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深度 六四專訪

六四報導在香港:抵抗時間流逝、採訪管控和中央劃線

「有些被訪者二十週年時找到他們,廿五週年時已經不能接觸到了。」 香港傳媒人如何年復一年講述六四?我們採訪了《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和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高級監製薛友德。


時間是記憶最大的小偷,報道六四的慘劇,一如跟時間競賽。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時間是記憶最大的小偷,報道六四的慘劇,一如跟時間競賽。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香港電台《鏗鏘集》高級監製薛友德,上月突然收到消息——「張健死了」。2019年4月15日,張健乘搭飛機時突然昏迷,航班急降德國,張健經搶救後不治,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離開人世,時年48歲。

薛友德最後一次見張健,在十年前,時值六四二十周年。薛當時是《鏗鏘集》編導,跟同事潘達培抓破頭皮,構思報道。兩人翻查1991年播出的《鏗鏘集》,其中紀錄八九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約有五百人。「二十年過去,他們想家嗎?他們能夠回家嗎?」二人萌生了重訪流亡者的念頭。

這個六四系列報導最後以「回家」、「解結」、「延伸」和「守望」為題,一連四集播影,張健就出現在第一集「回家」裡。薛友德回憶當日跟他見面,是在巴黎一幢舊式公寓的閣樓,「那是張健的家,十分狹小,但他似乎十分知足。」張健平日在唐人街一家烤鴨店為客人剁燒鴨,工餘時間幾乎都投身海外民主運動和教會的侍奉。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也是在這一塊安全的天地裡,張健才能透過網絡「回家」,跟遠在北京的母親用視像「見面」。

與時間競賽的六四採訪

八九六四時,張健年僅十八歲半,是北京體育學院的運動員,在廣場上擔任學生糾察隊的總指揮。六四凌晨,他在天安門廣場向一個中校軍官以死相諫,請求釋放被抓民眾時,遭軍官連轟三槍,被送往醫院搶救後,救回一命;但那顆射穿了左腿骨頭的子彈,則一直沒有機會動手術取出。張健隨後用假證件在北京、東北和內蒙等地匿藏,12年後因參與一宗維權事件,身份不慎曝光,遂逃亡到法國。薛友德探訪他之時,張健已流亡巴黎8年,更碰上他進行手術、把留在大腿裡面足足20年的子彈取出來的日子,「我記得當時張健說,如果這是仇恨的子彈,希望就是最後一顆。」

薛友德最後一次見張健,在十年前,時值六四二十周年,更碰上他進行手術、把留在大腿裡面足足20年的子彈取出來的日子,「我記得當時張健說,如果這是仇恨的子彈,希望就是最後一顆。」

薛友德最後一次見張健,在十年前,時值六四二十周年,更碰上他進行手術、把留在大腿裡面足足20年的子彈取出來的日子,「我記得當時張健說,如果這是仇恨的子彈,希望就是最後一顆。」網上截圖

那一集的「回家」,片末的鏡頭設定在北京:2009年的農曆年三十,張健日夜惦念的母親,在《鏗鏘集》的鏡頭前,把眼睛笑成一條線:「有時他想我想哭了,他一哭我就笑。我不跟他哭什麼,我不讓他掂掛。」說畢,張母靜靜地翻兒子的相簿,卻泣不成聲。一直很想回家的張健,在巴黎接受訪問時,也在鏡頭前這樣說過:「有時我太想家,跟媽媽說,不如我回去投降了?媽說,你要找一個很好的理由,如果沒有一個讓你良心過得去的理由,健,相見憐如不見。」

被鏡頭紀錄下來的畫面依然清晰,但轉眼十年,張健已經離別人間。收到張健離世消息的當天,薛友德請同事把當年訪問的片段剪輯,放上臉書以作悼念。張健遽然離世,也震驚了民運圈子,不能回家的他,只留下了最後一顆仇恨的子彈,送給了香港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展覽。

這種年復一年插秧式的報道和記錄,在不知不覺間完善了一幅更大的拼圖、推開了一扇亦假亦真的歷史之窗。

除了張健,還有曾經在1991年和2009年兩次接受《鏗鏘集》訪問的前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亦在2014年去世。陳是趙紫陽的智囊,因六四時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而遭通緝,被迫流亡美國。他同樣於六四二十周年「回家」一集中出現,陳一直想家,終亦客死異國,終年78歲。薛友德說:「這些流亡者心裡都想回家,但要回家,當局就會開條件,好幾人因此寧願不回。陳一諮當年亦靠不少人傳過話,他曾收到訊息表示可以回去,但再去到更高一層時,忽然就沒有下文了。」

過去三十年,在華人國度,年復一年堅持跟進六四相關的人和事的電視台,大概越發稀少。這種年復一年插秧式的報道和記錄,在不知不覺間完善了一幅更大的拼圖、推開了一扇亦假亦真的歷史之窗。不過只是身處其中的記者,大概沒有為意。

其中很多珍貴的六四採訪片段,諸如21名被通緝民運領袖名單中的項小吉和周鋒鎖,《鏗鏘集》亦有記錄過;已去世的劉曉波被拘捕前,港台電視部的記者更曾拍攝了他六分鐘的訪問片段,成為了劉曉波在鏡頭下最後的定格。

時間是記憶最大的小偷,報道六四的慘劇,一如跟時間競賽;距離八九年日子愈久,這場學運的見證者年紀愈大,能重現他們的機會就愈少。薛友德說,海外的流亡民運人士對香港記者都有特殊感情,緣於不少人當年經由香港出境,或曾得「黃雀行動」之助。「他們口中常提及,香港每年舉辦的悼念活動,竟從沒停過。他們總是很感激香港記者,這麼多年來仍然關注他們,會重訪他們,只要不是立場已變,他們一般都很願意跟記者再談六四。」

關於六四最核心的集體回憶能否保存,當中有一種政治權力的角力

兩個版本的六四回憶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陳韜文,過去十年跟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合作研究,拆解為何三十年來,香港人仍對六四念念不忘,並烙印成一種集體回憶。陳轁文解釋,其中香港傳媒所擔當的角色,甚為重要。

「關於六四最核心的集體回憶能否保存,當中有一種政治權力的角力;一般來說,政府和建制會產生主導作用。以內地為例,建制和民間主流的集體回憶往往一致,但在香港則相反。主流的六四回憶,不在官方,竟在民間。」但他亦不諱言,若把視野放大至整個中國,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回憶,以人數來計,則變成非主流的少數了。

陳韜文:若把視野放大至整個中國,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回憶,以人數來計,則變成非主流的少數了。

陳韜文:若把視野放大至整個中國,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回憶,以人數來計,則變成非主流的少數了。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陳轁文指出,香港人今日的六四記憶,能跟北京官方的六四版本分庭抗禮,其實是有賴三十年以來,傳媒和民間團體如支聯會等的互為作用。他解釋,八九六四的初期,中國政府試圖用他們的宣傳機器,去把事件改寫,「官方的說法是,學生受外界顛覆、受外國煽動,強調的是民間暴力、軍人被打,參與民運的民眾試圖顛覆共產政權。整個論述就是將責任放在學生身上,引證鎮壓暴亂有理。」

這種經改寫的回憶在內地廣泛散播,卻沒能改寫香港人的主流記憶。陳轁文認為,香港傳媒在其中的作用,飾演了「記憶動員」的角色,包括年復一年對於六四燭光晚會的報道,或者個別媒體逢五年和十年的回顧、跟進和採訪。

不過陳韜文也承認,隨時日過去,不少傳媒的取態已有所改變,「八九年的時候,即使左派傳媒都有派人到天安門採訪,作出了很多報道。但事件過去後不久,香港左派報紙對六四已改變態度,採取了迴避、封存的策略,不再觸及。加上香港很多傳媒亦已被收編,又或者出於自我審查,因此媒體的力量確實是慢慢減弱。」不過,陳轁文認為,一些較親中的商業報紙仍有報道六四的悼念活動,即使數量上很少,「也不是全部變成左報,他們能否過到自己那一關?他們的讀者又是否能信服?報道的數量是少,是絕對比不上明報和蘋果日報。」

陳沛敏:「我由做記者開始,看見前輩和同事是這樣做,於是每年到時到候,你就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去報道。」

陳沛敏:「我由做記者開始,看見前輩和同事是這樣做,於是每年到時到候,你就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去報道。」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蘋果日報的六四情意結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曾經在不少訪問裡說過,八九六四是他人生的轉捩點,沒有六四,就沒有《壹週刊》。黎智英本來從商,是佐丹奴時裝連鎖店的創辦人,六四時曾捐贈二十萬件印上標語的恤衫,予參加遊行的香港巿民;其業務因而遭中央封殺,最後他只能把手頭上所有的佐丹奴股份出售。黎智英赤膊投身傳媒,其想法是資訊能令人自由,《壹週刊》遂於六四發生後九個月面世(註:《壹》印刷版已於2018年2月停刊),而《蘋果日報》則於1995年創立。

雖然這個老闆的政治立場鮮明,但目前於《蘋果日報》任職副社長的陳沛敏,卻說出了發生在編採部的另一番景象。陳沛敏加入蘋果日報23年,她由港聞版記者做起,至副採訪主任、總編輯,現任副社長,曾於九一一時赴美採訪恐襲、也去過日本福島的海嘯災區,並曾參與很多六四系列的採訪報道。

八九六四時,陳沛敏正於香港中文大學工管系念二年級,也是學生報的編委。當年5月20號凌晨,電視播放北京宣佈戒嚴的消息,住在赤柱的陳沛敏在電話裏跟同學約定,立即前往新華社示威。那是個大風大雨的夜晚,她一邊哭一邊執拾出門,從不理政治的母親,卻沒有出聲過問半句,彼此心裏知道,那是一個特殊的時刻。

並非有個人指住你要去做六四,卻成為了一種內化的傳統。

《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

轉眼數十年,六四已成為她職業上的內化價值。「逢五逢十,大家都自覺要較大規模去做六四題材。記得對上的二十周年,我和幾個同事本來打算由五四開始,一直做到六四,如果能連續一個月,每日也有六四篇幅,已經好棒。」誰料他們愈做愈起勁,最後這個「六四系列」竟然由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開始,「動員了幾個同事,每日最少刊登一版有關六四的報道,周圍發掘很多不同人的故事,一直到做六月五號,報道燭光集會,足足一個半月。」

問陳沛敏報道六四題材,是不是收「柯打」必做,她說沒有從上而下的指令,反而有一種前後相繼的承傳。「我由做記者開始,看見前輩和同事是這樣做,於是每年到時到候,你就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去報道。更貼切的說法是,並非有個人指住你要去做六四,卻成為了一種內化的傳統。」

如果有一日《蘋果日報》不再做六四的報道,陳沛敏相信讀者會是第一個問「點解」的人。

如果有一日《蘋果日報》不再做六四的報道,陳沛敏相信讀者會是第一個問「點解」的人。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曾經鬧雙胞的6月5日

她認為,如果有一日《蘋果日報》不再做六四的報道,她相信讀者會是第一個問「點解」的人。蘋果日報自從創刊至今,每年6月5日皆以六四燭光晚會作為報紙頭條,陳沛敏說,對上一個十年,時值六四二十周年,他們的頭條便鬧了雙胞,「那時我不是決策層,不知道內部進行了甚麼討論,但報紙印出來後,就是燭光晚會的封面頭條,以及李澤楷已為人父的頭條,雙封面。」

陳沛敏說,若非碰上六四燭光晚會,李澤楷必成頭條,「但對我們來說,六四翌日的燭光照片,有一種特殊意義。但我相信,對其他報紙來說,則未必有這種『六四』的考慮。」

不過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始終要衡量新聞的價值,「新聞始終要秤,一般來說,自會做六四燭光晚會。但若然蘋果有一日放棄用六四晚會行頭,必須有很大的理由去justify(合理交待):點解唔做?那必定是有一單極具影響力、涉及很大公眾利益的新聞發生。」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傳媒環境跟十年前相比,又起了更大的改變。陳沛敏直言,目前蘋果日報已將更多資源投放發展網上新聞,即使是六四的報道手法,也跟以往不同,「例如今年的燭光集會,一幅相已經不夠了,當晚更要在網上做live。網的同事也想出很多主意,四月已把『自由花』重新編排,拍了一條三分幾鐘的MV,找童聲演唱。另外又以舊曲新詞方式,請港人合唱六四的回憶。」至於今年的六四專題,同樣也是4月15號胡耀邦逝世之日開始,將會每日出版,直至6月5日。

最近幾年,香港開始湧現「六四關我乜事」的聲音,陳沛敏說,這也是他們要思考的問題。「蘋果日報的報紙讀者,年紀較大,未必有這個疑問,但蘋果網的讀者,就可能會出現這個想法。我們需要用不同的介面和手法去吸引不同讀者,但對於一些完全不關心的人,自由社會就是有不同意見的人,我們也只能夠繼續做好本份。」

反而對於傳媒因政治環境而噤聲,她更為慨嘆,「現在最常說的鼓勵是:大家盡做啦!有得做就應該做,若果等到有一天六四成為敏感詞,要打擦邊球才能報道的話,那就太戇居了吧?」

六四兩字比以前更敏感

其實,中大學者陳轁文亦有提出,香港傳媒現今對於保存六四記憶的作用,已見收縮和限制,「因為權力轉變,致媒體自我審查,對六四的報道就有所收斂。六四的敏感性已比以前更高,非常不利於集體回憶的承傳。」

至於本土那種「六四關我乜事」的看法,陳轁文認為,此亦是未來阻礙六四記憶承傳的不利因素。「本土主義的興趣,其實跟中國的打壓,是連在一起的。香港人有本土傾向本是正常,只是不會變成一套主義。關鍵是當香港人失去了本來享有的高度自由,你愈打壓,本土就走出來,令人愈覺得跟中國疏離,於是連帶六四也會割離,因為事不關己。」

他認為,若要繼續維繫香港社會對六四的集體回憶,而不被另一種中國官方或本地左派所建構的六四版本取代,香港傳媒以及公民社會,必須較以往三十年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捍衛。他說:「時間會把一切沖淡,這是不可違抗的自然力量,加上官方有意打壓,以及有經歷的人逐漸老去,還有本土的意識愈強,那六四的記憶更難承傳。」

薛友德:「六四報道跟其他的採訪不同,是一件幾十年的事件,牽動的範圍很大,每年再做都要思考不同的角度,檢視它不同的意義。」

薛友德:「六四報道跟其他的採訪不同,是一件幾十年的事件,牽動的範圍很大,每年再做都要思考不同的角度,檢視它不同的意義。」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記者採訪遭干涉和扣查

香港電台高級監製薛友德,回想過去多年處理六四系列的專題報道,也有類似感受。在他看來,中央對六四的管控似乎愈發收緊,六四似乎比以前來得更為敏感。「二十周年的時候,同事潘達培主要負責回內地採訪六四異見者,當時的感覺是,環境相對寬鬆,只要有適當部署,媒體還是可以接觸到死難者家屬,甚至拍攝到他們到萬安公墓拜月祭的鏡頭。」他續說,2009年之後,港台再於六四二十五周年時,派同事到北京做訪問,情況已大為不同,「有些被訪受二十周年時找到他們,廿五周年時已經不能接觸到了。」

港台在六四廿五周年時,製作了「囚語」和「扎根」兩個特輯,採訪上也遇到莫大困難。其中訪問北京民間智庫「傳知行」創辦人郭玉閃時,記者甫抵達南京便遭便衣公安跟蹤,最終被迫取消訪問。但其實於六四二十周年的時候,記者曾成功跟隨郭玉閃到南京造訪郭的六四啟蒙老師;而同樣於二十周年時訪問過的六四死難者家屬郝建,亦於五年前的五月,亦即記者的訪問季節,突然「被消失」了。

薛友德直言,五年前那一趟實在是「很惡劣」,當日他收到新聞行家打電話去港台公關部,要求確認:「你們是否有記者在內地被拉?」今日回想,他仍顯得憂心,「當時我未清楚情況,不能對外講太多。」究竟實情如何?他說:「同事做訪問時一直遭到內地部門的跟蹤和干涉,試過在酒店被警告,另一次直接被扣查。」事緣記者當日跟天安門母親新發言人尤維潔聯絡之後,就被公安指她涉嫌藏有危險物品,扣查了整整九個小時。

劉曉波的最後定格

作為主管,薛友德從不害怕同事退縮,卻最擔心他們衝得太前,他搖搖頭笑道:「記者總是勇往直前,當他們認定那個值得做,就好盡力。你做主管的,就要提醒他們,始終我們最顧慮的是人身安全。很多事情不能預計,要有分寸,是否必須冒很大的險去做?是否一定要衝到最前才能看到,退後一些,是否也可行?」

薛友德1994年加入港台《鏗鏘集》,從助導做起,經歷編導、監製,至今為高級監製,曾兩次去到南亞海嘯的災區採訪。他第一次參與六四報道,是九七回歸那一年。之後六四十周年、二十周年、廿五周年等,他都以不同的身份參與製作,「六四報道跟其他的採訪不同,是一件幾十年的事件,牽動的範圍很大,每年再做都要思考不同的角度,檢視它不同的意義。」

1997年6月9日,鏗鏘集以《揮不去》為題,製作有關六四事件八周年的新聞節目,更找來司徒華為節目題字,原稿保存至今,擺放在薛友德的辦公室內。

1997年6月9日,鏗鏘集以《揮不去》為題,製作有關六四事件八周年的新聞節目,更找來司徒華為節目題字,原稿保存至今,擺放在薛友德的辦公室內。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大型採訪需要周詳的規劃和部署,但採訪的念頭很多時都是一念之間,「有時是當下一個moment你決定去採訪,做了就是做了。過多幾年,可能情況已不容許,當刻如果roll機記錄了,片段就很寶貴。」他難忘11年前的2008年,就在《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被拘捕前兩個月,有同事一念之間找他做了個訪問,「那時也不知道是否埋到身,結果真的見到面,終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訪問片段。」

那六分鐘是劉曉波人生中的最後一個訪問,之後不斷被同行借用,「有些東西記錄了,就是記錄了。」

下一個十年,燭光不是必然

中大學者陳轁文和李立峯的六四研究,已進入尾聲,陳轁文說,希望能盡快將報告書寫成文稿刊登。問他這個香港版的六四集體記憶,未來將何去何從,他說,過去三十年來要維繫這個記憶,本來已經困難重重,「過去也絕對不是一帆風順,實際上考驗亦很多。例如董建華回歸時已叫香港人要放下六四包袱,然後是巿民的淡忘,近年又屢受本土派的挑戰,這些全是真實考驗,香港克服過很多的壓力之後,才有今日的狀況,算是保存到六四回憶的核心部份。」

那麼放眼下一個十年,將會跟香港已經歷的十年,有甚麼最大的不同?陳轁文提出了這樣的憂慮,「很多年以來,本來香港左派報紙對六四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但近年起了變化。你看一些建制派的網頁,如香港G報、港人講地、幫港出聲等,已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言論,例如控訴支聯會『掠水』,也多番輸出諸如『六四有鎮壓必要』的言論。」

現在中央也試圖劃線,如果把這條線再劃去六四,傳媒就必然受到影響。而且首當其衝的,也必然是香港主流傳媒。

中大學者陳韜文

他直言,建制派在社交媒體這個新興的空間,主動輸出了很多親中言論,造成了一個效果,就是令人覺得「六四也可以是有爭議的,甚至是可以質疑的」。

香港社會目前所面對的形勢,已不只關乎保存六四記憶的問題,而是涉及香港未來是否仍能享有高度自治、實踐一國兩制,讓傳媒和巿民也能暢所欲言,報道或表達跟官方不同版本的事實和意見。陳轁文正色道:「現在中央也試圖劃線,如果把這條線再劃去六四,傳媒就必然受到影響。而且首當其衝的,也必然是香港主流傳媒。實際上,已經有人試圖劃線,並以六四為界,例如譚耀宗去年已經提出,燭光晚會嗌的『結束一黨專政』口號,可能違憲。」

下一個三十年,香港的六四記憶還是我們今日熟悉的面貌嗎?陳轁文認為,若未來將按香港目前的軌跡運行,「我想,傳媒和公民社會,都必須作出很大努力。」假如未來的政治氣氛是加快收縮,比當下的運行軌跡跑得更快,「那麼,要能繼續以目前的方式來紀念六四,或是不可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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