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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史景遷:眺望東方——西方人眼中的二十世紀中國

在過去的四百年中,描繪中國過程中的挫折和磨難絕不是一篇綜述文章就能概括得了的。但我們對於中國的認識越發迷離恍惚、越發疊床架屋,也許就越接近那難以捉摸的核心:真理。


2013年1月16日,空氣污染嚴重的北京,遊人在參觀故宮。 攝:Feng Li/Getty Images
2013年1月16日,空氣污染嚴重的北京,遊人在參觀故宮。 攝:Feng Li/Getty Images

【編者按】本文是著名漢學家史景遷論文集《中國縱橫》的節選,原標題為「眺望東方:西方人眼中的東方」。本書中譯本曾於2005年在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近期「理想國」書系重譯並在中國大陸出版。台灣亦有該書全譯本(溫洽溢譯,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端傳媒經「理想國」授權發表節選,以饗讀者。

《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譯者: 鐘倩
出品方:理想國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3

即使我們今天仍不甚明瞭自己對中國懷着怎樣的感情,也請不要過度焦慮。從西方人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之日起,不管有多少西方人,也不管他們多麼詳盡地描述過中國,他們對於中國仍是不甚了解。

無論18世紀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對於中國的裝飾品有過怎樣真誠的讚美,那些人們普遍熱衷於收藏中國傢俱、瓷器、壁紙和絲綢的「中國風」時期,隨着沸騰如潮、積極猛進的早期工業革命和鐵路時代的到來,便消失殆盡了。洛可可的光芒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自尊自大中也喪失了光輝。

很多跡象表明,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在鋭減:從歌德温和而不屑一顧的評價,到他忠實的好友艾克曼對中國文化的象徵不過是明亮的柳條傢俱的斷言,到查爾斯·狄更斯筆下的匹克威克先生認為中國道德有意義是天方夜譚的評論,再到愛默生對於中國宿命論、出世哲學與西方的自由和動力論的比較分析。愛默生說過,中國如果想要進入先進世界,得由西方來使之「再生」。她曾是「世界童年的遊樂場」,但現在必須強迫她成長。

愛默生說過,中國如果想要進入先進世界,得由西方來使之「再生」。她曾是「世界童年的遊樂場」,但現在必須強迫她成長。

在卡爾·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也論述過中國問題。他寫到,中國如想要將「自由、平等、博愛」鐫刻在長城上,尚需時日。確實,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到來對於中國歷史性的革命具有一定意義,它們摧毀了中國閉關鎖國的狀態。閉關鎖國,曾讓中國一度得以在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浪潮中堅守着封建主義的陣地。然而,也正是資本主義的傳播,才帶來了社會主義覺醒的種子。

在19世紀末,少數傳教士還會被中國的貧困或鴉片的禍害所觸動,對於大多數歐洲人來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遙遠而被遺忘的政治問題了。在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社會門戶開放,後來清朝崩潰,民國初建,軍閥混戰,國共兩黨內戰不止,西方世界並不期待從中國收穫些什麼智慧。當然,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布爾什維克革命、大蕭條和納粹主義的興起,西方人也無法自詡西方文化的盡善盡美了。

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布爾什維克革命、大蕭條和納粹主義的興起,西方人也無法自詡西方文化的盡善盡美了。

但是,有趣的是,20世紀初正是西方的中國學研究蓬勃發展的時期。繼19世紀的先驅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瑪(Thomas Wade)、丁韙良(W. A. P. Martin)、衞三畏(S. Wells William)之後的,是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福蘭閣的經典歷史編纂學研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的詩歌研究、喜龍仁(Osvald Siren)的藝術史研究、馬士(H. B. Morse)的外交史研究和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傳教史研究,這些研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即便今天活躍在中國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仍然要感謝這些先驅的努力。他們在20世紀早期就致力於中國學的研究,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們對於中國歷史文明的尊敬。(當然,也有一些惡作劇的怪人諸如埃德蒙·拜克豪斯[Edmund Backhouse],他確實是一個異類。)

上文列舉的著名學者包括瑞士人、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這說明20世紀西方視角下的中國研究已經吸引了全球範圍內學術界的目光。這種國際性也許是得益於電報的發明、報紙外派記者的增多、印刷業的變革,或許還應該加上西方國家流行的自願(或者是因政治流亡)客居他鄉。能夠確定的是,在20世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方式推動着中國學研究。因而,西方認識中國的視角繁多,若想弄清楚,我只能放棄按年代順序逐一分析的方法,轉而採用更寬泛的分類去研究它們。

我們可以依靠一個準確、翔實卻有限的綜述來了解西方對中國的研究。這就是伊羅生(Harold Isaac)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心影錄》。伊羅生將美國眼中的中國形象分解成幾個時期:1905年至1907年的「恩惠期」,1937年至1944年的「欽佩期」,1944年至1949年的「幻滅期」,以及50年代的「敵意期」。這一年表準確地描繪了在國民黨時期、抗戰時期、內戰時期和共產黨勝利初期美國對中國的反應。

我們可以依靠一個準確、翔實卻有限的綜述來了解西方對中國的研究。這就是伊羅生(Harold Isaac)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心影錄》。

在這一段時間裏,美國對華態度第一次被廣泛而謹慎的政治力量所左右——從亨利·盧斯(Henry Luce)的《時代—生活》嘗試影響美國人的對華觀的努力,到麥卡錫主義者、百萬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One Million)恐嚇美國人以打消他們對中國大陸的同情……如果讓我來接着伊羅生的年表往下寫,我可能會加上1970年至1974年的「再度覺醒的好奇期」,1974年至1979年的「天真的迷戀期」,1979年至1980年代的「新懷疑期」。毫無疑問,將來還會有新的變化。

下面將不再重複或擴展伊羅生論述20世紀中國的公式,這需要對有關現代中國的歷史和政治報告進行仔細的研究。而我想要簡潔、集中地討論影響人們觀念的一些最重要的媒介,主要是小說(也包括小說之外的電影、電視),看它們是怎麼展現主人公和中國人的關係的。

顯然,最能認識這種關係的方法是研究在中國的中國人。這種方法當然是最具政治性和歷史性的分析,也產生了有趣的小說效果。最具影響力的例子便是賽珍珠(Pearl Buck)的作品,描寫了在焦灼、破碎的土地上的中國農民(以《大地》最為著名)。她以奇特的古韻之語,似乎要將當代中國的經歷融入一個永恆的時空之中,這也正是很多西方人——包括孟德斯鳩和黑格爾——對華認知的核心。

最能認識這種關係的方法是研究在中國的中國人。這種方法當然是最具政治性和歷史性的分析,也產生了有趣的小說效果。

但是,其他一些作者卻從中國場景中的中國人身上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在《狄公案》(Judge Dee)中,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塑造了一個戰勝艱難時勢、精明正直的主人公形象。在開龍(Kai Lung)的故事中,恩尼斯·布拉瑪(Ernest Bramah)塑造了一個令人捧腹的「儒生」形象,他裝腔作勢、咬文嚼字,抓住漢字間的細微差別不放。近些年一些反思「文化大革命」題材的小說問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陳若曦的《尹縣長》的精細微妙,也有《北京最冷的冬天》(The Coldest Winter of Peking)的大膽豪放。

與上述作品的視角截然不同,還有一些作品描寫了中國土地上的外國人,讓西方讀者能更加直觀地了解中國(當然,這些作品也有自相矛盾之處,因為要「貼近」西方讀者就難免與中國精神的「現實」相脱離)。很多西方傑出的遊記作家抓住了這樣的機會,如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格萊姆·派克的《兩種時間觀》,西蒙·萊斯的《中國陰影》,以及舒衡哲的《漫漫回家路》。

還有一些作品描寫了中國土地上的外國人,讓西方讀者能更加直觀地了解中國。

與報告文學相比,這些小說和電影強化了主人公的形象,也將戲劇性的情節展現得更突出。例如約翰·赫西的《孤石》中那位年輕而奮發的工程師,抓住機會開發長江的水電資源;電影《袁將軍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中被綁架的女主人公,毅然投入了中國內戰;詹姆斯·克拉韋爾和羅伯特·艾利根特的《大班》或《王朝》,將中國內地和香港聯繫在了一起。

在這類小說或電影中,最出奇的要數藝術史學家謝閣蘭(Victor Segalen)的《勒內·萊斯》(René Leys)。謝閣蘭塑造了一位聰慧的歐洲語言學家,並且精心描繪了內部腐朽墮落的清王朝逐漸喪失昔日光輝的過程。大多數描寫在華西方人的小說,其結局都是以西方人的孤獨感和沮喪感告終,他們都發現自己難以跨域「我們」和「他們」之間的鴻溝。約翰·赫西(John Hersey)那引人入勝的小說《召喚》,寫於1985年,仍然繼續討論着這一主題。

那麼,如果我們將某個中國人放在西方的場景當中,會怎樣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尋求着同化中國人的可能性,而這種同化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可能在他們自己身上實現的。陳查理,一位笨手笨腳但總是能成功的探長,與傅滿洲形成了令人欣慰的鮮明對比,他通過順從西方社會,最終成功融入了身邊的白人圈子。中國的功夫大師們——這些孤獨、逍遙的英雄,與西方白人中那些獨行、神秘的槍手非常契合,但在唐人街的喧囂中卻顯得格格不入。他們內心強烈的孤獨感如同對西方社會的融入感一樣安慰人心,因為這是支撐西方社會的道德準則。同樣孤獨的形象也可以放在歐洲,或者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那些模糊不清的圈子中,這些在保羅·斯科特(Paul Scott)、詹姆斯·法雷爾(James Farrell)和韓素音的筆下都有生動的描寫。

中國的功夫大師們,與西方白人中那些獨行、神秘的槍手非常契合,但在唐人街的喧囂中卻顯得格格不入。

能夠用單個的中國人形象來打動西方讀者的,最成功的作家還是住在美國的華人,他們以中國人的價值觀為創作主題,出版了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如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筆下的《女勇士》,一個怒不可遏、結結巴巴但還算口齒清楚的敘述者。在這本書中,西方的文明白人搖身變成了魔鬼和幽靈,糾纏着女主人公的雙親。

很多以不同方式展現中國的作品,都影響着我們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的認識。但是,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不一定就是關於中國的,正如在伏爾泰的筆下,中國可以是一個工具,或只是一種襯托。

有些以中國為背景的著作討論的是作者自身的政治觀,雖然相當有名,我們也不能把它們當成描寫中國的作品。

因此,有些以中國為背景的著作討論的是作者自身的政治觀,雖然相當有名,我們也不能把它們當成描寫中國的作品。例如安德烈·馬爾羅的《征服者》和《人的命運》,仔細閲讀這些書後就會發現,書中的中國人很少作為主人公出現,而僅僅是在他人的言辭中被提及。在貝爾託·布萊希特的《四川好人》中更是如此,中國只是一塊背景幕布,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貝爾託將故事背景設置在軍閥混戰時期那廣袤、肥沃、封閉的西部省份,有些人相信這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在得知貝爾託寫作時認為四川不過是一個小縣城之後,也改變了最初的看法。卡夫卡筆下的中國也同樣如此,儘管描寫得惟妙惟肖,但也只是空中樓閣,只是以幻影來探索孤獨和時光的世界。(這種探索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國的萬里長城》中展現得更為生動。)

另一部把中國僅僅當作工具的傑作,是詹姆斯·巴拉德在1984年出版的《太陽帝國》,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在上海設立的龍華集中營,作品中貫穿着對於痛苦和意志的深刻而精到的思考。故事通過主人公吉姆—— 一個在集中營中捱餓的孩子的視角審視了這場戰爭,再現了西方戰俘和日本戰機飛行員的雙重悲劇,而其中的中國人大多以幕後的角色出現—暴民、沉默者或是屍體。在日本人用來交換戰俘和放置掠奪品的廢棄足球場上,「吉姆躺在那裏不動。這時虹口油庫起火,焚燒的火焰照亮了看台上搶來的電冰箱的門,照亮了白色凱迪拉克牌汽車的散熱器格柵,也照亮了蔣總司令包廂中石膏女神的落地燈」。這是一個夢魘縈繞的世界,儘管長江從這裏流過,「這寬闊的江流已經容納不下死去的中國人了」。

不管作品中有多大的局限性,我們並不能把這些五花八門的觀點簡單看成只是反映了西方文明的偏見,或是對東方文明利用性的態度。愛德華·薩義德在他最具影響力和熱情的著作《東方學》中強調西方學者的「認知帝國主義」,留下了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在過去的四百年中,描繪中國過程中的挫折和磨難絕不是一篇綜述文章就能概括得了的。但這項工作也本應如此,沒有人能夠輕鬆地讓其一目瞭然。我們對於中國的認識越發迷離恍惚、越發疊床架屋,也許就越接近那難以捉摸的核心:真理。

(史景遷,1936年出生於英國,國際知名中國近現代史專家,曾執教於美國耶魯大學,著有《康熙與曹寅》、《太平天國》、《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追尋現代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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