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香港研究的国际意义：受制与反制，中英狭缝间的翻译活动

“《端传媒》x SHKS专栏”约我写一篇文章介绍自己的研究，题目由我厘定。5月欣然答应后，因6月、7月香港时局的发展，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纷扰时代中，字正腔圆地讨论学术八股，看来不是当务之急。得专栏同仁同意，这里不以学术理论展现论据论证，并结合当下香港公民社会争取公义的一些事情，简述过去十年研究香港的一些想法，贴近当下的社会状况。

我的研究属人文学中两个传统的范围──文学及历史，在今天世界很多顶尖大学甚至普通中小学都打破“科、系”（department 或disciplines）学术樊篱的新教育体制下，这样的学术训练属非常传统。然而，在这些传统的范围上，我掺杂了学界内一门相对新颖的学科——翻译研究，并以此作为思想工具，通过翻译研究既广泛又专门的议题，如非文字（影像图像、声音语言等）翻译的类型与内容、译者背景、翻译策略及方法、翻译政治与道德，翻译的权力等，以此勘察及分析主宰翻译各种活动背后的what、when、how、who、where、why等问题。

这样研究的理路，是要找出翻译活动背后意识形态及政治目的。翻译研究冲击了传统学科的舒适圈，赋予了旧学科更新力量（empowerment），最大的贡献奠过于让我们能于学术缝隙间，发掘及拯救一些在文化转译间被学界遗忘的人物、错过的议题以及忽视的声音。我的研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怀点，就是以翻译研究的方法研究香港历史及文学。换言之，领域（disciplines）是历史、文学及翻译，然而研究区域对象，是以“香港为中心”的地方研究（area studies）。

我们都知道，在百多年英国殖民空间香港发生的人与事，无论处于中英历史的哪个转折点，如中华帝制及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中华民国成立及其后迁台，国共内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苏冷战时代、殖民制度消解及世界秩序重组，中共改革开放甚至近年中国崛起等等，香港都首当其冲见证历史外，更因为英殖制度及处于中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香港成为这些事件的力点（或给力点；fulcrum）。因此，香港研究的意义，除了是研究在香港“本体”发生的事情，更在于找出香港与区内（regional）、国别（national）、国际（international）的接触点及互动关系。因此，我认为，香港研究并不只是内向（inward looking或inclusivity）式的深耕细作，跨越各种边界（国族、语言区）历史上曾来港或居港的边缘人物，同样值得我们研究。而且因为我们拥有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更应由我们来发掘及拯救这些跨界人物在港的行踪，以此带回国际社会，补充他们历史中的缺页，尽香港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应厘行的责任。

译者：受制与反制于中英历史之间

《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香港：牛津，2017）研究的是众多英方译者在十九世纪的香港故事。在翻译研究出现之前，这些人只被学界归类为汉学家——即是在西方以研究中国为名的专家学者。书内涉及的对象包括 Robert Morrison（马礼逊：1782－1834）、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郭实猎 1803－1851）、 John Francis Davis （戴维斯 1795－1890）, James Legge （理雅各；1815－1891）、Thomas Francis Wade（威妥玛 1818－1895）等。今天我们仍可在香港找到他们的足迹，因为他们曾与香港史紧扣在一起。譬如 John Francis Davis 是香港第二任港督，摩星岭就是以他名命；中环吉士笠街 Gutzlaff Street 就是以普鲁士籍后归化英籍的译员 Gützlaff 命名的街道、港岛的摩理臣山道 Morrison Hil l、摩利臣街 Morrison Street ，处处留有这些译员的时代烙印。这书的重点，就是指出香港是成就他们日后在英国汉学舞台的根据地及发祥地。

这批英方译者，因历史偶然参与了香港开埠工作，甚至长年定居这个处于中国与西方的异托邦，他们利用各种在地条件克服了多种历史限制（如学习中文、接受差异文化、与本地人生活），从历史荒芜发挥才华，成就自己及香港故事。先撇开专业内容（译作内容及翻译策略）不论，我一直认为，这群夹于两个帝国、两种文化狭缝的译者，与香港及香港人的命运有种难以言喻的相似性。事实上，任何译者都在文化狭缝生存，因为翻译工作就是在原语（source language/ culture）及译入语（target language）的规范环境（constrained condition）下展开。但十九世纪的这群英方来港译者，就因中英双方的权力不均更需要审时定势，展现出更多自主声音及主体性。

令这些译员能成为时代变革的推手、让他们成为沟通中英两国及东西文化的桥梁及传达中国知识及国情（或情报）给世界的使者、或担当中国代言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处于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是西方汉学史重大转折的阶段，他们不单在香港旁观见证这一切的发生，他们更是促成这一切发生的动因（agent）。

十八世纪之前，西欧认识中国的方法，主要依赖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的航海见闻或传教士带回欧洲的诸种见闻而来。但因传播资源限制及匮乏，大家只能以讹传讹，错误百出。譬如后称绘制现代世界第一幅地图的Abraham Ortelius（1527 –1598），他购买及取材于荷属东印度贸易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航程得来世界地理的梗概及海洋空间分布概念。那些由明末传教士带回欧洲的知识往往经过不同西欧语言的重译及再生产（Peter Burke,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09），很多言之凿凿的说法，都是由不曾离开欧洲甚至未曾到过中国的人发布及发酵，堪称现代欧洲假新闻元祖。甚至号称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亦不能幸免，他们依赖这些不尽不实的知识，并以比较欧洲发展进程为目的，一厢情愿地理解中国，高度美化东方专制（constitutional Oriental despotism）。

十九世纪初年，英籍译者因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EIC）贸易需求加剧及拓展中英外交的需要，逐渐来华。但由于当时教材及学习资源匮乏，他们只能蹒跚地、筚路蓝缕地学习中文，依赖欧洲学者以拉丁文或其他欧洲语言所撰的学习笔记，而这些古旧逾期之课本，早已不能满足十九世纪汉语或中文的语用交际需要。事实上，英国学府在十九世纪逐渐开办的中文课程（依次为伦敦大学——伦敦学院、国王学院、牛津、剑桥），都是这批译者回国后一手创办的，从此可见他们开创时代的身影。这些英方译者，因为能直接与中国人沟通，并曾经长年在广东、澳门或更多中国沿海地区生活，亲身了解中国并掌握多项一手信息，他们笔下的中国不少是描述中国千疮百孔、民不聊生、落后的社会状况，再加上中英两国长年交恶，在他们的笔记游记、实用科学及专题分析的观察报告内，再无必要点缀西欧长年累月以浪漫视觉形成的唯美之尚的中国风（chinoiserie）。

鸦片战争前，英方译者在中国私下接触中国人学习中文、购买中国典籍、触犯了清廷自1759年订下的《防范外规条》，清廷以重金之赏追杀他们，以此铲除防害“国家安全”的夷人，禁绝被标签为“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接触“西方”或“境外”势力。对很多人而言，语言只是权力，但对译者及多种语者（polyglot）而言，语言是进入异文化的探路灯及了解异世界的钥匙，也是戳破外人对异文化的迷信或偏见的思辩工具。这些译者因工作关系，对本地人由理解而生的同情甚或感情，体现在他们身上的是文化的混杂性。在1844年香港第一场市民反抗殖民者暴政的暴动中，英方译者走入人群中，以本地语以同理心说明及解释引发“暴动”的肇因是在于施政者不谙民情及错译法令。英方译者绝对有条件及民族优越感站于高墙一方，火上加油，以此升官发财，然而我们看到译者以无比的勇气走入人群，以语言的“和理非”方法，减轻暴力冲突场面，化解危机。（见关诗珮：〈翻译与调解冲突：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方译者费伦〉；〈翻译与殖民管治：香港登记署的成立及首任总登记官费伦〉）。当代研究翻译的精粹就在于，翻译研究不再受制于好与坏的二元对立评论中，同样著眼于讨论译者以个人的创造力及道德感，反制种种规范的约制，实现自己的意志，开创富于自主性及主体性的命运，营造不可能的可能。

又譬如在香港生活了长达十二年之久，曾是香港最高法院的译员的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他在港时期曾刻苦学习粤语，学成后才转向学习北方官话，后来成为第二任驻中国英方公使。香港的经验，令他具有足够知识储备应付中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再次交恶，更后续谈判。威妥玛在两帝国主义交锋当前，在两边奔走两边传话，他的工作两边不讨好，有时被两边指责，但他会以专业判断及道德良知，指出双方权力博弈以外的视点，寻找合理方案。他在中国的历史论述内，威妥玛只被描述成面目可憎的野心家，然而他热心支持“同治中兴”，并尽力协助中国走上国际舞台的历史贡献，是不容一句“干涉内政”就可以磨灭。（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Uganda Kwan,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into World Language,” i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翻译能让我们理性及科学地分析语言，戳破语言伪术外，更有助我们暴露潜文本的意识形态，审视各种以国族主义编织出来的历史论述。清末年间，汉族民间知识人以自救的立场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初年，他们遂提出“中华民族”以此修复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撕裂关系。近年，为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这口号跨越了历史时空及意识形态，成了中国崛起的主干思想。然而在民族共融大口号下，我们看到极多暗涌。譬如，翻译西方学者Augustus Lindley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第一册）书中，有这一句“if there were no impish Manchoo forces at Shanghae and Woosung” （Jonathan D. Spence史境迁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所收），被中国简体字版译成“倘上海吴淞不驻满妖军队”。细心语言褒贬意义的读者，就会明白这里的形容词impish，被译成富有诋毁意味的“满妖军队”，不是“过译”（over-translation）就能开脱。潜伏在民族共融的口号下，事实上有极多不和谐的意识形态进行政治灌输（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翻译因摆荡于原语（source language）及译入语（target language）两轴之间，营造出来空无（void）地带。译者身处其中，无论是开创逆权空间，还是操控之用作附和权势，或是不译留白用作明哲保身，都令人大开眼界。在这里就用一些当下政治议题去说明。由于使用不同人称代名词能产生不同的心理距离及隔阂感，而玩弄语言的歧义亦可模糊视线，因此，翻译被看成是语言游戏甚至等同外交语言（diplomatic language）的遁辞，就更常见于大国博奕的外交翻译之上。一个富于政治暧昧意味的例子，就是九十年末东欧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轰炸的外交灾难，外交斡旋不遂后，以政治阴谋以暴力还以颜色？还是声称由错误地图所致？孰真孰假，局外人无从判别。但在北京高涨的民族主义驱使的民间抗议下，“美帝”选用了什么外交语言道歉？Regret，apologize 还是sorry？第一人称I apologize 以及形容词子句的It is regret that，哪句更能展现中国民众要求的从“心”发出的歉疚之情？当时被民粹主义鼓动出来的爱国情操，有没有在热血中分清行礼如仪的官腔？这三者反映著的是意在言外的语言政治，翻译的人用什么立场去透析语言的细微差别（nuance）？译者在此担当什么角色、翻译了什么立场，或以不中不西的翻译语“表示遗憾”就模糊带过？

事实上，翻译活动从来不只是受制于原语的条件，在译入语文化中，译者既可以多种翻译方法反制权力作逆权之用，也能为公义创造出能接洽本地文化语境，展现清晰坚定的立场。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我们应坚拒使用comfort woman一词，不应再直译此语为“慰安妇”。甚至，译者认为与自己的信念与道德操手相拮抗时，选择放手不干，不与暴力为伍——为《明报》担任社评翻译张彩云，在香港6・12后展现的译者的主体性及气节，就令人感动。可悲的是，近年香港出现了一批玩弄语言伪术的当权者外，更有一批寄生政权的权力执行吏，他们没有高深的语言能力弄虚作假，指鹿为马又鲁鱼亥豕不分，词不达意，“骚乱”或“暴动”语义不清，只好诿过翻译；又有人被揭发滥竽充数，并非执业律司，却居然想以“繙译之误”抵赖。

汉学家及文学翻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 ；1946－）曾经在一篇访问中说过，＜香港保存“最好的中国”＞。这可能是依据他于八十年代起在香港教学翻译及生活而得出的个人经验及感受，也可能是通过长年观察两岸五地华人地区得出的客观分析。身为香港文学的一位爱好者，闵福德很早就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杂志《译丛》为阵地向世界译介了也斯、西西、刘以鬯、金庸等人作品。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后，对大陆文学同样抱有关怀的闵福德则因不忍思及身陷囹圄及流亡海外的年轻作家，决心回归到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职志上。有人批评闵福德只是一家之言，但无论香港是西方认识中国“最好”的镜子还是反映中国“最坏”的照妖镜，香港的自由基石令这些言论百花齐放，这是香港价值核心及可贵之处。研究香港没有大香港主义，也容不下妄自菲薄。

香港曾是世界进入中国的踏脚石（gateway），是西方亲近中国又远离中国的安全网及防火墙，是国共政权迫害异见份子及知识人的逃生门（getaway），这种历史功能赖于香港有著国际城市的充份条件：社会基建及法制健全、言论自由、信息发达、城市安全、金融活动蓬勃等优势。事实上，促成香港成为国际枢纽的重要资本，也在于殖民宗主国及港英殖民政府，没有全面遏止使用中文及取缔本地语广东话之余（与印度及新加坡的殖民及语言政策不同），也一直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百多年来的有效管治，每天通过川流不息、可靠、庞大的翻译，以促成香港迅速地与国际社会沟通及交换信息情报。

百年以来，港英殖民政府一直以英语为选核民间精英的方法，诠叙他们是否能进入港英体制并成为权贵及管治阶层的条件，因此，在殖民时代的香港，英语是大学入学试及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资本。香港在这样的国际化环境下，教育制度及大专课程的设计很早就开始推动翻译的教学及研究，为香港培养中英双语人才之外，也为香港栽培译界人才。放眼望之，香港各所大学内都有翻译系，不仅提供本科至研究院级别的翻译课程，甚至设有翻译研究中心，而民间亦有翻译学会。香港高等学府重视中英语翻译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其他亚洲城市近年奋起直追的目标之一。《译者与学者》的题旨，是探讨西方译者如何在香港十九世纪建构深厚的翻译基础、官方及学术体制，并通过发掘在香港发生的翻译活动，以及把他们在香港留下的历史及文化事迹带回国际学界。

香港文学国际化

研究香港历史让我们从知识考古的方式，追本溯源了解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身世；而研究香港文学，是予人了解、窥视及洞悉香港活生生的城市命脉及灵魂的有效方法。我的另一本著作《全球香港文学：翻译、出版传播及文本操控》（2019年，联经），是以介绍香港文学国际化的历程以及推动香港文学翻译研究的作品。这书是以翻译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以译者、翻译过程及译文（译品）为切入点，讨论“翻译香港文学”及“香港翻译文学”的双向轨迹。换言之，这是以香港的文学翻译活动，探讨译出香港文学及译入外国文学的互动关系，并由点及面地从翻译个案折射到翻译史，反映香港从七十年代末到2012年的文化生态。外译（英译）香港文学的兴起，是与七十年代“香港意识”的发展连成一体的，亦是这个原因《全球香港文学》以此时段作为研究上限。而此书的研究下限则设定于2012年，这是随著研究对象亦即是选定译本出版的时间而定。事实上，这亦是香港在回归后中国强大崛起前，一段能体现香港“一国两制”行之有效的重要时期（British Parliamentary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Report, 8 Jan 2019，Q134），亦即是书内述及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重要基础。

这书选论范围包括具代表性的作家（香港及外国）、经典文本（原文及译文）、以及香港受众（知识群、普及读者、出版人或影视文化催生的读者）曾广泛认识的文化符号，譬如这书会讨论电视媒界及文化传播如何促成日本作家松本清张及村上春树“港译版”的诞生。这书又会以探讨以香港作家、香港文本、代表香港的文化符号的“翻译过程”（translation process）及“翻译成品”（translation product；过去多称为“译作”），譬如九十年代香港回归时香港出现了两本经典的文学文本，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及董启章的《地图集》。前者以突现从台湾／旅美作家认同的香港主体而来，后者却以虚写实，以消解所有关于香港的大论述（grand discourse）为目的。这书要旨在于了解这些文学文本及文化符号译入译出香港的过程中，本地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涉时如何接受、反思、协商或抵抗当中的文化权力。到底，香港社会因为怎样的文化条件、政治环境、出版生态、文学观等不同因素，促成翻译文学活动。

这些在香港发生的文学翻译活动既指译出香港文学成为外语，供世界各地读者了解香港生活的实相及况味，亦指在香港译入其他地方的文学，让我们学习观摩世界思潮及文学潮流。翻译过去被构想为纯粹语言转换的工作，翻译研究既是建基于语言文字交换的平台而来，又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看法的背叛及颠覆。为了既广且深入地展现香港文学与区内及国际文学界的接轨与互动，《全球香港文学》一书以在香港发生的日译中的文学翻译作深入探讨；而把香港文学译成外语的部分，则选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语言（中文与英文）作深入探讨。要深入分析，最佳的方法就是利用原文与译文平衡对读，让读者理解翻译过程对原文的冲撃及干扰，反映文化抗颉及角力过程。而为了以翻译文本反映社会资本的流动，这书会追访译者、作者及香港出版人，探索香港出版传播如何影响著翻译活动，了解香港过去如何以翻译连接世界文学，并论及香港文学如何被世界阅读。

我认为，“香港文学”既然在九七回归议题出现后，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学术科目、研究话语、知识对象，今天当香港文学处于新历史环境中，香港文学研究者除了要坚持及恪守本身的角色、任务、功能、特质及路向之外，还要随著新环境谋求新的视野及出路。有见及此，在这本书内提倡了“翻译作为香港文学”的方法，鼓励对香港文学有兴趣的读者，视“翻译香港文学”及“研究香港文学的翻译”为一种文化实践，因为在今天的“翻译研究”的定义内，不独指涉“文字或语言转换”（code switching）的过程，任何对香港文学关心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训练、兴趣及能力范围下，积极参与香港文学翻译相关的工作，这除了是参与实务翻译外，也包括整理翻译资料、翻译论集、教学及评点翻译等，以此拓展香港研究于全球视野当中。

香港在2019年6月风暴已证明，香港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怀、支持与重视，并不纯粹因为这里的硬资本（证券交易、低税制、房地产、资金自由流动），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文资本，是我们国际公民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执著。（“Hong Kong’s struggle is ours too. It’s a wake-up call to defend all basic human rights” The Guardian）

（关诗珮，港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全球香港文学：翻译、出版传播及文本操控》（台湾：联经，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