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用15年說集中營故事,捷克導遊:「我懂苦難」

「我剛好生為猶太人,所以講猶太人的苦難⋯⋯若我生於香港或北京,說的大概會是六四屠殺的故事。」


Pavel Batel,猶太人,由蘇菲亞羅蘭的保鏢變為研究歴史的集中營嚮導,Pavel盼世人直面苦難中的善與惡。 攝:林振東/端傳媒
Pavel Batel,猶太人,由蘇菲亞羅蘭的保鏢變為研究歴史的集中營嚮導,Pavel盼世人直面苦難中的善與惡。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捷克布拉格63公里外的特雷津(Theresienstadt,此為德語,捷克語為Terezín)納粹集中營,Pavel Batel提著電筒,照進昏暗的營房。他走上閣樓,彎腰,照出牆上七十多年前的塗鴉,孩子筆下的火柴人,顏色繽紛。「他們畫的,是人們上吊自殺的情況。」但Pavel要說的,是比這些更沉重,連生還者都諱莫如深的「不安真相」。

「我訪問生還者,常聽到這句:『我們不談這些』。」由蘇菲亞羅蘭等荷里活巨星的保鏢變為研究歴史的集中營嚮導,Pavel到全球各地走訪生還者,還原連他們都不願提及的真相。「人們只道猶太人被虐殺,卻很少人提及猶太人戰後復仇。」

他是猶太人,說來卻淡然:「這些齷齪的故事,也是真相。」45歲的Pavel在共產捷克長大,少年時才知道自己的猶太身份,當時不當一回事,直到15年前偶爾在集中營聽到生還者講解,才決意研究這段歴史。花三份一人生,說一個從未親歴的故事,只因相信就算真相並不美麗,世人仍應直面苦難中的善與惡。

說故事求生,說故事理解人

Pavel是捷克特雷津集中營遺址最受歡迎的嚮導之一,將歷史講得活靈活現。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老師譚蕙芸、區家麟曾帶著遊學團聽他說故事,兩個專業說故事的記者歎為觀止,區更說他是遇過最好的說書人,沒有之一,還邀請對方來港主講座談會。

Pavel在中大接受端傳媒採訪,談起千里之外的歴史,他突語氣一轉,模彷生還者陰惻惻說:「我要做這些事才能活下來,若是你,你怎選擇?」明明在陽光下的校園,卻讓人禁不住打了個寒噤。以為他的演技是向荷里活明星偷師,他卻搖搖頭:「這是我小時候的求生技能。說不好故事,會死。」

他6、7歲時,隨母親由斯洛伐克改嫁到捷克,成了他苦難的開始。繼父是業餘歴史研究者,「他自己當不成歴史學家,就盼我們有所成就。」繼父酗酒、有暴力傾向,「總之他什麼時候覺得悶了,就把我們叫來,問我們歴史問題。」

Pavel Batel在共產時代的捷克長大,15年前偶爾在特雷津集中營聽到生還者講解,才知道這段苦難歴史,之後放棄當荷里活明星保鏢,全職講故事。

Pavel Batel在共產時代的捷克長大,15年前偶爾在特雷津集中營聽到生還者講解,才知道這段苦難歴史,之後放棄當荷里活明星保鏢,全職講故事。攝:林振東/端傳媒

Pavel裝出繼父看錶不耐煩的樣子,「半小時後答我,答不好沒得睡!」說罷Pavel便得跑到書房翻書。母親患精神病,無力保護孩子。答得不滿意,凌晨2點罰站不准睡,弟弟冬天被抓去淋冷水澡,拳打腳踢是常事。「我不斷練習,如何把歴史變成引人入勝的故事。他聽得高興了,我們才能安生。我得迫自己喜歡歴史,才能活下去。」

「唯有認識苦難,你才能真正理解他人。」

在家被虐待,在街上也常無端被欺凌。

他生長於捷克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鄰里間只有他們一家是是斯洛伐克人,「我不會說捷克人憎恨斯洛伐克人,但我們分開成為兩個國家,必有原因。大家怎麼看大家,到現在仍是不能談的禁忌。」

小時候,Pavel跟弟弟走在街上,一開口,人們聽到其口音,會朝他們扔石子。他記得有次被街童圍毆,有個男人經過,本想制止,「但他一知道我是來自斯洛伐克,便轉身離開。」

小孩不了解什麼是民族主義,卻明白憎恨可無端而生。「我很小已知道,人很容易走向惡,也很容易因差異而無端生出憎恨。這些差異,大至民族主義,國籍、階級不同;小至你支持不同足球隊,卻足以讓人勢不兩立。」

2013年一個展覽展出二戰時期被害的猶太人肖像。

2013年一個展覽展出二戰時期被害的猶太人肖像。攝:Michal Cizek/AFP/Getty Images

Pavel於是學習另一種求生技能,跟愛打架的朋友學空手道。「變強,才能保護自己跟弟弟。」因習武,輾轉當上保鏢,還開設武術學校,保護過蘇菲亞羅蘭等荷里活明星、歐洲黑手黨家眷,還有捷克總統哈維爾。

多年前,Pavel保護美國國會要員來特雷津集中營參觀,首次聽生還者講述被納粹迫害的故事,深感震撼。「當時我就想,這是我的故事!不因我是猶太人,而是這些苦難,我懂。」

「唯有認識苦難,你才能真正理解他人。」受過苦,才懂得同情與惻隱。

Pavel毅然關閉武術學校,放下高薪來全職講故事,連同今年10月即將出版的新作,一共為這段歷史寫了4本書。「我覺得這些故事我不講,就沒其他人來講了。」他是詠春高手,「中國的武術哲學是『止戈為武』,成為最強,才可用武力給對方教訓,制止暴力;我講這些集中營故事,也是想讓大家由歴史中汲取教訓。」

集中營故事:人性的惡

就算他說的,是讓許多人不自在的「不安真相」。

「我訪問生還者,常聽到這句:『我們不談這些』。就算是歴史學者,也會因民族主義有所忌諱,不想有損國族名譽,因此尋真不易。」Pavel由德國、捷克等許多古董商、舊書店、私人收藏家搜羅戰後至七、八十年代出版的舊書,還到世界各地走訪多名生還者及其子女,嘗試拼湊出歷史全貌。

「每個故事,總有些人聽了不舒服,但真相不為任何人服務。」

「有看守集中營的保安寫,曾看見囚犯用布焗死身邊人,吞掉配給予對方的糧食。」Pavel說著壓低聲線,模彷受訪生還者的隱晦懺悔:「我對最好的朋友做了些事,才可以活下來。」Pavel反問:「如果你不夠吃,飢寒交迫,你的朋友病了,氣若游絲,也許配給他的食物都會浪費掉,你會怎麼做?」

特雷津集中營內的淋浴室。

特雷津集中營內的淋浴室。圖:IC photo

「人們會為了活下去做許多事。」他說,人性比想像中複雜得多,而納粹擅於玩弄人性。「他們曾給一對父子木棍,誰殺死對方誰能生存,若是你,你怎麼選?最後是父親哀求兒子殺死他。」

求生是人性,恨意也是人性。

「大家只知納粹虐殺猶太人,卻很少人提及猶太人戰後的復仇。」他找到一封信,來自一名猶太父親。在集中營,他目睹年幼的兒子被殺。他寫道:「唯有恨意讓我活下去。」這名父親最終生還,戰後卻不願歸家,信中道:「附近有個森林,人們會把納粹戰犯及其家人拖進去打死,女人跟孩子也不放過。我復仇後就回來。」

「不是猶太人就會幫助猶太人。」

人性的試煉,亦在特雷津集中營上演。

此營與其他滅絕營不同,原是布拉格以北約60公里外的小鎮,納粹在1941年將原來7000名居民遷走,改建成為將猶太人送往滅絕營前的中轉站,亦是對西方國家隱瞞虐殺猶太人的宣傳樣版,對文化活動控制較寬鬆,會安排音樂表演、遷走部份囚犯以改善居住環境、安裝假的水龍頭等,以騙過國際紅十字會人員。至1945年關閉時,共囚禁過逾十萬人。

Pavel說,這是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精心設計的劇場,用作人性實驗。

艾希曼知道富有的德國的猶太人向來看不起較貧困的捷克猶太人,於是哄他們說,特雷津是希特勒送給德國上流社會猶太人的禮物,讓他們在烽火連天時仍可安享晚年,Theresienstadt名字解作『水療小鎮』(Terezin Spa)。所有細節都是艾希曼精心編撰的劇本,「當他們提著裝著珠寶、華衣、財物的行李下火車,艾希曼在火車站接他們,還裝模作樣向他們躬躹。」

Theresienstadt集中營前的猶太人遇難者墓地。

特雷津集中營前的猶太人遇難者墓地。攝:Petr David Josek/AP

這些名流甫下火車,看到捷克猶太人,理所當然以為是納粹安排的僕人,使喚他們拿行李,引來對方哄堂大笑。Pavel打了個響指,模彷他們頤氣指使,咆哮道:「你!還不過來給我拿行李?」就在此時,納粹把大閘關上,捷克猶太人一哄而上,拳打腳踢,搶去他們所有家當。

富豪淪為乞丐,擠在濕冷且滿是老鼠的隧道過夜,還得向其口中的「捷克豬」乞食渡日,受盡屈辱,常被拳打腳踢,許多人寧願自殺。

「較年輕的猶太人已外逃,來特雷津的德國猶太人多是老人,要在這般環境生存更不容易,不少人自殺,當中多是男性。有生還者回憶,許多女人哀求丈夫或兒子不要輕生,也許是男性自尊心較強。」

營內食物由納粹配給,惟不足裹腹,一到傍晚,每間房子、每片空地,都有人賣藝取悅他人,以換取食物。「據生還者證言及營裡兒童所畫,許多體弱老人倒臥街頭,人潮聚集時無力離開,就在歌聲、音樂中被踩死。」

「若無這些細節,歴史只會愈來愈像童話。」

Pavel嘆道:「不是猶太人就會幫助猶太人。」

他經營導賞團,堅持「小班教學」,每年5到9月每天都帶團到特雷津 ,由早講到晚,參加者不乏猶太人,由政要、專研歴史的教授、到十來歲的青少年都有。當他講這些故事,有生還者子女會告訴他「這些我父母都沒講過」;有人不願相信,質疑「猶太人不會做這些事情」;也有人低頭沉默良久,再道:「知道這些令人心碎,但謝謝你告訴我。」

他坦言,猶太人有強大政經影響力,各地都有博物館、教育活動講納粹迫害的歴史,但絕口不提這些「不太體面的故事」。「猶太人之間也會因階級、國籍等差異互相憎恨。這些故事不美麗,卻也是真相一部份。」

集中營故事:人性的善

集中營的故事,有來自軟弱的惡,也有因善而生的堅忍剛強。

有生還者向Pavel憶述特雷津營裡「小孩的守護者」-Fredy Hirsch (1916-1944),「若世上真的有天使,我有幸遇見其一,就是Fredy。」

Fredy是德國猶太人、運動員,於1941年被送到特雷津。「他會格鬥,連武裝親衛隊(Waffen-SS)成員都是他的手下敗將,可是他為人善良,甚至教對方如何取勝,贏得納粹歡心。」

Fredy說服特雷津高層,讓他辦遊戲班。「表面是讓小孩學唱歌畫畫;其實偷偷上課,因納粹不讓他們接受教育。」Fredy要孩子們堅持每天運動,就算洗冷水澡,也要保持衛生,增加生還機會,還鼓勵他們與老人分享食物。

特雷津集中營是二戰時期位於今天捷克的一所收容猶太人的納粹集中營,曾有數萬猶太人死於這裏。圖為攝於1946年的特雷津集中營。

特雷津集中營是二戰時期位於今天捷克的一所收容猶太人的納粹集中營,曾有數萬猶太人死於這裏。圖為攝於1946年的Theresienstadt集中營。攝: Library of Congress/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惟善人未得善終。1943年,Fredy因違規探視新送來的猶太遺孤,被送到惡名昭章的滅絕營奧斯威辛。翌年,納粹要求Fredy合作,帶孩子到毒氣室以免引起騷亂,才讓他活下去。

Fredy一口拒絕:「我絕不離棄我的孩子們。」他暗中通知其他成年人,時為納粹節節敗退,有人提議叛變,推舉Fredy為領袖,其間Fredy離奇身亡。「有說他自殺,但有在場生還者告訴我,他是被其他猶太人毒死的,因他們自知叛變只有死路一條。」

Pavel說,儘管Fredy的事蹟展現人性高貴,仍屬「讓猶太人感不安的故事」,只因Fredy是同性戀者。

「他獲得的特權,是被納粹軍官性侵跟虐待換來的。有生還者說,他時常於深夜帶著血回營房,Fredy Hirsch的故事較少人提及,因他是極少數已公開的猶太同性戀者。納粹固然否認軍中有同性戀者,同性戀於猶太人而言同樣是忌諱,至今亦然。」

令人不自在的歴史

作為猶太人,講這些故事時,會否也感到不舒服?他搖頭:「我會說我是人類的一份子。我剛好生為猶太人,所以講猶太人的苦難。若我生於柬埔寨,也許會談赤柬集中營;若我生於香港或北京,說的,大概會是六四屠殺的故事。」

「這些事件中的苦難不一,但當中失去自由、被極權操控、被捕的恐懼都一樣。」而其中的善與惡,同是人性真實。

歴史是人類故事的總和,卻是由人書寫。「每個故事,總有些人聽了不舒服,但真相不為任何人服務。」

Pavel Batel 直到16歲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對於不識歴史的無奈,他深有體會,他希望讓年輕一代了解歴史,避免重蹈覆轍:「所有的答案,都可在歴史裡找。」

Pavel Batel 直到16歲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對於不識歴史的無奈,他深有體會,他希望讓年輕一代了解歴史,避免重蹈覆轍:「所有的答案,都可在歴史裡找。」攝:林振東/端傳媒

花三份一人生說一個未必受歡迎的故事,背後是怕真相隱沒的焦慮:「若無這些細節,歴史只會愈來愈像童話,也許生還者的下一代還有興趣知道,但再過一兩代人,最終便不想再聽這些『被和諧』的歴史。」

Pavel 5月會應邀大屠殺專家Florence Eisenberg教授的邀請,到以色列巡迴演講,為年輕一代猶太人講集中營不一樣的歴史。導賞團有猶太家庭帶著年輕子女來,「他們沒興趣聽,拉著父母問什麼時候回布拉格,趕著回去逛街。」

不識歴史的無知,Pavel是過來人。他在冷戰時期的共產捷克長大,因以色列是美國盟友,政府刻意抺去二戰中的猶太歴史。直到16歲有天回家開派對,酒過三巡,在共產政府任要職的祖母突然對全家透露:「其實我們是猶太人。」

「那時我們聽了只懂大笑。」十多年後,他首次聽到生還者故事,才知道這份苦難的重量。

若不識歴史,便或重蹈覆轍。「所有答案都在歴史裡。」由最近的新西蘭清真寺槍擊案,到美國總統川普的排外政策、巴西極右翼政客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當選總統,民粹及右翼主義於全球抬頭,歐洲多國亦收緊對難民的援助政策,是否與當年納粹崛起似曾相識?他認為與傳媒製造差異有關,而差異會引起恐懼、仇恨。

「例如敍利亞的難民危機,傳媒講多少他們的苦況?他們會告訴你,這些難民跟你有多不同。世上第一部便宜的收音機,是納粹研發的,為的是方便作政治宣傳,可見傳媒的影響力。」

受過苦,才懂得惻隱。「歐洲多國將敍利亞難民拒之門外,對其苦難視而不見。因二戰後歐洲過了逾半世紀安穩日子,人們忘了苦難下的生存狀態,失去對他人的惻隱。」

15年,三份一人生,4本書,只講一個苦難的故事。Pavel說:「因為苦難會打開你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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