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後，報社一直叫我回台灣，我請求好幾次讓我留下。沒用。」台灣攝影師謝三泰説，「他們斷絕我的經濟來源，當時住飯店、吃、喝用的都是外匯券，人民幣上蓋個章，就能賺我們二十多倍的匯差。我一下就沒錢了，沒錢就沒轍，只好回來。」
「我拍的最後一張照片，是民眾朝毛澤東像潑漆的照片。」回台灣的十天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慘遭血洗，八九民運從此成了謝三泰心裡永遠的痛。這30年來，他選擇塵封這批照片及回憶，至今講起這事，他還是語帶悔恨，「我覺得自己是個逃兵。」
就在八九學運的兩年前，台灣開放民眾到中國探親，同樣在1987這一年，謝三泰進了《自立晚報》擔任攝影記者。同年9月，他在桃園機場的候機室拍下同事徐璐、李永得和發行人吳豐山的照片，待徐、李二人搭機離台，回程車上，吳豐山才神祕兮兮地跟他揭曉，「三泰，我們正在執行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問任務為何，吳笑稱，「到中國。」
「我在台灣跑街頭運動，沒想到北京居然也有街頭運動可以跑。」
1987年，《自立晚報》成為首個進入中國的台灣媒體，當時是非法行動，報社保密到家。事後更引發徐李二人回台被移送法辦的軒然大波，最終獲判無罪，二人儼然成為記者界的明星。「從小到大台灣教育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教你中國歷史和地理，又一直被灌輸說他們很窮，都在啃樹皮。」彼時才30歲的謝三泰直言自己也很好奇，「我真的很想親眼看看它到底是長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