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 深度 評論

白信:帝國的驕陽酷暑——從李鵬之死到香港「憲政危機」

相對內地政權六年間從紅二代到紅三代的急劇貴族化和世襲化進程,香港公民的今年夏天的大規模和平抗議,自六月初以幾乎每週一次的公民操演,卻呈現出對歸附的反抗。


2019年7月27日,水邊圍遊樂場出現李鵬的遺像。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7月27日,水邊圍遊樂場出現李鵬的遺像。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的中國面臨兩個危機——中美關係和香港事態。前者一度因大阪G20峰會上的交易而暫緩,但旋即又被上海磋商徒勞無功、特朗普(川普)再度發出關税威脅而走低。此種情形下,六月初因為「送中條例」引發的香港危機,反而因此獲得了某種解讀空間。

它所折射的,是習近平執政進入第七個年頭,中國政治的一些新的長期性框架正在浮現,中國內地與香港在「兩制」間的制度性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這似乎頗能代表北京和整個北半球在一個驕陽酷暑裏同時經歷的、表面混亂卻內部穩定的共通基調。

李鵬與紅三代的貴族化

過去一年多的中美貿易戰跌宕起伏,已經根本改變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持續的輿論窗口削弱了此前成功的媒體和網絡控制,限於貿易戰的公共討論從去年底以來激發形成了一個看不見的「投降派」,敢於從體制內部批評現行政策的聲音越來越高。與此同時,自去年三月的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已經連續17個月沒有召開全會,這雖不是空前,卻也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少有的。上一次更長的休會發生在十屆二中全會(1975年1月)和三中全會(1977年7月)之間,那屬於眾所周知的非常時期,足見當下中共高層政治生活處在某種極不正常的狀態。

自去年三月的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已經連續17個月沒有召開全會,這雖不是空前,卻也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少有的。

這種不正常狀態,或許可以從長江中下游爆發洪水、卻無政治局常委級別官員視察救災可見一斑。而嚴重的民生問題不僅有洪災,也有因為貿易戰而急劇增加的可能多達五百萬製造業工人的失業、以及普遍能夠感受到的企業資金困難和地方財政困難等等,但都被如火如荼的強調「勿忘初心」和「自我革命」高調黨建運動所掩蓋。情形像極了1958年「三面紅旗」失敗之後,毛澤東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鞏固權威。然而,這也意味着中共高層對一些重大問題尚未取得共識,從中美關係到香港問題,甚至新疆問題,可能都存在着嚴重爭論和分歧,召開全會的時機卻並不成熟。

但是,以習目前的黨內權威,尚不至於立刻面對如同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所遭受的嚴厲批評。更為巧合的是李鵬的死亡,時間恰好在1989年學生運動的三十週年之後。他身後的官方評價,格外強調了他在30年前的所謂「歷史性貢獻」,不僅沒有弱化、反而強化了他在「六四」鎮壓當中無法推卸的責任,頗有「利用死人做文章」的意味,從他的女兒李小琳的一份公開聲明中,可以感受到家屬對此的不滿:李小琳一方面感謝所謂組長評價,另一方面卻大幅度地提到李鵬生前從未間斷、卻不被允許出版的日記。

中國內地與香港在「兩制」間的制度性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這似乎頗能代表北京和整個北半球此時此刻,在一個最炎熱夏天裏同時經歷的,表面混亂卻內部穩定的基調。

中國內地與香港在「兩制」間的制度性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這似乎頗能代表北京和整個北半球此時此刻,在一個最炎熱夏天裏同時經歷的,表面混亂卻內部穩定的基調。攝:VCG via Getty Images

李鵬身後的官方評價,格外強調了他在30年前的所謂「歷史性貢獻」,不僅沒有弱化、反而強化了他在「六四」鎮壓當中無法推卸的責任。

近十年前,李鵬家族還在為他的身後名譽、為出版他的日記奔走無門。政治局已經否決了國內出版的可能,或許部分因為日記內容頗多卸責(將六四屠殺決定推向鄧)。他們竟然找到一位不相干的新京報記者,強行塞給他一紙袋厚厚的打印稿(不是U盤)。這位惶惑的記者最終在幾位私人朋友的幫助下,將書稿送到香港,以《六四日記》的書名出版。而這位無辜記者被國安詢問,丟了工作,而他和他的朋友們、甚至出版人都是李鵬政敵趙紫陽的同情者或故舊。整個情節,像極了冷戰時代《日瓦戈醫生》手稿被帶到西方的過程,而今隨着「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作為大陸政壇老人回憶錄的出版窗口也被關閉。

不僅如此,「紅二代」的政治地位在過去六年間也悄然隱落,從原本擁戴主席上位的小集團,淪為被調查、被接管的對象,如陳小魯安邦、以及海航等,北戴河會議的老人政治也逐漸式微,李小琳此番與中央討價還價的聲明便很耐人尋味。

1989年10月1日,李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

1989年10月1日,李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攝:Patrick Durand/Sygma via Getty Images

這種變化,和李鵬的政治遺產有關。李鵬雖然被釘在「天安門屠夫」的歷史恥辱柱上,但是他在1989年民主運動當中的「堅定」立場,卻很符合中共技術官僚「又紅又專」的培養路線,從而具有重要的雙重承接角色。

一方面,以李鵬為代表的一代人,以較少受到政治運動衝擊的技術幹部身份,開啟了1989之後技術官僚全面接掌中國管理層的機會。江澤民被召入京和隨後朱鎔基、胡錦濤以及包括周永康等所有政治局常委在內,都成建制地以專業技術官僚身份上位;此前的革命幹部和「工農幹部」,隨着喬石和李瑞環等人的退出而整體消失。

另一方面,李鵬的表現印證了陳雲的政治囑咐——「把政權交到自己孩子手上才放心」,1989之後中共的組織路線因而發生悄悄卻重大的調整,鄧小平1980年代初定下的幹部「年輕化、專業化」標準(即技術官僚要求)被附加了後門:1977-1979級的「新三屆」幹部,因1989時期的表現總體上不再受到信任,當時已經選拔進入候補梯隊的,被悄悄清洗,而類似李鵬的紅二代專業幹部(如習近平等)則在組織系統內另闢上升通道,後者特有的「紅色資源」和動員能力(譬如對父輩元老的熟絡和迎送),大大超過平民出身的技術幹部,儼如體制內幹部相比普通百姓的資源優勢,都最終保證了習近平這樣「紅二代」的最終上位。在這意義上,從李鵬到習近平,從黨內二號人物的總理到領袖地位的總書記,有着「薪火相傳」和「更上層樓」的意味。

從李鵬到習近平,從黨內二號人物的總理到領袖地位的總書記,有着「薪火相傳」和「更上層樓」的意味。

與此同時,在江澤民-胡錦濤二十年間從李到習的暗線傳承之外,李鵬還開闢了另一條明線——以電力系統為根據地,形成了技術官僚寡頭控制的利益集團和黨內派系,或曰政治局常委制下的分肥體制。

雖然早在1980年代期間,高級領導人就因參與雙軌制的官倒公司(如康華)遭到學運抨擊和黨內反對,但是30年前的個人化特權經由李鵬的組織化運作,早已經轉型為央企名義下的行業寡頭,並且被包裝、稀釋為所謂「混合經濟」綜合體,向特定行業外擴張。這些行業寡頭和利益集團在周永康任下發展到所謂「周薄令徐集團」,跨石油、煤炭等行業,結成技術官僚、紅二代、軍頭、政法及黨務的「聯合艦隊」,遭致習近平的強力反擊,以「柔性政變」方式顛覆政治局常委體制,但是李小鵬的上升和李小琳的最新話語,都表明李氏集團在多次交易之後,其「紅三代」地位得到確認,中共革命元老家族的「貴族化」終於形成。

李氏集團在多次交易之後,其「紅三代」地位得到確認,中共革命元老家族的「貴族化」終於形成。

這種「貴族化」,可能是李鵬身後最為重要的政治遺產。它當然並非保證所有中共革命元老都能自動進入貴族行列,而是習近平對現有紅二代、而且是把持特定行業並且擁戴其領袖地位的紅二代家族的承認,作為早先更為激進者如陳小魯、秦曉甚至王岐山在內等有着精英民主訴求的「替代方案」——後者希望通過紅色精英的小範圍民主機制,完成領導人有序交替。這一貴族化趨勢無疑將消解紅二代內部的「健康力量」,並且與習近平的永久執政體制相伴隨。

貴族和帝國視角下的「一帶一路」

換言之,在2019的夏天,一個「革命共和國」建政70週年前夕,人們在李鵬之死及其追悼會上看到的,是革命元老的後代們已經從最初三十年的特權階級和最近三十年的行業寡頭,被正式加持為凱撒主義下的「紅色貴族」;連同一個無限執政的凱撒,共和國已經被他和他的貴族支持者私人化。

人們在李鵬之死及其追悼會上看到的,是革命元老的後代們已經從最初三十年的特權階級和最近三十年的行業寡頭,被正式加持為凱撒主義下的「紅色貴族」。

進而,這種私人化的國家便是一個帝國政體。於是,2013年發端的「一帶一路」迷思便豁然而解——這既是在大中華之民族復興動員下、繼19世紀末民族主義運動對海外華人的「再中國化」和冷戰時期的輸出革命之後,對海外華人的又一次喚醒;也是以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掩護的帝國擴張,向更大範圍的「一帶一路」國家輸出新殖民主義。

只不過,不同於歷史上各種形態的殖民主義,伴隨共和國私人化統治和世襲的形成,這一新殖民主義以維持「一帶一路」國家的威權統治為目的,以提供大量優惠貸款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手段為主要形式,其所給予的,遠遠大於索取的原材料,從而趨向一個「給予型殖民主義」(giving colonialism),即科耶夫在1957年的「杜塞爾多夫演講」時為歐洲提供的一個後殖民主義方案,從而區別於當時的美蘇集團。

歷史的弔詭和玩笑也在於此,這一反殖民主義的「給予型殖民主義」,當初系科耶夫基於福特製資本主義、基於基督教的給予而為建構全球普世的均質化國家服務,不曾想被半個多世紀後的紅色帝國所借用。他們所期望獲得的,不是新教資本主義或者基督教秩序所強調的良心及其認同,而是一個與人類學家毛斯(Marcel Mauss)所觀察的、與太平洋島嶼社會類似的、通過禮物施予而獲得的聲望或榮耀。後者的所謂榮耀,在基督徒看來,居於所謂異教構造的核心,往往依賴巨大的內在距離,或者由巨大的距離所構成,即「一帶一路」所建構的類似太平洋島嶼的距離感,作為「天下主義」的具體化。

弔詭的是,至少在帝國本土境內,我們看不到任何福特主義的內需政策,即讓人民有足夠多的收入來購買他們自己生產的工業品,卻如科耶夫對「給予型資本主義」的描述,渴望所有工業化國家的歸附。

香港危機與公民操演

相對內地政權六年間從紅二代到紅三代的急劇貴族化和世襲化進程,香港公民的今年夏天的大規模和平抗議,自六月初以幾乎每週一次的公民操演,卻呈現出對歸附的反抗,也就是對此種「給予型新殖民主義」的反抗,幾乎內生地否決了港澳辦7月29日談話中給予香港青年在住房、學業、就業和創業方面的恩惠性政策,因而需要做根本的解讀。

香港公民的今年夏天的大規模和平抗議,自六月初以幾乎每週一次的公民操演,卻呈現出對歸附的反抗。

當然,港澳辦相比此前的顢頇(例如2014年佔中運動時的表現),已經有了些許進步,起碼願意從至少經濟角度理解香港青年的部分動機,這也符合大部分大陸人的「唯經濟論」。不過,僅從中國官媒、外交部和其他高層機構一再將香港民眾訴求污名化為「港獨」、強調「愛國」作為香港特首候選人的條件,足見兩地理解的鴻溝。

歷史上,在義和拳民大舉進入北京「扶清滅洋」的前夜,香港就打響了近代民族主義革命的第一槍,爆發了由香港基督徒發動的反清起義。由此而降,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新加坡華人抗議,一場由歐洲殖民主義教育所培養的知識精英所主導的「再中國化」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席捲了(包括香港在內)從東南亞到北美和加勒比的華人,回輸並且深刻影響了中土的民族主義,並且如「錫安主義」(Zionism)一般,改造並且重塑着散居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現代性。

21世紀的人們越發認識到「散居文化」日益增長的重要性,我們也能從散居的大中華共同體(包括台灣、新加坡和香港)中發現豐富多樣的政體形態追求,而對政體的選擇從根本上說就是文明的本質,也是中華文明可能存續的要義,超越了戀土情結,類乎熱愛自由城邦和自由精神的歐洲愛國主義傳統。

香港的多數人是為求生存而聚集,將他們所團結在一起的,不止有共同的恐懼和對自由的熱愛,還有超越城邦界限的民主。

香港的多數人是為求生存而聚集,將他們所團結在一起的,不止有共同的恐懼和對自由的熱愛,還有超越城邦界限的民主。攝:Billy H.C. Kwok/Getty Images

這種愛國主義不依託於任何外部的威權,而來自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城邦公民的主體性選擇,即所謂「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它的誕生,如同羅馬最初作為不法之徒聚集的避難所,然後有了城邦,而整個羅馬帝國都可以看作是羅馬城邦的外延,以萬民法實現着帝國境內的平等。香港亦如此,從一個小漁村到收留逃避清廷追殺的漢人、太平軍和基督徒,1941年太平洋戰爭前收留了大批抗日愛國人士,1949年到1950年則收留了內戰後的逃共人士,1960年代至1970年代更收留了許多飢餓和嚮往自由的逃港人士,聲稱「香港最壞、比台灣都壞」的國防大學徐焰教授,當然只看到後兩撥,不願意承認此前香港如何從一個愛國主義避難所成長為一個城邦。

之所以稱之為城邦,並被港人和華人世界認同為離散中華民族如錫安一般的聖地,因為香港雖然先後在英國殖民和港人自治下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着富人和窮人的分化,卻沒有階級鬥爭,中共地下組織從1950年代到「六七暴動」的歷次煽動都未成功,這對篤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中共來說根本無法理解。

香港雖然先後在英國殖民和港人自治下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着富人和窮人的分化,卻沒有階級鬥爭,這對篤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中共來說根本無法理解。

香港的多數人是為求生存而聚集,他們所接受和選擇的政治制度植根於這種自我保存的私人慾望或需求,事關「巨大」的私人利益。這一點,對香港無論底層工人和富商都是平等的,也因而將他們聯結在一起。尤其在「送中條例」草案發布後,上至逃避澳門判監的劉鑾雄,中至過去數十年到內地經商的普通商人,下至小知識分子和普通勞動者,都深深感受到人身自由所受的威脅,來自羅湖北邊那個隨時可能因為互聯網言論、出版圖書(如銅鑼灣書店事件)、內地經商賄賂、甚而嫖娼而被審判(甚至未經審判)而失蹤、且最高法院院長公開聲明反對「司法獨立」的司法體制。

而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不止有共同的恐懼和對自由的熱愛,還有超越城邦界限的民主,從1989年聲援內地民主運動開始的覺醒,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可能亦如一百年前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樣「反哺」內地。

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不止有共同的恐懼和對自由的熱愛,還有超越城邦界限的民主。

那年秋天佔中開始後,10月15日李嘉誠發表書面講話,呼籲學生回家的同時,亦表示「政制往前走是保障50年不變後的未來」。如此表態在當時香港商界中極為罕見,其語重心長和對香港年輕人的寄望,像極了當年趙紫陽在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講話。在此無限制的民主中,內部的階級差異被克服,超越了被一個挑選的寡頭機構(特首選舉委員會),平民也進而不再只是虛構的多數,而是全體,如6月16日兩百萬人上街所顯示的,這是一種屬於城邦的平等。也就是說,香港人民對香港的熱愛——無論李嘉誠所表示的,還是兩百萬人民所表達的——也是未來香港人民將不懈追求的民主化,其本身就等同於愛國主義。

作為其唯一參照,歐洲中世紀之後所逐步形成的愛國主義潮流,從一開始就是共和主義的,與公民對政治共同體的熱愛有關,也就是作為一種美德的政治愛國主義。同時,「祖國」意味着自由和制度,而非天然的現實。孟德斯鳩因此將愛國主義的核心視作「對平等的熱愛」,或者如盧梭將祖國形容為「共同的母親、共同的自由」。對於分散在廣袤歐洲大地的德意志人民來說(如費希特),則從19世紀初復興那種曾在中世紀自由城邦盛行、卻為「君主的貪婪和暴政」所窒息的愛國主義,一種尋求精神自由的民族精神。

今年七月,德國隆重紀念了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愛國者之一——暗殺希特勒的斯陶芬柏格(von Stauffenberg,史陶芬堡)。他在納粹統治的黑暗中熠熠生輝,激勵了倖存的德國精英在戰後將民主重建和保障人的尊嚴作為愛國主義的主要使命,也就是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憲政愛國主義」的開端。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經歷了兩次大戰以及1990年代以來無數次民族主義衝突和災難後,法國總統馬克龍(馬克宏)才在巴黎的一戰紀念儀式上彰揚愛國主義、反對各種新民族主義。那是所有歐洲人民都理解的語言,一個關於歐洲愛國主義的驕傲。

過去兩個月間香港人民的抗議,是香港人民對愛國主義和城邦民主的公民操演,在各種聚集中形成他們的政治生活。

當然,不知道內地人民是否理解歐洲的愛國主義光輝,是否能夠理解香港城邦的民主鬥爭。一個貴族化的帝國已經「去政治化」太久,也面臨着即將來臨的與美國的「脱鈎」。然而,如法國政治學家皮埃爾·馬南(Pierre Manent)所說,政治化等同於民主化,城邦等同於民主制,或者朝向民主政體的運動。

過去兩個月間香港人民的抗議,是香港人民對愛國主義和城邦民主的公民操演,在各種聚集中形成他們的政治生活,從而區別於總是在暴政、和暴政者所威脅可能出現的無政府混亂中搖擺的貴族化紅色帝國,也暴露了去年修憲之後中國爆發的首次「憲政危機」——一個徒具軀殼的壓迫性憲法,根本無力處理它和一個「地方性憲法」所遭遇的衝突。

(白信,時政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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