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是胡耀邦逝世三十年的日子。本文原發於丁東先生個人微信公號「丁東小群」，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鍾沛璋先生現年94歲，2009年他曾接受我們採訪，回憶有關胡耀邦的一些往事。他說：
1953年，開始進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我是上海《青年報》總編輯，當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社會主義就在你身邊》，在《青年報》發表了，《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耀邦同志看到了，他覺得很有思想，指名把我調到北京。1954年初，我就當了《中國青年報》副總編，管文教方面的宣傳。
耀邦自己直接抓團的報刊宣傳，所以經常到報社來。我們團報團刊的負責同志，經常被叫到他家裏開會，他及時傳達中央的一些精神，布置題目，出思想，叫我們寫文章，我在《中國青年報》寫的好幾篇文章都是耀邦定的題目。同時，我也跟耀邦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幫忙起草文件，比如在上海召開的全國青年工人會議，在延安召開的五省青年造林大會。1954年以後的幾年裏，跟耀邦接觸比較多。1957年，黨發動整風，號召大家鳴放，提意見。我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感到無政府狀態的大鳴大放，應該加以引導，回來向耀邦反映。但是後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這是引蛇出洞，要反右。我就按照黨的指示，連續寫了幾篇反右的社論。當時鬧哄哄的，我說應該在討論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大字報揭露很多問題，應該通過討論，統一思想，形成團結。後來說，不行，要反右，我們按照耀邦等團中央領導的意思，也發表了幾篇社論。
當時報社搞了好多右派出來，出名的有劉賓雁，他在《中國青年報》也是編委，青工部的主任，經常出去採訪，寫了《上海在沉思中》。還有一個副總編，叫陳模，從小就參加革命了，也給劃成右派了。討論我的時候，絕大部分人都不贊成，行政部門有兩、三個人投票，要把我劃右派，其他的幹部都不贊成，所以給我一個黨內警告處分，被下放到農村，帶隊勞動。
到了1958年，當時黨中央主管工青婦工作的是劉瀾濤，他要重新討論工青婦的黨的領導問題，就把1956年我們籌備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的發言找出來。我當時的意見是青年工作應該有青年特點，應該有獨立性，獨立活動，青年對一些壞的現象應該有衝擊作用。我說，「五四精神」就是反對壞的現象。當時認為這些發言都是右派言論。有相同主張的項南、梁步庭都受了處分，從書記處的書記被貶到農村當公社當書記去了。給我戴上了右派帽子，還說是愛護我。這使我大為困惑。明明我是少年入黨，宣誓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怎麼忽然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呢？我真不知道右派為何物。但既然反右是毛主席的決策，戴右派帽子是黨組織的決定，思想不通，還得不斷檢討認錯。幾年後，把帽子摘掉了，1960年回報社當普通編輯，我還是努力地幹。
1964年，又要開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的幾位團中央書記組織了一個班子，起草報告，寫了幾稿，感到不滿意，就把我這個「摘帽右派」叫去參加起草。我寫了一稿，幾位團中央書記覺得還可以，就讓我和幾個同志一起帶着稿子到湘潭，請耀邦審閲。當時耀邦帶職下放，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我到了他那裏，耀邦沒想到我也去了。說：「你也來了。」耀邦看了稿子，說：「不行，沒有什麼新思想。」他說，應該站得高，看得遠，根據毛澤東思想，很好總結幾年來共青團工作的基本經驗，從當前國內外形勢來分析共青團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務，中心思想是要促進青年革命化。他親自帶我們住在招待所裏，不斷出主意，不斷修改。常常是按照他原來的思想起草的稿子還沒有寫完，他的思想又發展了，於是又推倒重來，一個多月的時間前後寫了七、八稿，終於寫出一篇題目叫做《為我國青年革命化鬥爭》的報告。整個報告的調子是反修，是按照當時《九評》調子來寫的。當時開團的省市書記會議討論這稿子時候，大家一片叫好聲，耀邦非常高興。現在回頭看，整個調子很左。
文革前報社成立了一個知識生活部，讓我當副主任，我也寫一些知識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開始，有人就貼出大字報，把我和老伴陳敏，還有被打成右派的陳模，說成報社的「三家村」，我寫的知識性文章成了罪狀。
耀邦當時首先受到衝擊，團中央是「三胡一王」。後來，耀邦跟我一起到了河南羅山的五七幹校勞動，耀邦也做小工，扛大包，什麼都幹。當時我和老伴都是摘帽右派，沒人理。有一次我和老伴拉着板車陷在泥裏，旁邊地裏的人誰也不敢來幫着推一下，後來拉車的老伴突然感到輕鬆了，原來是耀邦過來幫我們把車子從泥裏抬出來。還有一次，我的大兒子在東北生產建設兵團被無端打成反革命，關押的地方零下30度。老伴找到耀邦，耀邦立即給表兄楊勇寫信，請求查清。楊勇當時擔任瀋陽軍區副司令，救了我兒子一命。
後來鄧小平出來了，1975年讓他和李昌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反擊右傾翻案風又受到批判，要他和李昌寫檢討。李昌很着急，這個檢討怎麼寫呢？他又把我找去，讓我幫他寫檢討。
我1968年去的幹校。1975年回北京，沒地方幹工作了，《中國青年報》也沒復刊。華國鋒時代，我被借調到朝陽區委黨校講課，還是捧着《毛選》五卷，當作經典，講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理論。當時我的政治覺悟還是很慢的。後來又到近代史所參加《民國史》編寫，寫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這一章。
胡耀邦再次恢復工作之後，以一種偉大的政治家氣派，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組織真理標準討論，進行一系列的工作。我學習了真理標準討論，特別是參加務虛會，慢慢的認識水平才上來。務虛會我在中央的新聞單位那個組。務虛會談得很不錯，解放思想，談了很多東西，確實讓我重新思考了一些問題。
接下來我就做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起草團的十大報告。1978年3月份要開團的十大。當時是團中央找我起草，韓英找我。耀邦當時有一個思想，是進行新的長征，讓青年為中國的現代化而奮鬥。我按照這個思想來起草報告。當時有人報告到中央，提出要像熱愛毛主席一樣熱愛華主席，要像緊跟毛主席一樣緊跟華主席。我說，我們不能再寫這種個人崇拜的東西，把這個抵制掉了。起草完報告，我就回中國青年報社了。右派改正後安排我做《中國青年報》副總編，副社長，兼團中央研究室主任，當時候佘世光是《中國青年報》總編輯。
第二件事，是推動全社會共同關心青年成長。十年浩劫之後，青年思想陷入極大的苦悶和迷茫當中，感到被愚弄，被出賣，陷入信任危機。廣大青年存在着失學、失業、生活沒有保障的困境。社會上對青年很不理解，認為青年是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責備比較多。文化大革命中紅衞兵運動，把這些賬都算在青年身上。
作為團中央研究室主任，1980年4月，我為團中央起草了一個給黨中央的報告，題目是《當前社會矛盾集中在青年身上》，請中央制定相關的政策方針，解決青年問題。同年7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為一代青年成長廣開出路》，提出培養一代青年的成長，首先要解決青年的實際問題，為青年廣開學路，廣開才路，廣開就業門路，廣開文體之路，廣開人生之路。當時還進行了人生意義的討論。
面對香港的廣東，是矛盾最尖鋭的地方，大批青年想方設法偷渡香港，跑去了以後抓回來，抓回來以後又跑，讓人想起《紅色娘子軍》裏打不死的吳清華，這是很尷尬的。為什麼從社會主義的大陸跑到資本主義的香港？因為生活差距非常大，你阻止不了他們。後來建立蛇口開發區，經濟發展起來了，就安定了，人慢慢就跑回來了。開始時候偷渡罪名很大，叛國。農民就是為生活嘛，何必戴這麼大的帽子。
第三件事情，是為《中國青年報》制定新時期的辦報方向。在1979年11月13號，我在報社全體大會上做了一個長篇發言，《為造就一代忠誠社會主義的有真才實學的新人而努力》，把培養青年成為忠誠社會主義的有真才實學的新人，作為我們報社的神聖使命。我說，《中國青年報》停刊11年以後復刊了，我們的神聖職責，就是要求豐富報紙內容，改進報紙的版面。與青年更近一些，這也是借別的報刊的口號，人家做得好的，我把它接過來。同時，要求報社按照我在《人民日報》寫的《為青年成長廣開門路》，作為我們報紙的宣傳提綱，關心青年的切身利益。 有一件發揚青年政治民主積極性的事情，就是公開報導豐澤園青年廚師陳愛武批評商業部長王磊吃客飯，搞特權。這個報導當時震動很大，王磊聽了以後就傻了：怎麼可以公開批評一個部長呢？當時《人民日報》對這件事很支持，也登了這個報導。還有很重要的一條，中紀委也支持我們報導。接着我在《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大文章《開一代民主新風》，反映很強烈。官方有些人覺得，怎麼可以這麼做呢？而青年方面覺得非常好。有些青年原先看破紅塵，認為什麼都是假的，都是騙人的，根本不相信黨，不相信領導。這件事比多少紅頭文件都有效。因此我在《人民日報》上寫的文章講了這件事情的意義。這件事說明我們的青年的確是可愛的，可信賴的，這的的確確是一件大好事。不單是鼓舞了人們反對不正之風、實現四化的信心，意義更深遠的是，它與人大代表行使民主監督相聯繫，正在開創一代民主新風，我們向高度社會主義民主的目標又邁近了一步。這個典型事例宣告了十分重要的兩點：
第一，任何人民公僕，都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人民對公僕行使監督、批評、任免的權利，是實現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第二，利用報紙監督公僕，好事表揚，錯事批評，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建立真正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我們要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政治上應該有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的民主。要實行高度民主，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可墨守成規，思想僵化。民主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讓人民當家作主。我們黨在前進，我們社會主義事業在前進，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陳愛武批評王磊之後一個星期，這篇文章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我們一方面關心青年切身利益，廣開門路，另一方面保護青年一代的政治積極性。因此，《中國青年報》報紙發行量猛漲，從幾十萬份漲到三百萬份，是歷史最高的發行量。
第四件事是創立中國青少年研究所。我當團中央研究室主任的時候，感到研究室不能光給領導幹部起草講話稿和文件，首先應該調查研究青年情況，所以我建議，團中央和中國社科院聯合成立一個青少年研究所。這個建議得到批准。1981年，就把研究室改成青少年研究所了，就在原來的研究室辦公。同時，我把張黎群請回來當所長，他是《中國青年報》的老社長，也是反右時弄下去的。我因為還管《中國青年報》，兼副所長。當時青少研究所有20—30人。如謝韜的夫人盧玉，還有謝昌奎、唐若昕、李景先等。
創辦青少所以後，金觀濤找我，要出《走向未來叢書》，他找不到掛靠單位。我就寫信給鄧力群，說他們這些青年很好，我又拿了其中的一本給他看。他說，包遵信這個人不好，其他的人可以看看嘛。這樣，《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掛在了青少年所，張黎群和我都兼任叢書顧問，支持金觀濤他們出版了《走向未來叢書》。因為我們長期封閉，對國外新的知識、新的學術成就都不清楚，叢書傳播新的知識，帶來一種清新的空氣，先後出了幾十種，很受青年熱愛，發行量很大，影響很好，大家都去買，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櫃枱和玻璃門都擠破了。金觀濤當時也成了青年思想領袖。
（丁東，《炎黃春秋》原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