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杜卿:作為「記憶之場」的巴黎聖母院,透過脆弱尋回神聖價值

諸如沙特爾大教堂等盛期的哥特式教堂,也有與之比肩的美學價值,而為何獨獨巴黎聖母院與法國深層命運相連,在它險些焚燬時,世上有如此多靈魂深受觸動?


2019年4月16日,法國巴黎聖母院發生嚴重火災,煙在大教堂內的十字架前升起。 攝:Philippe Wojazer/AFP/Getty Images
2019年4月16日,法國巴黎聖母院發生嚴重火災,煙在大教堂內的十字架前升起。 攝:Philippe Wojazer/AFP/Getty Images

「人們的眼睛一齊望着教堂屋頂,他們看到的景象異常恐怖。在比正中的圓花窗更高的那層樓廊頂上,在兩座鐘塔之間,騰起了一股帶着無數火花的大火,一股猛烈的瘋狂的大火,一陣陣夜風把它燒着的碎片卷刮到煙霧裏......」

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描繪的可怖情景,不幸於2019年4月15日成真。巴黎聖母院經歷了自大革命以來最嚴重的災難。法國總統馬克龍(馬克宏)在火災時親赴現場,隨後發表講話,宣稱將在5年內修復聖母院:「我們會攜手將它重建......因為這是法國人所期冀的,是我們的歷史所應得的,因為這是我們深層的命運」。

巴黎聖母院自有其無比的藝術價值,作為哥特風格由早期轉向盛期的過渡,它「極其緊湊簡潔,達到了羅馬式建築或者早期式建築所無法企及的和諧一致」(雨果稱之為「石頭交響詩」)。不過,諸如沙特爾(Chartre)大教堂等盛期的哥特式教堂,也有與之比肩的美學價值,而為何獨獨巴黎聖母院與法國深層命運相連,在它險些焚燬時,世上有如此多靈魂深受觸動?亦或是,它如何獲取如此巨大的象徵力量,在民族神話與個人記憶交織的集體文本的象徵體系中,被置於中心?

2019年4月15日,法國巴黎聖母院發生嚴重火災,整棟建築籠罩在濃濃煙塵中。
2019年4月15日,法國巴黎聖母院發生嚴重火災,整棟建築籠罩在濃濃煙塵中。攝:Philippe Lopez /AFP/Getty Images

君主制命運的紀念碑

藝術史學家巫鴻曾在其著作中探討藝術品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他從德國學者裏格爾(Alois Riegl)處借用這一概念,後者認為,「『紀念碑性』不僅僅存在於『有意而為』的慶典式紀念建築或雕塑中,所涵蓋對象應當同時包括『無意而為』的東西(如遺址)以及任何具有『年代價值』的物件」,因此,使得一個物體成為紀念碑的,是「其內在的紀念性和禮儀功能」。巫鴻進而認為,「一座有功能的紀念碑,不管它的形狀和質地如何,總要承擔保存記憶、構造歷史的功能,總力圖使某位人物、某個事件或某種制度不朽,總要鞏固某種社會關係或某個共同體的紐帶,總要成為界定某個政治活動或禮制行為的中心,總要實現生者和死者的交通,或是現在與未來的聯繫」。

對聖母院「紀念碑性」最好的描述,自然出自雨果小說中極有名的一章《這個消滅那個》(Ceci tuera cela)——「象徵需要在建築上開花,於是建築藝術同人類的思想一道發展起來,它成了千頭萬臂的巨人,把有着象徵意義的漂浮不定的思想固定在一種永恆的、看得見的、捉摸得到的形式上面」。教堂是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焦點,「[...]已經成為人類的偉大手跡。這是千真萬確的,不但一切宗教的象徵,而且連人類的全部思想,在這本大書和它的紀念碑上都有其光輝的一頁」。或許,雨果熟悉西塞羅(Marcus T. Cicero)在探討「記憶之術」的名言:「地點是任人寫作的蠟版」。而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稍後在《法國史》中寫道 :「如果我看向這教堂,它會像一本歷史書,一部對君主制命運的宏大記錄......這大而重的教堂,滿是百合花徽裝飾,它更屬於歷史,而非宗教」。聖母院是歷史重大事件的紀念碑,是王權與教權相鬥、相融、相互嵌套之地。

「如果我看向這教堂,它會像一本歷史書,一部對君主制命運的宏大記錄......這大而重的教堂,滿是百合花徽裝飾,它更屬於歷史,而非宗教。」

聖母院坐落於巴黎的心臟西岱島(如今其廣場前的「零點」,還是各地距巴黎的距離測量的原點),與已消失的舊皇宮毗鄰,史學家一般確認為墨洛温王朝的希爾德貝爾特一世(Childebert I,496-558)治下,1160年在主教莫里斯·德·蘇利(Maurice de Sully)的倡導下重建成哥特風格。它位於巴黎神話的深處,從未在這傳奇之都的興衰中缺席。

2014年,巴黎聖母院大教堂。

2014年,巴黎聖母院大教堂。攝:Vittorio Zunino Celotto/Getty Images

根據藝術史學家Alain Erlande-Brandenburg的研究,在16世紀末以前,聖母院仍只是宗教崇拜的場所(最著名的時刻,即1239年聖路易迎接耶穌的荊棘冠),在王權儀式中很少登場。誠然,國王們會偶爾越界,比如,1302年,「美男子」腓力(Philippe le Bel,即腓力四世)為反抗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在此召開了史上首次三級會議(États généraux);隨後,為了慶祝一次軍事勝利,他又把自己的塑像搬入聖母院,一位還活着的國王如此作為實屬首次;而查理七世在百年戰爭後的1467年進行了第一次讚美頌(Te Deum),聖母院因此首度進入「活着的歷史」中,至1793年,復活節前的第一個週五,巴黎市民都會進入聖母院祈福;又如,弗朗索瓦二世(François II)與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爾特(Marie Stuart)於1558年在此成婚。但這些間歇性的事件並未改變聖母院與政治的關係,它對王權的重要性,依舊無法與舉行加冕儀式的蘭斯(Reims)大教堂、和安葬國王與王後的聖德尼(Saint Denis)教堂比肩。

在16世紀末以前,聖母院仍只是宗教崇拜的場所,在王權儀式中很少登場。波旁王朝改變了這一切。

波旁王朝改變了這一切。亨利四世(Henri IV)與瑪戈皇後在聖母院成婚時,巴黎是抵抗宗教改革運動的高地,信奉新教的亨利四世受到不少阻力,這場婚禮更引發了1572年著名的「聖巴託羅繆大屠殺」。亨利四世無奈改宗,1594年3月22日,他舉辦了一次盛大的遊行,在終點的聖母院裏,他虔誠地跪在祭壇前,《讚美頌》響起,宗教爭鬥落下帷幕。之後,這位國王所有的大事都在聖母院裏進行,比如與西班牙人的和約,以及他自己的葬禮。

1638年10月,在王子奇蹟般地誕生後,路易十三發布了著名的誓願,將他自己和整個王國獻給瑪利亞,聖母崇拜因此飛躍發展。其實,早在他差點病死在里昂後,他就寫下了該誓願的初稿,並選擇8月15日聖母升天節(Assomption)來慶祝。是日,巴黎的父母都會帶着小孩來聖母院祈禱,這一傳統甚至流傳至今。

路易十四繼承父親的遺志,重修了整個祭壇,放上聖母哀悼基督的雕像;而且每次軍事勝利,他都在此舉行盛大的讚美頌,並把敵軍的旗幟保存在聖母院。政治與宗教自此融合,時常舉行讚美頌、聖母升天節祈福、軍隊祈福和重要人物葬禮的聖母院,逐步媲美甚至超越了蘭斯和聖德尼大教堂。

19世紀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

19世紀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攝: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IG via Getty Images

19世紀政權更迭的見證者

法國大革命後,聖母院的命運浮沉與政權的更迭相連,而每個時代賦予自身的政治意涵,也會賦予聖母院不同的政治想像和象徵地位。因此,我們看到了聖母院在世俗化的國家象徵與宗教場所之間的來回擺盪。

在Erlande-Brandenburg筆下,聖母院世俗化過程的極致,乃是大革命期間。起初,縱然聖母院慘遭劫掠破壞,卻從未關閉,各種儀式仍然繼續。攻佔巴士底的次日,革命前期領袖之一、國民制憲議會主席巴依(Bailly)還曾去聖母院唱讚歌歡慶勝利。隨後聖母院陸續參與了諸多國家大事:1789年10月路易十六在民眾壓力下從凡爾賽歸返盧浮宮;1792年9月25日憲法寫就等等。這些重要時刻,聖母院都會舉行慶典;1793年3月8日,聖母院被插上黑旗,以此悼念法國軍隊的犧牲者;同年12月1日,《人權宣言》在此宣讀。聖母院遂從宗教與王權的場所,轉變為法國的象徵。

而雅各賓專政期間,教堂變成了容納革命想像的大型劇場。所有與舊王朝有關的裝飾被毀,西門上的100多座雕像被盡數取下,他們的頭顱都被砍下。聖母院更被短暫地更名成「理性神殿」。代表自由的火炬在祭台上燃燒。中殿中擺滿了哲學家的半身像。

不過,聖母院的世俗慶典,逐步與舊時的宗教慶典再度相融。尤其霧月政變後,拿破崙需要宗教來穩定社會的秩序。1800年7月14日,法國沒有慶祝巴士底的攻陷,轉而進行了紀念法國軍隊勝利的彌撒,便是突出的例子。當然,聖母院最高光的時刻之一,即1804年拿破崙的加冕典禮。為了賦予自己新的合法性,他不願前去傳統中國王加冕的蘭斯大教堂,這位自詡的「法國人的國王」,再次肯定了聖母院新的國家象徵的地位。

聖母院最高光的時刻之一,即1804年拿破崙的加冕典禮。

復辟後,查理十世(Charles X)恢復了聖母院往日的功能;但七月王朝時,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有意與前任做區隔,聖母院因而遭遇了長時間的遺棄。期間,反教權運動猖獗,大主教兩次遭襲,聖母院也遭到新一輪的破壞。1848年革命後,聖母院重又受歡迎起來。尤其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治下,每逢攻陷塞瓦斯托波爾(Sébastopol)、馬真塔(Magenta)戰役獲勝、皇子受洗等大事,聖母院的鐘聲定會響起。但當第二帝國被推翻後,聖母院又遭遇了一次劫難:巴黎公社試圖在其中放火,幸而被及時撲滅。

1938年,從塞納河看到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

1938年,從塞納河看到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攝:Fred Stein Archive/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雨果與聖母院的文學想像

說到聖母院,雨果(Victor Hugo)始終是繞不開的人物。他一直是維護古建築的鬥士,曾於1835-1848年擔任藝術與古蹟委員會的成員;巴黎聖母院未遭拆除且重獲修繕,也與《巴黎聖母院》的巨大成功不無關係。「書籍將要消滅建築」,這是雨果在書中的著名論斷,而他的小說也賦予了建築難以抹去的文學想像,聖母院被包裹在「被稱為戲劇或小說的神秘小宇宙」中。米什萊寫道:「自此,這就是他的東西了,是他的封地,是卡西莫多的財產。在老教堂邊,他蓋起一座詩的教堂,與老教堂的底基一般堅固,與它的塔樓同高」。這本停留在法國各個世代集體記憶中的經典,為教堂抹上一層文學的金粉,讓它以另一種形式被編入民族神話的肌理之中。

雨果將小說的背景置於15世紀末暮色中的聖母院。這種對中世紀和哥特建築的偏愛在當時遠非孤例。整個西方的小說家們都借用中世紀的「古」來諷19世紀的「今」。尤其,出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許多人希望找尋一段自認為純粹無暇的基督教信仰時期來作為今時今日的模板,因此,與古典時期崇尚古希臘與羅馬時代不同,他們選取了中世紀這一先前被貶為黑暗愚昧的時代。許多浪漫主義者都身在潮流中,如德國的施萊格爾(Fridriech Schlegel)。在《古今文學史》(Geschichte der alten und neueren Literatur)中,他頌揚亞瑟王傳奇、尼伯龍根指環等傳奇故事,並認為哥特建築最能表現神聖思想的飛昇。文學創作中,黑色哥特小說與司各特的小說與詩歌風靡全歐。

雨果將小說的背景置於15世紀末暮色中的聖母院。這種對中世紀和哥特建築的偏愛在當時遠非孤例。

雨果在早期詩歌中就表露了對中世紀的偏愛。1825年,年僅23歲的雨果發表《論法國紀念性建築的毀壞》。7年後,他又在《兩個世界雜誌》上發表《向拆毀古建築者宣戰》(Guerre aux démolisseurs),抨擊他所謂的新的「汪達爾主義」(vandalisme,即破壞古跡行為):「建築中有兩樣東西:它的功用和它的美;它的功用屬於主人,它的美屬於全世界,屬於你、我、大家。因此,摧毀建築超出了主人的權利。這是一個關乎普遍利益、民族利益的問題」。1831年,在哥特小說與司各特的《驚婚記》(Quentin Durward)影響下,雨果寫出了《巴黎聖母院》,他在書中又再而三地為古建築辯護:「在我們期待的新的紀念性建築的時候,還是把古老的紀念性建築保存下來吧。假若可能,就讓我們把對於民族建築藝術的熱情灌輸給我們的民族吧」 。

可以說,雨果賦予了聖母院以雙重的民族性:首先在現實中,他將它視為整個群體的普遍性遺產。精於19世紀法國文學的Henri Scepi教授提醒我們,青年雨果有過從保皇主義走向共和主義的一段過程,而他對古蹟的保護,也從把國家與宗教混為一談的保守天主教思想中解放,轉變成以「世俗的神聖化」為名的戰鬥,他將古建築賦予建立集體記憶的不朽價值。其次,他的小說,更是「不滿足於在歷史重構基礎上的事件敘述,還隨着線性的故事發展,包含了對人民走向他們自身政治意識這一既矛盾又障礙重重的歷史進程的思考」。他的文學虛構如同哥特建築一般,總試圖攀升至理念化的狀態,既有圍繞愛、命運與死亡的經久不衰的情感主義,又有一整套自由主義思想和民族美德的理念,聖母院成為上演這一切國家歷史的象徵神話的舞台。

雨果的文學虛構如同哥特建築一般,總試圖攀升至理念化的狀態,既有圍繞愛、命運與死亡的經久不衰的情感主義,又有一整套自由主義思想和民族美德的理念,聖母院成為上演這一切國家歷史的象徵神話的舞台。

自1843年始,建築師讓-巴蒂斯特·安託瓦·拉敘(Jean-Baptiste-Antoine Lassus)與歐仁·維奧萊-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主持的聖母院修復工程持續了20年。他們添加了數個滴水獸和新的尖塔,彷彿雨果筆下荒誕與詭譎並存的黑色哥特虛構被賦予了實體。

2019年4月16日,火災後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內部情況曝光,教堂禮堂內屋頂殘骸散落一片。

2019年4月16日,火災後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內部情況曝光,教堂禮堂內屋頂殘骸散落一片。攝:Ludovic Marin/AFP/Getty Images

記憶之場

1870年第三共和成立後,尤其1905年的政教分離法通過後,20世紀的巴黎聖母院與政治的聯結不復緊密。但它與共和國的關係從未斷裂,它的儀式功能仍然繼續:一戰和二戰結束時,聖母院的鐘聲總會響起;1945年5月4日,戴高樂將軍與其他同盟國首腦一齊參加了讚美頌儀式。戴高樂、龐比度(Georges Pompidou,龐畢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等幾任總統逝世時,總會在此進行安魂彌撒。2015年11月的恐襲後,聖母院的喪鐘為逝者而鳴。在這些重複性的紀念儀式中,聖母院總能為共和國提供符號表象,並在傳統中汲取象徵資本。

同樣重要的是,聖母院與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依舊相連。曾經在中國駐留14年的外交官、作家保羅·克洛岱爾(Paul Claudel)回憶自己在18歲那年的聖誕皈依天主教,他站在聖母院裏的聖母像前,「我突然感受到無邪的心碎之情、上帝永恆的童年,這是不可磨滅的啟示」。此次火災時,眾人圍在岸邊唱着聖歌;媒體也蒐集了不少民眾對聖母院的深情回憶,這些都顯示,克洛岱爾的上述情結並未在今日完全消失。

與法國的所有教堂一樣,聖母院可免費進出;信徒經常在此受洗或參加別的宗教活動,遊客與市民也會來此參加大型節日,如聖誕彌撒或燈光秀等等。這些個人記憶彙集起來,將聖母院變成了集體記憶的主體和載體。

不可否認,聖母院與當代生活愈發疏離。它也愈發屈從於一種資本邏輯,被異化成巴黎標誌性的「景點」。

然而,不可否認,聖母院與當代生活愈發疏離。它也愈發屈從於一種資本邏輯,被異化成巴黎標誌性的「景點」。火災次日,「玫瑰花窗徹底毀壞」這一虛假消息登上國內微博的熱搜,說明聖母院在無數圖像組成的稜鏡中、在遊客的意識中被景觀化,徒剩表層的可感知標記。

與雨果的時代相比,如今,我們的意識與過去更為斷裂。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談到,當記憶的環境(milieu)消失,當「自發的記憶」不復存在時,「記憶之場」(lieu de mémoire)開始出現。它們是「尚存有紀念意識的一種極端形態。正是當下世界的去儀式化催生了『記憶之場』這一概念」。作為記憶之場的聖母院,「不再是全然鮮活的,也不是已經完全死亡,就像這些貝殼在活生生的記憶海洋退潮之後棲息在岸邊」。它是歸屬感與陌生感並存的混合場所,或如德國的英語文學教授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言,「只有此地而沒有此時,是一種一半的真實性」。它只能用沉默來呼喊這一半的缺場。

紀念碑形式通常與永恆、靜止相連,因此,聖母院的遭難所展現的脆弱性才如此令人震動。然而,彷彿只有透過這脆弱性,它才能尋回自身的價值。

紀念碑形式通常與永恆、靜止相連,因此,聖母院的遭難所展現的脆弱性才如此令人震動。然而,彷彿只有透過這脆弱性,它才能尋回自身的價值。彷彿,只有在這火光燭天的強烈瞬間裏,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排擠掉的神聖性才能徹底回歸;彷彿,只有透過物質形式的自毀,它的象徵力量才能完滿,因為人們在可感的當下,再度失去了業已消亡的歷史。

還是讓我們以《巴黎聖母院》的一句拉丁銘文作結吧:「Tempus edax, homo edacior」——「時間盲目,人類愚蠢」,雨果翻譯道。

(杜卿,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生)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評論 巴黎聖母院 法國 杜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