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胡耀邦逝世三十年

丁東:鍾沛璋先生回憶胡耀邦與文革後的青年工作

十年浩劫之後,青年思想陷入極大的苦悶和迷茫當中,感到被愚弄,被出賣,陷入信任危機。廣大青年存在着失學、失業、生活沒有保障的困境。社會上對青年很不理解,認為青年是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責備比較多。文化大革命中紅衞兵運動,把這些賬都算在青年身上。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於1986年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 攝:Jacques Langevin/Sygma via Getty Images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於1986年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 攝:Jacques Langevin/Sygma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今天是胡耀邦逝世三十年的日子。本文原發於丁東先生個人微信公號「丁東小群」,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鍾沛璋先生現年94歲,2009年他曾接受我們採訪,回憶有關胡耀邦的一些往事。他說:

1953年,開始進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我是上海《青年報》總編輯,當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社會主義就在你身邊》,在《青年報》發表了,《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耀邦同志看到了,他覺得很有思想,指名把我調到北京。1954年初,我就當了《中國青年報》副總編,管文教方面的宣傳。

耀邦自己直接抓團的報刊宣傳,所以經常到報社來。我們團報團刊的負責同志,經常被叫到他家裏開會,他及時傳達中央的一些精神,布置題目,出思想,叫我們寫文章,我在《中國青年報》寫的好幾篇文章都是耀邦定的題目。同時,我也跟耀邦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幫忙起草文件,比如在上海召開的全國青年工人會議,在延安召開的五省青年造林大會。1954年以後的幾年裏,跟耀邦接觸比較多。1957年,黨發動整風,號召大家鳴放,提意見。我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感到無政府狀態的大鳴大放,應該加以引導,回來向耀邦反映。但是後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這是引蛇出洞,要反右。我就按照黨的指示,連續寫了幾篇反右的社論。當時鬧哄哄的,我說應該在討論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大字報揭露很多問題,應該通過討論,統一思想,形成團結。後來說,不行,要反右,我們按照耀邦等團中央領導的意思,也發表了幾篇社論。

當時報社搞了好多右派出來,出名的有劉賓雁,他在《中國青年報》也是編委,青工部的主任,經常出去採訪,寫了《上海在沉思中》。還有一個副總編,叫陳模,從小就參加革命了,也給劃成右派了。討論我的時候,絕大部分人都不贊成,行政部門有兩、三個人投票,要把我劃右派,其他的幹部都不贊成,所以給我一個黨內警告處分,被下放到農村,帶隊勞動。

到了1958年,當時黨中央主管工青婦工作的是劉瀾濤,他要重新討論工青婦的黨的領導問題,就把1956年我們籌備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的發言找出來。我當時的意見是青年工作應該有青年特點,應該有獨立性,獨立活動,青年對一些壞的現象應該有衝擊作用。我說,「五四精神」就是反對壞的現象。當時認為這些發言都是右派言論。有相同主張的項南、梁步庭都受了處分,從書記處的書記被貶到農村當公社當書記去了。給我戴上了右派帽子,還說是愛護我。這使我大為困惑。明明我是少年入黨,宣誓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怎麼忽然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呢?我真不知道右派為何物。但既然反右是毛主席的決策,戴右派帽子是黨組織的決定,思想不通,還得不斷檢討認錯。幾年後,把帽子摘掉了,1960年回報社當普通編輯,我還是努力地幹。

1964年,又要開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的幾位團中央書記組織了一個班子,起草報告,寫了幾稿,感到不滿意,就把我這個「摘帽右派」叫去參加起草。我寫了一稿,幾位團中央書記覺得還可以,就讓我和幾個同志一起帶着稿子到湘潭,請耀邦審閲。當時耀邦帶職下放,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我到了他那裏,耀邦沒想到我也去了。說:「你也來了。」耀邦看了稿子,說:「不行,沒有什麼新思想。」他說,應該站得高,看得遠,根據毛澤東思想,很好總結幾年來共青團工作的基本經驗,從當前國內外形勢來分析共青團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務,中心思想是要促進青年革命化。他親自帶我們住在招待所裏,不斷出主意,不斷修改。常常是按照他原來的思想起草的稿子還沒有寫完,他的思想又發展了,於是又推倒重來,一個多月的時間前後寫了七、八稿,終於寫出一篇題目叫做《為我國青年革命化鬥爭》的報告。整個報告的調子是反修,是按照當時《九評》調子來寫的。當時開團的省市書記會議討論這稿子時候,大家一片叫好聲,耀邦非常高興。現在回頭看,整個調子很左。

文革前報社成立了一個知識生活部,讓我當副主任,我也寫一些知識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開始,有人就貼出大字報,把我和老伴陳敏,還有被打成右派的陳模,說成報社的「三家村」,我寫的知識性文章成了罪狀。

耀邦當時首先受到衝擊,團中央是「三胡一王」。後來,耀邦跟我一起到了河南羅山的五七幹校勞動,耀邦也做小工,扛大包,什麼都幹。當時我和老伴都是摘帽右派,沒人理。有一次我和老伴拉着板車陷在泥裏,旁邊地裏的人誰也不敢來幫着推一下,後來拉車的老伴突然感到輕鬆了,原來是耀邦過來幫我們把車子從泥裏抬出來。還有一次,我的大兒子在東北生產建設兵團被無端打成反革命,關押的地方零下30度。老伴找到耀邦,耀邦立即給表兄楊勇寫信,請求查清。楊勇當時擔任瀋陽軍區副司令,救了我兒子一命。

後來鄧小平出來了,1975年讓他和李昌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反擊右傾翻案風又受到批判,要他和李昌寫檢討。李昌很着急,這個檢討怎麼寫呢?他又把我找去,讓我幫他寫檢討。

我1968年去的幹校。1975年回北京,沒地方幹工作了,《中國青年報》也沒復刊。華國鋒時代,我被借調到朝陽區委黨校講課,還是捧着《毛選》五卷,當作經典,講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理論。當時我的政治覺悟還是很慢的。後來又到近代史所參加《民國史》編寫,寫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這一章。

胡耀邦再次恢復工作之後,以一種偉大的政治家氣派,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組織真理標準討論,進行一系列的工作。我學習了真理標準討論,特別是參加務虛會,慢慢的認識水平才上來。務虛會我在中央的新聞單位那個組。務虛會談得很不錯,解放思想,談了很多東西,確實讓我重新思考了一些問題。

接下來我就做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起草團的十大報告。1978年3月份要開團的十大。當時是團中央找我起草,韓英找我。耀邦當時有一個思想,是進行新的長征,讓青年為中國的現代化而奮鬥。我按照這個思想來起草報告。當時有人報告到中央,提出要像熱愛毛主席一樣熱愛華主席,要像緊跟毛主席一樣緊跟華主席。我說,我們不能再寫這種個人崇拜的東西,把這個抵制掉了。起草完報告,我就回中國青年報社了。右派改正後安排我做《中國青年報》副總編,副社長,兼團中央研究室主任,當時候佘世光是《中國青年報》總編輯。

第二件事,是推動全社會共同關心青年成長。十年浩劫之後,青年思想陷入極大的苦悶和迷茫當中,感到被愚弄,被出賣,陷入信任危機。廣大青年存在着失學、失業、生活沒有保障的困境。社會上對青年很不理解,認為青年是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責備比較多。文化大革命中紅衞兵運動,把這些賬都算在青年身上。

作為團中央研究室主任,1980年4月,我為團中央起草了一個給黨中央的報告,題目是《當前社會矛盾集中在青年身上》,請中央制定相關的政策方針,解決青年問題。同年7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為一代青年成長廣開出路》,提出培養一代青年的成長,首先要解決青年的實際問題,為青年廣開學路,廣開才路,廣開就業門路,廣開文體之路,廣開人生之路。當時還進行了人生意義的討論。

面對香港的廣東,是矛盾最尖鋭的地方,大批青年想方設法偷渡香港,跑去了以後抓回來,抓回來以後又跑,讓人想起《紅色娘子軍》裏打不死的吳清華,這是很尷尬的。為什麼從社會主義的大陸跑到資本主義的香港?因為生活差距非常大,你阻止不了他們。後來建立蛇口開發區,經濟發展起來了,就安定了,人慢慢就跑回來了。開始時候偷渡罪名很大,叛國。農民就是為生活嘛,何必戴這麼大的帽子。

第三件事情,是為《中國青年報》制定新時期的辦報方向。在1979年11月13號,我在報社全體大會上做了一個長篇發言,《為造就一代忠誠社會主義的有真才實學的新人而努力》,把培養青年成為忠誠社會主義的有真才實學的新人,作為我們報社的神聖使命。我說,《中國青年報》停刊11年以後復刊了,我們的神聖職責,就是要求豐富報紙內容,改進報紙的版面。與青年更近一些,這也是借別的報刊的口號,人家做得好的,我把它接過來。同時,要求報社按照我在《人民日報》寫的《為青年成長廣開門路》,作為我們報紙的宣傳提綱,關心青年的切身利益。 有一件發揚青年政治民主積極性的事情,就是公開報導豐澤園青年廚師陳愛武批評商業部長王磊吃客飯,搞特權。這個報導當時震動很大,王磊聽了以後就傻了:怎麼可以公開批評一個部長呢?當時《人民日報》對這件事很支持,也登了這個報導。還有很重要的一條,中紀委也支持我們報導。接着我在《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大文章《開一代民主新風》,反映很強烈。官方有些人覺得,怎麼可以這麼做呢?而青年方面覺得非常好。有些青年原先看破紅塵,認為什麼都是假的,都是騙人的,根本不相信黨,不相信領導。這件事比多少紅頭文件都有效。因此我在《人民日報》上寫的文章講了這件事情的意義。這件事說明我們的青年的確是可愛的,可信賴的,這的的確確是一件大好事。不單是鼓舞了人們反對不正之風、實現四化的信心,意義更深遠的是,它與人大代表行使民主監督相聯繫,正在開創一代民主新風,我們向高度社會主義民主的目標又邁近了一步。這個典型事例宣告了十分重要的兩點:

第一,任何人民公僕,都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人民對公僕行使監督、批評、任免的權利,是實現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第二,利用報紙監督公僕,好事表揚,錯事批評,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建立真正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我們要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政治上應該有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的民主。要實行高度民主,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可墨守成規,思想僵化。民主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讓人民當家作主。我們黨在前進,我們社會主義事業在前進,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陳愛武批評王磊之後一個星期,這篇文章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我們一方面關心青年切身利益,廣開門路,另一方面保護青年一代的政治積極性。因此,《中國青年報》報紙發行量猛漲,從幾十萬份漲到三百萬份,是歷史最高的發行量。

第四件事是創立中國青少年研究所。我當團中央研究室主任的時候,感到研究室不能光給領導幹部起草講話稿和文件,首先應該調查研究青年情況,所以我建議,團中央和中國社科院聯合成立一個青少年研究所。這個建議得到批准。1981年,就把研究室改成青少年研究所了,就在原來的研究室辦公。同時,我把張黎群請回來當所長,他是《中國青年報》的老社長,也是反右時弄下去的。我因為還管《中國青年報》,兼副所長。當時青少研究所有20—30人。如謝韜的夫人盧玉,還有謝昌奎、唐若昕、李景先等。

創辦青少所以後,金觀濤找我,要出《走向未來叢書》,他找不到掛靠單位。我就寫信給鄧力群,說他們這些青年很好,我又拿了其中的一本給他看。他說,包遵信這個人不好,其他的人可以看看嘛。這樣,《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掛在了青少年所,張黎群和我都兼任叢書顧問,支持金觀濤他們出版了《走向未來叢書》。因為我們長期封閉,對國外新的知識、新的學術成就都不清楚,叢書傳播新的知識,帶來一種清新的空氣,先後出了幾十種,很受青年熱愛,發行量很大,影響很好,大家都去買,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櫃枱和玻璃門都擠破了。金觀濤當時也成了青年思想領袖。

(丁東,《炎黃春秋》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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