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眼睛一齊望着教堂屋頂，他們看到的景象異常恐怖。在比正中的圓花窗更高的那層樓廊頂上，在兩座鐘塔之間，騰起了一股帶着無數火花的大火，一股猛烈的瘋狂的大火，一陣陣夜風把它燒着的碎片卷刮到煙霧裏......」
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描繪的可怖情景，不幸於2019年4月15日成真。巴黎聖母院經歷了自大革命以來最嚴重的災難。法國總統馬克龍（馬克宏）在火災時親赴現場，隨後發表講話，宣稱將在5年內修復聖母院：「我們會攜手將它重建......因為這是法國人所期冀的，是我們的歷史所應得的，因為這是我們深層的命運」。
巴黎聖母院自有其無比的藝術價值，作為哥特風格由早期轉向盛期的過渡，它「極其緊湊簡潔，達到了羅馬式建築或者早期式建築所無法企及的和諧一致」（雨果稱之為「石頭交響詩」）。不過，諸如沙特爾（Chartre）大教堂等盛期的哥特式教堂，也有與之比肩的美學價值，而為何獨獨巴黎聖母院與法國深層命運相連，在它險些焚燬時，世上有如此多靈魂深受觸動？亦或是，它如何獲取如此巨大的象徵力量，在民族神話與個人記憶交織的集體文本的象徵體系中，被置於中心？
君主制命運的紀念碑
藝術史學家巫鴻曾在其著作中探討藝術品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他從德國學者裏格爾（Alois Riegl）處借用這一概念，後者認為，「『紀念碑性』不僅僅存在於『有意而為』的慶典式紀念建築或雕塑中，所涵蓋對象應當同時包括『無意而為』的東西（如遺址）以及任何具有『年代價值』的物件」，因此，使得一個物體成為紀念碑的，是「其內在的紀念性和禮儀功能」。巫鴻進而認為，「一座有功能的紀念碑，不管它的形狀和質地如何，總要承擔保存記憶、構造歷史的功能，總力圖使某位人物、某個事件或某種制度不朽，總要鞏固某種社會關係或某個共同體的紐帶，總要成為界定某個政治活動或禮制行為的中心，總要實現生者和死者的交通，或是現在與未來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