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富豪政治課

華人富豪政治課:柳傳志、王瑛、馮侖、王功權......中國企業家與政治的距離

「2019年可能會是過去十年裏最差的一年,但卻是未來十年裏最好的一年。」


 插畫:Tseng Lee
插畫:Tseng Lee

面對政治,中國的成功企業家持續面對一種尷尬狀態:企業家不得不「和政府合作」,受制於威權主義而對政治三緘其口,希望能「在商言商」,把企業做好就行。但即便是最「在商言商」的企業家,都有其對制度、法律和市場的訴求,對開放、穩定、繁榮的期待,而這一切都將觸碰「現實」、「社會」與「政治」。

在中美貿易戰乃至「新冷戰」的大環境下,這一切變得更加錯綜複雜,企業家更加不敢談論政治,但政治又變得更加不可迴避。

而其實,早在2013年,在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尚且相對穩定、國內社會和公共空間遠比2019年更開放自由——但一切已經在波譎雲詭地劇變之際,中國企業家群體已經敏鋭地感到潛在危機,並且一群著名企業家內部,還爆發了一場引發全中國社會關注的爭論。

6年之後,再回頭看,當時中國企業家普遍還抱有樂觀情緒,言論也大膽直率,談論中國時,會直言「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回顧這一場2013年的爭論,和那一年發生的節點性事件,也許能看到,中國企業家離現代政治的距離。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柳傳志。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柳傳志。攝:Nelson Chi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柳傳志的在商言商

2013年6月16日,企業家社交俱樂部「正和島」公司總裁兼總編輯黃麗陸在官方論壇貼出一篇短文,提及了聯想創始人柳傳志的一次聚會談話,「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

「在商言商」不是柳傳志第一次強調,但在2013年的語境下有特殊意義。敏鋭的柳傳志已經意識到,「當前的政經環境」已經與那之前一兩年截然不同——在那之前,許多企業家在微博上成為「大V」,針對公共事件發言、轉發新聞,成為「公知」、「網紅」,而又因為其企業家的身份而更具社會能量。2013年,鎮壓從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開始,隨後幾年迅速發展到其他領域。

因此,柳傳志的「在商言商」論,引起了俱樂部成員、企業家王瑛的強烈批評,按她的話講,企業家之間公開批評本來是「犯忌諱」的。但是王瑛仍然認為,企業家不能只是「在商言商」,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企業家也不可能有「在商言商」的資格,面對可能的倒行逆施,企業家必須站出來說「不」,企業家不能再繼續跪着,謀求生存。

企業家不是知識分子,不是維權人士,企業家的首要任務是做好企業,但是王瑛也提出了「公民企業家」的概念。

企業家不是知識分子,不是維權人士,企業家的首要任務是做好企業,但是王瑛也提出了「公民企業家」的概念。攝:Cancan Chu/GettyImages

王瑛倡議的「公民企業家」

在王瑛看來,面臨「社會轉型中的中國」,企業家必須堅守兩條底線,「第一就是堅決不和權貴結盟,幹不利於社會轉型的事情;第二,不參與群體政治恐懼的製造、傳播和蔓延,不在其中推波助瀾。」

在第一點上,王瑛表達了對柳傳志的敬佩,在她看來,柳傳志這一批從文革中走出來、經歷過八十年代到改革開放的成功企業家,「多年堅持,專心致志,好好做企業……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他堅持了在陽光下生存和成長,創造了驕人的成績」。

王瑛之所以反對柳傳志的「在商言商」,則是因為第二點。柳傳志作為企業家中的佼佼者和公眾名人,面對政經環境變化的反應,就是傳播了「政治恐懼」。她希望「中國企業家階層裏面,站出另外一種人來,再往前走一步」,因為在2013年的特殊環境下,許多企業家感受到了「倒行逆施的威脅」,而對於中國社會的轉型,「不怕慢,尤忌快,不能接受的則是倒行逆施」。

企業家不是知識分子,不是維權人士,企業家的首要任務是做好企業,但是王瑛也提出了「公民企業家」的概念。這是「轉型時代和社會現實呼喚的東西,呼喚企業家階層的一種特別的責任感,它完全可以用公民去界定和詮釋。」

在談到企業家面臨的危險時,她談到自己做了13年與人文和公民社會發育的公益,從未被「談過話,喝過茶,沒有被關過小號」——但是在2013年,她也感到不祥,而在當時當刻必須有企業家能夠站起來,因為「無論是建構共同底線,還是推動博弈機制形成,都不可能靠一群嚇壞的人去建設」。

最後她認為,企業家在當前的環境下,也根本做不到在商言商,因為中國企業家置身於非常複雜的政經交織的時空下,想要讓企業真正長久,中國企業家也必須去努力構建「人身權、財產權、經營權的法律保護、制度保護」的共同底線。

和王瑛一樣,著名企業家王石也發表了相似的觀點,他檢討重慶「薄(熙來)王(立軍)事件」時認為,「在唱紅打黑期間,一大批重慶工商業者被強制關進牢房、沒收財產,生命尊嚴也失去了法律保護,甚至為被告辯護律師亦被冤屈判刑入獄。我採取了不吭氣的態度。這是懦弱錯誤的行為。對違反法律,侵犯財產、侵犯生命的權力部門,應該明確態度:不! 」

而柳傳志顯然無法滿足王瑛和王石的呼籲。除了2013年提出要「在商言商」以外,早在2011年,柳傳志在接受《中歐商業評論》採訪時就談到,由於自己經歷過「文革」和六四,所以在「有些問題」上「更老道」,知道「怎麼讓企業能夠發展得更安全」。經歷過極端動盪,柳傳志是穩定社會的堅定擁護者,是改良主義的倡導者。在談到當時時常爆發的群體性事件時,他說,「完全靠壓也不行,如何去疏導,這些東西需要政府和黨的領導來考慮。我們只能在邊上提點意見。這就是你所說的無力感,就是充滿希望地等待。」

柳傳志也主動談到六四,他曾在六四時領導聯想遊行,但是戒嚴後,柳傳志意識到了危機,他談到當時讀大學的兒子,「去遊行的目的是什麼,大家都不太清楚。我就替他們說,其實你們是想讓你們的觀點被社會知道。社會是誰?一個是政府,一個是更多的老百姓。現在他們全知道了,很多老百姓上過街了,政府也知道了,坦克車開過來了。你們還要繼續說下去,你們想幹嘛?你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再往下走,會是什麼結果。」

在親歷過文革和六四的柳傳志看來,「共產黨把經濟改革放在前面,絕對是正確的,要不然政治上先改革,中國就是另一個菲律賓。這些東西,這樣理解對不對,我也不敢說。很多時候,我只有資格做一個明白人,不願意做一個捲入者。」

顯然,柳傳志並未透露他在親歷六四中的更多細節,近期流亡海外的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則暗指了柳傳志的這段經歷,他說,「這位老總,就是今天說『在商言商』、說1989年『老萬頭腦發熱』的人……這傢伙當初腦袋比我還熱啊,當時『在商言商』的可是我啊」。萬潤南作為中國企業界改革開放後最早的「大佬」,為柳傳志的六四經歷提供了一些旁證。

而2012年,中國知名財經記者李翔也曾在《經濟觀察報》專訪柳傳志,他也提到,「我們如果現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贊成高福利、分財產。還保護什麼私人財產,先分完再保護,完全有這種可能。它會一下把中國拉入萬劫不復的場景。」這段採訪被媒體掐頭去尾,稱柳傳志認為「一人一票,萬劫不復」——但這顯然也並非柳傳志的真正意思。與其說是反對民主,毋寧說是柳傳志經歷過文革和六四後的膝跳反射,和王瑛的「不怕慢,尤忌快,不能接受的則是倒行逆施」,倒是有幾分相反相成——王瑛、王石和柳傳志,他們同樣面臨着中國企業家的「政治焦慮症」,做出了相反的反應。

據李翔所說,柳傳志是典型的「種地派」,希望能夠把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種好,希望用「產業報國」,而非其他,「我的原則是,我是沒有能力以天下為已任的,但是我和我的同事必須為聯想的工作負責任。」但這個認為「一人一票,萬劫不復」的企業家,在王立軍叛逃美領館、薄熙來倒台後,也在內部聚會中提議,為薄王倒台而乾杯。這一點上,柳傳志和王瑛、王石的觀念沒有任何區別,從這個意義上,柳傳志如果不能稱為「公民企業家」,也至少是有公民意識的企業家——他是中國企業俱樂部NGO的領導者,或可輔證這一點。

如果說王瑛和王石呼籲的,是希望企業家能夠「多做一點」,那麼柳傳志則是「永遠懦弱」地「守住底線」。柳傳志公開表明過,「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自己能做一個明白人,是比較好的。如果要為了你以為的真理去做鬥爭,我覺得對企業的安全是不利的,而且我也確實沒有這樣的高度。」——到2019年,當華為陷入風波後,聯想集團也因為其[疑似「不愛國」的表現,在群情激憤中被迫發表聲明。也許這也證明了王瑛的判斷,當前環境下,企業家被複雜的政經環境裹脅,根本做不到「在商言商」。

企業家馮倫。

企業家馮倫。圖:VCG via Getty Images

馮侖的「中國智慧」

但也是在2013年,萬通六君子之一的馮侖也在「正和島」發文《再談社會變革期的企業家選擇》。比之於王瑛、王石、柳傳志相反相成的「政治焦慮」,馮侖顯得自信滿足許多,他對於中國政治的未來以及與企業的關係,都有一套自己的判斷體系。

馮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在中央黨校和中國社科院拿下博士學位,並且在80年代就職於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六四後趙紫陽下台,馮侖所在的體改所也因此解散,他也受到牽連。此後他成為最早下海創業的一批官員,並取得巨大成功。而當面對「企業家是否應該談政治」時,他的觀點很顯然更傾向於柳傳志。

除此以外,身為社會科學博士的馮侖有一套自己對中國政治發展的獨特看法,他認為,「中國社會轉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社會改革,第二階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階段才是政黨制度改革。我們現在能做的是社會改革和政府改革兩部分。」

在他看來,到2013年,中國企業家多年耕耘後,為社會改革貢獻良多,國內NGO許多都由民營企業家創辦。其中1900所私募公益基金會,佔國內公益市場份額65%,這就是社會改革。在社會改革之後,才有政府改革,將政府的角色要由一個資源分配的裁判員,逐步轉到服務型政府,把看得見的手弱化。

到此之後,才是最終的政黨制度改革,他寫道,「我不大贊成有些比較激進的公共知識分子,一上來就提政黨制度改革,沒必要,這事還早呢。」

同時,與許多中國人談論台灣民主色變不同,台灣經驗在馮侖眼中是正面轉型案例,「上世紀70、80年代,台灣經濟進入快速成長期,勞工運動、環保運動、黨外運動都興起了,社會足夠強大以後,政黨制度改革才被提到日程上。」

「國民黨當時有兩個前提是具備的,一是蔣經國當時決心堅定,說我要用專制的辦法解決專制的問題;二是蔣經國說世界上沒有永久的執政黨。所以國民黨改了,成立了『政黨法』,國民黨拿到了第一張社團登記證。」

而對於現階段的中國企業家來說,馮侖非常反對企業家討論政黨改革的事,在他眼中,企業家把社會改革的時期做好,「再過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辦法處理」——按照這一推斷,在2023年左右,他所期待的政黨改革就會自動到來。這幾年的變化恐怕令他失望,2013-2019年期間,「七不講」(不講公民社會)、新修黨員紀律條例、《網絡安全法》、新《國家安全法》、《英雄烈士保護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等一系列條例法律的通過和實施,中國社會改革之路已經蕩然無存。

在2018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馮侖從另一個角度回顧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與法治建設的歷程,歷數《勞動法》、《公司法》、《慈善法》和《證券法》的制定,為中國與世界融入打好基礎。當談到中國沒有司法獨立時,他認為,「從法律體制上看,越往上越不獨立,越往下越獨立。往上有政法委,有什麼都粘到一塊。但是從判案來說,特別經濟案子,是獨立的。」

在他看來,這是「中國智慧」。然而,這樣的「中國智慧」似乎並未緩解企業家的「政治焦慮」,2018年,「民營企業退場論」引爆輿論場,中美貿易戰開打,政經局勢更加複雜幽深,暗流湧動——所有跡象無疑引發企業家更巨大深遠的「政治焦慮」,但與2013年全社會的討論不同,除了瀰漫的「叫魂」以外,已經沒有盛況空前的討論,沒有「多做一點」的異類企業家了。

企業家王功權。

企業家王功權。圖:Imagine China

王功權:不識時務的少數異類

如果說柳傳志是典型的個人清醒、但主張「在商言商」的企業家,王瑛、王石是對政治焦慮有深刻反思的企業家,馮侖則更願意預期一個自動到來的光明未來。這一預期的判斷,不知這幾年他是否在心中有所改變。在2018年,「民營經濟退場論」盛行之時,馮侖仍然保持他的「中國智慧」——這一方面是生存策略,另一方面也能顯示出企業家群體的核心價值與利益所在。

也因此,當王瑛和王石在2013年看到了「倒行逆施」,認為企業家不能一直跪着時,也許在當年,社會公眾和媒體輿論響應者眾,但在企業家群體裏,她和王石的呼聲無疑是孤立無援的。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諸「商業大佬」中,王功權是其中一個最特立獨行、「不識時務」的異類,這是中國企業家的閃光之處,也是充滿了悲劇性。 和馮侖同為「萬通六君子」之一,也曾親身經歷六四事件而曾被審查的王功權,據《南方人物週刊》報導,他在年輕時代讀過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以及影響了一代青年的《走向未來》、《走向世界》叢書。26歲時王功權寫出《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提出中國的權力階層將分化成官僚權力階層和富民階層。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後,王功權並未改變年輕時的問題意識。

他和法律學者、公民社會推動者許志永深度合作。2005年,王功權成為許志永所創立的「公盟」法律諮詢中心研究員。2008年,王功權開始推動教育平權,旨在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戶籍限制。幾年間公盟(以及其後的「公民」)組織各種會議研究,策劃15萬人簽字的聯合呼籲書,向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教委,以及全國人大和教育部28次陳情。

公盟的最大成果之一有,教育部迫於壓力在2012年8月出台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隨後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所有省市都開放或者承諾開放隨遷子女就地高考。

據報導,2009年,王功權資助出版《公民社會評論》,第一輯的主題是「流民、遊民與社會動盪」。相關部門找到王功權要求「立刻回收出版物」。王功權強烈反對但無濟於事,剛出版的書籍最後被「強行買回」。之後便有税務部門隔三差五調查到王功權公司,查詢賬目和税務記錄。

2010年6月,王功權與許志永、滕彪、黎雄兵、李方平、徐友漁與張世和發起《公民承諾》倡議書,期待中國公民意識能夠更加普遍,共同支持保護公民的權利,這也成為「新公民運動」的開端。

2013年7月16日,他的合作對象許志永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王功權與茅于軾、笑蜀、何三畏、楊子立發起公開信《許志永事件之公民社會呼籲書》要求當局釋放許志永和其他被捕公民活動人士,獲得數千人簽名。而很快,當年9月13日,北京警方進入王功權住所搜查,11點半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傳喚,當晚即被刑拘。但2013年12月,王功權與許志永入選《Foreign Policy》雜誌2013年度「全球百大思想者」。

從這一履歷可以看出,王功權是典型意義上的「公民企業家」,他直接公開從事與公民社會建設的時間,有十幾年之久,其與學者許志永的合力所造成的影響力,也遠遠超過其他NGO。但他的結局也是悲劇性的——也反而印證了馮侖的「中國智慧」,和柳傳志的「在商言商」,「多做一點」的王功權,在企業家中如此孤立無援。妥協保釋出獄後,王功權從投資人變成創業者,但已經「永久」退出了推動社會改革的行列。

王功權被捕後,法律學者蕭翰曾發表文章評論,他在追溯了中國自古以來政商關係中,商人對權力的依附性地位後,評價道:「王功權是這樣一個對權商結構深惡痛絕之人,不僅如此,王功權先生作為一個富翁卻心繫全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弱者的人權吶喊,廣泛參與公民行動,為受侮辱受損害的人們送去温暖和支持。王功權性格温和,在推進社會進步的同時,並不訴諸任何破壞性行動。即使在屢屢遭到官方警告的危險處境下,他温和如故,擇善固執,不為所動。他堅定勇敢的公民精神,是當代中國最需要也最稀缺的高貴品質,在中國富人群體中尤其罕見。」

「有鑑於中國商人被壓榨與欺辱的千年形象,有鑑於長期以來商人不得不與官府權錢勾兑的歷史,王功權先生迄今所表現出來的形象及所做的事,以及包括王瑛、王石等敢於直言的企業家,代表了中國商人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個時代便是中國商人站起來的時代。這是對民國商人新傳統的自覺承續與發展,也是中國社會自由、尊嚴等基本人權觀念不斷破土而出的新成果。」

蕭翰所預言的「中國商人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此後幾年並未發生,王功權成為幾乎最後的吉光片羽。

企業家任志強。

企業家任志強。圖:VCG via Getty Images

尾聲:任志強

在這之後,如果還有最後一個敢言的企業家,那就是在2015年遭遇「十日文革」的任志強。任志強有紅色血統,但也以敢言著稱。他在2015年2月,習近平視察央視以後,在微博上公開反對「黨媒姓黨」,於是接下來連續十多天,網信辦、中青報、光明網以及其他各色報紙、網站、新媒體全部動員,向任志強發起了極為猛烈的攻擊,用辭毛派色彩之強,到了「境外敵對勢力代理人」、「背叛八千萬黨員」的嚴重「反黨」程度,有評論家認為,這番景象,猶如《海瑞罷官》遭遇的最初炮火。直到十多天後,中紀委網站發表一篇《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批任浪潮才偃旗息鼓。但從此之後,任志強也在公共輿論領域銷聲匿跡。

在2013年6月,王瑛說「我不屬於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也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之後不久,2013年9月王功權入獄,保釋後,王功權也不再就公共事務發言和行動。王瑛、王石等人也陷入沉寂。2015年被大批判之後,「大炮」任志強也不再有任何言論與活動空間——這不應該怪罪他們,因為2013年以後,公共知識分子、新聞媒體、NGO、宗教信仰團體、少數族群、性少數群體等等,都相繼遭遇了更為嚴重的事情。

而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大背景下,「民營經濟退場論」的全社會叫魂,更是引起劇烈恐慌和哀嚎。民營企業家不再是談不談政治、參不參與政治的問題,而是居然到了能不能繼續存在下去的恐懼。直到有了來自最高層的定心丸,和總書記直接參加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召開,才平息了這一「叫魂」的社會恐慌。

2018年9月,中國企業家裏最具標誌性的人物馬雲也宣布阿里巴巴的「傳承計劃」,宣布自己將要退休——這被解讀為一個不祥信號。《阿里巴巴:馬雲的商業帝國》(Alibaba: The House That Jack Ma Built)一書的作者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評論此事,「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是中國私營經濟健康程度和遠景的一個象徵。不管他樂不樂意,他的退休都將被解讀為不滿或擔憂」。

而美團創始人王興也在2018年寫道,「2019年可能會是過去十年裏最差的一年,但卻是未來十年裏最好的一年。」

而還有不到4年,對台灣經驗深表贊同的中國企業家馮侖,他所認為的中國「政黨改革」,就會自然到來了。他的「中國智慧」,最終會應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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