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996运动全纪录：想通过代码改变世界的人，为何难以改变加班现状？

5月10日，在阿里集体婚礼上担任证婚人的马云再次提到996：“工作上我们强调996的精神，生活上我们要669，什么叫‘669’？六天六次，关键要‘久’。”

这段黄腔让90后程序员魏然感到讽刺：“一个关于过劳加班的严肃话题，到了大陆互联网领军人物的口中，竟然变成夫妻生活话题。”

一个多月前那场声势浩大的反996运动，已渐渐淹没在中美贸易战的尘嚣中。从诞生、燃烧到被遗忘，反996运动唤醒了哪些讨论、运动中的人们经历了什么，这场运动为何没能走得更远？端传媒采访多位参与者、业内观察者和专家学者，希望勾勒出反996运动的轮廓。

“当时的感觉吧，就是天亮了”

有那么一刻，魏然觉得“找到了组织”。

魏然在深圳一家大型民企工作。3月26日晚上9点半，准备下班前，他打开每天都会“刷”的Github，发现了一个上线不到一天、“星星”（在Github上被称作star，相当于点赞）就超过2000的项目——“996.ICU”。

Github是全球最大的代码托管服务平台，有3000多万注册用户，托管了超过9600万个代码仓库。资深业内人士Xokctach在给公众号“两颗土豆”的撰文中，将Github比作程序员的虚拟办公楼——他们将写好的代码存放在那里，在那里提交对代码的最新修改，在那里和同事交流、协作。因此，Github也被视为全球最大的程序员线上社区。Xokctach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估算，中国需要用到Github工作的程序员大约有150到300万。

出现在这里的996.ICU，是中国大陆程序员抵制996工作制的一个开源项目，口号是“Developers’ lives matter”。996，指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算下来，每周工作时长至少72小时，比法定的40小时高出近一倍。程序员们调侃道，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一旦生病就得进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监护室）。

据好奇心日报报导，早在这个项目出现前，域名966.ICU就已存在，由一名年轻程序员注册。在技术论坛“V2EX”上，这位程序员曾在一个讨论薪酬的帖子下提到：自己毕业于北京一所211大学（211工程，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入选该工程的大学被称为“211大学”），在一家和BAT（指百度、阿里和腾讯）同级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刚转正没多久，月薪一万元（人民币，下同）左右，公司最近开始实行996工作制。3月26日，这位程序员又在一个职场话题下面回帖：“我才感到996多么毁人，除了工作就是休息，跟家人沟通都少了。”

这位程序员至今保持匿名，外界无法得知Github上的996.ICU是否出自他手。可以肯定的是，关于996的讨论在Github上引发了极大关注。截止5月19日，已获得超过24万星星，居全站第二。最初，仓库里只有一个叫做“README.md”的文件，里面只有三句话：

Empty repo only for counting stars. Press F to pay respect to glorious Github
（这是一个用来集星星的空仓库，请按下F键，向光荣的Github致敬。后改为“向光荣的软件开发者致敬”。）

Suggestions and PRs are welcomed！
欢迎提建议或PR（pull request，拉回请求，Github上一种参与修改软件的方式）。

Join discussion at [#20] (https://github.com/996icu/996.ICU/issues/20)（在以下地址参与讨论。）

据Xokctach回忆，27日是996.ICU星星数暴涨的一天。程序员们在热情转发的同时，也积极参与项目的完善，仅27号一天，项目就收到50多个PR请求，包括修改笔误、添加新内容、将中文内容翻译成多国语言等。

28日，996.ICU新增了一个“曝光996公司及部门”的投票功能，并由此延展出两个关联项目——“996公司黑名单”和“955公司白名单”。黑名单上，京东、华为、阿里巴巴等国内大型互联网公司几乎全部在列，白名单上则以外企居多。遇到争议时，参与者可各自举证，然后通过投票决定要在黑名单上保留或删除某家公司。

名单的出炉让媒体有了具体目标。29日起，陆续有多家媒体跟进这一事件。先是差评、36氪等科技类新媒体，接着《人民日报》、央视网等官媒也纷纷跟进。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Python的创造者、荷兰程序员吉多·范罗苏姆（Guido van Rossum ）在推特上转发了《南华早报》对事件的报导，并评论道：“996工作制是不人道的。”这条推文也刷新了范罗苏姆所有推文的流量纪录，收获了两千多个赞和近千次分享。

与此同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程序员们，把原本用来给项目代码提bug、提反馈的issue（GitHub上的一个功能，类似讨论区），变成了聊天室和会客厅：

“996重度吐槽群，请加QQ号XXXXXXX”

“重症监护室！讨不回的青春，聊不完的996”

“我立誓不做工贼，但资本家也不要总是无情地剥削呀！”

……

一位自996.ICU建立起，就持续关注这个项目的程序员说，程序员正用他们自己擅长且独特的方式，通过写代码、建“仓库”、玩issue，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

“当时的感觉吧，就是天亮了。”魏然说。

“天下苦996久矣”

“996”成为一个描述互联网公司工作制度的专有名词被广泛使用，大约是2014年。当年4月，阿里巴巴一名怀孕员工因子宫大出血死亡，家属认为其死因是超负荷工作。她的朋友也对媒体表示，这名员工在查出宫外孕后，因不想在4月发年终奖时落下业绩，没有请假去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网友转发这条新闻时，将阿里的加班制度称作“该死的996”。

在“新闻实验室”发布的《996.ICU背后：程序员在互联网公司的真实生态》中，作者川叶谈到产业方向对996工作制的影响。川叶指出，开源软件的发展为信息技术产业带来了重大变革，由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都是开源的，重复发明轮子毫无必要，因此开发者可以专注于两个方向：对底层技术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技术应用的开发。目前，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主攻的还是技术应用的开发。

这一方面导致市场对程序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入行门槛越来越低；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加入互联网大战，“快”成为行业共识。在川叶看来，市场对公司效率的高要求，使技术应用方面的开发很容易落入劳动密集型的实质之中。程序员褪去“智力劳动者”的光环，似乎变得和车间工人没有太大区别：无论从工作的复杂程度、还是工作时长和产出来看，二者都越来越接近了。“码农”——写代码的农民工——这一程序员群体的自我调侃仿佛正在成为现实。

互联网信息博主jolestar在一条微博中列举了互联网公司常见的几种996模式：首先是“制度性996”，即公司明确规定了上下班时间，并用严格的考勤制度加以约束。其次是“团队压力式996”，即公司没有明确规定，但团队形成了加班氛围；或是工作时间是考核指标之一，即便无事可做的员工，也不好意思提前下班。第三种是“业务压力式996”，由于现行的系统架构跟不上业务增长的速度，只能靠程序员加班熬夜扩容救火。第四种是“团队内耗式996”，由于团队内部组织结构复杂、流程繁琐，大量的时间耗费在开会沟通上，因此不得不加班。最后一种是“形象工程序996”，这种模式往往出现在体系庞杂、官僚化严重的公司，中层领导为了讨好上级、让部门的业绩显得好看些，会定期组织员工加班，但加班也没什么实际工作可做，甚至为了加班生造出需求。

“哪怕你是稳定的全职员工，公司还是随时可以招募一批能‘即插即拔’的后备军，这是当代互联网企业的残酷之处。”

经历过996的黄越对端传媒表示，程序员一天最多保证有5、6个小时是在产出合格的代码，其余时间都是在开会、讨论需求。有一段时间，黄越一个月只有三天休息日，每天下班走出公司，天都是黑的。偶尔有一次在天还亮着的时候走出公司，感觉像放假一样，特别开心，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很讽刺——对别人来说正常的生活，在自己这里变成一种奢求。

魏然的工作状态或许可以代表一部分程序员：每天9点来单位打卡，之后通常是枯坐半天，午饭时间和同事下楼吃沙县小吃或兰州拉面，期间不是抱怨打卡“制度烂”，就是大骂领导“没人性”，下午在办公室发呆，状态好时写点代码。例会一般下午6点开，开完会通常八九点，这时吃的晚饭倒不如说是夜宵。

当然，不是所有程序员都反对996。程序员周晓明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高级程序员往往能够接受996、甚至997的工作强度，当然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回报也要比基层程序员高得多。

这似乎揭示了程序员群体内部的某种“阶级区隔”。

资深互联网从业者霍炬认为，这种区隔是真实存在的。随着互联网企业的高速发展和扩张，很多“不合格”的程序员也获得了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比较基础。但在他看来，996损害的不仅是这些“不合格”程序员的利益，“他们加班的情况确实更多，但当加班的氛围形成之后，高级程序员也不得不被迫加入这个队伍，不然就会显得自己‘不合群’、‘缺乏职业精神’。”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互联网平台是一种新型平台主和在平台员工的关系。这些平台从规模和架构上都远超工业革命时代的工厂和公司。以前公司的发展模式，一般是通过不断壮大企业内部资源，来实现整体规模的扩张和壮大。但在互联网世界，平台的规模在于如何培养和建立基于自身业务之上的那些外部网络，业务比以往更复杂，要求更高，整个劳动形态也在发生变化。

“互联网时代存在着一种叫做‘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的劳动模式，这也是隐性劳动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症结所在。”胡泳说。

“不管是流水线工人，还是工程师、程序员，本质上都是数字劳动，其共同点是——利用挖掘人力的资源，来使具体的技术公司受益，而在这个挖掘的过程中，就可能会产生异化作用了。”

胡泳提到“U盘化生存”，由逻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提出的一个生存困境解决方案——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这说明生产和消费的边界在不断消解，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你的本职和娱乐经常混为一谈，这也就是劳动力变化的一个大趋势。放在具体的互联网企业和程序员群体上，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哪怕你是稳定的全职员工，公司还是随时可以招募一批能‘即插即拔’的后备军，这是当代互联网企业的残酷之处。”

基层程序员周晓明对此感同身受。他所在的公司并没有实行过996，但作为一种业界常态的996，依然让他感到焦虑：“大公司敢明目张胆地实行这个制度，就说明就业形势严峻，你不干的话后面还有一大波人能替代你。”

霍炬指出，“996”至少在15年前就存在了，且并不是互联网企业独有，甚至不是中国独有。过去的一些软件公司、外包公司都存在这种现象。不过如今，这种大规模的、公司系统性的超常加班在国外是不常见的，“尤其是公司正面宣传提倡这种行为，更是很罕见，毕竟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反996的声音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发出？

川叶在上述文中的判断或许可以作为解释：互联网行业在中国疾风骤雨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整个行业的增长趋于平缓，但企业之间白热化、同质化竞争的惯性依旧。这就导致从业者，尤其是普通程序员对这份工作的投入产出比开始不满，对个人未来的收入预期也不像过去那么乐观。无论互联网大佬们如何炮制励志鸡汤，爱拼才会赢的新自由主义神话在一些人心里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就在996.ICU项目建立前2个月，魏然把QQ签名改为：

“天下苦996久矣”。

反996软件授权协议V.S.开源精神

996.ICU产生的第一个实际进展，是27日被提出的“Anti-996 License”（反996软件授权协议）。

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公司使用了某开源代码，就必须遵守原作者写在授权协议中的条款，否则原作者有权向该公司提出诉讼或索赔。提议者希望说服尽可能多的开源项目采用反996软件授权协议，通过这种方式，在《劳动法》框架之外给企业施加实际约束力。

3月30日晚，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法学博士Katt Gu在丈夫阎晗（Suji Yan）的鼓励下，连夜起草了反996许可证，她采纳的模版是目前国际上应用广泛的 MIT 开源协议（属相对宽松的协议，被许可人可修改、出版发行、贩售软件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人质疑这一协议是否违反了开源精神。开源框架Vue.js的作者尤雨溪在个人微博上表示，他本人反对和谴责996，但也反对在开源项目许可证中加入discriminatory clause（歧视性条款，即禁止部分用户使用的条款），或是用开源项目做任何形式的政治博弈。在回复阎晗的评论中，尤雨溪补充道：“商业公司互相之间用996 license或许有些许震慑力，但要求独立开源项目用那是逼别人当烈士。”

要理解开源精神，必须先理解开源软件的开放模式。

如果一个程序员想在Github上修改一个开源软件，他可以将源代码“分支”（fork）一份，在新的拷贝上进行修改，然后提出“拉回申请”（pull request，简称PR），软件的维护者会审阅他的修改，觉得合适就会接受PR，将修改纳入软件中——这使得每个程序员都可以参与完善软件。如果一个程序员的修改和项目创始人的意愿相悖，也没关系，他可以将源代码复制出来另起炉灶，如果他的修改在社区里获得了足够的支持者，那这个新项目在关注度上就会逐渐取代原有项目。

这就是开源软件的开发模式，一旦开源，软件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不再掌握在创始人手中，而是由社区里所有对其做出贡献的成员共同决定的。反996运动的演化速度和声势与这种开发模式密不可分，它可以吸引尽可能多的程序员参与、鼓励尽可能多新的形式被发明出来，同时，它的进展方向也是不确定的、流动的。

“996工作制让程序员‘通过代码改变世界’的愿景受到了束缚，而反996运动中遇到的那些阻碍，也在一定程度上羞辱程序员的初心，我觉得这是这个运动略显悲壮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讲清楚什么是“开源软件”，需回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 movement）。在更早的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软件都由学院和企业科研人员合作研发，为了方便适配不同的硬件和操作系统、修正bug以及增加新功能，软件的源代码一般会随软件附送。

软件开发作为一个产业在1960年代末起步，并和上述销售模式形成竞争。软件制造商为了防止自己的软件被安装在竞争对手的电脑上，停止分发源代码，并通过版权保护和严格的软件许可，禁止源代码的拷贝和再分发。这类受到版权保护的软件，被称作“专有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

1983年，天才程序员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发起GNU计划，目标是创建一套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GNU，随后，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正式成立。

根据斯托曼的定义，自由软件，意味着用户可以自由地运行、拷贝、分发、研究、修改并完善软件，“free”在这里的含义是自由（liberty）而不是免费。为此，斯托曼设计了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简称GPL）。GPL是目前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中最流行的一种许可证，采用GPL的软件的衍生软件也必须以相同的许可证分发。此外，还有一些更宽松的许可证（permissive license），比如反996许可证所参考的蓝本MIT。

1998年，自由软件中的一部分成员分裂出来，创建了开放源代码促进会（Open Source Initiatve，简称OSI），想要用“开源软件”这一概念替代“自由软件”，并舍弃了斯托曼的部分理念。

斯托曼在政治上持激进的左翼立场，在他看来，专有软件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尊重用户和社群的自由，将开发者或版权所有者的权力凌驾在用户之上，甚至可能侵害到用户权益，比如侵犯隐私。因此，允许用户查看、修改、分发软件的源代码，是为了保障用户的基本自由（essential freedom）。而在“开源软件”的支持者看来，开源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起开发更多更好的软件，因此，要制定一个更加宽松、去道德化、不排他的开源标准。

开源社执行长庄表伟认为，“自由软件”的核心理念包含了严厉的道德判断，在保证用户绝对自由的同时，开发者的自由被道德绑架了。他表示，对待开源最好的态度是，既不以道德相标榜，也不以道德相指责。

美国科技作家彼得·韦纳（Peter Wayner）在《共创未来：打造自由软件神话》（Free For All: How Linux and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Undercut the High Tech Titans）中写道，自由软件的政治学可以归结为一个两难问题：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还是自由市场主义的乌托邦？

在韦纳看来，将斯托曼视作“共产主义者”也不无道理，因为源代码的作用相当于生产工具，斯托曼希望将这些生产工具发放到每个人手中，让他们任意使用。站在这一角度理解反996许可证的意义，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常年关注劳动议题的王行坤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谈到：如果反996许可证的设想成真，即实行996工作制的互联网公司不再能够获取到采纳了反996协议的开源软件的源代码，这些公司的程序员就无法照常工作——相当于产业工人破坏工厂里的生产工具，相当于一次罢工。

霍炬认为，反996许可证与开源精神并不冲突，反而是和自由软件精神有一定冲突。例如，它会与GPL这类被广泛使用的自由软件许可证存在冲突，使得短期内很难有大型的、重要的开源项目采用它，长期也未必会有。因此，这类非自由许可证更多是态度上的表达。

事实上，GNU官网已将反996许可证列入“非自由软件许可证”（non-free software licesnes）类别，并建议不要采用它。

与此同时，亦有不少“开源软件”的支持者对反996许可证存疑。OSI的创始人之一Bruce Perens给开源软件下的十条定义中，有一条规定开源软件不得对任何人或团体有差别待遇。

尤雨溪拒绝采纳反996许可证也是基于这一原因——开源项目不应被当作政治博弈的工具。有网友提出自由软件运动本身携带的意识形态时，尤雨溪表示，他对“自由”的理解是任何人都有使用一款软件的自由，而不是（通过一款软件的许可证）去帮助一个特定人群争取自由。

“程序员都很尊重开源精神。”被称为“黑客教父”的老鹰对端传媒表示，“但996工作制让程序员‘通过代码改变世界’的愿景受到了束缚，而反996运动中遇到的那些阻碍，也在一定程度上羞辱程序员的初心，我觉得这是这个运动略显悲壮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云回应：“996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就在程序员内部为反996许可证争执不休时，封杀开始了。

3月30日起，网友们陆续发现，包括百度、QQ、阿里巴巴旗下的UC和360等多款国产浏览器，均无法进入996.ICU的主页，这似乎是“黑名单”企业的一次回击：你用黑名单曝光我，我就用浏览器封杀你。

业内人士调侃道：“中国程序员最大的困境就在于，昨天在 Github 上给反996项目加了星，今天就要加班给360浏览器、QQ浏览器、UC浏览器……更新屏蔽反996项目的网址。”

魏然有点吃惊。“本来以为就是程序员的小打小闹，但企业封杀这个项目，感觉情况不太妙。”和大多数自嘲为“单身狗”的程序员一样，魏然秉持“小事不决问自己，大事不决问父母”的原则询问父亲。

父亲边听边抽烟，听完后烟一灭：“你们这是在搞运动啊！”

父亲告诉魏然，发发牢骚可以，但最好是在私下里，不要在网上抛头露面。“搞不好你最后不是进ICU，而是被国安请去‘喝茶’。”

和父亲谈完后，魏然想了一夜。第二天，他删掉了自己在issue上的所有发言。“说句没出息的话，真的有点害怕。”他记得父亲反复和他强调：“线下的维权，最后统统会被打掉，你们线上的难道会区别对待吗？”

魏然觉得自己应该“收敛一点”。“每个月赚份工资，吃点好吃的，我要求就这么简单，别到最后把我定性成运动一份子了。”接着，他开始劝那些积极参与的好友同事不要“介入太深”，“你说了什么话，提了什么建议，人家都监视着呢。”

自己的诉求真的合理么？魏然有点犹豫。“老实说，我们平常有加班补贴，数额也不低，所以后来觉得，这样控诉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在阎晗看来，魏然的犹豫，体现了程序员群体表达诉求时的复杂心态。“996.ICU主页已经写了，‘按照劳动法规定，996 工作制下只有拿到当前工资的 2.275 倍，才在经济账上不吃亏’。程序员都很纯很天真，企业给的加班补贴可能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但和劳动法其实还有很大差距。”

老鹰觉得，除非被逼到一定份上，程序员这个近乎“鸵鸟”的群体绝不会“揭竿而起”。“这个群体比在校学生更乖、比一般白领更宅、比普通工薪阶层思维更简单。”

在996.ICU的主页上，也可以看到项目发起者陈述初衷：“996.ICU是由IT从业者发起的一项倡议。我们欢迎来自其他领域和其他国家的人士加入讨论。这不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们想要的是创建一个倡导工人权利的开源软件许可证。”

3月29日，996.ICU创建的第四天，issue功能被关闭了。在“Where are the issues?”的解释条目中，项目作者说道：“即使存在交互的限制，issue领域依然失去控制，所以个人决定将其关闭，和github与其他人无关。”关闭前，996.ICU的issue数量已超过十万。

一个程序员在推特上评论道：“还没等上面动手，所谓的抗争者就开始内部审查了。”

程序员群体的犹豫、谨慎，和互联网大佬的傲慢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你只用40年，就压缩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时空和经历，结果是你得到了繁荣的面貌，但那些关乎商业伦理、工作伦理的内核却是缺失的。”

4月12日，马云在公司内部活动上对996做出回应：“996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马云指出，每一个人都渴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但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是不可能成功的。

另一方面，他认为阿里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让老百姓买到更好的东西，享受美好的生活；为国家创造了就业、税收，促进了经济发展，还可以做公益回馈社会，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员工996。

同一天，刘强东也在微信朋友圈以一篇长文回应996。在文中，他回忆了自己创业初期的艰辛，并表示，“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

“一旦谈及996工作制、加班文化，这些互联网掌舵者们的措辞、话术技巧和话语体系是如此的一致。”胡泳指出，马云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概念的偷换，把公司成长和个人成长划上等号。

对于刘强东谈到和员工做兄弟，一起为公司的明天奋斗。胡泳说：“你如果是刚开始创业，这样发言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但你如今掌舵的是一家大公司，你和员工的关系，不是靠‘我们是兄弟’就能解决的，而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是需要通过劳动法来调解劳资关系的。”

关于996的讨论，没能走上反思加班文化、甚至反思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方向，也没能形成与其他行业的联动，相反，讨论被职场励志鸡汤、狼性文化和丛林法则混淆，陷入了僵局。

“这30年，中国企业整个的发展，是一个快进、急剧压缩的历程，你只用40年，就压缩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时空和经历，结果是你得到了繁荣的面貌，但那些关乎商业伦理、工作伦理的内核却是缺失的，是没有得到相应构造的。”胡泳说。

要改变996工作制的现状，霍炬认为，需提高行业水平和管理水平。整个互联网产业增长率的下降或许会是一个契机。“靠人多比狠激烈竞争的模式并不能有效提高增长率和利润率的时候，行业必然会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但是这个过程很可能伴随着业务重组、企业调整，以及失业。”

反996运动为何没能走得更远？

运动在4月1日走入了线下。愚人节当天，公众号“shachiku东亚保健所”策划了一场行为艺术（shachiku，社畜，是日语中“会社”与“牲畜”的结合体，指一朝被雇佣，即任公司随意使唤、必须顺从的畜生。）志愿者两人一组身着正装，头戴面具，来到北京九家加班文化盛行的互联网公司门口。一人扮演老板、一人扮员工，老板在员工脖子上拴上绳子，像遛狗一样遛员工。此外，他们还向这九家公司投递了“关于设立‘拒绝加班日’的倡议书”，倡议内容包括：捍卫8小时工作制，抵制违法企业，寻求劳动赔偿等。

Xokctach对活动给予了很高评价，“运动的发展模式是O2O的（即online to offline），先在线上生成一个idea，再到线下落地，最后回到线上收割流量”。

庄表伟则对这种“集体运动”本身——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是一个“狂欢式的正义”vs“程序正义”的问题。收获了24万星星的996.ICU不过是一场狂欢，因为除了零成本点赞之外，程序员对于如何通过法律程序为自己维权一无所知，甚至没有想过。

庄表伟的悲观不无道理。996.ICU出现一个多月后，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已消耗殆尽，除了上文提及的行为艺术，亦没有更多线下活动。这让海外的支持者感到一丝尴尬。

4月24日，微软和github员工联名发起一封请愿书：“我们微软和GitHub的员工支持996.ICU运动，并且和中国科技工作者站在同一战线。我们知道这是跨越国界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充斥在整个行业中。我们鼓励Microsoft和GitHub保持996.ICU GitHub存储库不被删改并且可供所有人使用。”

签署人之一Pantagon是微软的员工，平时在纽约工作，是一名美籍华裔程序员。Pantagon期待996运动成为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争取合理利益的一个开端。“在美国，员工的合理诉求如果被大企业、大财团阻止或者屏蔽，那他们会集结起来，发出更大的呐喊声。”

事情的走向令Pantagon感到沮丧。“我有一个同事的评价挺到位的：与劳工阶层密切相关的996运动只能火一阵子，但和中国有关的所谓国家尊严、民族大义，却能在大陆舆论场里火一辈子。”

反996运动为何没能走得更远？

除了庄表伟指出的、程序员群体不懂通过法律维权，王行坤认为，其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也是原因之一：“以往工人运动都是知识分子、NGO参与组织，这次程序员通过Github实现了自组织。”这种组织方式的优点是民主、开放，可以让更多人卷入，并在其中享有话语权；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缺乏紧密组织，没有统一纲领，因此很难持久。王行坤认为，当这样自组织的群众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还是需要知识分子和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活动家介入——不是去指导运动，而是在相互学习中制定出运动的纲领和方向。

这套去中心化的组织颇具“开源特色”。Xokctach提到，Slack群里曾讨论要不要选出一个委员会来组织、协调大家的活动，大部分人否定了这一提议，“我当时也是强烈反对，因为一旦有了委员会，就有了被打击的目标”。

庄表伟认为，用“去中心化”形容开源社区的组织形态不准确，应该说是“松散的”，但并非没有核心。他表示，很多社区都会在发展中自然产生核心（或者说是权威、代言人），这些人贡献巨大，有目共睹，在社区中的地位非常稳固。例如在对待反996许可证的态度上，接受采访的许多程序员都会提到尤雨溪的意见。

胡泳认为，反996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反抗模式。他们在代码平台上抵制996，这本身就非常值得赞扬，未来或许也可能在技术的不断演进过程中，发展出一些新型反抗模式，以此制约一些公司的不当行为，也就是说，那些互联网公司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对你进行异化，你也可以通过巧妙的平台和技术，对这些公司进行‘反制裁’。”

胡泳觉得，程序员相对幸运，因为他们还能得到公众的关注，那些比他们更劳累、报酬更低的制造业员工、低端服务业员工，尤其是被互联网改造和重塑的职业，比如滴滴司机、外卖员、快递员，得到的关注程却很低。

“我期待996.ICU这个项目能让全社会开始关注到更底层的一些劳动者，逐渐培育出一片更容易让他们发声的土壤。这会很难，但必须要做。”

应受访者要求，魏然、黄越、周晓明、Xokctach、Pantagon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