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 深度 評論

白傑明:時代的迴旋——「未來之後」的中國何去何從?

戊戌變法120年之後,在中國的良知之士、以及所有關注這個偉大民族在新的極端時代未來命運的人當中,悲歎再次清晰可聞。


位於湖南省韶山毛澤東故居,不少遊人在銅像廣場上拍照留念。 攝:林振東/端傳媒
位於湖南省韶山毛澤東故居,不少遊人在銅像廣場上拍照留念。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本文是澳大利亞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今年年初為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所作系列長文《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哪有先生不說話》《中國不是一個紅色帝國》的評論文章。端傳媒經作者授權,全文翻譯(有微幅刪節),以饗讀者。

「要超越烏托邦主義,反烏托邦甚或後烏托邦都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恢復對未來的愛,不是將它作為『應許之國』,而是一種承諾的狀態,一種絕無命定成分的期待。」

米哈伊爾·愛潑斯坦(Mikhail Epstein,),《未來之後》, 1995年,第335頁

一、毛澤東和中國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為中國革命(倘若尚不能說世界革命的話)帶來了一個新的開始、甚至是一個千禧年時刻。它的前提源於一個含混不清的戰略,那就是為了保持革命勢頭和熱情,每隔七八年就要發動一場類似運動。

文化大革命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景觀下展開,它的核心是對最近歷史的的激烈否定。堅持對現在的關注,其出發點是為了守護未來。鬥爭始終存在,尚未定型的現狀受到來自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持久威脅。當局宣稱,這種敵對勢力的邪惡意圖是要「開歷史的倒車」,阻止「革命的火車頭」駛向理想未來。這種顛覆現狀、扼殺未來的卑劣企圖,只能被革命領袖毛澤東所挫敗,他是革命群眾的導師和帶路人。他高瞻遠矚、具有歷史洞察力,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壽命也因此對革命事業的成功至關重要。當他開玩笑說自己有一天要「去見馬克思」,他的擁躉則小心翼翼地稱他的去世尚在「百年以後」。舉國上下,人們以「萬壽無疆」的傳統祝福向他致敬。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甚至有人寄希望於所謂的科學奇蹟,其中之一是想用年輕人的生命來為領導人延年益壽,哪怕是用一年來換一分鐘。革命事業就這樣與其領導者的生命聯繫起來。1976年9月9日,隨着毛澤東的逝世,文化大革命也被視為壽終正寢。

我在1974年來到中國時,至少從政治的標註方式來看,時代已經變得同我此前習慣的節奏不同。

我在1974年來到中國時,至少從政治的標註方式來看,時代已經變得同我此前習慣的節奏不同。此前兩年,澳大利亞工黨憑藉口號「是時候了(It's time)」而上台。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總理的左翼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迅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那些認為澳大利亞在數十年間相對停滯的人來說,時代似乎突然加速;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和別處已經發生的事一樣,世界天翻地覆。人們覺得,這一次,國家似乎正在與時俱進——如果不是說走到了時間前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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