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996運動全紀錄：想通過代碼改變世界的人，為何難以改變加班現狀？

5月10日，在阿里集體婚禮上擔任證婚人的馬雲再次提到996：「工作上我們強調996的精神，生活上我們要669，什麼叫『669』？六天六次，關鍵要『久』。」

這段黃腔讓90後程序員魏然感到諷刺：「一個關於過勞加班的嚴肅話題，到了大陸互聯網領軍人物的口中，竟然變成夫妻生活話題。」

一個多月前那場聲勢浩大的反996運動，已漸漸淹沒在中美貿易戰的塵囂中。從誕生、燃燒到被遺忘，反996運動喚醒了哪些討論、運動中的人們經歷了什麼，這場運動為何沒能走得更遠？端傳媒採訪多位參與者、業內觀察者和專家學者，希望勾勒出反996運動的輪廓。

「當時的感覺吧，就是天亮了」

有那麼一刻，魏然覺得「找到了組織」。

魏然在深圳一家大型民企工作。3月26日晚上9點半，準備下班前，他打開每天都會「刷」的Github，發現了一個上線不到一天、「星星」（在Github上被稱作star，相當於點讚）就超過2000的項目——「996.ICU」。

Github是全球最大的代碼託管服務平台，有3000多萬註冊用戶，託管了超過9600萬個代碼倉庫。資深業內人士Xokctach在給公眾號「兩顆土豆」的撰文中，將Github比作程序員的虛擬辦公樓——他們將寫好的代碼存放在那裏，在那裏提交對代碼的最新修改，在那裏和同事交流、協作。因此，Github也被視為全球最大的程序員線上社區。Xokctach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估算，中國需要用到Github工作的程序員大約有150到300萬。

出現在這裏的996.ICU，是中國大陸程序員抵制996工作制的一個開源項目，口號是「Developers’ lives matter」。996，指每天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一週工作6天——算下來，每週工作時長至少72小時，比法定的40小時高出近一倍。程序員們調侃道，如此高強度的工作，一旦生病就得進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監護室）。

據好奇心日報報導，早在這個項目出現前，域名966.ICU就已存在，由一名年輕程序員註冊。在技術論壇「V2EX」上，這位程序員曾在一個討論薪酬的帖子下提到：自己畢業於北京一所211大學（211工程，1995年經國務院批准，要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大學，入選該工程的大學被稱為「211大學」），在一家和BAT（指百度、阿里和騰訊）同級的大型互聯網公司工作，剛轉正沒多久，月薪一萬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公司最近開始實行996工作制。3月26日，這位程序員又在一個職場話題下面回帖：「我才感到996多麼毀人，除了工作就是休息，跟家人溝通都少了。」

這位程序員至今保持匿名，外界無法得知Github上的996.ICU是否出自他手。可以肯定的是，關於996的討論在Github上引發了極大關注。截止5月19日，已獲得超過24萬星星，居全站第二。最初，倉庫裏只有一個叫做「README.md」的文件，裏面只有三句話：

Empty repo only for counting stars. Press F to pay respect to glorious Github
（這是一個用來集星星的空倉庫，請按下F鍵，向光榮的Github致敬。後改為「向光榮的軟件開發者致敬」。）

Suggestions and PRs are welcomed！（歡迎提建議或PR，pull request，拉回請求，Github上一種參與修改軟件的方式。）

Join discussion at [#20] （https://github.com/996icu/996.ICU/issues/20）（在以下地址參與討論。）

據Xokctach回憶，27日是996.ICU星星數暴漲的一天。程序員們在熱情轉發的同時，也積極參與項目的完善，僅27號一天，項目就收到50多個PR請求，包括修改筆誤、添加新內容、將中文內容翻譯成多國語言等。

28日，996.ICU新增了一個「曝光996公司及部門」的投票功能，並由此延展出兩個關聯項目——「996公司黑名單」和「955公司白名單」。黑名單上，京東、華為、阿里巴巴等國內大型互聯網公司幾乎全部在列，白名單上則以外企居多。遇到爭議時，參與者可各自舉證，然後通過投票決定要在黑名單上保留或刪除某家公司。

名單的出爐讓媒體有了具體目標。29日起，陸續有多家媒體跟進這一事件。先是差評、36氪等科技類新媒體，接着《人民日報》、央視網等官媒也紛紛跟進。計算機程序設計語言Python的創造者、荷蘭程序員吉多·範羅蘇姆（Guido van Rossum ）在推特上轉發了《南華早報》對事件的報導，並評論道：「996工作制是不人道的。」這條推文也刷新了範羅蘇姆所有推文的流量紀錄，收穫了兩千多個贊和近千次分享。

與此同時，來自中國大陸的程序員們，把原本用來給項目代碼提bug、提反饋的issue（GitHub上的一個功能，類似討論區），變成了聊天室和會客廳：

「996重度吐槽群，請加QQ號XXXXXXX」

「重症監護室！討不回的青春，聊不完的996」

「我立誓不做工賊，但資本家也不要總是無情地剝削呀！」

……

一位自996.ICU建立起，就持續關注這個項目的程序員說，程序員正用他們自己擅長且獨特的方式，通過寫代碼、建「倉庫」、玩issue，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

「當時的感覺吧，就是天亮了。」魏然說。

「天下苦996久矣」

「996」成為一個描述互聯網公司工作制度的專有名詞被廣泛使用，大約是2014年。當年4月，阿里巴巴一名懷孕員工因子宮大出血死亡，家屬認為其死因是超負荷工作。她的朋友也對媒體表示，這名員工在查出宮外孕後，因不想在4月發年終獎時落下業績，沒有請假去做進一步檢查和治療。網友轉發這條新聞時，將阿里的加班制度稱作「該死的996」。

在「新聞實驗室」發布的《996.ICU背後：程序員在互聯網公司的真實生態》中，作者川葉談到產業方向對996工作制的影響。川葉指出，開源軟件的發展為信息技術產業帶來了重大變革，由於互聯網的基礎設施都是開源的，重複發明輪子毫無必要，因此開發者可以專注於兩個方向：對底層技術的深入研究，以及對技術應用的開發。目前，中國大型互聯網公司主攻的還是技術應用的開發。

這一方面導致市場對程序員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入行門檻越來越低；另一方面，隨着資本加入互聯網大戰，「快」成為行業共識。在川葉看來，市場對公司效率的高要求，使技術應用方面的開發很容易落入勞動密集型的實質之中。程序員褪去「智力勞動者」的光環，似乎變得和車間工人沒有太大區別：無論從工作的複雜程度、還是工作時長和產出來看，二者都越來越接近了。「碼農」——寫代碼的農民工——這一程序員群體的自我調侃彷彿正在成為現實。

互聯網資訊博主jolestar在一條微博中列舉了互聯網公司常見的幾種996模式：首先是「制度性996」，即公司明確規定了上下班時間，並用嚴格的考勤制度加以約束。其次是「團隊壓力式996」，即公司沒有明確規定，但團隊形成了加班氛圍；或是工作時間是考核指標之一，即便無事可做的員工，也不好意思提前下班。第三種是「業務壓力式996」，由於現行的系統架構跟不上業務增長的速度，只能靠程序員加班熬夜擴容救火。第四種是「團隊內耗式996」，由於團隊內部組織結構複雜、流程繁瑣，大量的時間耗費在開會溝通上，因此不得不加班。最後一種是「形象工程式996」，這種模式往往出現在體系龐雜、官僚化嚴重的公司，中層領導為了討好上級、讓部門的業績顯得好看些，會定期組織員工加班，但加班也沒什麼實際工作可做，甚至為了加班生造出需求。

「哪怕你是穩定的全職員工，公司還是隨時可以招募一批能『即插即拔』的後備軍，這是當代互聯網企業的殘酷之處。」

經歷過996的黃越對端傳媒表示，程序員一天最多保證有5、6個小時是在產出合格的代碼，其餘時間都是在開會、討論需求。有一段時間，黃越一個月只有三天休息日，每天下班走出公司，天都是黑的。偶爾有一次在天還亮着的時候走出公司，感覺像放假一樣，特別開心，但轉念一想，又覺得很諷刺——對別人來說正常的生活，在自己這裏變成一種奢求。

魏然的工作狀態或許可以代表一部分程序員：每天9點來單位打卡，之後通常是枯坐半天，午飯時間和同事下樓吃沙縣小吃或蘭州拉麺，期間不是抱怨打卡「制度爛」，就是大罵領導「沒人性」，下午在辦公室發呆，狀態好時寫點代碼。例會一般下午6點開，開完會通常八九點，這時吃的晚飯倒不如說是夜宵。

當然，不是所有程序員都反對996。程序員周曉明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高級程序員往往能夠接受996、甚至997的工作強度，當然他們從工作中獲得的成就感和回報也要比基層程序員高得多。

這似乎揭示了程序員群體內部的某種「階級區隔」。

資深互聯網從業者霍炬認為，這種區隔是真實存在的。隨着互聯網企業的高速發展和擴張，很多「不合格」的程序員也獲得了工作，而這些工作往往比較基礎。但在他看來，996損害的不僅是這些「不合格」程序員的利益，「他們加班的情況確實更多，但當加班的氛圍形成之後，高級程序員也不得不被迫加入這個隊伍，不然就會顯得自己『不合群』、『缺乏職業精神』。」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互聯網平台是一種新型平台主和在平台員工的關係。這些平台從規模和架構上都遠超工業革命時代的工廠和公司。以前公司的發展模式，一般是通過不斷壯大企業內部資源，來實現整體規模的擴張和壯大。但在互聯網世界，平台的規模在於如何培養和建立基於自身業務之上的那些外部網絡，業務比以往更復雜，要求更高，整個勞動形態也在發生變化。

「互聯網時代存在着一種叫做『數字勞動（digital labour）』的勞動模式，這也是隱性勞動在互聯網時代的一個癥結所在。」胡泳說。

「不管是流水線工人，還是工程師、程序員，本質上都是數字勞動，其共同點是——利用挖掘人力的資源，來使具體的技術公司受益，而在這個挖掘的過程中，就可能會產生異化作用了。」

胡泳提到「U盤化生存」，由邏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提出的一個生存困境解決方案——自帶信息，不裝系統，隨時插拔，自由協作。「這說明生產和消費的邊界在不斷消解，工作和生活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你的本職和娛樂經常混為一談，這也就是勞動力變化的一個大趨勢。放在具體的互聯網企業和程序員群體上，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哪怕你是穩定的全職員工，公司還是隨時可以招募一批能『即插即拔』的後備軍，這是當代互聯網企業的殘酷之處。」

基層程序員周曉明對此感同身受。他所在的公司並沒有實行過996，但作為一種業界常態的996，依然讓他感到焦慮：「大公司敢明目張膽地實行這個制度，就說明就業形勢嚴峻，你不幹的話後面還有一大波人能替代你。」

霍炬指出，「996」至少在15年前就存在了，且並不是互聯網企業獨有，甚至不是中國獨有。過去的一些軟件公司、外包公司都存在這種現象。不過如今，這種大規模的、公司系統性的超常加班在國外是不常見的，「尤其是公司正面宣傳提倡這種行為，更是很罕見，畢竟這是一種違法行為。」

那麼，反996的聲音為什麼直到今天才發出？

川葉在上述文中的判斷或許可以作為解釋：互聯網行業在中國疾風驟雨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整個行業的增長趨於平緩，但企業之間白熱化、同質化競爭的慣性依舊。這就導致從業者，尤其是普通程序員對這份工作的投入產出比開始不滿，對個人未來的收入預期也不像過去那麼樂觀。無論互聯網大佬們如何炮製勵志雞湯，愛拼才會贏的新自由主義神話在一些人心裏還是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一個問號。

就在996.ICU項目建立前2個月，魏然把QQ簽名改為：

「天下苦996久矣」。

反996軟件授權協議V.S.開源精神

996.ICU產生的第一個實際進展，是27日被提出的「Anti-996 License」（反996軟件授權協議）。

通常來說，如果一個公司使用了某開源代碼，就必須遵守原作者寫在授權協議中的條款，否則原作者有權向該公司提出訴訟或索賠。提議者希望說服儘可能多的開源項目採用反996軟件授權協議，通過這種方式，在《勞動法》框架之外給企業施加實際約束力。

3月30日晚，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法學博士Katt Gu在丈夫閻晗（Suji Yan）的鼓勵下，連夜起草了反996許可證，她採納的模版是目前國際上應用廣泛的 MIT 開源協議（屬相對寬鬆的協議，被許可人可修改、出版發行、販售軟件等）。

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多人質疑這一協議是否違反了開源精神。開源框架Vue.js的作者尤雨溪在個人微博上表示，他本人反對和譴責996，但也反對在開源項目許可證中加入discriminatory clause（歧視性條款，即禁止部分用戶使用的條款），或是用開源項目做任何形式的政治博弈。在回覆閻晗的評論中，尤雨溪補充道：「商業公司互相之間用996 license或許有些許震懾力，但要求獨立開源項目用那是逼別人當烈士。」

要理解開源精神，必須先理解開源軟件的開放模式。

如果一個程序員想在Github上修改一個開源軟件，他可以將源代碼「分支」（fork）一份，在新的拷貝上進行修改，然後提出「拉回申請」（pull request，簡稱PR），軟件的維護者會審閲他的修改，覺得合適就會接受PR，將修改納入軟件中——這使得每個程序員都可以參與完善軟件。如果一個程序員的修改和項目創始人的意願相悖，也沒關係，他可以將源代碼複製出來另起爐灶，如果他的修改在社區裏獲得了足夠的支持者，那這個新項目在關注度上就會逐漸取代原有項目。

這就是開源軟件的開發模式，一旦開源，軟件未來的發展方向就不再掌握在創始人手中，而是由社區裏所有對其做出貢獻的成員共同決定的。反996運動的演化速度和聲勢與這種開發模式密不可分，它可以吸引儘可能多的程序員參與、鼓勵儘可能多新的形式被發明出來，同時，它的進展方向也是不確定的、流動的。

「996工作制讓程序員『通過代碼改變世界』的願景受到了束縛，而反996運動中遇到的那些阻礙，也在一定程度上羞辱程序員的初心，我覺得這是這個運動略顯悲壯的一個重要原因。」

要講清楚什麼是「開源軟件」，需回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由軟件運動（free software movement）。在更早的五、六十年代，幾乎所有軟件都由學院和企業科研人員合作研發，為了方便適配不同的硬件和操作系統、修正bug以及增加新功能，軟件的源代碼一般會隨軟件附送。

軟件開發作為一個產業在1960年代末起步，並和上述銷售模式形成競爭。軟件製造商為了防止自己的軟件被安裝在競爭對手的電腦上，停止分發源代碼，並通過版權保護和嚴格的軟件許可，禁止源代碼的拷貝和再分發。這類受到版權保護的軟件，被稱作「專有軟件」（proprietary software）。

1983年，天才程序員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發起GNU計劃，目標是創建一套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統GNU，隨後，自由軟件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正式成立。

根據斯托曼的定義，自由軟件，意味着用戶可以自由地運行、拷貝、分發、研究、修改並完善軟件，「free」在這裏的含義是自由（liberty）而不是免費。為此，斯托曼設計了GNU通用公共許可證（General Public License，簡稱GPL）。GPL是目前自由軟件（和開源軟件）中最流行的一種許可證，採用GPL的軟件的衍生軟件也必須以相同的許可證分發。此外，還有一些更寬鬆的許可證（permissive license），比如反996許可證所參考的藍本MIT。

1998年，自由軟件中的一部分成員分裂出來，創建了開放源代碼促進會（Open Source Initiatve，簡稱OSI），想要用「開源軟件」這一概念替代「自由軟件」，並捨棄了斯托曼的部分理念。

斯托曼在政治上持激進的左翼立場，在他看來，專有軟件是一個社會問題，它不尊重用戶和社群的自由，將開發者或版權所有者的權力凌駕在用戶之上，甚至可能侵害到用戶權益，比如侵犯隱私。因此，允許用戶查看、修改、分發軟件的源代碼，是為了保障用戶的基本自由（essential freedom）。而在「開源軟件」的支持者看來，開源的目的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一起開發更多更好的軟件，因此，要制定一個更加寬鬆、去道德化、不排他的開源標準。

開源社執行長莊表偉認為，「自由軟件」的核心理念包含了嚴厲的道德判斷，在保證用戶絕對自由的同時，開發者的自由被道德綁架了。他表示，對待開源最好的態度是，既不以道德相標榜，也不以道德相指責。

美國科技作家彼得·韋納（Peter Wayner）在《共創未來：打造自由軟件神話》（Free For All: How Linux and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Undercut the High Tech Titans）中寫道，自由軟件的政治學可以歸結為一個兩難問題：共產主義的烏托邦還是自由市場主義的烏托邦？

在韋納看來，將斯托曼視作「共產主義者」也不無道理，因為源代碼的作用相當於生產工具，斯托曼希望將這些生產工具發放到每個人手中，讓他們任意使用。站在這一角度理解反996許可證的意義，天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常年關注勞動議題的王行坤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談到：如果反996許可證的設想成真，即實行996工作制的互聯網公司不再能夠獲取到採納了反996協議的開源軟件的源代碼，這些公司的程序員就無法照常工作——相當於產業工人破壞工廠裏的生產工具，相當於一次罷工。

霍炬認為，反996許可證與開源精神並不衝突，反而是和自由軟件精神有一定衝突。例如，它會與GPL這類被廣泛使用的自由軟件許可證存在衝突，使得短期內很難有大型的、重要的開源項目採用它，長期也未必會有。因此，這類非自由許可證更多是態度上的表達。

事實上，GNU官網已將反996許可證列入「非自由軟件許可證」（non-free software licesnes）類別，並建議不要採用它。

與此同時，亦有不少「開源軟件」的支持者對反996許可證存疑。OSI的創始人之一Bruce Perens給開源軟件下的十條定義中，有一條規定開源軟件不得對任何人或團體有差別待遇。

尤雨溪拒絕採納反996許可證也是基於這一原因——開源項目不應被當作政治博弈的工具。有網友提出自由軟件運動本身攜帶的意識形態時，尤雨溪表示，他對「自由」的理解是任何人都有使用一款軟件的自由，而不是（通過一款軟件的許可證）去幫助一個特定人群爭取自由。

「程序員都很尊重開源精神。」被稱為「黑客教父」的老鷹對端傳媒表示，「但996工作制讓程序員『通過代碼改變世界』的願景受到了束縛，而反996運動中遇到的那些阻礙，也在一定程度上羞辱程序員的初心，我覺得這是這個運動略顯悲壯的一個重要原因。」

馬雲回應：「996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

就在程序員內部為反996許可證爭執不休時，封殺開始了。

3月30日起，網友們陸續發現，包括百度、QQ、阿里巴巴旗下的UC和360等多款國產瀏覽器，均無法進入996.ICU的主頁，這似乎是「黑名單」企業的一次回擊：你用黑名單曝光我，我就用瀏覽器封殺你。

業內人士調侃道：「中國程序員最大的困境就在於，昨天在 Github 上給反996項目加了星，今天就要加班給360瀏覽器、QQ瀏覽器、UC瀏覽器……更新屏蔽反996項目的網址。」

魏然有點吃驚。「本來以為就是程序員的小打小鬧，但企業封殺這個項目，感覺情況不太妙。」和大多數自嘲為「單身狗」的程序員一樣，魏然秉持「小事不決問自己，大事不決問父母」的原則詢問父親。

父親邊聽邊抽煙，聽完後煙一滅：「你們這是在搞運動啊！」

父親告訴魏然，發發牢騷可以，但最好是在私下裏，不要在網上拋頭露面。「搞不好你最後不是進ICU，而是被國安請去『喝茶』。」

和父親談完後，魏然想了一夜。第二天，他刪掉了自己在issue上的所有發言。「說句沒出息的話，真的有點害怕。」他記得父親反覆和他強調：「線下的維權，最後統統會被打掉，你們線上的難道會區別對待嗎？」

魏然覺得自己應該「收斂一點」。「每個月賺份工資，吃點好吃的，我要求就這麼簡單，別到最後把我定性成運動一份子了。」接着，他開始勸那些積極參與的好友同事不要「介入太深」，「你說了什麼話，提了什麼建議，人家都監視着呢。」

自己的訴求真的合理麼？魏然有點猶豫。「老實說，我們平常有加班補貼，數額也不低，所以後來覺得，這樣控訴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在閻晗看來，魏然的猶豫，體現了程序員群體表達訴求時的複雜心態。「996.ICU主頁已經寫了，『按照勞動法規定，996 工作制下只有拿到當前工資的 2.275 倍，才在經濟賬上不吃虧』。程序員都很純很天真，企業給的加班補貼可能符合他們的心理預期，但和勞動法其實還有很大差距。」

老鷹覺得，除非被逼到一定份上，程序員這個近乎「鴕鳥」的群體絕不會「揭竿而起」。「這個群體比在校學生更乖、比一般白領更宅、比普通工薪階層思維更簡單。」

在996.ICU的主頁上，也可以看到項目發起者陳述初衷：「996.ICU是由IT從業者發起的一項倡議。我們歡迎來自其他領域和其他國家的人士加入討論。這不是一場政治運動。我們想要的是創建一個倡導工人權利的開源軟件許可證。」

3月29日，996.ICU創建的第四天，issue功能被關閉了。在「Where are the issues?」的解釋條目中，項目作者說道：「即使存在交互的限制，issue領域依然失去控制，所以個人決定將其關閉，和github與其他人無關。」關閉前，996.ICU的issue數量已超過十萬。

一個程序員在推特上評論道：「還沒等上面動手，所謂的抗爭者就開始內部審查了。」

程序員群體的猶豫、謹慎，和互聯網大佬的傲慢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

「你只用40年，就壓縮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時空和經歷，結果是你得到了繁榮的面貌，但那些關乎商業倫理、工作倫理的內核卻是缺失的。」

4月12日，馬雲在公司內部活動上對996做出回應：「996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有機會」。馬雲指出，每一個人都渴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但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是不可能成功的。

另一方面，他認為阿里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讓老百姓買到更好的東西，享受美好的生活；為國家創造了就業、税收，促進了經濟發展，還可以做公益回饋社會，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員工996。

同一天，劉強東也在微信朋友圈以一篇長文回應996。在文中，他回憶了自己創業初期的艱辛，並表示，「京東永遠不會強制員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個京東人都必須具備拼搏精神。」

「一旦談及996工作制、加班文化，這些互聯網掌舵者們的措辭、話術技巧和話語體系是如此的一致。」胡泳指出，馬雲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概念的偷換，把公司成長和個人成長劃上等號。

對於劉強東談到和員工做兄弟，一起為公司的明天奮鬥。胡泳說：「你如果是剛開始創業，這樣發言我覺得完全沒問題，但你如今掌舵的是一家大公司，你和員工的關係，不是靠『我們是兄弟』就能解決的，而是僱傭和被僱傭的關係，是需要通過勞動法來調解勞資關係的。」

關於996的討論，沒能走上反思加班文化、甚至反思資本主義工作倫理的方向，也沒能形成與其他行業的聯動，相反，討論被職場勵志雞湯、狼性文化和叢林法則混淆，陷入了僵局。

「這30年，中國企業整個的發展，是一個快進、急劇壓縮的歷程，你只用40年，就壓縮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時空和經歷，結果是你得到了繁榮的面貌，但那些關乎商業倫理、工作倫理的內核卻是缺失的，是沒有得到相應構造的。」胡泳說。

要改變996工作制的現狀，霍炬認為，需提高行業水平和管理水平。整個互聯網產業增長率的下降或許會是一個契機。「靠人多比狠激烈競爭的模式並不能有效提高增長率和利潤率的時候，行業必然會轉向另外一個方向。但是這個過程很可能伴隨着業務重組、企業調整，以及失業。」

反996運動為何沒能走得更遠？

運動在4月1日走入了線下。愚人節當天，公眾號「shachiku東亞保健所」策劃了一場行為藝術（shachiku，社畜，是日語中「會社」與「牲畜」的結合體，指一朝被僱傭，即任公司隨意使喚、必須順從的畜生。）志願者兩人一組身着正裝，頭戴面具，來到北京九家加班文化盛行的互聯網公司門口。一人扮演老闆、一人扮員工，老闆在員工脖子上拴上繩子，像遛狗一樣遛員工。此外，他們還向這九家公司投遞了「關於設立『拒絕加班日』的倡議書」，倡議內容包括：捍衞8小時工作制，抵制違法企業，尋求勞動賠償等。

Xokctach對活動給予了很高評價，「運動的發展模式是O2O的（即online to offline），先在線上生成一個idea，再到線下落地，最後回到線上收割流量」。

莊表偉則對這種「集體運動」本身——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持懷疑態度。他認為，這是一個「狂歡式的正義」vs「程序正義」的問題。收穫了24萬星星的996.ICU不過是一場狂歡，因為除了零成本點讚之外，程序員對於如何通過法律程序為自己維權一無所知，甚至沒有想過。

莊表偉的悲觀不無道理。996.ICU出現一個多月後，在社交媒體上的熱度已消耗殆盡，除了上文提及的行為藝術，亦沒有更多線下活動。這讓海外的支持者感到一絲尷尬。

4月24日，微軟和github員工聯名發起一封請願書：「我們微軟和GitHub的員工支持996.ICU運動，並且和中國科技工作者站在同一戰線。我們知道這是跨越國界的問題，同樣的問題也充斥在整個行業中。我們鼓勵Microsoft和GitHub保持996.ICU GitHub存儲庫不被刪改並且可供所有人使用。」

「他們在代碼平台上抵制996，這本身就非常值得讚揚，未來或許也可能在技術的不斷演進過程中，發展出一些新型反抗模式，以此制約一些公司的不當行為。」

簽署人之一Pantagon是微軟的員工，平時在紐約工作，是一名美籍華裔程序員。Pantagon期待996運動成為中國互聯網從業者爭取合理利益的一個開端。「在美國，員工的合理訴求如果被大企業、大財團阻止或者屏蔽，那他們會集結起來，發出更大的吶喊聲。」

事情的走向令Pantagon感到沮喪。「我有一個同事的評價挺到位的：與勞工階層密切相關的996運動只能火一陣子，但和中國有關的所謂國家尊嚴、民族大義，卻能在大陸輿論場裏火一輩子。」

反996運動為何沒能走得更遠？

除了莊表偉指出的、程序員群體不懂通過法律維權，王行坤認為，其去中心化的組織方式也是原因之一：「以往工人運動都是知識分子、NGO參與組織，這次程序員通過Github實現了自組織。」這種組織方式的優點是民主、開放，可以讓更多人捲入，並在其中享有話語權；但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缺乏緊密組織，沒有統一綱領，因此很難持久。王行坤認為，當這樣自組織的群眾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還是需要知識分子和有一定理論基礎的活動家介入——不是去指導運動，而是在相互學習中制定出運動的綱領和方向。

這套去中心化的組織頗具「開源特色」。Xokctach提到，Slack群裏曾討論要不要選出一個委員會來組織、協調大家的活動，大部分人否定了這一提議，「我當時也是強烈反對，因為一旦有了委員會，就有了被打擊的目標」。

莊表偉認為，用「去中心化」形容開源社區的組織形態不準確，應該說是「鬆散的」，但並非沒有核心。他表示，很多社區都會在發展中自然產生核心（或者說是權威、代言人），這些人貢獻巨大，有目共睹，在社區中的地位非常穩固。例如在對待反996許可證的態度上，接受採訪的許多程序員都會提到尤雨溪的意見。

胡泳認為，反996運動的成功之處在於，「提供了一種創造性的反抗模式。他們在代碼平台上抵制996，這本身就非常值得讚揚，未來或許也可能在技術的不斷演進過程中，發展出一些新型反抗模式，以此制約一些公司的不當行為，也就是說，那些互聯網公司可以通過科技手段對你進行異化，你也可以通過巧妙的平台和技術，對這些公司進行『反制裁』。」

胡泳覺得，程序員相對幸運，因為他們還能得到公眾的關注，那些比他們更勞累、報酬更低的製造業員工、低端服務業員工，尤其是被互聯網改造和重塑的職業，比如滴滴司機、外賣員、快遞員，得到的關注程卻很低。

「我期待996.ICU這個項目能讓全社會開始關注到更底層的一些勞動者，逐漸培育出一片更容易讓他們發聲的土壤。這會很難，但必須要做。」

應受訪者要求，魏然、黃越、周曉明、Xokctach、Pantagon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