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深度 六四專訪

「記者在現場」的意義是什麼?——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中)

30年後,他們受訪時,反覆思考「記者在現場」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彷彿和30年前在現場採訪的自己對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聯合晚報》。 攝:陳焯煇/端傳媒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聯合晚報》。 攝:陳焯煇/端傳媒

王震邦家裡仍然有兩整書櫃的「六四書」,他順手抽起一本,翻動之間,幾張夾在書裡的紙落在地上,撿起來細看,是這本書製作之初,日本出版社有意接洽翻成日文,請求代轉王丹授權的傳真信函。

架上的六四書大多數是絕版「珍本」,王震邦仔細挑了兩、三本重覆收藏的遞給我,「這送你吧,有興趣帶回去研究」。但對我始終盯著的另一本,王震邦正色說道:「這不能給你,我只有這一本了」。

《六四的內情 未完成的涅槃》,作者包遵信,八九民運期間被官方定性為「幕後黑手」。廣場鎮壓之後,包遵信逃亡了一陣子,與王丹先後被捕,判刑五年。王震邦受訪時反覆提到這位八十年代在中國知識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在六四鎮壓之前力勸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的學者。

王震邦最早認識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大學的行程,當時的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解放達到最高潮 —— 當然,那時不可能有人知道八九年將發生什麼事,自然意識不到八八年已經到了「最高潮」——王震邦受邀在北京大學演講,談兩岸關係。私下辦的沙龍,沒有海報宣傳,但仍然吸引滿座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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