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關鍵詞書寫筆記（五）：普通人的政治能動性

【編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傘運動5週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發起一場持續9個月的「傘運關鍵詞計劃」，希望用「關鍵詞」的方式書寫這段社會史，並將邀請關注傘運的學者、律師、社運人士與公眾人士一起讀書與討論。端傳媒紀錄每月一場的講座關鍵詞、發言人的思考及與公眾的對談內容。我們邀請諸位讀者一起，紀念和反思。本次是第4期，講座筆記共持續9個月，敬請關注。

整理遺產——不論是私人物品還是公共事件——多少是件需要在平靜中潛心完成的事。五月尾，傘運關鍵詞請到李祖喬（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以「左膠vs.勇武」為題，重溫這一對在傘後的香港社運文化中常被簡單視為對立、甚至無需多談的冤家，系列講座也跨入了後半場。只是，沒有人想到，香港會迎來一個滿城風雨的六月。

以雨傘經驗為基底的講座，不可能預示這場「反送中」的風暴。然而，如果忽視躁動的當下去談論五年前運動的遺產，也是浪費了發揚這份遺產的時機。這篇筆記在梳理講座的同時，也期待從兩次運動的互相映照中，找到更多線索。

雨傘和「反送中」都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動員，但區別也很明顯。前者關於承諾中的未來如何兌現，因而有路線之爭；後者則被廣泛理解為香港是否能保住自身「基本盤」的抗爭，因此有統一目標。前者的分歧，也因此遠大於後者。

「左膠vs. 勇武」常常被認為是傘運矛盾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種。它指涉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行動方式和運動身份認同，背後是壁壘分明的社運陣營和被臉譜化的參與者。問題是，如果真的存在這樣根深蒂固的不同，何以在剛剛過去的六月中，「左膠」和「勇武」的對決不再出現？這是運動目的本身的差異不能完全解釋的。需要細究的，或許是將二者徹底對立的思路本身。

透過李祖喬的講座，以及他近年針對這組關鍵詞發表的兩篇獨立文章（注1-2），我們得以還原，在香港的政治話語以及社會運動論述中，「左膠vs. 勇武」如何被提出，用來批評什麼、指向何種期冀；經由抗爭者具體的運動實踐，它們的內涵又經歷了哪些重要的變化。超越兩個針鋒相對的扁平標籤，李祖喬帶人們看到一副有縱深感的香港政治文化圖景。

作為「公共領域想象物」的「左膠」

人們在使用這兩個字作各種批評的時候，會根據自己的想象，去建構一個有同質性的群體，以及他們的想法和做法。

在廣東話中，「鳩」是幾大粗口用字之一，日常使用可輕可重，組合千變萬化。「膠」和「鳩」同音，「左膠」的用法以貶損為主，但也揉進了一絲詼諧。李祖喬在文章中回顧道，這個詞大約10年前在網絡上出現，從一開始就沒有準確定義，只用來泛指「愚蠢的左翼分子、思維或行為」。

他談到，對「左膠」這個詞的流行，有兩種常見分析。一種認為，它是右翼領袖用來抹黑、打擊左翼社運的標籤。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在香港，明確以「左翼」示人的社運團體是小眾（儘管泛左翼、進步左翼團體數量不少），左/右翼之分並不是常見的區隔政治立場的語言，以「左膠」嘲諷他人的，在政治光譜上也不局限於右翼，普通人也會這麼說。另一種觀點把「左膠」視作一個真實存在的群體，認為它們的行為系統性地阻礙了激進政治。這種說法也站不住腳——搜羅香港的泛左翼團體，其實並不存在這樣整齊劃一的臉譜。相反，李祖喬分析道，在香港的語境中，「左膠」更是一個「公共領域的想象物」。人們在使用這兩個字作各種批評的時候，會根據自己的想象，去建構一個有同質性的群體，以及他們的想法和做法。

在李祖喬看來，重要的問題不是去找出誰是左膠，而是理解一般民眾和運動參與者，通過「左膠」這樣一個想象物，想批評、諷刺的到底是什麼？李祖喬談了三個方面。首先，是在政治立場上對左翼的批評，這既包括對左翼思想本身的否定（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雖然不完美，但已足夠好），也是對左翼運動在實踐中過於教條化的指責（脫離現實、思維僵化，自說自話，對普通人無吸引力等等）。其次，「左膠」也被用來抨擊政治情感的分配。「左膠」的訴求過於普適，涵蓋所有人，因此未能優先考慮本地人的訴求，也無法有效扣連本土意識中的情感結構。「大愛」、「離地」、「大中華」等，都是「左膠」在這個意義上的延伸。最後，「左膠」也是對行動方式的批評。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為宗旨的示威，被批評為止步于固有形式（例如大台演講，唱歌等），阻礙運動取得實質成效。

勇武：抗爭性的文化實踐與行動方式

這樣一種狀態固然突出了行動，但在追求「戰鬥勝利」這一目的之外，也堵塞了討論和反思的可能性。

關於「勇武」的論述出現在雨傘之前，作為一種抗爭形式的「勇武」，則成型於運動的中後期，并延續至今。雖然從字面意義理解，「勇武」可以嵌入更廣義的以武力/暴力抵抗壓迫的思想和行動脈絡，不過，李祖喬提醒道，勇武也是一個地方性概念，需要用文化的視角，結合香港的特殊性來理解。

在「勇武」論述的形成過程中，陳雲無疑是最重要的論述者。出於對「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方式的諸多限制的不滿，他提出要破除這三者之間「必然的」聯繫。雜糅了中西多種文化資源和革命思想後，陳雲的核心論點是，勇武自古有之，是理性的暴力——對待暴政，人民有動武的道理。換言之，他試圖鼓勵的並非用暴力取代非暴力，而是讓人們不要糾纏非暴力（文明）—暴力（不文明）這種在香港流行的對抗範式，以及它對「暴力」既有的負面理解。在這個基礎上，再改用「勇武」作為核心觀念——武力不是暴力，武力是正義。就此，李祖喬評論道，陳雲的論述提出了新的概念，是一種「以文字符號去建構一套機體抗爭的另類想象」（注1，211頁）。

另外，李祖喬認為，「勇武」作為行動的方式，不僅受到陳雲的文化概念啟發，也被人們在抗爭中形成的「身體感覺」所具體塑造，兩者不能混作一談。這種感覺，除了公民抗命未能帶來推進而產生的受挫和無力感，也包括被警察暴力伺候之後留下的創傷——它們激發了「多衝一步」的想法。儘管如此，運動中提出的「以武制暴」、「以武犯禁」，仍未到達「武裝革命」的程度，並且在大部分情況下，仍然期待守住「非暴力」的原則，但比非暴力積極。實際上發生的行動，也是以衝擊—破防—佔領為主，而不是主動攻擊。因此，從陳雲通過挪用文化符號提出概念，到抗爭者通過實踐挪用陳雲的發明，「勇武」的意義也完成了升級。

勇武派在抗爭中，熱衷於訴諸戰鬥/戰爭這樣的語言，在運動中也強調一種「真刀真槍」的感覺——此刻的行動會直接影響大局結果，不是說著玩的。這樣的「勇武」，雖然調動出比一般的遊行集會更熾熱——甚至崇高——的參與感，但它也有諸多局限。

根據一份雨傘時期所做的研究報告（注3），雨傘中的旺角佔領區就瀰漫著這種感覺。和金鐘相比，旺角的勇武派在街頭打造了一個有邊界的戰區。區域內雖然沒有大台，但有軍事化的紀律，強調行動的「效果」。也因為這樣，區域內對和行動無關的「討論」非常不屑，覺得那些是無關緊要的事。在戰爭氛圍中，各種不受歡迎分子（左膠、內鬼、金鐘佔領區村民……），總是被指認出來，鞏固了敵我關係。這樣一種狀態固然突出了行動，但在追求「戰鬥勝利」這一目的之外，也堵塞了討論和反思的可能性。在許寶強看來，勇武派的侷限，與陳雲的論述過度倚賴只以勝負論成敗的「現實政治」有關（注4）。進擊的勇武派，在這個意義上，也有其「膠化」的地方。

超越「左膠vs.勇武」之一：香港左翼的焦灼與希望

他們於是成為這樣一種「左膠」：「既要超越西方的殖民主義，又不信任中國的社會主義；失落於後社會主義的年代，但仍然堅信普通人可以創造更多自由和平等的時空，改變暴力和絕望的現實」。

如上所述，「左膠vs.勇武」被認為是兩種決然對立的陣營，仿佛左翼一定膠化，而勇武必然代表暴力。「傘運關鍵詞計劃」的初衷之一，便是通過批評性地還原彼時造詞的語境，破除隨時間而窄化了的理解。對於不熟悉香港語境的讀者來說，李祖喬的辨析除了有助於澄清兩個詞的字面意思，也提供了理解香港社會運動演進的極佳視角。「關鍵詞計劃」的另一個期待，便是通過重新打開詞語生成的脈絡，挖掘它們具備的潛質，助益當下的思考。

「左膠」這個用來嘲諷的詞，還有什麼潛質？李祖喬提出了一個頗具洞見的觀點：除了明顯的貶義，「左膠」也可以用來反應香港左翼的焦灼和無力感；與此同時，它又蘊含了某種希望的形式。在他看來，這一點和香港的後殖民知識境況，以及身處後社會主義中國時代的政治環境密不可分。

這要從「左」這個字作為香港的地方性概念的內部張力說起。一方面，在長期恐共的香港，「左」的所指是明確而具體的：它被用來代表和共產黨政權走得近的「左派」。六七事件中，他們衝得最前，希望國家介入反殖抗英鬥爭，順便收回香港，但彼時中共更期望保留一個資本主義香港好好為國家利用，因此阻止了香港左派的進一步行動。在回歸過渡時期，他們又重新上位，終於等到延遲多年的「補償」，儘管此時北京已對左翼革命無甚興趣。不管怎麼說，幾個節點都有「國家」的影子。另一方面，在香港，對左、中、右這樣的政治立場分野及背後的意識形態脈絡的嚴肅討論，很少成為一般政治生活的重點。正如一位觀眾所提示的，這些很基本的概念，甚至不是香港人政治常識的一部分。對此，李祖喬同意并引申道：「香港雖然可以同時容納各種思想，我們好像很自由，但同時也無法很清楚地講一套屬於自己的故事——我們有什麼政治主張、追求什麼，這些都缺乏一套很系統的語言。」

他進而說，就左翼思想來說，身處中心地帶的知識分子，用到的語言和概念具很強的連貫性。香港處在理論生產、實踐的邊緣位置，上述那種較為混亂的情況，其實反映了接收和生產知識的無力。放棄了革命性左翼角色的後社會主義國家，其制度讓人警惕，也難成為政治上對左翼有親近性的對象（和「左派」相比）。

這一系列邊緣狀態，讓香港的左翼群體很難在更廣闊的圖譜裡，找到自己的陣營。在大型的運動中，也常常處於失語狀態（注5）。他們於是成為這樣一種「左膠」：「既要超越西方的殖民主義，又不信任中國的社會主義；失落於後社會主義的年代，但仍然堅信普通人可以創造更多自由和平等的時空，改變暴力和絕望的現實」（注2：273頁）。延伸李祖喬的觀點，如果以這種眼光下看香港的各類沒有正式冠名為「左翼」、但實質上存在的泛左翼實踐，它們雖然在自由主義的大台下顯得暗淡，但也因為這種無主狀態，沒有成為「真正的左翼」的負擔，從而獲得了更基進和開放的可能。這未嘗不是一種值得珍惜的知識狀態和政治感覺。

超越「左膠vs.勇武」之二：香港民眾的政治能動性

人們雖然并沒興趣為香港做出甚麼整體的長遠打算，但也不習慣被強行納入計劃、或失去多元的社會空間。在這種政治文化空間中，儘管「笑話」有它的限度，但仍是諷刺時局時有力的「弱者的武器」。

無論是明確以左翼自居的社運人士，遠是泛左翼團體的核心成員，他們大都能清晰地指出
（articulate）社會病灶、成因，甚至具體的願景。和這些有明確政治訴求的行動者相比，社會運動的參輿者中，還有許多普通的民眾。他們未必具有可以標籤化的政治臉譜——無論是左膠、勇武、或是什麼別的——也不屬於什麼政黨團體。但能從一般的生活狀態中走出來發聲，其行動過程和情感脈絡有跡可循，亦值得分析。

李祖喬近年的書寫中，著重關注的就是這個過程。講座中，他介紹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注6）：香港市民在六七暴動時期，如何發行、閱讀以諷刺親中左派為主線的暢銷讀物。通過這個例子，他分析了香港普通民眾政治能動性。

大部分六七暴動的研究，主要關注殖民政府和反殖力量的互動，對一般市民的反應涉及不多。流行的說法則是，「市民在暴動時期『人心惶惶』，然後被港英政府『洗腦贏心』， 所以今天的香港尚未『人心回歸』」。李祖喬的研究突破了這個論述。當時左派抗衡港英的時候高舉《毛澤東語錄》，原本在右派媒體寫言情小說的文人陳子雋突然開始論政，以筆名「萬人傑」撰文，諷刺挖苦左派，後集結成《萬人傑語錄》，在香港的文化市場上用各種「笑料」跟嚴肅體的《毛語錄》競爭。《萬語錄》一度暢銷，其讀者甚至組成了「萬人協會」，其聯誼網絡拓展到「線下」，跨越九七，斷斷續續持續至今。

《萬語錄》雖然繼承了國民黨（編註：香港戰後語境中，右派指香港親國民黨人士）的反共立場，但也反對教條的國族文化主義論述，沒有跟隨國民黨在同一時期，針對文化大革命發起、試圖證明其正統中國性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萬語錄》選擇「以娛樂化的文字遠離反共八股，凝聚地方為本的反共意識」。《萬語錄》對左派的諷刺主要是針對他們的言行不一，崇高理想背後則是各種違背理想的利益考量。例如，他嘲笑左派的反殖民鬥爭中，存在「領薪抗議」的現象，「喊著社會主義的口號，卻配上一副由利益驅動的資本主義身體」。

萬人傑及其讀者試圖維繫的香港，在他們看來是一個讓人活得自由安定的城市。萬人傑的反共言論中，強調的更多的也是「四百萬市民」的生活。李祖喬認為，儘管不能事實上確定刊物是否受到國民黨資助，但這種來自市民（而非黨派）對殖民地秩序的接受，也是當時的實情。在他看來，這種希望地方秩序和生活方式都得以穩定的心態，「或許可以被視為狹隘的地方主義，甚至是被殖民的奴性，但在1960 年代， 它更像一種難民心理的表現。」如果說《萬語錄》和集結的民眾也是進步力量，那也言過其實。除了取笑名不副實的「左仔」，他們也未見得有什麼清晰的主張，也沒有提及港英政府的暴力鎮壓。「萬人傑根本就沒有意圖提供更複雜的思考和對話，只是匆忙地應對左派的文攻武鬥」。

如果扣連講座本身的主題，萬人傑大概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勇」和「膠」的混合體。「勇」的一面是，他從黨派陣營對立政治文化中自發地走出來，在一個獨特的位置勇敢地發聲，並且團結了一班類似的市民。據李祖喬介紹，萬人傑的讀者未必覺得他的笑料多麼幽默，但普遍稱讚他是勇敢的文人。「膠」則在於，他雖然「包容」、「大愛」（按當今的講法），談「四百萬市民」的福祉（萬人傑的講法），但對殖民地秩序缺乏反思，批評止步於「維持現狀」。

在李祖喬看來，這整件事很「香港」：在冷戰結構之下，萬人傑這樣意識形態陣營之外的市民文人及其擁躉，找不到一種理想性地提出清晰訴求（articulate）的狀態。因為不處在北京或者台北這樣的意識形態中心，他們也無法內化、佔用那些語言，習慣用各種「主義」去攻擊別人。他進而談道，「對於香港人來說，我們不會系統地講出究竟要做些什麼﹑長期計劃是什麼，但講不了都要抵抗……這導致了人們只能以取笑別人﹑串人（傲慢指責）或是抽水（靠挑別人毛病彰顯自己）來表達主張。」

把視野拉到當下，這樣的一種政治文化空間，或許仍然是香港民眾抗議行動時所高度倚賴、并試圖保衛的。人們雖然并沒興趣為香港做出甚麼整體的長遠打算，但也不習慣被強行納入計劃、或失去多元的社會空間。在這種政治文化空間中，儘管「笑話」有它的限度，但仍是諷刺時局時有力的「弱者的武器」。回顧剛剛過去的火熱六月，各類集會、行動在公共空間中，嚴肅地展現了香港人捍衛城市的決心，但同時，各種笑料、以調侃的方式揭穿政府鬼把戲、諷刺其傲慢的新聞、貼文也百花齊放，無疑也是這個過程中一股重要的民間推力。

要「左勇」，不要「武膠」：指向未來的意志力

在許寶強看來，「左」和「勇」是互相有吸引力的。說出自己的願景是為左，有意志力去實現它——無論是在抗爭時還是在「落區」的深耕細作中——是為勇。

六月的風暴仿佛讓「左膠vs.勇武」這對雨傘運動遺留下來的冤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陳舊的話題。人們熱衷於討論的，不再是應該選哪一個，而是它們應該如何配合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固然，這是因為是此運動的目標較為一致，政府的一系列作為更是不斷點火。李祖喬的講座和書寫，則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這種對立本身並非不證自明，更不是堅不可摧。畢竟，它們是處在不同位置的知識分子和運動參與者建構出來的抗爭性訴求和路線，回應的是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行動困境。而在傘後，它們漸漸脫離彼時的語境，成為無須解釋的日常用語。這使得它們的意涵固化、縮窄，失去了批評的鋒芒，甚至成為空洞政治標籤，阻礙新的對話。

許寶強總結道，在「勇武」戰「左膠」衍生出來的各種討論中，行動路線之爭只是表面上的對立，真正可以作為雨傘運動遺產的關鍵詞是「膠」和「勇」。在他看來，「膠」最重要的意思是：所做的行動和想達致的目標亳無關係。以這種眼光看，任何政治光譜下的團體，都有可能「膠化」，它不是左翼的專利。而在「勇武」二字中，「勇」是核心，代表一種即時行動的意志力（will to act immediately）。

在雨傘中，當運動激化到衝擊的狀態時，「勇」的這個意思被軍事化，「即時行動」被寄予「即刻有效」的厚望。高舉「勇武」旗幟的行動者，對運動的時長（time span）有過短的期待，正因如此，如果衝擊「失敗」，他們亦容易放棄。以這種時間性來審視社運的成敗，也不利於提出關於未來的期待。

而長時段的希望，正是左翼所強調和有更多思想資源去描繪的。在許寶強看來，「左」和「勇」是互相有吸引力的。說出自己的願景是為左，有意志力去實現它——無論是在抗爭時還是在「落區」的深耕細作中——是為勇。因此，在走出「左膠vs.勇武」這個陷阱之後，也要去粗取精，要「左勇」，不要「武膠」。

此時此刻的香港，最能動員人們上街的仍然是恐懼。過百萬人遊行，為的是未來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團結香港人的，不僅是防守的姿態，也是一種逆向的時間性。在這種時間性中，未來被認為只會更差，從這樣的未來回望，現在並不算太糟。或許，當指向未來的豐富社會願景——而不是恐懼——也能成為動員的主線時，香港的後殖民政治文化和知識狀態，才可以被超越。

（馬天池，自由撰稿人）

（感謝端傳媒實習生王璐璐、梁中勝整理錄音）

參考資料：

注1：李祖喬： 「勇武抗爭：香港的知識分子與暴力/武力的觀念」，鄭煒、袁瑋熙編.《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

注2：李祖喬：「左膠」，朱耀偉編.《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注3：Chung, Ho Fung. A Tale of Two Societies: Fragments of an Ethnography on Umbrella Revolution. Hong Kong Anthropologist. Vol. 7: 1-19 (2015)

注4：Hui, P. K., & Lau, K. C. (2015). “Living in truth” versus realpolitik: limitations and potentials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3), 348-366.

注5：覃俊基. 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 夜貓媒體（2019）http://theowl.hk/2019/06/18/

注6：李祖喬. 文革化下的香港知識分子與大眾刊物：六七暴動中的《萬人傑語錄》. Hong Kong Studies. Vol 2, No. 1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