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端編輯跟我約稿，讓我談談去年寫過的那群青年。我試過拿起筆，但始終覺得無從下手：如今任何的讚美在現實面前都變成嘲諷，局外人的反思對他們來說也無非是難聽的風涼話而已。

五四那天我看到一篇朱學勤老師在端上發的文章，讀完之後十分感慨。我不僅感慨朱老師的觀點二十年沒有變化，也感慨他所堅持的觀點，放在當下有一種特別奇特的「錯位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以朱老師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就開始藉助西方現當代思想資源來「反思」五四，比如將哈耶克所批判的「歐陸啟蒙運動」和「建構理性」，用來對應五四的「新文化」和「科學」，將伯林所批判的「積極自由」，對應於五四的「民主」和「救亡」。儘管偶有反覆，但朱老師不止在一個地方說過，五四與後來的文革一脈相承，兩者都是激進主義（以及文化決定論）的產物。這次的文章，朱老師雖然沒有特別提及「激進」二字（大約出現了兩次），但字裏行間依然認為五四是激進的，體現在「大民主」、「文化決定論」和「以俄為師」。朱老師也沒有說「五四青年」，而是將五四的主角稱為「五四先賢」，不過在這樣的日子我會應景地想，像朱老師這樣的自由保守主義者，理想中的年輕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於是我想到被斯坦福（史丹佛）退學的趙雨思同學（編註：一名中國女生近日遭史丹佛大學退學，原因是提供虛假成績及賄賂入學）。我看完幾篇相關的文章，腦海裏一直縈繞着她說的那句話：「考上斯坦福不是夢，只要有堅定的目標，努力去拼搏，就會實現的。」我還想起她說的人生理想，她回國以後想做公務員，改變農村教育不平等的問題。儘管我不認為她需要為650萬美金的事情負全責，但如果沒有意外，美國高校奉為圭臬的「審視自己的特權」，最終也難以打破她成長環境帶給她的金色牢籠，她將在中國上流社會的期待下，成為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