力可能得到些释放，但最终却只会是更加强化港人与大陆、与北京政权的疏离，也无法彻底从根本上消解价值与认同危机。而且从长远讲，这对北京政权也不见得是个福音。这种激荡的盲目排外情绪，随时可能因各种原因反弹，而伤及到权力本身，权力的可信度到头来也会因无法有效回应被鼓动起来的大众情绪，而一层层地被侵蚀剥溶，这种例证中外历史上多见。没有一个权力可以永远以一种不断升级的对外敌意来支撑政权。

如果有一天，更多的大陆民众明晓，近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城市对这个民族做出如此多的慈善事业，对这个民族的进步做出那样多的贡献，他们或许就会明白，曾经背井离乡、逃去外国人治下的人们、一个已在回归后政权下生活的港人，本没有什么特别理由非要“反中”，他们对中国的关爱、为中国实际做的有利事情，绝对不比那些口口声声的爱国者更少，只会更多。只是他们反感那个不落实承诺、侵害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北京政权而已；一个人争取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对人民的热爱并不必然矛盾；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也绝不等同于一个民族。

香港与中国的未来：从天安门到“反送中”

如果脱离开权力（power）逻辑，而从权利（right ）视角去审视，我们会发现，几十年来中国与香港的种种变化（包括各种抗议），有着某些内在一致的逻辑。“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是理解中国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关键。

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主要诉求，其实说到底也是学生与民众对权利的诉求。笔者此前曾谈及天安门运动与香港“占中”运动诉求的异同——前者是想通过抗争来赢得一些从未有过的权利，后者则是希望通过争取民主，来维护捍卫一些既有的东西(独立的司法和行政体系、新闻、结社和宗教上的自由等等)。在天安门运动，争取民主和自由是相连合一的，在一个从无所不在、无所不控制的极权体制向开放体制初步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相反，导致占中发生的逻辑和社会心理是，由于大陆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全面侵入，香港旧有的世界一步步崩塌，人们熟悉的那个除选举权欠缺之外所有现代权利都具有的文明社会渐渐消失。人们明白，如果不能争取到政治权利，所有曾具有的最终都将消失。当年中共接管上海后的命运会再一次降临到香港头上：在有限地享有原有权利过程中，慢慢地像一个被温水煮掉的青蛙那样死去。

五年后，更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的再起，原因依旧是同一个，只是带着上次“占中”挫折所积聚下的更大能量，也因“送中”条例涉及广泛，而引起更广泛的抵抗。香港的自由已命系一线。五年来，无论是港人从他们切身的生活，还是外人从影视、文学、旅行等中认识的那个香港，事实上已进一步远去，逐渐消亡。也因此，此次抗议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悲壮、决绝的氛围，抗议的主体年轻人中的那种愤怒 、不惜玉石俱焚的绝望让人真切可感。

也因此，尽管我们可以不赞同，并对运动中的个别暴力现象感到遗憾，但在特首坚不辞职，且拒绝撤销“送中”法案，黑社会和警方暴力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被激怒的年轻抗议者所发生这些暴力也似乎难以避免。即便如此，在如此巨大规模、长时间的抗议中，香港市民整体上能保持如此和平，相较于世界许多国家的街头抗议，还是让人不得不钦佩香港人高度的理性与文明素养。

至于抗议运动中出现的“温和”与“激进”路线的分歧，大概所有群众运动都在所难免，要加以解决，除了抗议者一方需要更有效的组织协调、诉求目标上的共识、富有公信力的领袖等条件外——显然这并不容易做到——官方也必须做出应有的真实回应才行。至少到现在，除了那个含混不清的“‘送中条例’已死”的说法外，竟无一个次级的重要官员引咎辞职，显然难有说服力，也无法消解抗议者的愤怒。更何况，在数百人被逮捕、官民如此对立的情况下，一旦运动被瓦解，官方事后算账大清洗是可以预见的。仅为此，一些抗议者也绝不会轻言撤退，更何况还有许多人早已做绝死抗争的准备。

抗议者已经无路可退，在他们看来，再退一步不仅是运动失败，更重要的是香港自由将彻底崩解。

抗议者已经无路可退，在他们看来，再退一步不仅是运动失败，更重要的是香港自由将彻底崩解。而香港的民主派在老一代标志性领袖人物去世或退隐后，因北京多年的强硬立场，理性的民主化诉求得不到回应与丝毫进展，使得任何温和派的声望资源都无法积累，故也很难出现具备威望和说服力的温和派领袖。香港政府及北京基本上封死通过制度性方式处理社会的利益和观念分歧的可能后，这些矛盾与诉求就只能在街头展开了，而经验告诉我们，在街头展开的运动也难以轻易地理性收场。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黄背心”运动历时数月，迄今基本势微，除零星抗议外，大体告结。这其中除了马克龙在去年十二月运动高峰期针对运动的一些经济诉求宣布的回应措施外，也与后来持续数月、事关国家政策方略的全民大讨论、宣布一些制度改革、扩大政治参与、强化地方市政等举措有关。此外非常重要的是，5月中旬的欧洲议会选举成为一个重要的民意测验，通过票箱将民意的愤怒与希望再次舒解、吸纳到制度轨道（“黄背心”也参与选举但得票甚微，多数同情者将其选票投给了各自偏好尤其是极右极左两翼的政党）。以此为例，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终究离不开一种让香港大众认可的利益、意愿的制度性表达渠道的设立，只要一天这种渠道不具备，香港与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社会内部的互不信任就只会加剧，香港秩序的紧张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消除，内部因各种因素所积累的分裂也都难以弥合。

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终究离不开一种让香港大众认可的利益、意愿的制度性表达渠道的设立。

遗憾的是，港府和北京现在却依旧在唱着那种“外国势力干预”、“香港敌对势力煽动”的老调。坦白说，以美国为例，对香港落实民主自由的支持立场是一贯的，此次也很难说就比往常有更多的具体行动。如果CIA 想策动香港的动荡，大概不会像北京大肆指责的那样，美国外交官去会晤几位抗议的年轻人，而且堂而皇之地有照片为证。事实上，就连大陆官方的知名学者、如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在接收外界采访时都坦承：现在看不到美国官方动用人员、资金支持香港事件的迹象。

像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抗议一样，因社交网络的出现，香港抗议运动并不需要传统的组织动员、资金便可造成相当的行动能力，不过也因这种网络的平面化，所谓“领袖”的影响都也只能是相对的。这既给抗议者一方自身的协调带来困难，也给被抗议者如何回应抗议造成挑战。这些年，我们看到这越来越成为21世纪各国政治运作的一个重大挑战，不仅对那些威权政体，即便是对民主政体也同样如此，亟待制度更新以适应这一现象。

因网络的平面化，所谓“领袖”的影响都也只能是相对的。这既给抗议者一方自身的协调带来困难，也给被抗议者如何回应抗议造成挑战。

从过去“蒋匪帮”到“苏修”直到“境外西方敌对势力”，何时北京才能放弃那种陈旧的“阶级斗争”敌对思路、按现代方式来理解一些社会矛盾，制定对待香港与国内的社会抗议的合理政策，将是衡量这个政权在迈向现代政治上到底取得多少进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岂不见，世界上几乎所有威权或极权政府，在面对社会抗议时所采取的话语几乎都惊人地一致，都是“外部敌对势力所为”，相反，在那些民主国家即使有社会冲突，这类话语从来都罕见，即使出现也鲜有市场。

“天安门运动”三十年后，当年运动中发生的逻辑在香港再次悲剧性地上演。就官方来讲，一种威权政权的逻辑是绝不能承认错误，无论是领袖本人的错误还是政策的失误，否则将对领袖地位造成威胁，给政治对手授以攻击的口实。此外，一个缺乏民意检验、权力产生的合法性程序有亏的执政集团，对民众缺乏信任，故也轻易不会在抗议者面前退步，以免造成政权的危机。与三十年前一样，事实上事件本可以在许多关口做更好的调整，让势态不必激化，但因这种所谓的“绝不示弱”、“绝不认错”的“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执政逻辑，将事态一步步导向无法转圜的境地。

与三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占中”时大不相同，很大程度上与习近平治国理念上的倒退和在国际上的扩张有关，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舆论都已发生不同程度的逆转，开始对中国抱有更大的敌意或怀疑。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中美贸易战炮火正炽，因此全世界对发生在香港这一世界最重要金融中心的持续抗议也格外关注，所有人都意识到，香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如果当局执意以“天安门镇压”作为成功经验在香港复制，后果之严重，可能会是他们意想不到的。

正值“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三十年，也因香港的抗议，全世界对三十年前镇压的记忆再次被激活，对三十年来这个体制本质上是否有变化有了更大的怀疑，而如果北京采取类似当年的镇压，像当年那样靠镇压后对内重新释放社会与经济改革空间、对外大幅开放平抑国际敌意与愤怒的做法续命，不仅官方不再具备那种条件，即使做也绝不可能再收当年之功效了。如果当局执意以“天安门镇压”作为成功经验在香港复制，后果之严重，可能会是他们意想不到的。

回到一个大的历史与文明视角来看，在香港发生的冲突，既是香港社会与北京政权（及其香港代理）的两种不同文明价值与制度的冲突，同时也恰发生在习近平统驭下中共试图吞纳港澳台、完成大中华地区的整合统一、进而向世界推行其模式、扩展其红色帝国之时。正是与这种意图，与中共现行的体制、意识形态理念相悖，也与中国当下这种内部高度脆弱敏感紧张、却同时对外强势扩张的矛盾状况相连，香港才可能是中共这种“控制—扩张”冲动首当其中的牺牲品。而世界（尤其是西方）对这种企图必然反弹抵制，也会高度警惕，会支持香港抵御其自由消失的命运。因此，香港的冲突不仅是不同文明价值的对撞，也有可能成为引发中国与外部世界分离、敌对的一个重要事件。

正是与中共现行的体制、意识形态理念相悖，也与中国当下这种内部高度脆弱敏感紧张、却同时对外强势扩张的矛盾状况相连，香港才可能是中共这种“控制—扩张”冲动首当其中的牺牲品。

那些以“民族”的名义喧嚣怒骂香港的人或许不知，香港人事实上也在为你们的权益而奋战，当一个自由的香港消失，一个向着世界的窗口关闭，中国人的自由度会更加削减，一个新极权的中国将会展露其峥嵘。如果一些中国人不希望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不愿忍受删贴、官员欺凌、强拆、司法不公、不许自由上网等等，那又为何要谴责香港人避免这种命运的抗争？须知，最终丧失了自由与法治的香港，至少会让大陆人丧失一个给孩子购买可靠健康的奶粉之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仅是古训，也符合现代的文明精神。

为避免三十年前天安门的悲剧、以及香港现在的危机不断重复上演，需要从根本上消除造成这种势态的权力至上、公民缺乏权利的逻辑。中国人要明白，一时的经济发展，一时的生活改善，如果没有制度性的权利保障，最终可能依然难以避免权力骄横带来灾难。希特勒时代也有经济高速增长和福利改善，苏俄甚至朝鲜都曾有过快速发展期，“茉莉花革命”之前突尼斯的发展，这类例证比比皆是，经济增长绝不会必然地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中国人切不可为眼前经济水准的一时改善，而忽略制度的基本缺失，放弃约束权力的努力，否则终会再自食恶果。相反，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最终会必然带来灾难，这又是一个被历史屡屡证明的道理。建立一种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限制约束权力的制度，不仅是香港人、也应该是整个中国人未来该努力的方向、争取实行的“一制”。这样的“一国一制”，最终会是香港人、大陆人甚至全世界都乐见的，也是避免中国与西方最终摊牌、发生根本性冲突的保障。

中国人切不可为眼前经济水准的一时改善，而忽略制度的基本缺失，放弃约束权力的努力，否则终会再自食恶果。

鉴于力量对比和现有制度框架的条件约束，我们难以想像香港的抗争在短时间会取得理想成果。香港人或许将会付出更多代价。

临界点已过，这个夏天的抗议，已经让香港再回不到从前。香港在死去，让人为之遗憾、难过、愤怒，但正像所有死亡中都可能孕育着新生一样，一个新的香港或许也正在孕育，这个过程还需多少时间，经历多少痛苦，我们尚不可知，但正如历史与生命所屡屡展示的：为生存与自由而战的人们，终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走向未来。香港亦会如此，只是那将会再一次像近代历史一样，成为一个新的文明中国的启动器、一个引领自由中国的灯塔。

北京或许会因吞掉香港而得意，却不知，香港人追求自由与权利的精神最终也会在整个中国发效、扩展、蔓延。 在香港，权力正在扼杀权利；“一国两制”正在变成“一国一制”；但最终，那“胜利”的一制，却会被“消灭”的另一制所征服。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张伦，法国塞尔吉-蓬多瓦斯大学教授，天安门运动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