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逃亡，王超華做了一件她最不喜歡的事情：向別人證明她是「王超華」。
在1990年被香港黃雀行動營救之前，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中國公安故意放的誘餌，她必須證明自己「於1989年4月代表研究生院參加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會，並擔任常委、副主席」，證明自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於二十一名通緝學生名單中第十四名」的那個王超華。
逃亡30年後，2019年的台北，王超華向記者回憶起這段經歷：「1990年的春節過後，北京已經解除戒嚴了。對方不能確定我是不是王超華，那就讓我寫一封信，給在美國留學一個朋友。寫得好家常，但非常具體的小事。我給她寫了，上次我孩子出生的時候，因為妳的孩子已經長大了，妳就把那張小木床送給我了。這小木床相對來說體積大一點，她不會忘記，又是我倆才知道的事情。信輾轉送到她手中，確認了我是王超華，就不讓美國那邊跟我聯繫了，要切斷關係，因為線索越少越好。接下來，香港那邊（黃雀行動）開始跟我聯絡了。」
我確實不是一個小人物了。我開始體會到作為一個政治符號而生存的痛苦。在那半年多裏，對每個可能接觸我的人來說，附著於我的政治標籤的意義都遠遠大於我做為一個個體的其他意義。
「去坐火車的時候，我問，我能不能再去天安門廣場看一眼？接我的人說，不行，太危險了。我路上往廣場的地方遠遠看了一下，好像還能看到一點點。天安門有燈光，就能看到一點，就是最後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