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追檔案、撤罪名、復名譽:促轉會成立一年,走了多少步?

「以台灣轉型正義的前階段來說,也許要推進到目標需要一百步,現在只能推進兩步,但這兩步都得用盡力氣、都有意義。就像小孩學走路,他非常奮力站起來、用力邁開腳,走兩步就跌倒,我們不會恥笑他說:『為什麼這麼不會走?』」


蔡寬裕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前。 攝:陳焯煇/端傳媒
蔡寬裕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前。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者按: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今天上路一年。對這個「需要於2年任期結束前提出總結報告」的獨立機關來說,運作時間過了大半,也還剩一半。歷經去年「東廠事件」,促轉會跌跌撞撞前行,今年持續與民眾溝通。他們已經完成了什麼?無法完成的又是什麼?我們與正義的距離,目前相差多遠?

五月初的艷陽下,86歲的老人蔡寬裕來到新店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前。穿著白襯衫、黑長褲的蔡寬裕,隔著黑色太陽眼鏡駐足端詳刻滿白色名字的黑石牆。此刻,他像是把自己鑲進一張肅穆的黑白相片裡。

他的名字就鑲在那上頭。那牆由8000餘塊黑色石磚嵌合而成,每一塊都刻上一個白色的名字,承載著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苦難。戒嚴期間,他因為台獨思想被判刑10年,1975年出獄後,與難友們成立「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為自己與其他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難者奔走,推動平反運動並協助政府研擬補、賠償措施,這10年來也在景美人權園區擔任解說志工。

「這裡的名單是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後簡稱「補償基金會」)受理的名單,只有8000多人,但是還有很多受害者在台灣沒有家屬、無法提出申請;還有些地方,像是海軍鳳山招待所(編者按:鳳山無線電信所在二次大戰後改為鳳山招待所,名為招待所,卻是偵訊、拘禁軍中政治犯及思想犯的場所),很多人沒被審判就被處刑,甚至集體活埋在山洞裡,現在軍方不交出檔案…...。」蔡寬裕又說明:「完整的受難者名單要等國防部把政治檔案完全移交,才能真相大白。」

蔡寬裕花了大半輩子與國民黨政府搏鬥。1959年,26歲的他為了認識海外獨立運動,赴日本接觸海外台獨組織,並帶了些文宣資料回國;未料,一名同學到蔡寬裕家讀了這些資料後受啟發,寫了「獻身解放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標語,隨後被發現、逮捕,並供出了蔡寬裕。

蔡寬裕在台中調查站、調查局新竹審訊室遭到近10個特務單位的「聯合調查」,遭到疲勞審訊、毆打、針插指甲、電擊等各種手段刑求逼供。特務人員不斷逼問他背後組織,並塞給他特定名單,要他簽名並「咬出」他的兩位老師,當中一位是蔡寬裕私下向其拜師、學習歷史知識的知名台灣文藝理論哲學家張深切。

出身南投的張深切反日、左翼色彩鮮明,曾赴日讀中學、又因反日本殖民轉赴中國求學,曾與台共謝雪紅、蔡孝乾等人成立以台灣民主自治為訴求的「台灣自治協會」,也曾因返台領導台中一中罷課學潮而被捕入獄。1946 年張深切回台、任教於台中師範學校,隔年二二八事件期間,他被誣指協助謝雪紅與二七部隊反抗政府,隔年獲平反、但此後長期遭特務跟監。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上有蔡寬裕的名字。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上有蔡寬裕的名字。攝:陳焯煇/端傳媒

「他們(特務)對我說,『你有不滿國民黨、台獨的這種思想,一定有人影響你,你就是受他們(張深切等二人)影響!』」蔡寬裕回憶,特務刑求他時,篤定地這麼說。血氣方剛的蔡寬裕最終沒有屈服而拖人下水,僅坦承交代自己主張台獨、反國民黨、也反共的信念,但堅稱這是他的思想自由。最終,蔡寬裕遭判刑十年;而張深切與另一名老師則幸運逃過一劫。

他憶述:「他們很坦白跟我講,『寧願錯殺99個、不能錯放1個!只要有人咬出你,我們就不會錯放!』」事實上,過去補償基金會與二二八基金會受理的受難者補賠償案件當中,約8000餘案通過補償,僅96案不予補償,顯見大多數案件皆可能為冤假錯案,無涉共諜、叛亂等犯行。他說,在這樣的辦案模式下,多少受難者不堪刑求而認罪、指認無辜他人,國民黨政府製造的冤假錯案何其多。

蔡寬裕猶如一部歷史有聲書,滔滔不絕誦讀受難者統計數據、個別案件細節,以及戒嚴時期與後續轉型正義相關法規內容,從懲治叛亂條例、國安法、刑法一百條,到補償條例、促轉條例、政治檔案法草案等,就怕這些故事被遺忘,也深怕完整的真相無法被公諸於世。

平復司法不法、為受難者除罪化,是促轉會掛牌一年來積極投入、且意義相當重大的一項工作,至今已分四波公告撤銷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罪名,為其恢復名譽。就在本文刊出的前一天,5月30日,促轉會公告的第四波名單。蔡寬裕也列名其中,這一天,他等了20多年。

蔡寬裕認為,總統蔡英文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才算真正啟動作業。某種程度而言,他是這部條例以及依法成立促轉會的催生者之一,2016年起就和多位立委商討草案內容,參與立法過程。因此,他深刻體會促轉工作的迫切性。

2016年3月18日 民進黨黨團會議提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5月20日,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上表示:「追求轉型正義的目標是在追求社會的真正和解,讓所有台灣人都記取那個時代的錯誤。」「我們將從真相的調查與整理出發,預計在三年之內,完成台灣自己的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我們將會依據調查報告所揭示的真相,來進行後續的轉型正義工作。挖掘真相、彌平傷痕、釐清責任。從此以後,過去的歷史不再是台灣分裂的原因,而是台灣一起往前走的動力。」2016年6月22日,在國民黨立委退席抗議下,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隔年12月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葉虹靈。

葉虹靈。攝:陳焯煇/端傳媒

時間是敵人

2018年5月31日,促轉會正式掛牌成立。依促轉條例規定,該會隸屬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負責推動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處理及運用等。該會需於2年任期結束前提出總結報告,若任務未完成,可報請行政院延長任期、每次以1年為限,並於完成任務後解散。

一般認為,南非在民主轉型後立即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德國對納粹與東德的轉型正義工作等,是因前政權消失,能夠較早、較徹底的進行。相較之下,台灣的促轉工作無疑是啟動得晚了。

「台灣解嚴、民主化後超過30年,才由促轉會系統性的來做。」促轉會委員葉虹靈解釋,當威權政府對人民壓迫的時間點很近,人民情感、記憶很新,對轉型正義的渴望會很強烈。但由於台灣剛民主化後仍是國民黨執政,因此在這黃金時間,轉型正義沒被重視。如今,受難者一個接一個凋零,時間上的迫切感不言而喻。

葉虹靈舉例,促轉會去年進行一系列的受難者罪名撤銷公告,曾經為了主張台獨而遭依《刑法》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論處叛亂罪,並坐牢7年的許曹德,就在促轉會公告撤銷他罪名的前幾天過世了,來不及看到自己的名譽獲官方平反。

又例如,1980年發生震驚全台的林宅血案(時任台灣省議會議員、美麗島事件被告林義雄住家發生兇殺案,母親與兩名女兒身亡、另一名女兒身負重傷),至今遲未破案,當中的關鍵人物、一名疑似負責監視林家的守望相助員,在促轉會掛牌前一天過世了;促轉會來不及向情治機關徵集林宅血案文件,再回頭比對、調查該人員,釐清案情細節。

就在促轉會公告撤銷許曹德的罪名前幾天,他過世了,來不及看到自己的名譽獲官方平反。

即便如此,一年來促轉會馬不停蹄,轉型正義工作獲得了一些實績。諸如:協商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後簡稱「檔案局」)向各機關加速第六波國家檔案徵集,迄今累計移轉2萬5781案至檔案局;完成調查局移轉的檔案數位化142萬頁;調查研究威權時期情治機關侵害人權時的場所,已勘查8處;清查全國公共空間威權象徵,兩蔣紀念物共計1010件、為紀念兩蔣而命名的空間(含街路、學校)計577個;盤點國家文化資產,與轉型正義歷史相關者共計82處。

促轉會並著手建立轉型正義資料庫,試圖釐清加害體制運作全貌,並著手調查與分析原住民族政治案件、提供受難者與家屬身心需求訪談」開辦創傷療癒講座與工作坊。

此外,促轉會依據補償基金會與二二八基金會移轉的補賠償名單為基礎,再次清查並辦理受難者有罪判決撤銷之公告、前科紀錄塗銷,完成除罪化、恢復名譽程序;待清查案件計8409件,目前已完成絕大多數清查,當中的5837件公告撤銷。

促轉會上路一年,做了什麼?

促轉會上路一年,做了什麼?端傳媒設計部

邁開「一小步」

「國民黨政府給人扣帽子(罪名),我們一生都戴這個帽子…平反為什麼重要?很多人不要前科紀錄留到下一代;對我個人來講,抗暴、人民不服從是基本人權,平反的意義就是要否定國民黨威權政府的統治合法性。」蔡寬裕說。

如今,蔡寬裕等尚未凋零的政治受難者們,未來不會帶著污名入土;當中許多大半輩子反黨國威權的政治犯,其反抗意識與理念重新獲得伸張。

在平反之外,透過社會多方對話,重新認識、檢討國家暴力與威權體制,也是促轉會的重要工作。將近一年來,他們清查各地不義遺址、兩蔣銅像等威權象徵,以利未來取得社會共識後,再進一步討論改名或移除等處置方式;舉辦專家會議與焦點座談,探討中正紀念堂之轉型規劃。

「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一個政治犯家屬,如果這樣的一位女兒覺得移除(兩蔣)銅像或改路名會讓她比較舒服,我可以支持。」

葉虹靈分享了一個令她難忘的場景。在一次中正紀念堂的願景工作坊中,有受難者家屬受邀現身說法,一位政治立場深藍的中年婦女,起初覺得坐在現場很無聊,但在聽完家屬訴說自己父親因蔣介石改判而遭處決後,該中年婦女發言表示,「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一個政治犯家屬,如果這樣的一位女兒覺得移除(兩蔣)銅像或改路名會讓她比較舒服,我可以支持。」

不過,促轉會的這些成績,只是轉型正義漫漫長路當中的一小步;那些令人感動、振奮的時刻,猶如黑夜中的一絲燭光。多數時候,無奈、挫折,甚至絕望,才是常態。

台灣中正紀念堂。

台灣中正紀念堂。攝:陳焯煇/端傳媒

「認識困難、認識悲觀」

促轉會在向各機關徵集檔案過程中,面臨了重重阻礙。葉虹靈坦言,「機關讓我們吃足了苦頭……我們在政治檔案移轉跟解密的過程中,確實遇到來自情治機關的阻力。」

葉虹靈進一步說,「我們覺得最困難的還是國安局,因為國安局是所有情治機關的頭頭,但他都假裝自己不是頭。」

例如,當檔案局去年向國安局徵集檔案,參與審選的專家學者前往國安局認定了176案戒嚴時期政治檔案為國家檔案。這些標的是檔案局先透過關鍵字請機關初步篩選挑出,國安局真正完整的機關檔案目錄,從來不可得。最終,這176案只有12案解密,另有22案為公務密、142案永久保密。一般而言,公務密會移轉檔案局,但外界無法使用;永久保密則不會移轉。而被列為永久保密者,也包括具指標性意義、促轉會列為重大工作目標的林宅血案與陳文成案的檔案。

葉虹靈透露了自己與國安局交涉、親睹他們推諉搪塞的經過。「他們的說法都是要保護情報來源。然後他們在各種會議裡面,一直說國安局當年不是辦案機關,只是資訊彙整機關,所以國安局的檔案一點都不重要。」

更無奈的是,面臨這樣的困局,弱勢的促轉會往往擔心破壞與其他機關的關係而不便聲張,形同吃了悶虧。前述國安局拒移轉檔案一事,是在今年四月初民進黨立委段宜康質詢之下,葉虹靈才在立法院和盤托出,一度造成社會譁然。

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解釋,若與機關的溝通協調發生困難,促轉會都會依促轉條例規定的程序,請行政院出面協商,面對國安局也是一直採取一層層溝通協商的方式,本來請了行政院政務委員做協調,但被立委揭露後引發矚目,蔡英文總統出面指示總統府秘書長陳菊研議處理,才加快推進相關步驟。

對此,不願具名的國安局高層回應《端傳媒》,這本來就是現實的問題、而非卸責,因為國安局沒有司法警察權,只是蒐整各單位報來的資料。這名人士並稱,理解促轉會必然會抱怨,但很多資料涉及情報來源管道,國安局依《國家機密保護法》不得移轉,「我們移轉也是違法!我們有我們的難處。」

而對於《端傳媒》幾度追問促轉會向各行政機關和國民黨調閱檔案、周旋受阻的具體經驗,楊翠顯得些許「隱惡揚善」。她說,與某些較敏感機關交涉過程,雖然看似收穫很少,但彼此有了善意溝通,是好的開端;至於具體經驗,由於許多工作仍在進行當中,不宜透露。

楊翠的語帶保留,除了可能擔心打壞關係之外,另一個原因或許正如她自己所說,「身為一個在(促轉會)裡面工作的人,不能過於悲觀絕望,就只能認識困難、認識悲觀。」

在這條黑暗的漫漫長路上,一旦悲觀,就很難再撐下去。因為除了例常的消耗與挫折外,抗拒轉型正義的政治勢力隨時蟄伏,一但找到機會就會重擊、摧毀促轉會。去年選戰期間的「東廠事件」,是另一場風暴。

楊翠。

楊翠。攝:陳焯煇/端傳媒

「東廠事件」帶來政治效應

去年9月12日,台灣九合一大選前夕,媒體驚爆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在8月24日的內部會議主張,應利用年底選戰激烈的時機,針對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任刑警時曾負責逮捕鄭南榕,導致鄭在遭破門時自焚)的案例蒐集資料、聯合立委進行輿論操作。張甚至開玩笑稱促轉會「升格變東廠」。

此事一曝光引發社會譁然。國民黨及其支持者痛批促轉會成為民進黨的選戰打手,張天欽立即請辭,多位相關人員與當時的主委黃煌雄隨後也陸續請辭;另方面,媒體輿論上的「1124滅東廠」口號鋪天蓋地,嚴重衝擊全台各地民進黨縣市長選情,11月24日選舉結果出爐,民進黨一敗塗地。

當時爆料該內部會議的促轉會副研究員吳佩蓉發表公開聲明,坦言洩密,並詳述其動機是「為了阻止張天欽專斷獨行地以行政資源和話語權遂行個人意志、傷害轉型正義」。

半年多過去,《端傳媒》數度聯繫張天欽、吳佩蓉等人,皆沒有回應。黃煌雄則表示,已經離開促轉會,就不便再多做評論,所有他想表達的內容,都在去年離職時發的那篇聲明中講完了。

葉虹靈再回顧這場風暴,不禁喊冤,「我們根本不是像外界講的那樣(成為打手),根本沒有去立法院說什麼、叫立委要怎樣弄侯友宜,這些都只是他們非正式的討論,沒有透過促轉會(決議),我們完全經得起檢驗。而且大部分同仁都知道,我們日常工作真的沒處理過選舉這塊。」

楊翠也再次澄清,內部沒有來自上層的政治壓力,依據促轉條例,促轉會是合議制,每位委員包括正副主委彼此位階都平行,而業務性的事務都需送委員會做決策,「大家如果意見不同、沒共識,就在委員會多數決決議。」

然而,爬梳去年那場內部會議的前後發展,8月22日張天欽接受電台訪問稱,促轉會將訂立人事清查法(除垢法)草案;24日則召開「打侯」內部會議;27日《自由時報》主跑促轉會的記者寫了篇報導,不僅著墨侯友宜早年使用催淚瓦斯對待盧修一的劣行,並引用不具名消息來源指出,促轉會將制定除垢法,正式將侯友宜與除垢法作了連結。

綜觀前述時序,不免予人促轉會針對侯友宜政治操作之感,且非僅限內部討論,而是已經透過影響輿論來執行。顯然,張天欽的「打侯」操作已踰越了促轉條例規定的決議機制與程序。

楊翠解釋:「當時確實我們是看到報導才知道(張天欽對媒體放話),我們跟他講『我們有對外發言的公約,你不能自己就去說了,要讓我們知道,因為我們是整體……』後來我們改變作法,有新聞小組在做(把關),我們受訪前題綱要送到他那裡、受訪他也要在場。前期機制確實有些問題,可是我們一直在磨合。機制是死的、人是活的,今天換其他人來當促轉會委員,也要跟我們一樣有磨合的過程。」

即使只是單一偶發事件,它仍舊反映了促轉會如履薄冰的困境:當部分成員的個人意志凌駕了集體目標,稍一不慎偏離軌道,一但被爆出,就給予國民黨等政治勢力借題發揮的機會,重擊促轉會聲譽。

「我們如果不能好好處理這個標籤(東廠),確實在和民眾對話的工作,可能會非常不利......。」

如今由於東廠事件,促轉會少了正、副主委、主秘,以及數位正副研究員,大大折損其工作能量。積極推動受難者賠償的蔡寬裕憂心舉例,促轉條例空白授權給促轉會訂定受難者財產返還相關法規,但促轉會負責研擬的小組召集人就是張天欽,其下多位人員也離職,導致進度牛步化。對此,楊翠解釋,促轉會人手確實少,但財產返還與人事清查等法規,已經交付研究團隊持續進行中。

對於東廠事件後的處境,葉虹靈坦承,「社會對話是轉型正義的一個重要面向,我們如果不能好好處理這個標籤(東廠),確實在和民眾對話的工作,可能會非常不利,所以我們現在調整思考,比如開臉書,來呈現轉型正義日常工作……透過我們做的東西讓人家知道,我們不是東廠。」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外受難者的肖像。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外受難者的肖像。攝:陳焯煇/端傳媒

試圖扭轉形象

促轉會試圖扭轉形象,今年二二八前夕,其官方臉書粉絲頁上線,配合正式新聞發布管道,陸續發布許多工作動態與受難者及其家屬的感人故事,獲得相當大的迴響。其中一則關於促轉會安排布農族老人伍金山來到父親、白色恐怖受難者伍保忠墓碑前,讓父子相見的影片與貼文,獲得眾多媒體報導與網友觀看、轉載。

伍保忠是戒嚴時期「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中大甲案中的受難者,1953年他在羈押期間病逝,國民黨政府未將死亡通知送達家屬、無人認屍,他被草率葬在台北六張犁的受難者亂葬崗;而今年68歲的伍金山是當年伍保忠才兩歲的兒子,他對父親沒有任何印象,只能從老照片認識父親的長相、從族人口中拼湊父親的為人事蹟。

今年4月12日,促轉會委員高天惠來到伍保忠的老家南投東埔部落,把遲了66年的判決書、死亡證明等相關檔案交給伍金山。「這麼多年,國家總算有人來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了。」第一次完整得知父親遭遇的伍金山說。4月29日,伍金山來到六張犁,撲倒在伍保忠墓前,用布農族語對爸爸說,「我要帶你回家。」

「我在旁邊,看到他撲下去抱著墓碑,用族語跟父親講話、說會帶他回家,那是累積了幾十年的真情流露,看了非常震撼、非常感動!」楊翠回顧著那一刻。

楊翠說,在過去的文件中,伍保忠沒有被指認出布農族身分,家屬也沒有被找到,這次促轉會是第一次找到他的兒子,並讓兒子能把父親領回家。

5月25日,伍金山與親人帶著伍保忠的遺骨回到部落,當夜,伍家人齊聚靈堂、共敘舊話;隔日一早,經過教堂告別禮拜儀式後,他們在墓園完成葬禮。伍保忠終於回到他生長的部落,與家人團聚,在故鄉的土地上安息。

如果要用可以用  布農族政治事件當事人Avali Islituan(伍保忠)終於在5月25日歸返他所生長的部落,與家人團聚,並在故鄉的土地上安息。圖為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左)到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教會,參加告別禮拜與葬禮,代表政府向Avali的家屬與族人致意。

如果要用可以用 布農族政治事件當事人Avali Islituan(伍保忠)終於在5月25日歸返他所生長的部落,與家人團聚,並在故鄉的土地上安息。圖為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左)到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教會,參加告別禮拜與葬禮,代表政府向Avali的家屬與族人致意。圖:促轉會提供

「這一連串作為雖然只是小事,但當時的威權體制對人權的壓迫,就是對這些小事,一個一個鏈結去打破他、傷害他;所以我們現在的彌補,也得這樣一個一個鏈結,重新把他鏈回來。」楊翠說。

在人力與預算有限的情況下,要接回每一個斷掉的鏈結,都得花費時間與人力;再加上各機關對促轉會的漠視、國民黨與其支持者對促轉會的敵意,走在轉型正義這條路上,促轉會走得艱難。

「促轉會內沒有任何一位成員會天真的認為,促轉工作能夠一蹴可幾。」

「這幾年來我的信心漸漸消失。」談起對轉型正義的期許,蔡寬裕突然感慨的脫口而出,「國民黨反撲力量太大了,尤其從去年的選舉看到,台灣民眾到現在還沒覺醒,對於轉型正義,他們覺得跟他們沒關係、不痛不癢。如果明年政權再被國民黨拿去,未來連要重頭來過都有困難。」

楊翠不這麼想。她強調,促轉會內沒有任何一位成員會天真的認為,促轉工作能夠一蹴可幾,每個人都用盡了能力,「double了很多業務在身上」。

楊翠比喻,「以台灣轉型正義的前階段來說,也許要推進到目標需要一百步,我現在只能推進兩步,但這兩步都得用盡力氣、都有意義。就像小孩學走路,他非常奮力站起來、用力邁開腳,走兩步就跌倒,我們不會恥笑他說,『為什麼這麼不會走?只走這兩步?』」她說,如今的促轉會,所有人都沒有悲觀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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