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六四·三十年 評論

「北京公社」的八個瞬間(下):以「無政府主義」視角重構六四

這個昂揚在北京街頭的無政府主義瞬間,充滿了反抗國家與軍隊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運動轉化為一場對抗警察權的戰鬥,其意義相當深遠,決定了之後整整三十年裏中國警察權的膨脹。


1989年6月4日,一名示威者與一輛燃燒的裝甲運兵車。 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6月4日,一名示威者與一輛燃燒的裝甲運兵車。 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應端傳媒邀請,為六四30週年而作長文的第二部分。上篇請參見《「北京公社」的八個瞬間(上):六四三十年,對於「反思」的反思

一個無政府主義視角

當然,在社會運動的策略層面,如果5月28日廣場表決是傾向撤出的話,我們很容易想像這代表着運動的和平結束,然後執政黨內的分裂也公開化,可能發生持久的內部爭論和分裂,或者民主派將佔上風,或者最終以政變形式結束這場爭論。將來如果發生一場類似哪怕更小規模、時間更短但是又有足夠規模的公開抗議的話,其政治效應也可能同樣如此。

這可能就是中國統治當局在1989年之後極力防止任何大規模公開抗議的根本原因,因為只要發生這樣一場抗議,對執政黨來說就可能是致命性的。類似的,這可能也是他們的意識形態至今還要裝點着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字眼,作為所謂「核心價值觀」要素的原因之一,擔心反對派可能輕易地使用這些簡單口號就能區隔、動員。這是一個貌似強大政權的脆弱一面,也是它不對稱地使用大規模軍事力量鎮壓一場和平抗議的根本原因。

而在更為廣泛的理論層面上,1989年北京發生的大規模絕食行動和廣場佔領,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歷次大規模抗爭運動當中,如此要求民主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又是幾乎唯一的,聯結了共產陣營的內部抗爭和冷戰結束後在西雅圖、紐約、開羅的抗爭運動,而後者受到後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高度評價。

2011年「佔領華爾街」行動中的無政府主義,早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中就已經暗暗主導着佔領行動和民主運動的後半階段。

具體地說,2011年「佔領華爾街」行動中的無政府主義,早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中就已經暗暗主導着佔領行動和民主運動的後半階段。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佔領運動的理論家格拉伯(David Graeber),認為1989年冷戰結束意味着國家社會主義的破滅、而2008年金融危機則意味着資本主義的破滅,從此迎來無政府主義的復興。而他所簡單描述的一個不需要軍隊、監獄和警察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秩序,幾乎和一百年前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論述沒有任何差異,也讓1989年的「北京公社」更像一個無政府主義運動,而不是一開始就建立了自己武裝和法庭的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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