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六四·三十年 六四·三十年

許仁碩:六四後,誰幫助中國政府突破國際制裁?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歐美各國紛紛以經濟制裁、抵制中國方式表達對武力鎮壓的不滿。哪個國家以外交折衝與實際金援協助中國突破國際制裁?答案或會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滿城的國際媒體眼皮下,解放軍在北京展開屠殺,也讓中國成為國際間的眾矢之的,當時在六四後甘冒大不諱相助的國家,竟是日本。 攝:Jacques Langevin/Sygma/Sygma via Getty Images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滿城的國際媒體眼皮下,解放軍在北京展開屠殺,也讓中國成為國際間的眾矢之的,當時在六四後甘冒大不諱相助的國家,竟是日本。 攝:Jacques Langevin/Sygma/Sygma via Getty Images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滿城的國際媒體眼皮下,解放軍在北京展開屠殺,也讓中國成為國際間的眾矢之的。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才剛滿十年,經濟面還相當仰賴外資投資以及外國政府援助,各國紛紛為六四發動經濟制裁,中國經濟面臨了嚴重而立即的危機。

而在四面楚歌當中,只有一個國家獨排眾議,在輿論壓力下折衝樽俎,協助中國政府突破國際制裁。就今日兩國關係觀之,或許會讓許多人相當訝異,當時在六四後可說「甘冒大不諱」相助的國家,竟是日本。

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雖然日本試圖採取「政經分離」的方式,擱置政治問題,放行民間與中國的商貿往來;中國也打著透過人民外交,拉攏日本的算盤,但屢屢受到其他政治議程優先的干擾。特別是以文革時尤甚。

當時就連同屬左翼、長年經營兩黨關係的日本共產黨,在1966年時本想與中共簽署反帝國主義共同聲明,卻被毛澤東趁勢要求日共也要展開反蘇聯與(日共黨內)修正主義的行動,雙方不歡而散。因此在隨即展開的文革當中,毛澤東甚至將「日共修正主義」與日本自民黨內閣同列為批鬥對象,不僅拷問日共駐中人員,更發動心儀毛主義的日共黨員展開內鬥,弄得雞犬不寧。在政治情勢不穩之下,即便仍有日本社會黨作為窗口,中日關係的整體進展仍舉步維艱。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在建交之前,日本政府就對中關係,早已做好了長期抗戰的打算。結果文革還沒落幕,兩國就在1972年就完成建交,實是大出日本政府的預料之外。

根據日本學者井上正也的分析,在中蘇決裂之前,中日建交的兩個主要障礙,是《日美安保條約》與中華民國。在中蘇決裂後,美國為了打擊蘇聯,反而戲劇性地向中國伸出橄欖枝,這也同時意味著日本對中個關係亮起了綠燈。至於中華民國,在1971年蔣介石退出聯合國後,即便日本國內仍有不少親台派政治家,但在法理上,維持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正當性,已被大幅削弱了。

即便如此,當時中國希望切斷日本在國防與經濟上與台灣之間的密切關係;除此之外,也要求日本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對象,再次解決終戰與戰後賠償問題。對於前者,日本仍希望比照建交前的對中關係,與台灣維持實質往來;對於後者,日本官方立場認為,二戰相關的法律問題,已在1952年透過與中華民國間的日華合約解決,並不希望再跟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一次戰後問題。 但在聯日制蘇的戰略考量,以及經濟上的迫切需求之下,中國迅速選擇了妥協。

1972年,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訪中,與周恩來會談,帶回了中國願意接受日美安保現狀、默認台日實質往來、並放棄戰爭賠償的訊息,成為了日方決意建交的關鍵。

井上認為,兩國當時選擇以「共同聲明」而非「條約」形式建交,就是為了避開日本國會審議,以求擱置釣魚台、台灣、戰後賠償、歷史詮釋等重大爭議。固然,這些議題在日後均陸續引爆,至今仍深深影響中日關係,但就當時而言,在相關爭議均源自於冷戰結構,非兩國間所能立即解決下,「求同存異」式的建交,是唯一且務實的選項。

中日兩國關係在建交後快速升溫,日本企業著眼於廣大的中國市場,乘著中日友好的風潮與鄰國的地利之便,前往新天地開疆闢土。根據日本學者馬場公彥的研究,當時中國送了兩隻熊貓給東京上野公園,引發了熊貓旋風,與中國相關的影視作品也廣獲好評。而根據日本政府調查,日本人對中國「感到親近」的比例,在1980年來到了78.6%的歷史新高,可說是中日關係的蜜月期。

歷史遺產沈重,中日關係冷熱交織

但馬場也同時指出,向日本開放的中國,固然在日本政府、產業界與一般民眾間帶來一股「中國熱」,同時也投下了陰影。原本在日本基於嚮往毛主義、文革,支持中國最力的左翼論述,在中國共產黨的封建、腐敗、貪污等現實狀況被披露後,淡出了輿論舞台。而改革開放也非一帆風順,在缺乏法制、金融、交通、能源等基礎建設下,再加上政治掛帥下,相關產業政策朝令夕改,令不少日企鎩羽而歸。

在這樣冷熱交織的兩國關係當中,日本政府的對中政策,基本上仍是以加深兩國友好為方向。在1987至1989年間擔任駐中大使,親身經歷六四事件的中島敏次郎,於自己的回憶錄中對當時的中日關係有著詳細記載。

中島回憶道,中國官方在中島初赴任時,立即提出了三點要求:首先是東芝因違反了對共產國家的禁運條款,被處以對共產國家全面禁運一年,禁運對象也包括中國。其次,是京都留學生宿舍「光華寮」,當時法院判決該宿舍屬於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接收該宿舍。最後則是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在發言中指鄧小平是「雲の上の人」(雲端上之人),除了指鄧身居高位外,還暗諷鄧可能為部下所蒙蔽,但中方譯為「老糊塗」,引起鄧的激憤。

中島認為,一般而言外交官初赴任的拜會,只是禮貌性的問候,但中國卻突然當場要求日方解決具體議題,可說是相當失禮。或許這也反映了胡耀邦失勢後,中國對日外交立場的修正,胡耀邦立場親日,也備受日方敬重。但這並未影響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竹下總理仍在1988年訪中,會見鄧小平,並承諾提供中國第三次政府貸款,額度預定為8100億日圓,日本國內輿論也無反對聲浪。

而當群眾從1989年四月開始在北京聚集時,中島也緊盯著廣場的動態,經常親自到現場觀察。在中島的眼中,運動除了全國各地學生前來聲援外,也廣獲北京市民的熱情支持,從勞工甚至公務員都加入抗爭的行列。但到了後期,持續二個月的運動已顯疲態,根據中島所見,現場開始瀰漫著考慮退場的氣氛,但又騎虎難下。就在這個時間點,解放軍對群眾展開了屠殺。

在六四屠殺發生後,日本大使館在滿城槍聲中,開始全力撤僑。在通訊尚未如此方便的年代,擁有專用天線的大使館,成為重要的資訊來源。但除了撤僑之外,根據中島的說法,他個人雖然非常同情中國民眾,也對中國政府極度不滿,但當時的日本政府在對中外交上「毫無作為,也無計可施」。

日政治人物醜聞纏身,對六四無暇他顧

原因在於,1989年的日本政壇,正面臨著空前的劇烈動盪。1988年,爆發了被稱為戰後四大政治醜聞之一的「RECRUIT事件」(リクルート事件),知名企業RECRUIT公司,以公司股票行賄的弊案曝光,自民黨政要幾乎都捲入其中,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創下新高。

另一方面,當時的最大在野黨社會黨,在史上首位女性黨主席、群眾魅力驚人的土井多賀子的帶領下,正捲起一陣「土井旋風」,劍指1989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弊案纏身的竹下內閣不得不總辭,改推原本因疏遠權力核心,而未卷入弊案的原外相(外交部長)宇野宗佑繼任首相,在6月3日上任。

由於宇野才剛於1989年5月訪中,一般期待他會對六四有所作為,但就在上任後三天,知名藝妓中西光子公開告發宇野想要包養自己。這樁醜聞讓宇野狼狽不堪,自民黨在7月的參議院大選中大敗,失去了過半席次,宇野引咎辭職,內閣僅維持了69日。繼任的總理海部俊樹,是從與弊案、醜聞無緣的小派閥中,被躲避弊案風頭的大老們拱出來的,和宇野一樣,是以拯救自民黨的形象為主要考量,在黨內並無實力。

在政壇動盪下,根據學者三宅康之的研究,日本外交部門選擇維持了既定的親中路線。外務省(外交部)雖對中國駐日大使楊鎮亞表示:「(六四)基於人道立場無法接受」,但關於日本是否會採取實質制裁,宇野首相則表示:「與美中關係不同,日本與中國間有著戰爭歷史」、「採取制裁對鄰國很失禮」、「答應了的援助就必須履行,跟人道問題是兩回事。」

在政府堅持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方針之下,日本企業的駐中員工也先於其他國家,在六月中旬相繼返中。

但當時西方各國均採取了實質作為,包括武器禁運、凍結官方訪問、延後或凍結資金、技術支援等制裁措施,同時也要求中國政府公平審判抗爭者,並延長在國內中國留學生、移民的簽證。

相較之下唯一拒絕採取行動,並迅速恢復對中關係的日本,被各國輿論批判為「唯利是圖」、「趁火打劫」。

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日本外務省在六月底宣布暫時凍結既定的第三次政府貸款,以及其他無償援助計畫,並暫停閣員訪中。而當時最重要的外交場合,是在7月14日於法國舉辦的G7高峰會,由於1989年也是法國大革命200週年,這點也在廣場上成為群眾的口號之一,因此法國擺出了將在高峰會上,以人權立場嚴厲譴責六四的態度。

在這樣冷熱交織的兩國關係當中,日本政府的對中政策,基本上仍是以加深兩國友好為方向。

在這樣冷熱交織的兩國關係當中,日本政府的對中政策,基本上仍是以加深兩國友好為方向。圖:Imagine China

日本雖然拿中國沒有辦法,仍希望透過勸阻G7的對中制裁,試圖在「嚴厲譴責六四的西方諸國」與「峻拒外國干涉內政的中國」之間扮演和事佬。在高峰會上,日本外交官力陳「制裁只會讓中國陷入孤立,更加危險」,而在日本背後,也有美國總統老布希的支持。當時布希雖在美國輿論與國會壓力下採取了制裁措施,但也立即派出密使與中國高層會談,表達布希對中美友好的重視

在日本的外交工作以及美國的暗中支持之下,高峰會後各國針對六四的共同聲明中,雖然表明了批判,但並未提出進一步的制裁措施,而是在羅列各國既存的制裁後,期許中國若能採取政治、經濟改革,並讓當時強力支援學運的香港恢復對中國的信任,各國便將重啟對中國的往來與援助。

雖然在這段時間當中,中日的外交往來停滯,但日本的一切作為,中國都看在眼裡。根據當時中國駐日大使楊振亞的回憶錄,在七月於北京召開的大使會議當中,中方就決定將日本作為解除國際制裁的突破口,並展開對日本政界與產業界的積極接觸。在雙方的默契之下,海部首相在八月就重起了先前凍結的對中援助,中日友好議員聯盟也在九月訪中,會見鄧小平、江澤民,成為六四後首批訪中的西方陣營政要,產業界也接著相繼組團訪中。

美國也在檯面下,推動日本持續前進。根據當時日本駐美大使松永信雄的回憶,包括美國前總統尼克森,以及世界銀行總裁科納布爾(Barber Conable),都對松永表示,希望日本能當率先重啟對中援助的領頭羊。而當時在日本社會黨負責對中關係的河上志雄,也在回憶錄中寫道,在89年的中國國慶前夕,在社會黨高層顧慮日本輿論,不便訪中的氣氛中,他銜命赴中修復兩黨關係。而國慶晚宴上,他竟意外發現美國前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亦是座上賓,令河上不禁感嘆,「美國對中外交的城府之深。」

最後,歷史亦大致如日、中、美的所設定外交劇本進行。在日本率先行動之下,對於六四堅持「內政不容干涉」的中國,以方勵之等知名人士流亡為交換條件,西方各國則以「支持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可促進未來中國政治改革」為由,找到了下台階。各種制裁在90-91年間相繼解除,與各國間也恢復了高層互訪,中國就此與全球資本主義接軌,走上了經濟發展的道路。

在政局混亂、對中外交工作停擺的情形下,日本在六四後,究竟為什麼仍獨自堅持親中路線呢?學者杉浦康之指出,一般認為有希望獲得外交主導權、針對侵略歷史的贖罪意識、對經濟制裁的反感、日本國內對人權議題漠不關心、以及不願因經濟制裁而付出代價等主要原因。

反過來說,中國政府巧妙地掌握了日本的上述心態,對右派誘之以經濟利益,對左派則以歷史問題為籌碼,讓雙方陣營都相信「中日友好」有利於日本,在經濟上協助中國,才是真正能協助中國在未來走向民主的務實作法。最後成功地在政治上不讓步、不損及統治正當性之下,中國以日本為突破口,在短短一兩年間,就解決了後六四的外交與經濟困境。

但看似大獲全勝的中國,其實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在六四之後,中國於日本一般民眾間的中國熱迅速冷卻下來,對中國「感到親近」的日本人,從88年的68.5%,在六四後暴跌至51.6%(該民意調查於十月進行),從此再也沒有恢復過。

而為營造中日友好氛圍,六四後中國政府一度壓抑了反日民族主義的聲浪,但失去了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號召的中國共產黨,民族主義成為思想上最後的支柱。在往後的日子裡,中共反覆操作歷史、領土議題激起反日情緒,雖然鞏固了國內支持,但也讓日本人的親中情感每況愈下。在2014年,只剩14.8%的日本民眾對中國感到親近,創下歷史新低。

在今日的日本,談到所謂親中派,除了少數人是基於對歷史問題的反省,認為需維繫中日友好之外,大多親中聲浪仍是著眼於中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有志於中國市場的年輕一代,多屬此一意見。可以說中國對左派談歷史,對右派談經濟的對日外交手法,在今日仍然是維繫中日關係的主要基礎。

但並不是所有關心中國的日本人,都就範於上述中國的外交兩手戰略。知名作家安田峰俊,在去年出版了「八九六四」一書,追蹤了數十名與六四相關的人士,訪問他們對六四的回憶,以及現在對六四的看法。

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受訪者佐伯加奈子(化名),當時正在運動的核心學校之一北京師範大學留學。與當時許多關心運動情勢的留學生一樣,佐伯經常出沒在天安門廣場,有時也協助日本媒體搜集資訊。而六四後最讓佐伯心碎的,是原本論及婚嫁,當時也積極參與運動的男友,雖然倖免於難,卻變了一個人。從理想熱血青年,變成了一個唯利是圖、炫耀自己有日本女友,只想著結婚移民日本,依賴佐伯養活自己的人。而且不僅是男友,身邊的中國人朋友,對日本人也都勢利了起來,「向錢看」,「再也感覺不到真誠。」

從佐伯的訪談,可以看出日本不惜背負罵名,也要幫助後六四的中國政府,在鈔票與罪惡感之上重建的「日中友好」,是否真正幫助到了中國人民,在三十年後的今日,結果已經相當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子彈,在1989年6月4日當天,不僅殺死了群眾的肉身,以及一代中國人的理想主義,同時在昔日的「日中友好」潮流當中,兩國人民針對和平、平等與民主等政治議題,曾經有過的交心與共鳴,也隨之被葬送在天安門前的鮮血當中,漸漸不復為世人所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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