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即禁忌。在中國牆內的互聯網，你搜索不到這個樂隊的任何相關信息。即便在香港，樂隊的名字也堵死了它實現商業化的任何可能。作為六四樂隊（寫做「VIIV」）的創始人，林律希深知這一點。六四樂隊本就是為了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的演唱而召集的，他喜歡這個直白的名字。在這組羅馬數字之中，他看到了對稱與平衡之美。名字還是個隱喻，正如逝去的民運領袖司徒華說過的，「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VIIV」中前後的V就代表勝利，夾在中間的I代表我。
林律希喜歡隱喻。六四樂隊最出名的那首歌《民主會戰勝歸來》中，他埋下了大量隱喻。那首歌由他多年朋友Anthony Kwong作曲，林律希是填詞人。《民主會戰勝歸來》在2012年維園集會首次唱起，引起巨大反響。隨着後來在不同社運場合的廣泛傳唱，它已經不止是一首為紀念六四而作的歌曲，歌名成了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口號。
在六四樂隊鼓手「阿嬌」印象中，林律希是個音樂痴人。「他寫的歌有詩歌的味道。你和他相處時，他就像一個小朋友，他的世界很簡單。」
數年前，與記者見面時，林律希曾感歎馬上將成為父親的生活壓力，也表達過對更大舞台的渴望。2015年後，他新組了一支名為「地球人」的樂隊，在時政之外更豐富的領域進行歌曲創作。因人員變動，六四樂隊名義上停止合作。但他的作品始終在。「阿嬌」繼續着每年維園集會的樂隊召集，「把他寫的歌，繼續唱下去。」
音樂之外，林律希一生與病魔做鬥爭，他自幼患有抽動症，後又罹患其他疾病，需要大量服藥。不過他從未放棄。2017年7月27日，劉曉波病逝兩個星期後，林律希為劉曉波和劉霞夫婦創作歌曲《落霞之歌》。
2019年6月，林律希病逝，年僅37歲。他為人低調，離逝的消息並無獲得太多關注，直到7月中，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發布林律希病逝的消息。以下為林律希的自述，對他和Anthony Kwong的採訪在2014年6月進行，此次為首次公開。
關於《民主會戰勝歸來》：我寫的東西要感動到自己才可以公開
大約2004年，我在澳洲讀大學，我那時參加我學校的業餘作曲比賽，我需要人幫我唱歌，有人介紹了Anthony 給我認識。之後我們就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有辦中華音樂社，有做一兩個音樂劇。
2010年聖誕，我和Anthony在味千拉麵吃東西，就談起六四的事情。我們就說每年都想晚會有些新歌，但我想不到新歌。然後他就說，我有一首歌讓你聽聽，他就拿了一隻MD出來。我一聽就覺得這首歌很好，就問他介不介意讓我填詞。他就說好。他還擔心這首歌有一點「老土」。看你怎樣做，舊歌舊詞都可以有新的演繹。舊不是問題。
（Anthony Kwong：其實這首歌的demo 是我06、07年寫下的，完成了70%，我野心很大，剩下那一段，我曾經寫過很多的版本，但始終都不滿意，所以擱置下來。後來我2010年澳洲讀完書回到香港時，都有一團火想做一些事情，才完成另外30%。這首歌是想向顧家輝致敬的，我想嘗試模仿這位大師，所以加了很多武俠的元素。其實有些詞，我自己都做了一些框架。我會不斷哼，看看有什麼詞適合，剛好哼到「民主會戰勝歸來」就寫下來，就覺得不錯。我是要這首歌有一個主題，就拿了最重要的一句出來。）
我跟他分開之後，我走了兩步，我就站在街上開始寫。只是寫在廢紙上，隨便拿一些宣傳單張來寫。因為我很有興趣，我很喜歡這首歌。我寫了兩段，就想不如回家，在地鐵站也是一直寫，一直寫到回到家。回到家就睡不着，就繼續寫，一邊喝檸檬茶。我一喝檸檬茶就睡不着。我就躲在自己的房間裏不停寫。寫了一天多，二十多小時。
我比較有趣的是，我有信仰，我創作之前會祈禱，很快很順利就可以創作到。寫歌時我會動情，會落淚，我寫的東西要感動到自己才可以公開。我不會隨便完成。
「民主會戰勝歸來」這一句不是我寫的，是Anthony講給我的。他又再想了一些，比如說「青苔」。我一想就想得到那個意境，大海啊，激起千重浪那些東西。我第一句，就是想「青苔」可以聯繫到什麼，就想到石頭。之後又跳到「白頭浪」那一段，白頭浪就是想比喻丁子霖那些老人家，就創作出來。
之前我還想，這首歌會不會太長，一模一樣的曲，重複的音樂，不如就刪減一段。還好Anthony說不行，這首歌要這樣唱，這麼長才好聽。我就不改他的段落。我反而可以寫更多東西，推動我想更多更多，怎麼樣能寫好，但內容又不重複，真是想到腦袋都抽筋。
（Anthony Kwong：因為當時我很掙扎。最後我決定這個段落是要要宏大一點，就長一點就沒有所謂。）
我一向都很喜歡方文山，我很深入研究他作詞的方法，我研究到「爛曬」。我就是用他的作詞方法去寫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整首歌只有兩個韻押來押去、調來調去。我還用了很多比喻、暗喻。我看了方文山那些詞，他的詞是很有距離的，他說一樣東西不直接說，我就學了他這個方法。
現在大家都好似很明白歌詞，但其實大家都不明白。我特意把歌寫到好像密碼一樣。例如有一句，「我插下和平旗幟，我指尖成為號角」是什麼意思呢？因為那時候「苿莉花運動」，我指尖成為號角，就是指計算機、互聯網。「天有光」那一段，是說民主黨那一陣子做得很差，不得民心，就不是跟大眾在一起。其實那一段是勸喻泛民，有事你就要堅持去做。
另外，在音樂上都有密碼。你會發覺中間有一段音樂是「6拍4」，我在編曲時加了這段音樂，即是六個四分音符，六四。
關於六四樂隊：沒有商業敢找我們的，不敢的
六四樂隊成員，有七八個。我是作詞、編曲，Anthony 是作歌，其他的就玩樂器。家弘是主音，最重要是他，他又帥嘛。樂隊有一個帥的很重要。
沒有六四樂隊之前，只有我和家弘兩個人，一直都是兩個人。2004年的七一遊行，我做了一首《七一精神》，家弘幫我唱。其實再往前推已經有很多歌，但都是不成熟的歌，好像是給他們選舉宣傳的歌。之後發現有些歌，兩個人不行了，就叫了Anthony幫忙彈琴。
六四20週年時我們有一個音樂劇，《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然後我們認識幾個玩音樂的音樂人，就覺得我們很match，就成立這樣一個樂隊。之後一年我們就出了專輯。
Sunny吹口琴，他高大帥氣，也很擅長處理問題，所以他是我們的manager。他處理問題很棒，要約人（排練）我就跟他說。因為我曾試過約人，我會發脾氣。家弘是一個很沉默的人，但很有影響力，有決定我們一定要找他，他以前是支聯會司儀。彈琴的叫Ivy，她比我們小一點。我們要什麼，她就彈什麼。Brian是Ivy男朋友。有一年除夕晚會很有趣，我們上台之前，「你男朋友？新認識的？玩bass？那不如一起即興演奏吧！」馬上他就上台，和我們玩。除夕晚會比較小型，無所謂。
打鼓的是阿嬌，身形很大的阿嬌。阿嬌是男生，是外號，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認識他是搞社運，大學不知道什麼組織，叫我們去參與他們的音樂會，就認識了。 我們沒有鼓手，他說我打鼓，就一起了。
Kennief 本來是採訪我們《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的學生。音樂的理念我們很配。他知道我想要什麼。我也知道，他還沒彈我就知道他要什麼。他之後和其他成員有些爭吵，就離開了。如果你要寫，就寫我欣賞他，他的創作和他的熱情。
以前（維園晚會的音樂）都是播帶，（六四）17、18週年開始有live music。我認識裏面的人，有個叔叔說你學音樂又會作曲，來幫忙吧。最重要是他信任我，因為這麼大的事，沒有信任是不會讓我做的。
六四晚會這麼多年需要新的元素，但我也看見除了音樂，它不可能有新的元素，我都計算過了。除了我這部分，沒有東西可以變。儀式難道像嘉年華嗎？拜祭先人就是送花、鞠躬，拜山你會不會開派對，拿着啤酒?？不會嘛。真是一個儀式。儀式是重要的。你去靈堂，就要尊守儀式，但靈堂音樂可以改。我在20週年（晚會）看到很多年輕人，特別多。之前我不敢，之前不會有樂隊，我不會讓他們上台，但我看到20週年的形勢。 哇。
他們已經接受了有現場音樂，有樂隊當然做了。我們都考慮過要不要上台，「你們這麼大批人當然上台了」，那就上台咯。他們其實也要評估風險，台夠不夠位，放哪個位置，會不會有人不喜歡。他們一定有考慮的，但他們信任我們。我們會看時勢做編曲，看情況去做任何東西。我考慮到有老人會批評，所以節奏不可以太快，大家唱的時候跟不及。
我是教音樂的，我教鋼琴、樂理。家弘是在社福機構出作。其他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工作。《聖經》也有說，「你要馴良像鴿子，也要靈巧像蛇」。不能單單向前衝，要有計劃。司徒華也說過，「你要做民主事業，你就要有一份工作，不能全身投入。你要做這件事，你就要有一份正職。」
平時很難湊時間，所以我們不常練，很難七個人湊在一齊。有時候一兩個沒來就沒關係。
沒有商業敢找我們的，不敢的。你試試叫TVB找我們，我一定去。
我們沒有賺過一分一毫。我們的CD所有收入都捐給支聯會，捐給六四的活動。我們去六四的所有演出都沒有收任何錢。
我們很專注在音樂，很少宣傳。還有我們的音樂，我們的歌詞，都是講和平、講理想、講大愛，不一定說六四。例如有一個歌是關於關心同性戀的，叫《愛是大同》。有一些歌是寫給在流亡的人。其實不一定是政治，我們的歌不一定是偏激的。我們不是一定要推翻共產黨，這多少跟信仰有關。
沒有商業敢找我們的，不敢的。你試試叫TVB找我們，我一定去。但之前有一個小插曲，我們有一首歌叫《八十後》，大陸一個電視台曾聯絡Kenneif，說這首歌很好聽，但不能用六四樂隊這個名字。Kennief就代表我們說，不出六四樂隊這個名字，就不給他們用。
擔心被人秋後算帳嗎？我們都已經開始了，你說要捉，就算我們停了，也可以捉我們。我們曾經寫了那麼多歌，我們現在不演出，也可以捉我們。沒事的，我們做的事是為這個社會發聲，除了《FUCY》（一首反梁振英的歌），那時有點生氣，但其他歌我們都沒有怎麼罵政府。我們想推動政府多關心我們。
關於自己：我想鼓勵病痛中的人，我明白有病的痛苦
我個人很政治的，我整個家庭都跟政治人物很熟。我父母都是教書的，也是教協的義工。我媽媽有幫司徒華工作，做助手，幫他搞很多活動。在未創作歌曲前，我是幫忙助選的。我十二三歲時，我幫李柱銘助選，幫忙貼信封，洗樓（上樓宣傳）。之後有一個叫黎志強的區議員，當時我在澳洲，我就說不如我改一些詞幫你助選，作了三首很搞笑的歌。到六四19週年，有一首叫《家》的歌，就是我正式為六四晚會做的第一首歌曲。
到六四20週年就有另外一首歌叫《20年》，是把《歷史的傷口》這首歌，改成廣東話。司徒華看了就覺得很好，但他提醒了我一樣東西，很重要。就是你作詞時，如果人家有給你一個原曲，你最好不要改人家任何一個音都可以作得好，就叫做好了。還有中文字有節奏，每個詞都有不同長短，你押韻時，不要勉強縮短那個詞的長度。他教我很多中國文化的東西。那時我見到他一個小時不到，就把這些全告訴我。
我記得第一次參加維園晚會，坐在草地上，以前的草地可以進去玩，現在不行。我很小，坐在那幾個小時，也不會喊尿急周圍張望。坐在那裏，很專心唱歌，很喜歡聽那些歌。他們會叫「打倒李鵬」，一開始四年，「打倒鄧李楊」、「打倒袁木」，現在沒有了。以前會喊人名，批鬥。
無論你有什麼病痛、什麼困難，其實困難也會幫助你，困難很寶貴。
我年年都參加晚會，除了去澳洲無法參加。父母一直陪我參加六四集會。一家人，參與25年。這件事很特別。六四是理想，不是口號。
我在澳洲八年。中三就去了。因為病，我讀不了書，香港壓力大。我有一個沒和別人說過的病，叫抽動症、妥瑞症。這個病小時候很厲害，現在好很多。因為多巴胺太多，要吃藥。莫札特也有這個病。我想鼓勵有這種病的人，沒什麼人鼓勵他們。無論你有什麼病痛、什麼困難，其實困難也會幫助你，困難很寶貴。病的特徵是想東西會想得很深入，有些強迫症。抽動症的人創作很棒，思想很快，藝術方面很快。因為我有病，我很明白有病的人的痛苦。我最近學氣功。也不是氣功，學呼吸，好很多。9點睡，6點起來，很精神。
我寫政治歌，包括詞和曲，加起來有30-40首。關於六四、社會。我覺得很悶，有一首歌《獅子山下》，我最近作了首《獅子山上》，都是正面鼓勵大家追尋理想。我還寫了首還未公布的歌叫《梅蘭芳》，我很喜歡中國文化，我不寫情歌的。
我也嘗試用國語寫歌，有段英文歌詞，是特意的。我希望有國際關注。我知道六四25週年是有影響力的，我不知道奧巴馬會不會看，可能有看，我特意要今年引起世界關注這件事，我特意寫得內地也可能聽到。我遲些可能想打入國際。不過慢慢來。
我也想有給音樂公司寫歌的機會，想賺錢，但沒有。接下來我會參加CASH的比賽。寫了一首《後世界杯之歌》，你不要登喔，可以提一下。關注世界盃之外，關心貧苦的人。我爸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