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尚沒有過報導暴動或衝突情形的經歷，我的猜測是，你遲早會遇到的。」講台上，史蒂夫（Steve Cook）一邊打開題為「失序公共空間」（Public Disorder）的演示文稿，一邊半開玩笑地說道。
7月，在巴西亞馬遜州瑪瑙斯（Manaus），普立茲新聞基金給一批報導雨林議題的記者安排了為期四天的「惡劣環境和急救培訓」（Hostile Environment and First Aid Training，簡稱HEFAT）。台上的史蒂夫，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裏一直在各種衝突地區從事安全工作，負責介紹危機評估和應對。在座的幾十名記者，除了我以外，都來自拉美國家，對涉及公共環境下的暴力場景不陌生。
我在培訓開始前請他務必講到暴力衝突情境——為了能夠轉達給在香港的編輯部同事。大型新聞機構可以臨時加強報導升級事態時的應對。而獨立媒體或獨立記者常常不會有這樣的資源，在場的這些拉美記者，也多是「自學成才」。
並非是做記者的，就會陷入危險境地。但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衝突狀況不斷，戰地、黑幫、暴亂、爆炸……而新媒體時代又讓媒體變得更貼近第一現場，以前是大機構支持的專業記者的工作，現在也常常要由更小的媒體機構和媒體人負責。儘管我是一個跟蹤長線議題的文字記者，通常不會第一時間出現在有切實危險的新聞現場，也常常獨來獨往。但其實，身在國際組，我的題目常常出現在陌生國家的偏遠地帶。目睹周遭環境的變化，無論是理性衡量還是親身證明，安全意識都應當在一名記者的職業素養中，佔更重要的地位。
我寫下這篇手記，複述了幾位專業人士在應對挑戰重重環境時的一些思路，分享給記者編輯同僚，也希望可以分享給主動挑戰陌生環境的讀者。這些年，我越多地抵達以前覺得遙遠的角落，也越多地覺察寰球同此涼熱。科技好像改變了一切，卻不會主動幫助我們去衝破人與人之間阻隔。如果糟糕的事情不期發生在身邊，多一分技能，多一分安全意識，都多一分屬於自己的力量。
記者遇險數據2018
風險評估計劃
採訪目的、計劃（主要時間點、去哪裏多久、主要會面對象、可能的風險）、目的地（地圖、衝突、衝突後、恐怖主義、犯罪、綁架/拘留、交通、惡劣自然環境、健康、旅途信息）、採訪風險（受訪對象是否會有風險、採訪隊伍的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國別/殘疾是否會給其他人造成風險）、旅行計劃、裝備、住宿……
翻開培訓準備的一個滿滿9頁A4紙的「風險評估」樣本，還未看完，我們幾個記者對視一眼：「這也太複雜了」、「我們不是戰地記者來着的」、「其實我們的精力更多是放在跟蹤採訪線索上頭」、「很多都沒辦法事前知道的」、「但其實自己國家的情況，差不多都已經知道了」、「這是要給每個採訪計劃寫一本《Lonely Planet》嗎？」……
「有個人被稱作『倫敦橋雄獅』（Lion of London Bridge），」史蒂夫給各種媒體工作了這些年，知道記者都不願被人說教、派活，改用說故事的方法講課，「2017年6月倫敦橋恐襲，當三個持刀恐怖分子闖進一家餐廳的時候，絕大多數在場的人都僵住了，不知如何反應，只有這個人最早反應過來，開始向襲擊者大吼，他這一吼讓其他人脱離了僵住的狀態，這才開始逃走。」
「這個人為什麼能迅速反應過來呢？因為他是資深球迷，對足球暴力十分熟悉，因而在面對恐怖分子的時候，也能迅速回神。」
緊急氣氛下，我們是會逃、會反擊還是會僵住？軍人常用一個名為「OODA loop」的決策方法，循環進行觀察（Observe），調整（Orient），決定（Decide），行動（Act）。就連過馬路也不例外，只是這一決策過程我們訓練已久，過馬路可能遇到的情況也很熟悉，觀察調整決定和行動的速度極快。
而要想在一個陌生環境、在陌生危機發生的當下做出敏捷、有效的反應，能做的有兩件事：第一，降低風險，第二，預判風險。只有知道在遇到特定風險的時，我們準備對此做出什麼反應，才能夠在事件發生時，最迅速地提取出這些信息。
面對危險，有兩項「風險評估」是可以預先做的。
一是通訊計劃。「實地小組打算如何報告其行動和情況的細節。他們會與誰通話以提供最新消息，他們會多久打來一次電話？他們備有定位設備嗎？如果錯過了安排好的報備計劃，後方將採取什麼行動？」
二是醫療計劃。「即時反應：你將如何立即對醫療緊急情況、受傷或傷亡作出反應？穩定：你會到哪裏去？在國內有什麼地方可以穩定傷者/病人？撤離：你如何將穩定的傷者轉移到一個確定的護理中心?」
堅持定時報備，即便失聯，後方也能知道前線記者最後一次報備的地點；知曉應急計劃，若失聯，後方也知道最先聯絡哪些醫療或援助機構，排除失聯原因（譬如錯過兩次報備，後方就會開始應急程序）。採訪環境複雜時，更詳盡的準備也會有益。譬如準備詳細的地圖，並給關鍵地點標碼，報備的同時附上GPS或預先準備的標碼（例：「X月X日，一切安全，在A2-A3之間」）。作為後方，也應當建立完善的「失蹤機制」（負責到人）。
危險的可能性讓屋子裏的氣氛凝重。儘管綁架這樣的事情一定不會發生，我一邊自我安慰，但既然必須防患於未然，就算是出現手機被盜的情況也能用上，一邊匆匆在筆記本上寫下一串待做事項：
- 背下一個信得過的朋友/同事的電話號碼（一定不能是父母的號碼）；
- 在家裏留一個信封，裏頭寫一條個人信息（確保這一信息無法用任何公開渠道查出，若被綁架，則以這條信息證明還活着）；
- 寫遺書；
- 背一首詩、牢牢記住一個美景良辰（若絕望、用來回憶）。
做好這些準備不僅僅是以策生命安全，也是儘可能讓人和親友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前車之鑑無數。以極端的綁架為例。培訓提及綁架時，列出了兩個例子：某記者被綁後，只記得自己母親的電話，因而成為接下來耗時一年多的談判中，與綁匪對接人，因此，這位老母親不得不被迫聽到自己女兒連續幾個月被性侵和被折磨的整個過程；某記者在被綁後只是一味極力反抗，被鎖在了一個坑裏而另一個記者則在被綁期間做到了與看守的家庭交好，雖然兩人都安全回家，但精神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險境中如何應變
「Prepared Does Not Mean Fearful」（「有準備，並不意味着害怕」），培訓中的這一結論，對於我——一個體格較弱的女性以及一個長時間在陌生環境採訪的記者，這是最有意義的一句話。我想，對於很多常常獨自出行的女生，在面對家人朋友常常會做出的「女孩子出門太不安全了」這類提醒時，也是有益。
這句話，來自經歷了二戰的一位陸軍上校庫珀（Jeff Cooper）。庫珀發明了一套「庫珀顏色代碼」（Cooper's Color），適用範圍則遠超過狙擊手應有的技能。這是一套簡單的代碼，用來標註我們的注意力狀態：
- 白色：對周圍無意識，對任何狀況都毫無準備。
- 黃色：有警覺周圍環境、身邊人的肢體語言，但也冷靜和放鬆，而不是偏執。在這一層級時，很難被驚嚇到。
- 橙色：警覺度提升，感到不對勁，評估和制定應對計劃，以避免進入下一層級。
- 紅色：回應開始，採取果斷和立即的行動。
簡單地說，除非身在最為安全的環境中，否則有意識地培養自己處在「黃色」狀態下，才是最佳的心態。現實中，我們身處「白色」狀態的無意識和無準備其實很常見。敏捷度，來自當下對周圍環境的觀察，也來自事前對突發事件的應對計劃——越有準備，越能應對。
在「阿拉伯之春」的抗議現場，很多在場的記者都遭到了親政府一方的暴力襲擊，有腿部被刀刺、被毆打、被性騷擾等。如果把面對襲擊時視作一個人最脆弱的狀態——把這個人想像成中世紀的國王，坐在城堡深處抵禦外敵，地窖、衞兵、高牆、護城河都是國王變得脆弱的情形發生之前的防禦措施：沒有哪一項防禦機制，可以取代另一項。
無論是記者個人還是媒體作為一個團隊，維護記者的安全，一定不是在事情發生時才做出的緊急反應，而是事前的一系列準備。
以報導群體暴力事件為例，越多地知道抗爭雙方的來歷，便越知道他們在動用武力時候的策略和升級路徑（譬如警方的武力從防護盾牌、警棍、胡椒噴霧到水槍、橡膠子彈；而來自抗議者的武器則常常包括磚頭、石塊、高爾夫球、汽油彈、煙花、汽車或各種自制簡易炸彈）。
在研究和獲知抗議路線的時候，就可以一併研究逃避路線、設置安全地（比如租賃抗議區域的公寓）。將抗議範圍標註在地圖上是很基礎的一步，這樣也能清晰地看到爭執的中心（無論是單個還是數個），應當確保記者不會長期呆在最中心地帶（適時離開也可以有機會審視局面）、在抗議的邊緣安排人手接應（可以派人駕車或者駕摩托車在邊緣地帶巡迴）。
有準備，並不意味着害怕；保持警戒，不意味着便可以逞英雄。
此外，不做單獨行動、隨身攜帶基本的急救工具（譬如止血帶，以防大出血的情形）、用 WhatsApp 等工具提供實時地點、保護頭部（譬如棒球頭盔既保護頭部也不顯眼，同組記者可以戴一樣的顏色容易辨別組員）、戴防護口罩、穿厚褲子防劃傷大腿、女性記者可以穿一層連體泳衣以防性騷擾等等，這些也都是在衝入人群前，應當考慮到的事情。
事前能夠準備的，還包括一些在人群中被圍困時自衞的方法：要想衝出人群，最好的方法是用自己的手肘，用一隻手環住自己的脖子，手肘向前，低頭、彎腰直直往前衝，兩人聯手更有效；若被人制住，立即想到可以用筆、用手機等物品來反擊。此外，還有基本的急救：如果被催淚瓦斯襲擊，備着檸檬塊、醋或洋葱，迅速嚼一下，可以緩解，用涼水清洗眼周但不要渾身澆下去；如果被胡椒噴霧襲擊，不要用水，不要用手去碰眼睛，使勁眨眼睛引發淚水，或用肥皂（最好是嬰兒用的）沖洗眼周。
催淚彈
而最後一層防禦，大概便是我們對身邊環境的敏捷度，庫珀顏色提醒我們注意周邊環境、OODA loop 提醒我們在做出決定之前要有判斷。
具體到人與人的緊張情緒，史蒂夫舉例道，如果兩個人在激烈的鬥嘴中，最先揮拳的很可能是更為害怕的那一個。
地震、海嘯、火宅、化學爆炸、車禍……「現場」指引着媒體，但在那個記者都備着的「突發新聞行李箱」裏，安全評估和預防措施，佔多重要的位置？進入化學爆炸區，隨身攜有污染檢測儀嗎？進入地震災區，做好各方準備了嗎？有準備，並不意味着害怕；保持警戒，不意味着便可以逞英雄。
沒有任何一條新聞，值得用生命去獲得。
壓力無處不在
四天的培訓下來，綁架這樣極端的例子讓學員們安靜下來，而另一堂也讓人屏息的課程，則是抑鬱。
慣常在戰區或武裝衝突地區工作的史蒂夫給出的建議是，離開衝突地帶或事件的4到6周之後，記者的精神狀態需要得到再一次的評估——第一次評估應當在48小時內，而當時的情緒，在4到6周後是否得到緩解？持續的壓力，可能被「回歸正常」的生活狀態掩蓋，卻也可能是抑鬱症的前兆。他/她沒有什麼動力去做喜歡的事情嗎？有些離群嗎？有沉浸在酒精、性或毒品上嗎？
不一定要激烈的暴力衝突，才會給記者心中「壓力的杯子」注入不可承受的重量。
「新聞行業在對待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這件事情上，至少晚了其他行業十年，」史蒂夫說。記者接受的安全培訓極少，卻常被一下丟在衝突的最前線，心理影響常被低估。
不一定要激烈的暴力衝突，才會給記者心中「壓力的杯子」注入不可承受的重量。在講抑鬱症的短短一個小時課程間，一位來自委內瑞拉的記者聽到一半情緒失控，慌張離開。若換個場合，她神采飛揚、談吐自信，很難察覺她持續報導委內瑞拉新聞時，必然面臨的巨大心理壓力。「怎樣面對社會的撕裂？」知道我在培訓，同事丟來無人能回答的難題。我隱約覺得，眼前這些來自截然不同社會環境的記者們，也有相似的掙扎。
記者是一個孤單的職業，誰也不知道下一個採訪、下一個故事，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影響。很可能出現的情況，還有無法消化自身壓力，直接轉移到家人、孩子、伴侶身上。懂得自檢、願意尋求幫助；細心觀察身邊同僚、給出援助。兩者相加，大概就是最好的防禦了。
如果願意的話，還有一些專門為記者建立的心理諮詢平台，譬如「The Mental Field」。創始人之一是前泰晤士報駐莫斯科的記者安娜（Anna Mortimer）。她的父親是一名戰地記者，1989年在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El Salvador）遇害。「那時我19歲，覺得父親強壯、迷人、不屈服，總得來說很酷，」安娜寫道，「但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他長期以來一直焦慮不安，酗酒成癮，可能還受到了工作中經歷的恐怖事件的創傷。正如一位訃告作者所言，父親「悔恨、孤獨」，身後跟着一連串災難性的人際關係。」
「在我自己的分析中，我也經歷並承受到父親心理層面的干擾給我帶來的傷害。通過對精神分析的思考和閲讀，以及對患者的培訓，我明白了這些生活在人類體驗邊緣的人，心理健康是如何被嚴重影響的。獨自熬過難關，沒有得到幫助，是沒有回報的。」安娜的話，說給每一位記者聽。
最後，筆記本里還剩下這些貼士：
一、若在已知有被綁/襲擊/拘留的地方工作，則儘量不要有規律地出門，不要有可被追蹤的生活習慣。「Routine kills」（規律習慣帶來危險）。
二、木頭擋不住子彈。人跑不過手雷。小小的手槍，30米開外很難射中。受重傷的被綁者，不值錢。
三、找到並熟悉在不同環境下，在最短時間發出自己定位的方法。有用的手機APP：
1: What3words（只要雙方都使用該系統，這是比GPS還要簡單的定位方法）
2: Pocket Earth和Maps.Me（兩者都適合在沒有網絡時使用）
3: 視風險，使用衞星電話和追蹤器。
四、持續積累急救知識，救人救己。
五、更新對疫苗的認識。
六、熟悉下面這幾個致力於記者安全的機構：
1: Rory Peck Trust：致力保障獨立記者的安全和福利的機構
2: The Frontline Freelance Register（FFR）：向所有在外國工作的獨立記者開放註冊會員
3: ACOS Alliance (A Culture Of Safety Alliance)：致力在世界各地的編輯室、自由撰稿人和記者身上植入安全文化
4: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致力捍衞記者安全報導新聞而不擔心遭到報復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