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澳大利亞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今年年初為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所作系列長文《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哪有先生不說話》《中國不是一個紅色帝國》的評論文章。端傳媒經作者授權，全文翻譯（有微幅刪節），以饗讀者。
「要超越烏托邦主義，反烏托邦甚或後烏托邦都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恢復對未來的愛，不是將它作為『應許之國』，而是一種承諾的狀態，一種絕無命定成分的期待。」
一、毛澤東和中國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為中國革命（倘若尚不能說世界革命的話）帶來了一個新的開始、甚至是一個千禧年時刻。它的前提源於一個含混不清的戰略，那就是為了保持革命勢頭和熱情，每隔七八年就要發動一場類似運動。
文化大革命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景觀下展開，它的核心是對最近歷史的的激烈否定。堅持對現在的關注，其出發點是為了守護未來。鬥爭始終存在，尚未定型的現狀受到來自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持久威脅。當局宣稱，這種敵對勢力的邪惡意圖是要「開歷史的倒車」，阻止「革命的火車頭」駛向理想未來。這種顛覆現狀、扼殺未來的卑劣企圖，只能被革命領袖毛澤東所挫敗，他是革命群眾的導師和帶路人。他高瞻遠矚、具有歷史洞察力，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壽命也因此對革命事業的成功至關重要。當他開玩笑說自己有一天要「去見馬克思」，他的擁躉則小心翼翼地稱他的去世尚在「百年以後」。舉國上下，人們以「萬壽無疆」的傳統祝福向他致敬。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甚至有人寄希望於所謂的科學奇蹟，其中之一是想用年輕人的生命來為領導人延年益壽，哪怕是用一年來換一分鐘。革命事業就這樣與其領導者的生命聯繫起來。1976年9月9日，隨着毛澤東的逝世，文化大革命也被視為壽終正寢。
我在1974年來到中國時，至少從政治的標註方式來看，時代已經變得同我此前習慣的節奏不同。
我在1974年來到中國時，至少從政治的標註方式來看，時代已經變得同我此前習慣的節奏不同。此前兩年，澳大利亞工黨憑藉口號「是時候了（It's time）」而上台。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總理的左翼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迅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那些認為澳大利亞在數十年間相對停滯的人來說，時代似乎突然加速；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和別處已經發生的事一樣，世界天翻地覆。人們覺得，這一次，國家似乎正在與時俱進——如果不是說走到了時間前頭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