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端X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香港研究的國際意義:受制與反制,中英狹縫間的翻譯活動

我的研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關懷點,就是以翻譯研究的方法研究香港歷史及文學。換言之,領域(disciplines)是歷史、文學及翻譯,然而研究區域對象,是以「香港為中心」的地方研究(area studies)。


一個有遊行期間有參與者拉起香港區旗及中國國旗。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一個有遊行期間有參與者拉起香港區旗及中國國旗。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端傳媒》x SHKS專欄」約我寫一篇文章介紹自己的研究,題目由我釐定。5月欣然答應後,因6月、7月香港時局的發展,心裡一直忐忑不安,紛擾時代中,字正腔圓地討論學術八股,看來不是當務之急。得專欄同仁同意,這裡不以學術理論展現論據論證,並結合當下香港公民社會爭取公義的一些事情,簡述過去十年研究香港的一些想法,貼近當下的社會狀況。

我的研究屬人文學中兩個傳統的範圍──文學及歷史,在今天世界很多頂尖大學甚至普通中小學都打破「科、系」(department 或disciplines)學術樊籬的新教育體制下,這樣的學術訓練屬非常傳統。然而,在這些傳統的範圍上,我摻雜了學界內一門相對新穎的學科——翻譯研究,並以此作為思想工具,通過翻譯研究既廣泛又專門的議題,如非文字(影像圖像、聲音語言等)翻譯的類型與內容、譯者背景、翻譯策略及方法、翻譯政治與道德,翻譯的權力等,以此勘察及分析主宰翻譯各種活動背後的what、when、how、who、where、why等問題。

這樣研究的理路,是要找出翻譯活動背後意識形態及政治目的。翻譯研究衝擊了傳統學科的舒適圈,賦予了舊學科更新力量(empowerment),最大的貢獻奠過於讓我們能於學術縫隙間,發掘及拯救一些在文化轉譯間被學界遺忘的人物、錯過的議題以及忽視的聲音。我的研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關懷點,就是以翻譯研究的方法研究香港歷史及文學。換言之,領域(disciplines)是歷史、文學及翻譯,然而研究區域對象,是以「香港為中心」的地方研究(area studies)。

我們都知道,在百多年英國殖民空間香港發生的人與事,無論處於中英歷史的哪個轉折點,如中華帝制及維多利亞時代結束、中華民國成立及其後遷台,國共內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蘇冷戰時代、殖民制度消解及世界秩序重組,中共改革開放甚至近年中國崛起等等,香港都首當其衝見證歷史外,更因為英殖制度及處於中英之間的特殊關係,香港成為這些事件的力點(或給力點;fulcrum)。因此,香港研究的意義,除了是研究在香港「本體」發生的事情,更在於找出香港與區內(regional)、國別(national)、國際(international)的接觸點及互動關係。因此,我認為,香港研究並不只是內向(inward looking或inclusivity)式的深耕細作,跨越各種邊界(國族、語言區)歷史上曾來港或居港的邊緣人物,同樣值得我們研究。而且因為我們擁有本土知識(local knowledge),更應由我們來發掘及拯救這些跨界人物在港的行蹤,以此帶回國際社會,補充他們歷史中的缺頁,盡香港作為國際社會一員應釐行的責任。

譯者:受制與反制於中英歷史之間

《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2017)研究的是眾多英方譯者在十九世紀的香港故事。在翻譯研究出現之前,這些人只被學界歸類為漢學家——即是在西方以研究中國為名的專家學者。書內涉及的對象包括 Robert Morrison(馬禮遜:1782-1834)、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郭實獵 1803-1851)、 John Francis Davis (戴維斯 1795-1890), James Legge (理雅各;1815-1891)、Thomas Francis Wade(威妥瑪 1818-1895)等。今天我們仍可在香港找到他們的足跡,因為他們曾與香港史緊扣在一起。譬如 John Francis Davis 是香港第二任港督,摩星嶺就是以他名命;中環吉士笠街 Gutzlaff Street 就是以普魯士籍後歸化英籍的譯員 Gützlaff 命名的街道、港島的摩理臣山道 Morrison Hil l、摩利臣街 Morrison Street ,處處留有這些譯員的時代烙印。這書的重點,就是指出香港是成就他們日後在英國漢學舞台的根據地及發祥地。

這批英方譯者,因歷史偶然參與了香港開埠工作,甚至長年定居這個處於中國與西方的異托邦,他們利用各種在地條件克服了多種歷史限制(如學習中文、接受差異文化、與本地人生活),從歷史荒蕪發揮才華,成就自己及香港故事。先撇開專業內容(譯作內容及翻譯策略)不論,我一直認為,這群夾於兩個帝國、兩種文化狹縫的譯者,與香港及香港人的命運有種難以言喻的相似性。事實上,任何譯者都在文化狹縫生存,因為翻譯工作就是在原語(source language/ culture)及譯入語(target language)的規範環境(constrained condition)下展開。但十九世紀的這群英方來港譯者,就因中英雙方的權力不均更需要審時定勢,展現出更多自主聲音及主體性。

令這些譯員能成為時代變革的推手、讓他們成為溝通中英兩國及東西文化的橋樑及傳達中國知識及國情(或情報)給世界的使者、或擔當中國代言人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處於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是西方漢學史重大轉折的階段,他們不單在香港旁觀見證這一切的發生,他們更是促成這一切發生的動因(agent)。

十八世紀之前,西歐認識中國的方法,主要依賴地理大發現(age of discovery)的航海見聞或傳教士帶回歐洲的諸種見聞而來。但因傳播資源限制及匱乏,大家只能以訛傳訛,錯誤百出。譬如後稱繪製現代世界第一幅地圖的Abraham Ortelius(1527 –1598),他購買及取材於荷屬東印度貿易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航程得來世界地理的梗概及海洋空間分佈概念。那些由明末傳教士帶回歐洲的知識往往經過不同西歐語言的重譯及再生產(Peter Burke,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09),很多言之鑿鑿的說法,都是由不曾離開歐洲甚至未曾到過中國的人發佈及發酵,堪稱現代歐洲假新聞元祖。甚至號稱啟蒙運動的領袖人物亦不能幸免,他們依賴這些不盡不實的知識,並以比較歐洲發展進程為目的,一廂情願地理解中國,高度美化東方專制(constitutional Oriental despotism)。

十九世紀初年,英籍譯者因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EIC)貿易需求加劇及拓展中英外交的需要,逐漸來華。但由於當時教材及學習資源匱乏,他們只能蹣跚地、篳路藍縷地學習中文,依賴歐洲學者以拉丁文或其他歐洲語言所撰的學習筆記,而這些古舊逾期之課本,早已不能滿足十九世紀漢語或中文的語用交際需要。事實上,英國學府在十九世紀逐漸開辦的中文課程(依次為倫敦大學——倫敦學院、國王學院、牛津、劍橋),都是這批譯者回國後一手創辦的,從此可見他們開創時代的身影。這些英方譯者,因為能直接與中國人溝通,並曾經長年在廣東、澳門或更多中國沿海地區生活,親身了解中國並掌握多項一手資訊,他們筆下的中國不少是描述中國千瘡百孔、民不聊生、落後的社會狀況,再加上中英兩國長年交惡,在他們的筆記遊記、實用科學及專題分析的觀察報告內,再無必要點綴西歐長年累月以浪漫視覺形成的唯美之尚的中國風(chinoiserie)。

維多利亞公園裏的維多利亞女皇銅像。

維多利亞公園裏的維多利亞女皇銅像。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鴉片戰爭前,英方譯者在中國私下接觸中國人學習中文、購買中國典籍、觸犯了清廷自1759年訂下的《防範外規條》,清廷以重金之賞追殺他們,以此剷除防害「國家安全」的夷人,禁絕被標籤為「漢奸」、「賣國賊」的中國人接觸「西方」或「境外」勢力。對很多人而言,語言只是權力,但對譯者及多種語者(polyglot)而言,語言是進入異文化的探路燈及了解異世界的鑰匙,也是戳破外人對異文化的迷信或偏見的思辯工具。這些譯者因工作關係,對本地人由理解而生的同情甚或感情,體現在他們身上的是文化的混雜性。在1844年香港第一場市民反抗殖民者暴政的暴動中,英方譯者走入人群中,以本地語以同理心說明及解釋引發「暴動」的肇因是在於施政者不諳民情及錯譯法令。英方譯者絕對有條件及民族優越感站於高牆一方,火上加油,以此升官發財,然而我們看到譯者以無比的勇氣走入人群,以語言的「和理非」方法,減輕暴力衝突場面,化解危機。(見關詩珮:〈翻譯與調解衝突: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英方譯者費倫〉;〈翻譯與殖民管治:香港登記署的成立及首任總登記官費倫〉)。當代研究翻譯的精粹就在於,翻譯研究不再受制於好與壞的二元對立評論中,同樣著眼於討論譯者以個人的創造力及道德感,反制種種規範的約制,實現自己的意志,開創富於自主性及主體性的命運,營造不可能的可能。

又譬如在香港生活了長達十二年之久,曾是香港最高法院的譯員的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他在港時期曾刻苦學習粵語,學成後才轉向學習北方官話,後來成為第二任駐中國英方公使。香港的經驗,令他具有足夠知識儲備應付中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再次交惡,更後續談判。威妥瑪在兩帝國主義交鋒當前,在兩邊奔走兩邊傳話,他的工作兩邊不討好,有時被兩邊指責,但他會以專業判斷及道德良知,指出雙方權力博弈以外的視點,尋找合理方案。他在中國的歷史論述內,威妥瑪只被描述成面目可憎的野心家,然而他熱心支持「同治中興」,並盡力協助中國走上國際舞台的歷史貢獻,是不容一句「干涉內政」就可以磨滅。(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Uganda Kwan,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into World Language,” i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翻譯能讓我們理性及科學地分析語言,戳破語言偽術外,更有助我們暴露潛文本的意識形態,審視各種以國族主義編織出來的歷史論述。清末年間,漢族民間知識人以自救的立場打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口號。革命成功民國成立初年,他們遂提出「中華民族」以此修復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撕裂關係。近年,為實現中國夢,「中華民族」這口號跨越了歷史時空及意識形態,成了中國崛起的主幹思想。然而在民族共融大口號下,我們看到極多暗湧。譬如,翻譯西方學者Augustus Lindley有關太平天國的研究──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第一冊)書中,有這一句“if there were no impish Manchoo forces at Shanghae and Woosung” (Jonathan D. Spence史境遷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所收),被中國簡體字版譯成「倘上海吳淞不駐滿妖軍隊」。細心語言褒貶意義的讀者,就會明白這裡的形容詞impish,被譯成富有詆毀意味的「滿妖軍隊」,不是「過譯」(over-translation)就能開脫。潛伏在民族共融的口號下,事實上有極多不和諧的意識形態進行政治灌輸(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翻譯因擺盪於原語(source language)及譯入語(target language)兩軸之間,營造出來空無(void)地帶。譯者身處其中,無論是開創逆權空間,還是操控之用作附和權勢,或是不譯留白用作明哲保身,都令人大開眼界。在這裡就用一些當下政治議題去說明。由於使用不同人稱代名詞能產生不同的心理距離及隔閡感,而玩弄語言的歧義亦可模糊視線,因此,翻譯被看成是語言遊戲甚至等同外交語言(diplomatic language)的遁辭,就更常見於大國博奕的外交翻譯之上。一個富於政治曖昧意味的例子,就是九十年末東歐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被北約轟炸的外交災難,外交斡旋不遂後,以政治陰謀以暴力還以顏色?還是聲稱由錯誤地圖所致?孰真孰假,局外人無從判別。但在北京高漲的民族主義驅使的民間抗議下,「美帝」選用了什麼外交語言道歉?Regret,apologize 還是sorry?第一人稱I apologize 以及形容詞子句的It is regret that,哪句更能展現中國民眾要求的從「心」發出的歉疚之情?當時被民粹主義鼓動出來的愛國情操,有沒有在熱血中分清行禮如儀的官腔?這三者反映著的是意在言外的語言政治,翻譯的人用什麼立場去透析語言的細微差别(nuance)?譯者在此擔當什麼角色、翻譯了什麼立場,或以不中不西的翻譯語「表示遺憾」就模糊帶過?

事實上,翻譯活動從來不只是受制於原語的條件,在譯入語文化中,譯者既可以多種翻譯方法反制權力作逆權之用,也能為公義創造出能接洽本地文化語境,展現清晰堅定的立場。一個重要例子就是,我們應堅拒使用comfort woman一詞,不應再直譯此語為「慰安婦」。甚至,譯者認為與自己的信念與道德操手相拮抗時,選擇放手不幹,不與暴力為伍——為《明報》擔任社評翻譯張彩雲,在香港6・12後展現的譯者的主體性及氣節,就令人感動。可悲的是,近年香港出現了一批玩弄語言偽術的當權者外,更有一批寄生政權的權力執行吏,他們沒有高深的語言能力弄虛作假,指鹿為馬又鲁鱼亥豕不分,詞不達意,「騷亂」或「暴動」語義不清,只好諉過翻譯;又有人被揭發濫竽充數,並非執業律司,卻居然想以「繙譯之誤」抵賴。

漢學家及文學翻譯者閔福德(John Minford ;1946-)曾經在一篇訪問中說過,<香港保存「最好的中國」>。這可能是依據他於八十年代起在香港教學翻譯及生活而得出的個人經驗及感受,也可能是通過長年觀察兩岸五地華人地區得出的客觀分析。身為香港文學的一位愛好者,閔福德很早就以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的雜誌《譯叢》為陣地向世界譯介了也斯、西西、劉以鬯、金庸等人作品。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對大陸文學同樣抱有關懷的閔福德則因不忍思及身陷囹圄及流亡海外的年輕作家,決心回歸到翻譯中國古典文學的職志上。有人批評閔福德只是一家之言,但無論香港是西方認識中國「最好」的鏡子還是反映中國「最壞」的照妖鏡,香港的自由基石令這些言論百花齊放,這是香港價值核心及可貴之處。研究香港沒有大香港主義,也容不下妄自菲薄。

香港曾是世界進入中國的踏腳石(gateway),是西方親近中國又遠離中國的安全網及防火牆,是國共政權迫害異見份子及知識人的逃生門(getaway),這種歷史功能賴於香港有著國際城市的充份條件:社會基建及法制健全、言論自由、資訊發達、城市安全、金融活動蓬勃等優勢。事實上,促成香港成為國際樞紐的重要資本,也在於殖民宗主國及港英殖民政府,沒有全面遏止使用中文及取締本地語廣東話之餘(與印度及新加坡的殖民及語言政策不同),也一直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百多年來的有效管治,每天通過川流不息、可靠、龐大的翻譯,以促成香港迅速地與國際社會溝通及交換資訊情報。

百年以來,港英殖民政府一直以英語為選核民間精英的方法,詮敘他們是否能進入港英體制並成為權貴及管治階層的條件,因此,在殖民時代的香港,英語是大學入學試及社會向上流動的重要資本。香港在這樣的國際化環境下,教育制度及大專課程的設計很早就開始推動翻譯的教學及研究,為香港培養中英雙語人才之外,也為香港栽培譯界人才。放眼望之,香港各所大學內都有翻譯系,不僅提供本科至研究院級別的翻譯課程,甚至設有翻譯研究中心,而民間亦有翻譯學會。香港高等學府重視中英語翻譯的發展模式,已成為其他亞洲城市近年奮起直追的目標之一。《譯者與學者》的題旨,是探討西方譯者如何在香港十九世紀建構深厚的翻譯基礎、官方及學術體制,並通過發掘在香港發生的翻譯活動,以及把他們在香港留下的歷史及文化事跡帶回國際學界。

九龍區大遊行,出現港獨旗幟。

九龍區大遊行,出現港獨旗幟。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文學國際化

研究香港歷史讓我們從知識考古的方式,追本溯源了解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身世;而研究香港文學,是予人了解、窺視及洞悉香港活生生的城市命脈及靈魂的有效方法。我的另一本著作《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2019年,聯經),是以介紹香港文學國際化的歷程以及推動香港文學翻譯研究的作品。這書是以翻譯研究的方法,特別是以譯者、翻譯過程及譯文(譯品)為切入點,討論「翻譯香港文學」及「香港翻譯文學」的雙向軌跡。換言之,這是以香港的文學翻譯活動,探討譯出香港文學及譯入外國文學的互動關係,並由點及面地從翻譯個案折射到翻譯史,反映香港從七十年代末到2012年的文化生態。外譯(英譯)香港文學的興起,是與七十年代「香港意識」的發展連成一體的,亦是這個原因《全球香港文學》以此時段作為研究上限。而此書的研究下限則設定於2012年,這是隨著研究對象亦即是選定譯本出版的時間而定。事實上,這亦是香港在回歸後中國強大崛起前,一段能體現香港「一國兩制」行之有效的重要時期(British Parliamentary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Report, 8 Jan 2019,Q134),亦即是書內述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重要基礎。

這書選論範圍包括具代表性的作家(香港及外國)、經典文本(原文及譯文)、以及香港受眾(知識群、普及讀者、出版人或影視文化催生的讀者)曾廣泛認識的文化符號,譬如這書會討論電視媒界及文化傳播如何促成日本作家松本清張及村上春樹「港譯版」的誕生。這書又會以探討以香港作家、香港文本、代表香港的文化符號的“翻譯過程”(translation process)及“翻譯成品”(translation product;過去多稱為“譯作”),譬如九十年代香港回歸時香港出現了兩本經典的文學文本,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及董啟章的《地圖集》。前者以突現從台灣/旅美作家認同的香港主體而來,後者卻以虛寫實,以消解所有關於香港的大論述(grand discourse)為目的。這書要旨在於了解這些文學文本及文化符號譯入譯出香港的過程中,本地文化與外國文化交涉時如何接受、反思、協商或抵抗當中的文化權力。到底,香港社會因為怎樣的文化條件、政治環境、出版生態、文學觀等不同因素,促成翻譯文學活動。

這些在香港發生的文學翻譯活動既指譯出香港文學成為外語,供世界各地讀者了解香港生活的實相及況味,亦指在香港譯入其他地方的文學,讓我們學習觀摩世界思潮及文學潮流。翻譯過去被構想為純粹語言轉換的工作,翻譯研究既是建基於語言文字交換的平台而來,又可以說是對這種傳統看法的背叛及顛覆。為了既廣且深入地展現香港文學與區內及國際文學界的接軌與互動,《全球香港文學》一書以在香港發生的日譯中的文學翻譯作深入探討;而把香港文學譯成外語的部分,則選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國際語言(中文與英文)作深入探討。要深入分析,最佳的方法就是利用原文與譯文平衡對讀,讓讀者理解翻譯過程對原文的衝撃及干擾,反映文化抗頡及角力過程。而為了以翻譯文本反映社會資本的流動,這書會追訪譯者、作者及香港出版人,探索香港出版傳播如何影響著翻譯活動,了解香港過去如何以翻譯連接世界文學,並論及香港文學如何被世界閱讀。

我認為,「香港文學」既然在九七回歸議題出現後,成為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學術科目、研究話語、知識對象,今天當香港文學處於新歷史環境中,香港文學研究者除了要堅持及恪守本身的角色、任務、功能、特質及路向之外,還要隨著新環境謀求新的視野及出路。有見及此,在這本書內提倡了「翻譯作為香港文學」的方法,鼓勵對香港文學有興趣的讀者,視「翻譯香港文學」及「研究香港文學的翻譯」為一種文化實踐,因為在今天的「翻譯研究」的定義內,不獨指涉「文字或語言轉換」(code switching)的過程,任何對香港文學關心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訓練、興趣及能力範圍下,積極參與香港文學翻譯相關的工作,這除了是參與實務翻譯外,也包括整理翻譯資料、翻譯論集、教學及評點翻譯等,以此拓展香港研究於全球視野當中。

香港在2019年6月風暴已證明,香港是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懷、支持與重視,並不純粹因為這裡的硬資本(證券交易、低稅制、房地產、資金自由流動),更重要的是這裡的人文資本,是我們國際公民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執著。(“Hong Kong’s struggle is ours too. It’s a wake-up call to defend all basic human rights” The Guardian)

(關詩珮,港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台灣:聯經,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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