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中國面臨兩個危機——中美關係和香港事態。前者一度因大阪G20峰會上的交易而暫緩，但旋即又被上海磋商徒勞無功、特朗普（川普）再度發出關税威脅而走低。此種情形下，六月初因為「送中條例」引發的香港危機，反而因此獲得了某種解讀空間。
它所折射的，是習近平執政進入第七個年頭，中國政治的一些新的長期性框架正在浮現，中國內地與香港在「兩制」間的制度性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這似乎頗能代表北京和整個北半球在一個驕陽酷暑裏同時經歷的、表面混亂卻內部穩定的共通基調。
李鵬與紅三代的貴族化
過去一年多的中美貿易戰跌宕起伏，已經根本改變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持續的輿論窗口削弱了此前成功的媒體和網絡控制，限於貿易戰的公共討論從去年底以來激發形成了一個看不見的「投降派」，敢於從體制內部批評現行政策的聲音越來越高。與此同時，自去年三月的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已經連續17個月沒有召開全會，這雖不是空前，卻也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少有的。上一次更長的休會發生在十屆二中全會（1975年1月）和三中全會（1977年7月）之間，那屬於眾所周知的非常時期，足見當下中共高層政治生活處在某種極不正常的狀態。
自去年三月的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已經連續17個月沒有召開全會，這雖不是空前，卻也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少有的。
這種不正常狀態，或許可以從長江中下游爆發洪水、卻無政治局常委級別官員視察救災可見一斑。而嚴重的民生問題不僅有洪災，也有因為貿易戰而急劇增加的可能多達五百萬製造業工人的失業、以及普遍能夠感受到的企業資金困難和地方財政困難等等，但都被如火如荼的強調「勿忘初心」和「自我革命」高調黨建運動所掩蓋。情形像極了1958年「三面紅旗」失敗之後，毛澤東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鞏固權威。然而，這也意味着中共高層對一些重大問題尚未取得共識，從中美關係到香港問題，甚至新疆問題，可能都存在着嚴重爭論和分歧，召開全會的時機卻並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