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戴思嘉:荷蘭極右政治人物皈依伊斯蘭教,「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像克拉文這樣,年屆不惑之時,信仰立場發生幾乎180度的轉折,從伊斯蘭教在荷蘭的最激烈批評者,轉而成為一個穆斯林,卻令多數觀察家瞠目。


荷蘭極右民粹政黨自由黨的前核心黨員Joram van Klaveren在支持英國脫歐英國獨立黨的週年大會上發言。 攝:Ian Forsyth/Getty Images
荷蘭極右民粹政黨自由黨的前核心黨員Joram van Klaveren在支持英國脫歐英國獨立黨的週年大會上發言。 攝:Ian Forsyth/Getty Images

「伊斯蘭教是個謊言......穆罕默德是個騙子......可蘭經是劑毒藥!」

「如果迄今為止我所寫的是正確的......那麼我事實上就是一個穆斯林。」

當這兩句話出自同一個人口中時,難免讓人有種精神分裂的觀感。但對於荷蘭人克拉文(Joram van Klaveren)來說,這卻是多年間信仰轉變的親身經歷。如果這種轉變發生在一個荷蘭極右翼陣營大將的身上,其間的諷刺意味無疑更加濃厚。

在當下民粹主義聲勢不減的歐洲,中間派政治力量遭受極大壓力,左右兩翼越發傾向於靠攏極端、鞏固選民基本盤,這已經不足為奇。而像克拉文這樣,年屆不惑之時,信仰立場發生幾乎180度的轉折,從伊斯蘭教在荷蘭的最激烈批評者,轉而成為一個穆斯林,卻令多數觀察家瞠目。

事實上,克拉文的事例並非絕無僅有。甚至可以說,這是一波「極右華麗轉身現象」中的最新一例。他的前輩同僚Arnoud van Doorn在2011年退出極右黨派,次年宣布成為穆斯林。而在臨近的德國,極右派另類選擇黨(AfD)的一名成員Arthur Wagner也在2018年表示皈依仰伊斯蘭教。固然,每個人的轉變原因與動機都各有不同,但這種改宗本身,儼然成為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

極右陣營的新星

約哈姆·範·克拉文1979年生於阿姆斯特丹。成長於一個正統的清教徒家庭。自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宗教學畢業後,他積極從政,一度成為荷蘭極右民粹政黨——自由黨(PVV)的核心成員。2010年荷蘭大選,他代表自由黨出戰,成功當選為國會下院的議員。在整個歐洲民粹浪潮勢頭看漲的背景下,政治前途可謂一片大好。

作為一名核心黨員,他以強硬姿態捍衞自由黨的政治主張——關閉清真寺、禁止可蘭經、剝奪有關國家移民取得公民權等。而他本人也頻頻發表激烈的爭議言論——伊斯蘭教是一個謊言,穆罕默德是一個騙子,可蘭經則為毒藥等等。從政多年,他最樂此不疲之事,便是宣揚伊斯蘭教是一個由恐怖主義,死亡和摧毀為主體的意識形態。

從政多年,克拉文最樂此不疲之事,便是宣揚伊斯蘭教是一個由恐怖主義,死亡和摧毀為主體的意識形態。

不期而至的轉折點,於2014年3月21日來臨。這一天,被稱為「荷蘭特朗普(川普)」的自由黨黨首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在集會中中面對選民,富有煽動性地詢問——「你們想要這座城市、這個國家,有更多還是更少的摩洛哥人?」在一片「更少」的呼應聲後,威爾德斯笑着說,「那就讓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次著名的「更少摩洛哥人」事件,在荷蘭政界和媒體上掀起軒然大波。它不再局限於具體的治安、移民或是身份認同等社會問題,而是公開地以族裔作為標籤來劃界。這不僅引發了一場反歧視的網絡運動,而且讓包括克拉文在內的多名自由黨骨幹成員宣布退黨。同極右陣營分道揚鑣,克拉文走出了第一步。

在隨後的採訪中,克拉文表示退黨之舉並非一時衝動。雖然在內政問題上,他一直呼籲重視摩洛哥裔的高犯罪率問題,但目前的自由黨汲汲於議會位置和媒體曝光率,早已不符合他當初投身政治的初心。

2014年5月,克拉文與另兩位政治家共同建立了新右翼小黨——「為了荷蘭」(VoorNederland,VNL),無奈該黨在2017年的荷蘭大選中無顆粒斬獲。隨着國會下院議員任期結束,克拉文退出政壇,作為評論員受僱於一家每日廣播秀。據主持人介紹,克拉文之所以被選中,也正是基於其鮮明的保守右翼基督教徒身份。

背教者:覺今是而昨非

在濃郁的清教徒家庭環境薰陶下,克拉文自十二三歲起便執着地尋找上帝、尋找生命的意義——用他自己的話,他是一個「追尋上帝的人」(God seeker)。在初入政壇、嶄露頭角、卻隨即歸於失敗後,他決意退出政壇,專心撰寫一本反伊斯蘭教的書籍。他終於有自己的時間去描繪所有他眼中穆斯林的不幸——暴力,壓抑女性,反同性戀——那些他過去一直激烈斥責的事物。他希望通過這本書,讓荷蘭社會正視穆斯林這個群體的「巨大威脅」。

然而,正是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他全心沉浸於伊斯蘭教的傳統文化,對後者的理解愈來愈多,直至對自己之前反對伊斯蘭教的全部觀點產生巨大懷疑,所有曾經深信的事物被一一推翻,曾經堅固的東西煙消雲散。一本原本動筆時致力於駁斥伊斯蘭教、甚至是「反伊斯蘭教」的書,當它終於完成之際,卻成了一本為伊斯蘭教辯護、為它面臨的種種指控辯誣的著作。

於此同時,這位曾經身為極右政治陣營先鋒的前議員,在2019年2月初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表示,自己早已於去年10月正式皈依伊斯蘭教,成為一名穆斯林。

荷蘭鹿特丹市坐擁全荷蘭最大的Essalam清真寺。

荷蘭鹿特丹市坐擁全荷蘭最大的Essalam清真寺。攝:Emmanuel Dunand/AFP/Getty Images

他的新書題為《背教:在世俗恐怖時代,從基督教到伊斯蘭教》(Apostate: From Christianity to Islam in the Time of Secular Terror)。雖然「背教」一詞再鮮明不過地體現了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的心路轉折,但這本書事實上並非自傳,幾乎無關個人經歷,只關乎宗教史實。書裏唯有一句話,朦朧透着克拉文對信仰的新感知,他寫道:「現在我終於感受到了一點點私人的快樂與平和。」

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當克拉文從極右陣營改宗伊斯蘭教的消息傳出後,在荷蘭內外都激起了不小的反響。而在中文世界裏,社交媒體上最常出現的評論也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兩個極端之間暗通款曲,這在政治實證分析當中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無論在歐洲還是東亞,政治人物年輕時以激進面目示人,中年之後搖身一變成為極端保守派,都已經不乏先例(反之亦然,雖然比前一種情況更為罕見)。加上左右術語不易界定,這種轉化不難解釋。然而,克拉文的確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嗎?

「背教」後的克拉文,的確努力試圖為伊斯蘭教辯誣,卻並非以一種極端方式。在他接受《新鹿特丹商業報》(NRC)的訪談中,不難發現,與其說這是一種毅然決然的「覺今是而昨非」,不如說,一個孑然個體仍然在兩大宗教、兩大文明之間努力尋找自己的定位,用他自己的話說,這種信仰轉變,「對我而言並不真的是一個歡欣時刻」。

一個孑然個體仍然在兩大宗教、兩大文明之間努力尋找自己的定位,用他自己的話說,這種信仰轉變,「對我而言並不真的是一個歡欣時刻」。

媒體記者饒有興趣地打探這種改宗背後的種種點滴——「你的家人有什麼反應?」「你現在一天祈禱五次嗎?」「你會改名字嗎?」「你的孩子也會是穆斯林嗎?」......克拉文則耐心解釋道,他還在學習祈禱,《可蘭經》只了解很短兩個章節,並不打算改名,戒酒對他不是問題,因為他對酒精本來也沒什麼喜好,而且之前肉食已經以雞肉為主;家人對他的改宗相當寬容,他的妻子對伊斯蘭教的態度,比當年那個克拉文更加友好,甚至因此對他此前在自由黨的活動深感不安,因此現在也不會阻攔。母親的確對他背棄基督教一事不太高興,但在克拉文看來,這種態度完全可以理解,畢竟「這種轉向不是等閒小事」。

至於子女,克拉文展示了相當開明的態度,他和妻子一致決定,現在孩子還太小,不必提及這些事,但如果將來需要的話,會力所能及地提供一個解釋。當初身為基督徒時,他也沒有打算給孩子洗禮,如今身為穆斯林,同樣並不打算把信仰強加給孩子。

如何面對自己過去三十多年作為人生信仰的基督教?克拉文並沒有像當初攻擊伊斯蘭教一樣反戈一擊。在他眼中,基督教仍然是一個很好的信仰,在它指導下,人們清醒努力地踐行善事,期冀圓滿人性。但有關基督教的一些根本信條,如耶穌十字架受難、原罪、三一神論等,卻無法再令他深信。而如果無法全心全意地信奉這些信條,他無法再稱自己為基督徒。

同樣,從基督徒到穆斯林,宗教信仰上的轉變也並未促使克拉文對移民政策的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他至今不是一個無條件引進中東穆斯林移民的支持者。在他看來,一個穩健的移民政策對於如今的荷蘭而言無可或缺,不強迫移民立刻同化,而是幫助他們逐漸融入當地主流社會。這樣的觀點,無論昨日作為保守派基督徒,還是今日作為穆斯林,克拉文很大程度一以貫之。

從基督徒到穆斯林,宗教信仰上的轉變也並未促使克拉文對移民政策的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他至今不是一個無條件引進中東穆斯林移民的支持者。

此外,克拉文還再度強調穆斯林內部的差異性。他清楚,圍繞伊斯蘭教的很多負面看法,實際和沙特的瓦哈比教派相關,而這一教派並不能代表生活在荷蘭的穆斯林,後者遠沒有瓦哈比教派那樣極端,不把自己同社交生活隔絕,也不認為非穆斯林必然是錯的。

在探尋克拉文的轉變原因時,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宗教心理學的教授、也是克拉文當年的老師Joke van Saane提出一種解釋:正統的基督新教與伊斯蘭教其實有許多共通之處。與沒有任何宗教背景的人相比,這兩個宗教系統內部的人更容易對對方產生興趣,交換信仰體系。

正統的基督新教與伊斯蘭教其實有許多共通之處。與沒有任何宗教背景的人相比,這兩個宗教系統內部的人更容易對對方產生興趣,交換信仰體系。

而克拉文的政治前輩、同樣皈依伊斯蘭教的Arnoud van Doorn則「現身說法」地強調,極右的自由黨雖然腔調保守,卻是這種「背教」現象的培養土壤;許多荷蘭年輕人被媒體上反伊斯蘭的情緒所蠱惑,但接着一步步走下去,卻往往導致悔恨,進而投入伊斯蘭教的懷抱。

這種觀點,或許正與克拉文在訪談中的一段話暗合——「早年我曾對伊斯蘭教有很大的厭惡,要承認自己犯了一個彌天大錯並不容易。這麼多年來我都在尋覓上帝,卻時時在這個過程中感到某種不安。而現在,這種不安感慢慢消失了,我想,從宗教意義上說,這有點像是回家的感覺。」

「好比一個素食主義者去屠宰場工作」

即便在荷蘭這樣一個招牌式的「新教倫理」國家,每年也有數百人從基督教改宗伊斯蘭教。但此前身為極右翼陣營大將,克拉文自然要面對驚訝、鄙夷甚至口誅筆伐。

他的「前老闆」、自由黨黨魁威爾德斯得知此事後,不無感慨地表示,「我做好準備面對許多事,但這件事可真沒想到。」他頗為刻薄地評論這名手下「叛將」——「這就好比一個素食主義者突然決定要去屠宰場工作」。

2013年4月,Klaveren與自由黨領袖Wilders在荷蘭議會內。

2013年4月,Klaveren與自由黨領袖Wilders在荷蘭議會內。攝:Martijn Beekman/AFP/Getty Images

而作為與克拉文共同創立極右小黨「為了荷蘭」(VNL)的前政治同僚、如今出任該黨黨首的Jan Roos,回應則更加激烈。他對克拉文的信仰轉變提出了一種陰謀論式的猜測,認為此時正逢後者新書上市之際,這種宣示可能是一種吸引眼球的公關手段。否則,曾經激烈反穆斯林的克拉文果真皈依了伊斯蘭教,那這絕對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選擇。

而在幾天以後的專欄文章中,Jan Roos像威爾德斯一樣打了一個頗為惡毒的比喻:這就像一個黑人跑去加入了三K黨,或者像動物保護人士舉辦一個燒烤BBQ。同時Jan Roos還進一步發揮了他的陰謀論,認為此前荷蘭政壇和媒體中為了錢而改變言論立場的例子也不稀奇,「我可以想像有一天你會用錢包而不是大腦來思考」,但克拉文「走得太遠了一點」,這是一條「不歸路」,如果哪一天放棄了這個新信仰,那麼克拉文可能就要為自己的性命擔心了。

Roos的言下之意,當然是暗示荷蘭的穆斯林是一個暴力的、不寬容的社群。但就目前而言,當地穆斯林社群不乏歡迎的掌聲。荷蘭的摩洛哥清真寺參議會稱讚克拉文這一公開舉動:一個曾經尖鋭的批判者誠意皈依了自己,這對伊斯蘭教而言無疑意義非凡。

荷蘭的穆斯林「平行社會」

在有關克拉文皈依伊斯蘭教的網站評論區,留言表達着兩個涇渭分明的觀點:「恭喜克拉文,找尋到了擁有真理的宗教」或者「因為不斷接受移(難)民,自由的荷蘭要變成一個穆斯林國家了。」這些激烈的不同聲音,也正映射着荷蘭在穆斯林問題上割裂的現狀。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因勞動力短缺,大量土耳其及摩洛哥勞工受僱奔赴荷蘭工作。儘管鑑於石油危機的影響,荷蘭政府於1974年決定終止勞工計劃,期望在荷勞工返回故鄉。但事實與期望相反,更多的勞工家眷憑藉「家庭團聚」簽證蜂擁至荷蘭。時至今日,5%的荷蘭民眾為穆斯林,預計到2050年其數量將翻倍。由此,荷蘭從一個相對同質的社會,演變為一個多元並存的社會。

這一過程中,不乏不同價值觀的激烈碰撞,佐以911事件,以及畫家梵高之孫、電影導演提奧·梵高(Theo van Gogh)被刺事件等悲劇催化劑,令伊斯蘭恐懼症及穆斯林「平行社會」現象成為中心議題之一。

據開放社會基金會的調查顯示,眾多二代荷蘭-土耳其人或荷蘭-摩洛哥人既無法與一代移民父母進行良好的情感溝通,也無法與荷蘭主流社會達成情感聯結。在雙重疏離感的驅使下,他們轉而迫切地求助於伊斯蘭教,期望尋找歸屬感。這一群體中高達三分之二的人,自覺因身份而長期受到社會不公待遇,產生的失望乃至極端情緒,令他們更為熱情地與擁有同樣移民背景的人交往;而幾乎同樣三分之二的荷蘭本地居民,則表示幾乎從未和土耳其或者摩洛哥移民群體有過任何實質交流。

大量的保守移民固守伊斯蘭教價值觀,形成自為一體的穆斯林「平行社會」;以自由意志為文化特徵的現代荷蘭主流價值觀,則常常感到雙方認知的涇渭分明。雖然二者之間不乏溝通與融合,甚至頗具象徵意義(例如鹿特丹就選出摩洛哥裔市長)。但「外來」文化毀滅「本土」文化的擔憂始終揮之不去。在這樣的文化障礙及價值觀衝突下應運而生的,則是不斷遭遇縱火的清真寺、不斷收到死亡威脅的反伊斯蘭教政治人士,以及在2017年荷蘭大選中一躍成為第二大黨的極右民粹政黨自由黨。

大量的保守移民固守伊斯蘭教價值觀,形成自為一體的穆斯林「平行社會」;以自由意志為文化特徵的現代荷蘭主流價值觀,則常常感到雙方認知的涇渭分明。

民粹主義的崛起是全球性特徵,荷蘭亦難以獨善其身。自由黨對其選民的最大誘惑之一,便是「讓荷蘭重新變得像原來一樣」,拒絕所有穆斯林移民,關閉清真寺,焚燬可蘭經,退出歐盟,成功應對穆斯林浪潮和歐盟的威脅,讓荷蘭重新擁有其歷史特質。但這些極端舉措,除了鑿深穆斯林移民群體與社會的間離關係,導致愈加頻繁的社會惡劣事件外,對目前荷蘭社會中逐漸出現的「平行社會」問題並無任何幫助。對雙方而言,「融入」無疑都是一個需要彼此調適,互尊互諒的艱難雙向之路。

在這種背景下,以克拉文為代表(同時也包括Arnoud van Doorn和德國的Arthur Wagner)的極右政治人物皈依伊斯蘭教,成為其中耐人尋味的樣本。從一個堅定的、甚至是激烈的反對者成為皈依者,其中所凝聚的對宗教的理解、公開的勇氣、人性的複雜、自我的反思、以及皈依前後對不同宗教的分寸感,絕非旁觀者嗤之以鼻的「宗教洗腦」便能解釋。這種改宗現象雖然難以泛化為解決宗教衝突的一般原則,但至少展示出人類精神領域中的複雜與微妙一面,對於理解這個時代,或許不無可借鑑之處。

(戴思嘉,柏林自由大學傳媒和人類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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