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度被捕後、菲律賓媒體人雷薩來港開講：數碼威權下如何營運獨立新媒體？

菲律賓獨立媒體 Rappler 創辦人雷薩（Maria Ressa）早前獲選為《時代》雜誌2019年百大風雲人物之一，其嘉許詞由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 執筆，以「真相守護者」為題，表揚她無懼政權打壓，揭露不義、紀錄真相的貢獻。去年底，她更獲頒頂尖的「奈特國際新聞獎」（Kni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ward）。然而，上週五於香港外國記者會出席座談期間，言及這些榮譽，她只雲淡風輕地半笑著說：「對我來說，2018是管理憤怒的一年。」

作為 Rappler 執行總編輯，雷薩及其團隊目前被菲律賓當局控以「逃稅」及「網絡誹謗」等多項罪名，於今年2月和3月兩度被捕，一共保釋了8次，團隊亦持續面對來自政府與「愛國網民」的滋擾與恫嚇。「你能想像每項控罪的保釋金額都不一樣嗎？」她在座談上表示，為了從菲律賓來港做講座，她多番奔波：「我們一共付了300萬披索的保釋金———就只為了來這裡。」

「最壞情況，我可以坐近一個世紀的牢。」這些罪名廣被外界視為杜特地政權針
Rappler 報導菲律賓「反毒戰」暴政的秋後算帳，不過，雷薩表示，來自政府的檢控亦促成了「菲律賓史上最大型的眾籌運動」，再加上她原來為新項目調撥的開支，Rappler 共75人的工作團隊得以繼續維持日常工作。她坦言，躍身為國際名人不是其意願，惟樂見外界更關注杜特地治下的實況，建立更多對抗專權的盟友。她說，如果能選擇，「寧以所有獎項，換一個運作得宜的民主制度。」

5月13日，菲律賓剛剛舉行了中期選舉，非正式結果顯示八名參選參議院的反對聯盟成員全軍盡墨，意味杜特地政權將完全免於國會制衡，他將有機會恢復死刑、甚至修憲令自己得以再次競逐連任總統。回顧菲律賓近代史，對上一次參議院完全失守的往績，已經要追溯至1938年、即上世紀美國殖民的時期。

強人當道，拜不實資訊所賜？

「越是求變，現況越是維持不變。菲律賓人像世上其他人一樣渴求改變，但我們好像只是換上一些附帶自家盟友的新面孔。在馬可斯（執政）的時代，我們叫這些人作『朋黨』（‘cronies’），而馬可斯家族已經悉數回歸政壇，他們贏下了每一場選舉。」

在美國的默許與庇蔭下，馬可斯於1965年當選菲律賓總統，執政期間與朋黨虧空國庫、濫權打壓異己，終在1986年被「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連夜偕家人登上美國空軍飛機倉促逃亡。馬可斯病逝夏威夷後，妻兒回國重返政壇。在2016年杜特地參選總統前，菲律賓民間開始出現懷緬馬可斯執政之聲；杜特地就任總統後，即在同年底無視爭議之聲，批准馬可斯遺體落葬英雄墓園。

記者問雷薩，馬可斯家族的貪腐指控到今天仍未被清算，加上獨裁治下的倖存受害者不少仍然在生，亦有下一代述說家人被迫害的經歷，為何所謂「黃金時代」的神話，仍能如此盛行？雷薩表示，親歷馬可斯執政的一代已年邁，他們的口述歷史再可歌可泣，都敵不過「職業網軍」們終日散播的謊言。

她舉出兩個生動的例子：「在杜特地參選時，‘DDS’ 這個縮寫指的是 ‘Davao Death Squad’（註：達沃市行刑隊，指杜特地擔任達沃市市長時一直被質疑涉及法外處決），但後來他們的支持者僅用了五至六個月時間，就成功將這縮寫的意思轉化為 ‘Diehard Duterte Supporters’（「杜特地的死忠支持者」）。同一時間，黃色本來一直是象徵阿基諾家族有份領導的人民革命，這些支持者花了幾個月時間就將它挪用己有，就連阿基諾的外甥本人都拒絕再用了。而那本來是象徵希望與反抗獨裁的顏色！」

有組織的社交媒體力量能改變大眾的認知與觀感，相比政權單方面審查教材、粉飾事實去篡改歷史，社交媒體的力量更為強大，正如雷薩在座談上引述的話：「謊言重覆說了一千次，就會成為真理。」

本月，杜特地政府更公開了一份反政府名單（“foe list”），Rappler 與事實核查機構 Vera Files 及部份資深媒體人皆在名單之列。雷薩認為政府此舉荒謬可笑，但的確有不少同業憂慮自身安全，特別是「反毒戰」至今已佐證了政府「黑名單」變相是為法外處決背書。

網絡四起烽煙，似虛形實

雷薩雖有擔憂杜特地進一步鞏固權力或將收窄媒體自由，但她同時提醒，強人政治抬頭的現象不獨於菲律賓：「（菲律賓過去三次選舉）投票率以西方民主政體的標準來說都非常高。但現在我們回到一個問題：很多政策和管治的議題，菲律賓人已不再在社交媒體上討論了。」她以美國為例，指特朗普的 tweets 總是一再炒熱輿論，「但我們卻不再討論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重大攸關之事。」

雷薩又跟座談與會者一再推薦耶魯大學學者 Timothy Snyder 兩年前出版的《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儆告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與有組織網絡攻擊及政治工程相輔相成：「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具專權色彩的政府都在利用『愛國』網絡打手去攻擊自己的公民，而社交媒體平台都在促成（這現象）……這種技倆在撕裂社會。」

兩年前，英國牛津大學一份研究就證實，杜特地團隊的核心成員在2016年的大選前後開始以不同形式僱用近400至500名「網絡打手」在社交媒體上散佈不實訊息、攻擊記者及異議人士，所涉開支達20萬美元。該研究一共分析了全球28個國家，指社交媒體已成為全球公共領域的重要平台，為年輕人建立政治身份、接收新聞資訊的渠道，並點名提及 Facebook 與 Twitter 為首的社交媒體平台同時成為了「社會控制的工具」。雷薩對此表示：「我不認為這跟 Facebook 在2015年邀請全球所有媒體加入 ‘Instant Articles’ 功能是一個巧合……Facebook 自此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新聞傳播者，然而規管傳播形式的演算法卻沒有改變。」

跟西方社會不一樣的是，我不想 Facebook 消失。我希望 Facebook 能清理門戶。

「這既令人興奮，也令人生懼。」她憶述去年參與一個閉門討論的經驗：「當時席上是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前以色列司法部長（註：利夫尼，Tzipi Livni）代表的舊勢力，以及 Facebook、Microsoft 代表的新勢力，還有我和另外一位記者一行十人同桌交流。我發現舊勢力亳不理解新勢力的影響，而新勢力也對自己所摧毀的體制一無所知。」

然而她說，輕談抵制、杯葛，並非應對之路。「跟西方社會不一樣的是，我不想 Facebook 消失。我希望 Facebook 能清理門戶。如果你生活在一個貪腐肆虐、執法失效、缺乏體制的國家，我們更需要用它來做到由下而上（公民自發）。」

雷薩出生於馬尼拉，高中後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系。畢業後，雷薩於 CNN 任職，廿年內先後擔任馬尼拉與雅加達的社長，2004年轉投菲律賓的英語廣播公司 ABS-CBN 出任新聞總監。2012年成立 Rappler 的初衷，本來就是雷薩緊握網絡新媒體發展的鴻流，追求創新與凝聚公共參與。雷薩為 CNN 效力的二十年間，親身見證新媒體崛起與傳統新聞業經營方式的劇變。她說，當年拿 Rappler 的構思去申請資助時，出發點不只是為了辦好一個媒體，而是希望透過新的媒體科技，推動社群參與。

救災前線實例，用好社交媒體

「在2012年創辦 Rappler 時，當時我們的口號就是 ‘Social Media for Social Good’。」雷薩在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表示。

目前，Rappler 設有一個名為 “MovePH” 的公民參與項目，最早關注的是如何在經常遭受颱風襲擊的菲律賓建立社群，協助減低及管理災害風險。「當時我們發現，每當有天災發生，絕大部份菲律賓人——不論職業身份差異——都會在網上表達樂意幫忙，包括為政府部門擔任救災義工……」雷薩說，「同時，我們能為義工分流，或是創建一個讓人們能輕易尋求協助的系統。如有人在風災中需要外界協助，你只需要在 Twitter 或 Facebook 上以 ‘#RescuePH’ 的標籤更新狀況，你的訊息和身處位置就會自動出現在『菲律賓民防辦公室』（Office of Civil Defense）的網絡上，再獲調配到有關的（救援）團隊。」她續說：「‘MovePH’ 的目標是要在現實世界發揮影響。」

“MovePH” 始於2013年，該網絡平台創建僅一個月後，位列史上最強的超級颱風「海燕」吹襲菲律賓中部，多個城鎮傷亡慘重、亟待救援。這場歷史性天災，促成了平台首次實驗救災應對的契機。

雷薩回憶道，「海燕」來襲之後，很多居於海外的菲律賓人都在焦急找尋自己的親人的下落——而當時在災區前線鮮有衛星電話，於是 Rappler 團隊向 Google 和 Facebook 尋求協助，特別是 Google 的 “Person Finder” 以及 Facebook 的人臉識別技術與通知功能。「他們於是派來編程人員幫忙。我們為急須糧食物資的災民拍照並附上姓名，並上載至我們的 Facebook 專頁，這些資料再由 Google 的‘Person Finder’ 自動整合，幫助海外菲律賓人聯繫上他們的親人。那時，Facebook 的 Safety Check 功能才剛成形不久。」

諷刺的是，儘管 Rappler 成為杜特地政府的頭號打壓對象，但雷薩的團隊仍在跟教育部持續合作，致力在校園培育新世代的公民記者，合作持續到今天。「在菲律賓的教育制度裡，數碼新聞並不存在，他們仍然在做紙本功課。但這不合常理，因為菲律賓的網民比例與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都是數一數二的。」

「在2013年菲律賓大選時，我們用了六個月時間去選拔 ‘movers’ —我們稱他們作 ‘movers’，其實都是學生——我們在他們身處的城鎮辦工作坊，然後選出12至25名表現最積極投入的學生，提供微薄津貼，讓他們在選前數星期來馬尼拉，參與我們（團隊）的工作流程。我們甄選出有潛質的好記者，讓他們親身熟習地區選舉運作，然後他們在畢業後，就能成為『回饋者』。」

雷薩說，“MovePH” 項目現時的主管從前就是這樣的一位 “mover”，後來成為 Rappler 實習生，再獲聘為記者。「那就是建立社群行動的第一步。」她說，菲律賓全國島群面積分散偏遠，團隊有盡力在不同省份選拔學生，擴大報導來源的代表性，但自言目標尚未成功。

未忘創辦初心

「我一直覺得，希望是在年輕一代身上。沒錯，要是你畢業投身社會，你也會想找份好工作，但你還在求學時，那是最理想主義的時期，你也沒有既得利益，真誠渴求改變。我們的目標，就是捕捉他們在這個階段湧現的夢想，建立一個免於既得利益、單純為社會利益而努力的社群。」

雷薩說，Rappler 的主要讀者群是18至35歲的年輕人，報導內容更追求多元，除了時政熱話，亦涵蓋時尚、娛樂、體育等「軟性」新聞。此外，早在 Facebook 提供 “Love”、“Angry” 等讚好以外的功能之前，Rappler 的網頁及 App 已引入了更全面的 “Mood Navigator” 創新功能，讀者能就每則報導的文末表達自己的情感。

這項功能或不起眼，在雷薩眼中卻意義重大：「我希望年輕讀者能有方法回應，哪怕他們本身沒有特別興趣。這不是傳統記者所熟知的量化評估方式，因為（這方式）不會讓你知道他們對某則新聞的真實感受。對讀者來說，點按選擇情緒很簡單，卻給了我們一個實在的數據點，讓我們能看到這些新聞故事整體在社會上掀起了怎樣的情緒反應。」

跟年輕人互動，也對雷薩經營「貼地」新媒體的宗旨有所裨益。「他們提出的問題對我們都很有啟發性；我經常會問他們如何使用社交媒體。」從2016年開始，她也開始關切地問這些年輕人：「我該如何應對呢？面對這些攻擊，我該如何保護自己？言論自由正被用來箝制（其他人的）言端自由。」

面對打壓，我們最好的抗辯，就是繼續把故事說好。

社交媒體也許造就了民粹狂人的得勢，但 Rappler 的經驗時時提醒她，這世界的出路畢竟仍然繫於科技的創新與應用。

「我們仍然在繼續跟 Facebook 合作，因為來到最後，它始終只是一個促成者，我們需要清理那些滲進資訊系統裡的毒害。問題在於 Facebook 沒有履行『守門人』的權責，容許謊言、怨氣與仇恨比事實散播得更要快。當他們開始學習應對、體認並承擔這個責任，情況就會改善。」雷薩說。去年起， Facebook 開始響應全球打擊假新聞的呼聲，月前在菲律賓境內就封鎖了三名用戶，其中一位正是杜特地競選時負責社交媒體的主管。

「面對打壓，我們最好的抗辯，就是繼續把故事說好。」雷薩說，不過在這個時代，把故事說好只是前提：「我們不能指望將科技拱手讓給編程人員與社交媒體平台……我們對科技的熟知，需要跟我們做新聞一般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