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記憶能全球圈粉嗎?《國際橋牌社》掙一次說故事的自由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大家喪失想像力和信心。至於中國因素,我們就把它當做理所當然;有什麼好講的?也不用抱怨。我就不相信『那個東西』會卡死我,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好。」


2019年4月16日,《國際橋牌社》在開拍。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4月16日,《國際橋牌社》在開拍。 攝:陳焯煇/端傳媒

大陸偷渡客像牲口一樣被趕回船艙,被麻繩綑緊的手緊抓著貼身家當。中華民國海軍荷槍實彈,押著這幫偷渡客原船遣返。為防不死心的船家偷渡回海峽中線以東,船老大在軍警的監視下,砰砰地以木板釘死門板和窗戶。當船艙再被打開,被活活悶死的偷渡客臉上已浮現屍斑。

時間是1990年,中華民國政府遣返「閩平漁5540號」大陸偷渡客,據當時新聞報導,船老大在軍方監視下封艙、出海後又不給水,導致25人窒息死亡。往事並不如煙,時隔30年,台灣首部政治劇《國際橋牌社》要把那個90年代搬上螢幕,這還只是驚心動魄的其中一幕。

換一個拍攝場景。劇中總統和遠道而來的美方高層對談、微笑、變臉、推桿,美方人士嚴正提及「美國因東亞偷渡客死亡感到困擾」,「小白球外交」的經典劇碼在劇中重現。這名操著純熟外交辭令的美裔演員,演的也許是自己的部分人生——走出鏡頭外,他正是2012年卸任、現居於台灣的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前處長司徒文(William Stanton)。

AIT台北辦事處前處長司徒文。
AIT台北辦事處前處長司徒文。圖:國際橋牌社劇組提供

「AIT處長不好做,台灣總統也很艱難,要面對的壓力來自國內民意、中國、媒體,壓力實在太大了,」司徒文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半開玩笑、自問自答,「如果我可以選擇職業,問我要當台灣總統或AIT處長,我還是要當後者......。」他回憶,在台工作期間曾見過前總統李登輝,李登輝當時頻頻使用日語、閩南語對話,頻繁的語種切換,使得兩人交談有點卡住。李登輝當時也分享自己的養生方式,給司徒文飲食、醫療等建議。至於兩人乃至歷次台美高層見面,「橋」些什麼事、又如何「橋」事,司徒文不願、也不能談。

總統選戰正酣,預定至少拍攝8季的《國際橋牌社》歷經4年籌備,今年宣布開拍,首季預計11月上映,已於日前殺青。第一季劇情背景設定為1990年到1994年,劇本帶著觀眾經歷野百合學運、國會全面改選、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軍售案、兩岸密使聯繫等史實。主角包括菜鳥記者、行政院長女兒、國民黨黨工、黨外青年等,非虛構裏有虛構。與承平時期相比,騷動年代裡的理想與愛情,總要驚天動地;在《國際橋牌社》飾演記者的陳妤,才演完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的記者,演出《國際橋牌社》時,就呈現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我覺得自己接這部戲之後,每天都充滿自信,哼哼!」在片場聊起新角色,她彷彿被90年代政治記者的亢奮附身,高高揚起下巴。

90年代之於台灣,意味著什麼?老蔣在世時,說的那句「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現在聽來不能再更腐朽了,但在90年代,仍有不少青年如是堅信。台灣歌手林強在《向前走》裏高唱「什麼攏不驚」,標誌彼時台灣人的意氣風發;台灣錢淹腳目之後,1992年,台灣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正式步入發達經濟體行列;1993年,台灣進入世界前20大經濟體。政治上,長期對峙的海峽兩岸剛開放探親,中國政府在六四學運後遭全球譴責,隔著一灣海峽的台灣,則解除了全球最長戒嚴令,民進黨在風雨中成立沒幾年,鄭南榕於1989年自焚殉道。1990年,野百合學運登場;1991年,台灣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3年,辜汪會談登場;1996年,李登輝當選中華民國首任民選總統。

「我活在那時代,老實說,你覺得時代在進步,一切都很有希望。你覺得一步一步在改革,而且那時台灣的經濟情況很好......。」導演、《國際橋牌社》第一季編劇李志薔回憶,野百合學運時,他還只是個大學生,台灣政治經濟的大門一扇一扇被打開了,他們呼朋引伴上街參加學運、反對軍人干政、呼籲廢止刑法一百條,「我們參加的,都是台灣歷史上很關鍵的運動!」語畢,李志薔從「憶當年」的思緒裏回神,「我現在上課,只能跟學生說:『你們現在能反什麼?大概只能反高學費吧。』」

2019年4月16日,《國際橋牌社》拍攝現場。

2019年4月16日,《國際橋牌社》拍攝現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不演了」或「不敢演」

兩岸關係真的只是某些政治人物口中的「假議題」嗎?《國際橋牌社》的英文劇名叫做《Island Nation》,島嶼和島上的人,不論願不願意,都逃不開1949年以後的那陣煙硝,主動或被動地站上戰場。

影視圈自然沒有逃過這場角力。戴立忍在2016年突遭中國市場抵制、遭舉報為台獨藝人、被迫道歉;而《國際橋牌社》開拍之前,已有更多台灣藝人主動或被迫接連表態:「我是中國人」。

「很多導演朋友現在都會自我審查。同志題目基本上不行,宗教、警界、政界黑暗也不行。」李志薔說,台籍電影從業人員深諳中國影視圈生存之道,曾耳聞導演、男女主角被逼簽署承諾「反台獨」文件,近日,一名與他熟識的台灣攝影師來報,才剛在中國簽下一份承諾書,聲明反對台獨立場。

在這個節骨眼參與《國際橋牌社》,不少業界人士基於好意或其他因素,前來勸退李志薔:「你不想到中國發展嗎?」「你難道不想要更大的市場嗎?」與此同時,演員回報劇組「不演了」或「不敢演」。

製作人汪怡昕在他的辦公室門口。

製作人汪怡昕在他的辦公室門口。攝:陳焯煇/端傳媒

《國際橋牌社》製作人汪怡昕說,拒絕演出的演員多達百人以上,不全因中國因素,更多人是因為檔期、對劇的無法想像,「有人直接講在中國那邊還有工作,有人覺得我們類型不明,不知道會拍成什麼樣子,所以就不想冒險。」看多了聽多了,對於拒絕已經不意外,劇組人員通常簡短回應:理解、尊重。

事實上,一名演員在《端傳媒》記者告知採訪需求時,頻頻表示不願針對該主題受訪,數度表示「我不想被貼標籤」、「我不談政治」;更有藝人原先答應接演主角,當記者再度聯繫時,發現該藝人已辭演。除了演員變動,《國際橋牌社》導演、副導等工作人員亦換了一批人。

「有人直接講在中國那邊還有工作,有人覺得我們類型不明,不知道會拍成什麼樣子,所以就不想冒險。」

每個人要的東西不同;看過台灣影視圈的大起大落,這是李志薔現在想參與的影視作品:「只有在自己的土地,才能自由創作、才能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題材。」曾在中國拍片的他,如是看待這個人人口中的龐大市場:「我去大陸可以賺很多錢,但台灣導演過去,就是幫他們執行東西而已——執行一個『合乎他們大陸市場的故事』。但是那個不是我要的。而且這也不會有自由度。」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國際橋牌社》劇照。圖:國際橋牌社Facebook

「我就不信那個東西會卡死我」

「我們在這裡自由拍攝政治劇,不論怎麼拍,都不會被下架。」三月中旬,《國際橋牌社》開鏡儀式登場,文化部長鄭麗君在致詞時,酸了中國影視圈的諸多限制,同時道出台灣影視界的恐懼與希望。

台灣影視音產業內外交迫,為了資金和市場,「往西走」是不少人眼中的唯一活路——即使人人深知,中國的創作自由日益緊縮,一路向西的同時,往往得一路闖、一路踩地雷。

真的只有這麼一條生路嗎?至少,這個團隊不信這一套。

8季政治劇,順利拍完至少要8億元(新台幣,下同),那是讓人咋舌的天價。閩南語有句話叫做「免錢的最貴」;曾有投資人請人代為轉達,願意為該部劇投入鉅資,《國際橋牌社》監製馮賢賢、汪怡昕拒絕了這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資金來源是國台辦。

「我們要為台灣的影視開一條新的產品線。Nefilix有那麼多檔的政治戲,美劇能把政治劇拍得那麼好看,為什麼台灣不能?」馮賢賢說,台灣影視產業若想國際化,就必須先做出國際市場感興趣的產品,「我們要做,人家才知道『台灣也可以做這個』。如果我們沒做成,人家永遠認為台灣做不出來,然後認為我們只能做非常生活化的、小情小愛的小品。」

「小情小愛、小清新類的作品,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馮賢賢又說,只要商業上可以活、觀眾喜歡,倒也無可厚非。只是,台灣的創作主題品項日漸單一,原創的影視作品變少了,「我們要開創原創政治戲劇、OTT(影音串流平台)引擎的概念,一集一集做下去——而且,是用工業化模式去產製的。」

「現在台灣的困境是在於,為什麼我們只能做比較小題材?」汪怡昕自問自答:「我覺得,那是因為『台灣記憶』這件事沒有被我們當成全球圈粉的工具。」

談到民主化經驗的影視作品,很難忽略南韓。南韓可以,台灣為什麼不行?一般業界常見的認知,會指向台灣影視圈對中國市場和輿論的畏懼。

「我們要做,人家才知道『台灣也可以做這個』。如果我們沒做成,人家永遠認為台灣做不出來,然後認為我們只能做非常生活化的、小情小愛的小品。」

馮賢賢。

馮賢賢。攝:陳焯煇/端傳媒

「韓國記憶為什麼可以變成全球的的商品、變得那麼有價值?我們現在就是做這個東西。」馮賢賢說,「我們在這一路碰到的困難,裡面有沒有中國因素?坦白說,有。可是我們不大希望強調這一點,愈強調,困難就愈大。」

「我們現在是主動出擊,我要創造的就是全球市場,我管你有沒有什麼壓力?做商業東西都有壓力,集資都困難......。」馮賢賢談起開路的艱難,「我們這樣的小國、小市場,在海外市場已經丟掉的情況之下,要重新(把市場)找回來。」

只是,中國因素可以完全忽略嗎?「如果把你的產品永遠都寄望於一個單一市場的話,你受到的限制就會非常的大。而且他(中國市場)也反過頭來限制了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會退化。」她如是觀察:「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大家喪失想像力和信心。中國因素只是......,我們就把它當做理所當然;有什麼好講的?也不用抱怨。我就不相信『那個東西』會卡死我,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好。」

台灣業界逐漸喪失信心、能力退化,這是事實。她強調:「我們必須重新把這個能力練出來,本來就是應該面對全球市場,只是大家心裡都沒把握,都怕怕的,覺得怎麼可能?誰要看我們的戲?其實大家心裡偷偷的獨白都是這樣。那這樣我們就不用混了。」

馮賢賢透露,第一季要拍攝1990年到1994年的民主化過程與氛圍,第二季是1995年到1996年的台海危機;將一路拍到到第一次政黨輪替......。「台灣民主化可以是全球(感興趣)的議題,所以我們要努力使我們把它拍的好看,讓人家了解,民主轉型、和平的政權轉移是怎麼發生的?這其實是一個世界民族史上的奇跡。雖然我們自己在(台灣)裏面覺得亂七八糟,但從外面來看,台灣還是相當amazing——尤其是90年代這一段。」

2019年3月15日,《國際橋牌社》開鏡儀式。

2019年3月15日,《國際橋牌社》開鏡儀式。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影視圈打滾了30年的汪怡昕,在「八季影集」規格之外,對這部政治劇有著更豐富的想像:「我們是用季度來走;若有些獨特的主題、或特別具有張力的單一事件,我們就做特別篇,或做成一、兩集前傳。」汪怡昕也透露,劇中會出現不少人物彩蛋,從淡出政壇的野百合世代到如今仍活躍檯面上的人物,都可能客串。第一季拍攝期間,已話題不斷,除了客串人物,考究的場景也是亮點,例如劇組借到總統府實景拍攝總統宣誓就職,這也是台灣史上首個在總統府大廳取景的劇組。此外,就連戲裡的總統座車,也是前省長的宋楚瑜乘坐過的凱迪拉克轎車,警車亦是1990年的車型及規格。

「這是全民劇場概念,虛擬戲劇和真實背景人物交錯,讓觀眾串聯歷史和真實之間的關係。」他愈講愈興奮,把菸頭一彈:「你知道這會像什麼?這會像漫威系列!它會(主題)拉出去,這個故事就有更飽滿的機會。」

為了成就一個飽滿的故事,鏡頭後的付出往往是觀眾無法想像的。此前,汪怡昕為了製作李登輝的紀錄片,錄製超過100個小時的李登輝訪談,他的工作室玻璃窗裡至今樹立著接近真人身高的宋楚瑜人形立牌,立牌後貼了李登輝的頭像,半夜路過車燈一打,常嚇到路過的鄰居,鄰人抱怨,他卻說這是「遏止小偷接近社區」的良方,至今不撤掉那立牌。

曾擔任李登輝侍衛的李登輝基金會秘書長王燕軍擔任《國際橋牌社》顧問,今年出席開拍記者會。圖為王燕軍與身後飾演隨扈的演員一字排開。

曾擔任李登輝侍衛的李登輝基金會秘書長王燕軍擔任《國際橋牌社》顧問,今年出席開拍記者會。圖為王燕軍與身後飾演隨扈的演員一字排開。攝:陳焯煇/端傳媒

汪怡昕的人生經歷亦稱得上「飽滿」,生命軌跡呼應著那個年代的風起雲湧——1995到1996年,台海危機之際,他在馬祖高登島當兵,兵種為陸軍砲兵,還被編列在「高登特別守備隊」,終年只穿短褲、打赤膊,人稱「高登鐵漢」。風聲砲聲海浪聲,沒有離他太遠,「他們曾經發給我們一個人兩顆手榴彈,我傻眼啊,我是砲兵,沒受過手榴彈訓練啊,你配給我手榴彈幹嘛?」青年時的他很快覺悟:「全部武裝戰備,(需要用到手榴彈的話)那是要肉搏戰了啊。」「那時一島一將軍,有準備大家要一起死掉,我們最緊張的時候,的確就是被授命要開戰。」

非虛構題材永遠引人入勝,《國際橋牌社》劇情軸線裏,一名主角在台海危機發生當下,恰恰在外島當兵。談到荒謬的細節,汪怡昕有說不完的黑色喜劇。「我們曾經躲在滿滿的彈藥庫,用卡式瓦斯爐煮泡麵,那個一有火花就會爆炸。」滿頭白髮的他自顧自呵呵笑起來,像個不怕死的青少年,「我們用望遠鏡看對岸女子中學的女生在打籃球,很好玩,躲起來吃泡麵,好開心。」

該說這是台灣人的憨膽嗎?老一輩口中的「水鬼」(編者按:兩岸對峙時期,雙方曾互派蛙兵深夜潛入對方陣營、砍下對方軍人頭顱,執行任務的人就叫做水鬼),汪怡昕是見過的,「早上他(水鬼)啪啪啪地游走,那個泡泡還這樣啵啵啵地冒出來......。」那水鬼回大陸是要交差的;他和同袍曾「好心」放了罐頭在水鬼上岸處,還「貼心」幫對方把罐頭開好,「被長官發現,罵我們:『媽的沒出息的東西,給水鬼拿(罐頭)就好,你還幫他開?』」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國際橋牌社》劇照。圖:國際橋牌社Facebook

千萬製作、「百萬講義」:資金缺口下,仍要調研

「如果這檔不成,沒有預期的話題、關注、認可、沒有成功好好地說一個故事,我可能要背上6000萬負債,我還有兩個小孩,有一個刻苦、支持我的老婆,但我的公司也可能因此受牽連。重點是,環顧四周,大家會說:『對,台灣要幹這個事情』,但沒人信你做得成......。」為了好好說這一個故事,汪怡昕和劇組到處找投資人,每每嚐盡冷暖。

誰都知道,台灣的大眾娛樂是個先天不足的小市場,單靠國內市場規模,撐不起高成本的製作。在台灣做影視,要務實、要浪漫、要時刻考量中國因素,還要隨時準備腦洞大開;談起為了這部劇的四處奔走,他強調目標不只為了戲,同時為了本土影視產業的更多可能。談起資金的缺口,汪怡昕說:「從產業面來看,這樣的擴張會比較有意義;未來希望販售國際版權、和國際電視台接洽,我們希望能夠開始做對國際市場的資金募集。」「其他國家一樣是小市場,他們怎麼做?人家當然找國際買家,有了國際買家的資金,才有辦法支撐大規模成本的作品。」

「我講浪漫一點,就是再回到我們(台灣)祖先那個狀態。我們祖先就開著船到處搶劫,然後一堆人到處跑,走投無路的人,跑到台灣來,落地生根。所以台灣人本來就是在做國際貿易;只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再讓台灣的影視圈,重新具備那個勇氣?」可現實又骨感得太實在,豪情一番後,他坦然:「我們來做,還是很吃力。」

「演員演不演?工作人員要不要參與?這應該回歸到產業上的意義。」汪怡昕甚至認為,台灣「沒有影視產業」,原因是從產業面來看,無法吸納人才,「我們無法給這些人工作機會,還怪他們不演、不想冒風險......,責任不在他們啊!」他希望這次嘗試可以提供解方:「所以我們要創造『台灣記憶』的IP,我們產業端的人要夠努力、系統健全、賺到錢,才能吸納好的工作人員和演員。」

《國際橋牌社》劇照。

《國際橋牌社》劇照。圖:國際橋牌社Facebook

《國際橋牌社》籌拍共8季,剛開始拍攝的第一季預算高達新台幣8000萬元,最後花了7500萬。除了文化部補助3000萬,資金主要來自幾位投資者的小額投資,以及汪怡昕自己的積蓄,湊一湊,仍有約1500萬元資金缺口。「文化部從頭挺到底,」汪怡昕感謝也感慨,募資過程中,有潛在投資人因在中國設廠或與中國企業有生意往來,紛紛卻步;撇開對中國的恐懼,也有投資人單純因為無法想像新類型的台劇,選擇保守觀望。

「如果所有東西都談定、才要開拍,可能戲就拍不成了。」

目前,《國際橋牌社》正在與數個國外線上影音平台接洽,國內平台部分,「現在聲量慢慢起來了,有幾家平台說有意願播,但仍然沒有著落。」汪怡昕回想鄭麗君在開鏡時說過的「怎麼拍都不會下架」,他想想也對,「因為現在連上架都還上不了啊。」

開拍直到殺青,還無法確定合作的平台,這在台劇史上似乎不常見?汪怡昕說,這部戲太特殊、和政治有關,「如果所有東西都談定、才要開拍,可能戲就拍不成了。」「我得先拍出來給人家看。第一個做嘗試的,就是要冒這些風險吧 。」

一邊張羅資金,一邊進行籌拍,光是籌備期間,演員就開始研讀一本厚達上百頁的「講義」:劇組砸下近百萬研究費,請來1990年代曾任職於國民黨文傳會的學者熊昔麒,耗時一年進行專案研究,整理90年代美中台關係以及重大外交事件始末,以第二季將籌拍的「1995-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美日與兩岸關係之背景資料整理」為例,光是參考書目,就包含上百筆的官方文件、期刊、書籍、中英文報導、學位論文。

熊昔麒老師。

熊昔麒老師。攝:陳焯煇/端傳媒

《端傳媒》在開拍前夕旁聽熊昔麒替演員上課。牆上投影數十頁的投影片,曾是國民黨黨工的他,如是理解90年代之於台灣發展的重要性:演員必須同時從外部因素、內部張力來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進程。70年代、80年代的基礎建設和高速經濟發展後,9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國民更有自信,促成對既有體制和生活習慣的改變;而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也影響著台灣——1991年冷戰結束,全球共產主義所涵蓋的地區紛紛走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這些,是演員必讀的功課。

《國際橋牌社》演員中有不少「90後」,這意味著,90年代的激情,離這些年輕演員實在太遠了——民主在台灣發生時,他們可能剛來到世上。熊昔麒從最基礎的歷史、新聞事件講授政治、經濟背景,就連演員與人「握手」的方式、儀態也要教。

「我們那時的黨工,都要學國際禮儀,」講課時,熊昔麒直接請演員伸出手來,「虎口對虎口,這樣出力,太大力也不好,握到三四下就好,」示範一次後,他讓演員再握一次,顯得很滿意,「你這種握手的方式,就是會升遷。」

對史實考究至極,會不會一不小心就拍成紀錄片?「戲要好看,它還是要有趣味,我們不是在做學術,要做的是創造性的重建。」馮賢賢強調,這部政治劇是以台灣民主化整個的發展歷程為背景,所以重大事件都會納入劇情,但是人物都是虛構,才有戲劇發揮的空間。

例如,劇中談到總統府運作,涉及國安幕僚開會細節,都需要巧妙帶入劇情,又例如一名黨外餐廳的年輕人,原型就是黨外時期被稱為民主聖地的熱炒店「阿才的店」。此外,劇中總統有糖尿病,被要求飲食清淡,所以常在下午五點就溜到侍衛的宿舍內,跟他們一起開伙,「這個事情是真的,」汪怡昕強調,「關於人物之間的分寸跟細節,是我們參酌的一些事實,然後根據這些細節,去做有趣的編排。」

「記者要挖新聞,記者的主管要維持好政治關係,總統要能在黨內的鬥爭、國外的壓力之中存活。」談起圍繞六名青年男女的時代故事,未必轟轟烈烈,但馮賢賢強調:「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求生的動力跟方法。」戲如人生,30年距今不遠,不管呈現的重點是動力或方法,「求生」這道題,對台灣永遠都是明喻。

(實習記者符煜君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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