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端編輯跟我約稿，讓我談談去年寫過的那群青年。我試過拿起筆，但始終覺得無從下手：如今任何的讚美在現實面前都變成嘲諷，局外人的反思對他們來說也無非是難聽的風涼話而已。
五四那天我看到一篇朱學勤老師在端上發的文章，讀完之後十分感慨。我不僅感慨朱老師的觀點二十年沒有變化，也感慨他所堅持的觀點，放在當下有一種特別奇特的「錯位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以朱老師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就開始藉助西方現當代思想資源來「反思」五四，比如將哈耶克所批判的「歐陸啟蒙運動」和「建構理性」，用來對應五四的「新文化」和「科學」，將伯林所批判的「積極自由」，對應於五四的「民主」和「救亡」。儘管偶有反覆，但朱老師不止在一個地方說過，五四與後來的文革一脈相承，兩者都是激進主義（以及文化決定論）的產物。這次的文章，朱老師雖然沒有特別提及「激進」二字（大約出現了兩次），但字裏行間依然認為五四是激進的，體現在「大民主」、「文化決定論」和「以俄為師」。朱老師也沒有說「五四青年」，而是將五四的主角稱為「五四先賢」，不過在這樣的日子我會應景地想，像朱老師這樣的自由保守主義者，理想中的年輕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於是我想到被斯坦福（史丹佛）退學的趙雨思同學（編註：一名中國女生近日遭史丹佛大學退學，原因是提供虛假成績及賄賂入學）。我看完幾篇相關的文章，腦海裏一直縈繞着她說的那句話：「考上斯坦福不是夢，只要有堅定的目標，努力去拼搏，就會實現的。」我還想起她說的人生理想，她回國以後想做公務員，改變農村教育不平等的問題。儘管我不認為她需要為650萬美金的事情負全責，但如果沒有意外，美國高校奉為圭臬的「審視自己的特權」，最終也難以打破她成長環境帶給她的金色牢籠，她將在中國上流社會的期待下，成為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我不是說朱老師理想中的年輕人就一定是趙雨思這樣的，不過考慮到自由保守主義特別青睞企業家，企業家的子女當然是理想青年的合理候選。何況趙雨思一點也不「激進」，她怎麼會「激進」呢？她就是當下最典型的既得利益者，一個階層固化、又可以讓權貴的孩子奢談「個人奮鬥」的中國，就是她要「保守」的秩序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朱老師的顧慮是完全「錯位」的。當朱老師在2019年批判五四的時候，他在批判的是什麼，批判的又是誰？如果說他批判的是「大民主」、「文化決定論」和「以俄為師」，那這幾個詞語，在當下對應的只能是「公共參與」、「文化批判」和「馬列主義」。我不確定朱老師理想中的青年是什麼樣子，但從他對五四的評價，我可以猜想他對那些依舊在為工人奔走呼號，又被當局肆意凌辱的左翼青年，還有為jingyao發起簽名，批判強姦文化，又被團滅公號的年輕學生，大抵是不以為然的。朱老師當然可以認為，這些行動繼續發展下去，會出現第二次文革，就好像當年某個人也會覺得，讓臭老九多說幾句，自己打下來的天下就要不保了。
其實朱老師不需要擔心，因為當局比他更害怕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一些有司的朋友曾經看過我寫左翼青年的文章，來問我這些年輕人腦子裏到底想的是什麼。我對這個問題的提出感到不解。他們換了個問法，說，都是最一流大學的學生，怎麼會信那個？我說，這也不能怪他們，這兩年各宣傳口不是說要重新舉起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馬克思主義學院也越來越多了，好像還在搞什麼「馬藏」？學生們又不是有什麼閲讀障礙，他們讀過馬克思和毛澤東，驚覺周遭的世界和馬克思所批判的何其相似，於是拿起毛澤東思想做武器，到工人群眾中去，跟資本家做不懈的鬥爭。這有什麼不好理解的？
有司朋友說，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這樣理解的。我問，那該怎麼理解？他說，事物是變化發展的，不能用一成不變的眼光去看待。我說，很對，這大概就是本屆政府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過要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我想中國以外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同意。將「事物是變化發展的」作為主導思想，那說明根本沒什麼主導思想。
或許這就是問題之所在：這個國家現在已經不知道它的主導思想是什麼，它當然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年輕人。
或許這就是問題之所在：這個國家現在已經不知道它的主導思想是什麼，它當然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年輕人。
2017年10月以前我一直覺得，為了順應當下國情，當局應該會進行意識形態轉型。四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不再能解釋中國的發展和現狀，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也越來越力不從心，從執政者的角度，最合理的新型意識形態應該是某種類型的儒家思想。儒家裏的等級制色彩，可以為已經出現的階層固化背書，天下秩序又呼應着大力推行的「一帶一路」，《鹽鐵論》裏的儒生明顯也不反對市場經濟。何況，朝野學者為此已經做了大量工作，正是呼之欲出。誰知道十九大以後，上面一再強調「馬克思主義」，儒家完全噤聲，一些左派以為，真的要着手實現「共同富裕」了，連吳冠軍都對國師之位躍躍欲試。
去年七八月發生的事情，其實已經證明新的意識形態路線是行不通的，當局也很快意識到了這點。於是梁文道要講《一千零一夜》，將馬克思的《資本論》報上去，居然沒有通過；北大的「馬會」開讀書會，居然邀請研究儒家的學者去講《近思錄》；更不要說幫塵肺病工人維權的幾個編輯，被帶走以後至今下落不明。
當局或許不知道自己的主導思想是什麼，但它知道自己不想要的思想是什麼。自由主義就不用說了，幾年前就被本屆政府判定為「邪路」，各國家部門的領導人，都從自己的位置批判過西方對應的制度，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司法獨立」。
中國共產黨不允許自己的黨員信教，也不希望太多普通的人信教。在中國信基督教的人數有多少，一直都是個迷，說上億的都有，但幾千萬應該是逃不掉的。這麼龐大的數量，都可以和黨員的數量抗衡了，難怪當局會緊張，對於那些不願在教堂掛國旗的非三自教會，那就更加不能原諒。所以拆教堂的事情時有發生，去年年底，成都長老會的幾位牧者也被帶走了。
女權主義對當局來說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儘管今年2月，九個國家部門聯合發布通知，明確禁止一些在招聘中常見的歧視女性的做法，比如不得詢問婦女婚育狀況，不得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等。不過，從當局對＃MeToo的態度，就可以看得出，它對女權主義是不歡迎的。去年以來，有多個參與＃MeToo的個人被有司上門關心，多個涉及女權話題的社交平台賬號被封，其中就包括女權之聲。考慮到本屆政府180度轉變的生育政策，以及女權主義者對在中國生育的負面評價，很難想像女權主義在未來能夠得到當局的厚待。
大陸新儒家秋風大師曾經吹噓，中國的執政黨遲早是要認祖歸宗的，儒家的用語將成為中國學術界的通用語言，宗族遲早是要在中國復興的。從現在的形勢看，這幾樣沒有一樣能夠實現。讓我驚訝的是，我還聽說最近中央在嚴厲打擊同姓宗親會，為什麼？這也是結社啊，一個大姓，人數加起來就上千萬，要是其中有人想幹點什麼，麻煩可就大了。
所以現在有什麼思想是安全的呢？民族主義可以嗎？那還得看，上街砸日本車肯定是不行的，在網上罵老美，要是聲勢過於洶湧，影響到貿易戰的談判，說不定也要惹禍上身。本土佛教算是與世無爭了吧？慢着，不要忘了上世紀末的某位李姓大師，他的理論也借用了不少佛教的資源。總而言之，你想什麼沒有人管你，但要是你說出來，或者去身體力行，那沒有人能擔保你永遠沒事。
這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馬雲說得一點都沒錯，除了996＋669，他們沒有別的選擇，有資格996+669，已經是一種福報了。這麼說可能有點戲謔，因為攤開來說太殘酷：一種「人肉電池」加「生育機器」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啊？
我一個大力擁護改開的朋友，有一句話讓我頗為難忘，他說，改開的真正英雄，就是無數想過「好日子」的普通人。他和我還有一個共同的朋友，是馬雲的中高層員工，這兩年拼命論證中國經濟前景無可限量，因為中國人勤勞能幹肯吃苦。我不否認經濟發展是「好日子」或「美好生活」的必要條件，但它一定不是「好日子」的充分條件。有一陣我和第一個朋友說，我感覺有了錢也並沒有多開心。他說，那是因為你還不夠有錢，等你有錢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有錢真的可以為所欲為」是活在中國人表情包裏的一種美好想像，可惜我完全想不起自己有什麼特別想買的東西，買房結婚生孩子那些對我來說也沒什麼吸引力。有很多很多的錢，倒是可以不用工作，去環遊世界，去參觀各國的博物館和藝術展，去挑戰全球的極限運動，還可以移民。所以有錢的意義，最終還是出去。
我在《喪文化和中年危機背後的大國哲學》裏說過「好日子」的其他必要條件：充分的自由和機會，價值的多元和價值之間的相對均衡，一定程度的政治參與。這些條件，和上面說的有什麼關係呢？我上面說的那些被壓抑的思想，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基督教和儒家，都是羅爾斯所謂的「整全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s）。它們對於一般人的意義在於，它們在各自的體系內，「組織並描繪了已為人們所承認的各種價值，使這些價值能夠相互共容，並表達出一種可以理解的世界觀」。用直白一點的話來講，對於「我們應當如何生活」這個問題，有些人沒辦法想到特別好的答案，這些整全性學說，各自給了這個問題一個（或不止一個）答案，為所有人提供了參考，甚至對有的人而言，某個整全性學說本身就是答案，值得為之奉獻一生。
有的人會說，這麼多思想，這麼多答案，不是會打架嗎？影響穩定。國家一碗水端平，每一個都打壓，不是很合理嗎？其實合理的做法不是每個都打壓，合理的做法是提供一套框架，讓信奉每一種整全性學說的人都能在裏面活動，又不損害它們的思想核心。如果沒有一套帶有一定約束性的框架，確實很難設想所有的整全性學說會永遠和平共處，十六十七世紀西方的宗教戰爭就是一個警示；如果讓每個國家完全根據自己的法律來制定這套框架，那很多整全性學說的思想核心或許會被破壞，它們也就不再能為信奉者提供真誠的答案。
其實合理的做法不是每個都打壓，合理的做法是提供一套框架，讓信奉每一種整全性學說的人都能在裏面活動，又不損害它們的思想核心。
這也是一種統治的技藝：如何找到一個穩定又靈活的框架，如何在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同時又讓人民保持活力。我們國家，人民在賺錢方面充滿活力，但在賺錢、娛樂和家庭生活以外，留給我們的空間並不多，留給年輕人的空間就更逼仄了，因為他們大部分還沒有作出人生的關鍵選擇，而選擇所需要的條件如此匱乏。我有一個學生是穆斯林，同時也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他有個理想就是去改變全世界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如果在一個正常國家，他可以這麼做：直接成立一個叫「穆斯林女權主義者聯盟」的社團，去宣傳自己的理念，講述伊斯蘭教如何與女權主義不矛盾。他或許會被極右翼攻擊，但也受到法律的保護，至少不會遭受來自國家方面的暴力。然而在中國，我只能勸他先不要暴露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一切等出國再說。
長遠來看，這種統治模式遺患無窮。這個國家或許可以維持一定時間的穩定，但這是以犧牲年輕人的心靈為代價。本質上，那些整全性學說是什麼呢？它們是歷史上存在過的各大文明的思想結晶，甚至某些整全性學說本身就包含了多個文明的精神元素。我們通過它們，與遙遠的歷史和先賢建立聯繫，且因為這個過程不被我們的民族身份所限定，這種聯繫是普遍性的。一代又一代的信奉者從這些整全性學說中獲取心力，他們又將自己的信念傳遞給他人。有的人會說，政府並沒有焚書坑儒啊，有關這些學說的書，不是還可以在書店找到嗎？目前來說是這樣，不過光靠書齋裏的閲讀，一個人無法真正地進入一種整全性學說之中，它們是實踐性的思想，和每個人的生命密切相關。
正因為這些整全性學說難以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中間收穫真誠的信徒和有效的實踐，年輕人的心靈，將在精神的荒原中枯萎。那些沒有枯萎的，會匯聚成一股巨大的能量。在政府允許的範圍內，這股力量是找不到釋放的出口的。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戰爭常常是一個疏導的辦法。還有一個統治者常用的辦法，那就是讓這些能量無處發泄的人互鬥，或者讓他們去一個遙遠的地方做無盡的勞役。不管哪一種，對年輕人來說都是滅頂之災，而這本來不是他們造成的。
我在預備出國的學生中間發現，他們大多數對「白左」理念（也就是美國的左翼自由主義）都表示認同，並且在自己校園內部親身實踐，這似乎和我這篇文章所說的相悖。仔細考究一下，他們認同這些理念，很大程度和他們將要去英國美國留學是有聯繫的。一方面，他們所受的文科教育，其背後的價值預設和國內普高的教育確實不太一樣，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英美的高校內部是什麼樣的觀念市場，這也是一種留學上的心理準備。這種小範圍的實踐，稍不小心就會跨過保護線，遭到荒唐現實的暴擊。更可怕的是，其中有些孩子完全可以在兩個頻道之間自由切換，他們對各種政治正確的表述朗朗上口，內心卻想着如何從這種姿態之中撈盡好處。
這確實和趙雨思沒有很大的區別，只是，我們真的配得上比趙雨思更好的年輕人嗎？畢竟在他們出現的時候，我們也就眼睜睜看着他們被時代摧毀而已。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