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戴思嘉：荷兰极右政治人物皈依伊斯兰教，“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伊斯兰教是个谎言……穆罕默德是个骗子……可兰经是剂毒药！”

“如果迄今为止我所写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事实上就是一个穆斯林。”

当这两句话出自同一个人口中时，难免让人有种精神分裂的观感。但对于荷兰人克拉文（Joram van Klaveren）来说，这却是多年间信仰转变的亲身经历。如果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荷兰极右翼阵营大将的身上，其间的讽刺意味无疑更加浓厚。

在当下民粹主义声势不减的欧洲，中间派政治力量遭受极大压力，左右两翼越发倾向于靠拢极端、巩固选民基本盘，这已经不足为奇。而像克拉文这样，年届不惑之时，信仰立场发生几乎180度的转折，从伊斯兰教在荷兰的最激烈批评者，转而成为一个穆斯林，却令多数观察家瞠目。

事实上，克拉文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波“极右华丽转身现象”中的最新一例。他的前辈同僚Arnoud van Doorn在2011年退出极右党派，次年宣布成为穆斯林。而在临近的德国，极右派另类选择党（AfD）的一名成员Arthur Wagner也在2018年表示皈依仰伊斯兰教。固然，每个人的转变原因与动机都各有不同，但这种改宗本身，俨然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极右阵营的新星

约哈姆·范·克拉文1979年生于阿姆斯特丹。成长于一个正统的清教徒家庭。自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宗教学毕业后，他积极从政，一度成为荷兰极右民粹政党——自由党（PVV）的核心成员。2010年荷兰大选，他代表自由党出战，成功当选为国会下院的议员。在整个欧洲民粹浪潮势头看涨的背景下，政治前途可谓一片大好。

作为一名核心党员，他以强硬姿态捍卫自由党的政治主张——关闭清真寺、禁止可兰经、剥夺有关国家移民取得公民权等。而他本人也频频发表激烈的争议言论——伊斯兰教是一个谎言，穆罕默德是一个骗子，可兰经则为毒药等等。从政多年，他最乐此不疲之事，便是宣扬伊斯兰教是一个由恐怖主义，死亡和摧毁为主体的意识形态。

从政多年，克拉文最乐此不疲之事，便是宣扬伊斯兰教是一个由恐怖主义，死亡和摧毁为主体的意识形态。

不期而至的转折点，于2014年3月21日来临。这一天，被称为“荷兰特朗普”的自由党党首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集会中中面对选民，富有煽动性地询问——“你们想要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有更多还是更少的摩洛哥人？”在一片“更少”的呼应声后，威尔德斯笑着说，“那就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著名的“更少摩洛哥人”事件，在荷兰政界和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它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治安、移民或是身份认同等社会问题，而是公开地以族裔作为标签来划界。这不仅引发了一场反歧视的网络运动，而且让包括克拉文在内的多名自由党骨干成员宣布退党。同极右阵营分道扬镳，克拉文走出了第一步。

在随后的采访中，克拉文表示退党之举并非一时冲动。虽然在内政问题上，他一直呼吁重视摩洛哥裔的高犯罪率问题，但目前的自由党汲汲于议会位置和媒体曝光率，早已不符合他当初投身政治的初心。

2014年5月，克拉文与另两位政治家共同建立了新右翼小党——“为了荷兰”（VoorNederland，VNL），无奈该党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无颗粒斩获。随着国会下院议员任期结束，克拉文退出政坛，作为评论员受雇于一家每日广播秀。据主持人介绍，克拉文之所以被选中，也正是基于其鲜明的保守右翼基督教徒身份。

背教者：觉今是而昨非

在浓郁的清教徒家庭环境薰陶下，克拉文自十二三岁起便执着地寻找上帝、寻找生命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他是一个“追寻上帝的人”（God seeker）。在初入政坛、崭露头角、却随即归于失败后，他决意退出政坛，专心撰写一本反伊斯兰教的书籍。他终于有自己的时间去描绘所有他眼中穆斯林的不幸——暴力，压抑女性，反同性恋——那些他过去一直激烈斥责的事物。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荷兰社会正视穆斯林这个群体的“巨大威胁”。

然而，正是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全心沉浸于伊斯兰教的传统文化，对后者的理解愈来愈多，直至对自己之前反对伊斯兰教的全部观点产生巨大怀疑，所有曾经深信的事物被一一推翻，曾经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一本原本动笔时致力于驳斥伊斯兰教、甚至是“反伊斯兰教”的书，当它终于完成之际，却成了一本为伊斯兰教辩护、为它面临的种种指控辩诬的著作。

于此同时，这位曾经身为极右政治阵营先锋的前议员，在2019年2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早已于去年10月正式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一名穆斯林。

他的新书题为《背教：在世俗恐怖时代，从基督教到伊斯兰教》（Apostate: From Christianity to Islam in the Time of Secular Terror）。虽然“背教”一词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心路转折，但这本书事实上并非自传，几乎无关个人经历，只关乎宗教史实。书里唯有一句话，朦胧透着克拉文对信仰的新感知，他写道：“现在我终于感受到了一点点私人的快乐与平和。”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当克拉文从极右阵营改宗伊斯兰教的消息传出后，在荷兰内外都激起了不小的反响。而在中文世界里，社交媒体上最常出现的评论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两个极端之间暗通款曲，这在政治实证分析当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论在欧洲还是东亚，政治人物年轻时以激进面目示人，中年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极端保守派，都已经不乏先例（反之亦然，虽然比前一种情况更为罕见）。加上左右术语不易界定，这种转化不难解释。然而，克拉文的确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吗？

“背教”后的克拉文，的确努力试图为伊斯兰教辩诬，却并非以一种极端方式。在他接受《新鹿特丹商业报》（NRC）的访谈中，不难发现，与其说这是一种毅然决然的“觉今是而昨非”，不如说，一个孑然个体仍然在两大宗教、两大文明之间努力寻找自己的定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信仰转变，“对我而言并不真的是一个欢欣时刻”。

一个孑然个体仍然在两大宗教、两大文明之间努力寻找自己的定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信仰转变，“对我而言并不真的是一个欢欣时刻”。

媒体记者饶有兴趣地打探这种改宗背后的种种点滴——“你的家人有什么反应？”“你现在一天祈祷五次吗？”“你会改名字吗？”“你的孩子也会是穆斯林吗？”……克拉文则耐心解释道，他还在学习祈祷，《可兰经》只了解很短两个章节，并不打算改名，戒酒对他不是问题，因为他对酒精本来也没什么喜好，而且之前肉食已经以鸡肉为主；家人对他的改宗相当宽容，他的妻子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比当年那个克拉文更加友好，甚至因此对他此前在自由党的活动深感不安，因此现在也不会阻拦。母亲的确对他背弃基督教一事不太高兴，但在克拉文看来，这种态度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这种转向不是等闲小事”。

至于子女，克拉文展示了相当开明的态度，他和妻子一致决定，现在孩子还太小，不必提及这些事，但如果将来需要的话，会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个解释。当初身为基督徒时，他也没有打算给孩子洗礼，如今身为穆斯林，同样并不打算把信仰强加给孩子。

如何面对自己过去三十多年作为人生信仰的基督教？克拉文并没有像当初攻击伊斯兰教一样反戈一击。在他眼中，基督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信仰，在它指导下，人们清醒努力地践行善事，期冀圆满人性。但有关基督教的一些根本信条，如耶稣十字架受难、原罪、三一神论等，却无法再令他深信。而如果无法全心全意地信奉这些信条，他无法再称自己为基督徒。

同样，从基督徒到穆斯林，宗教信仰上的转变也并未促使克拉文对移民政策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他至今不是一个无条件引进中东穆斯林移民的支持者。在他看来，一个稳健的移民政策对于如今的荷兰而言无可或缺，不强迫移民立刻同化，而是帮助他们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这样的观点，无论昨日作为保守派基督徒，还是今日作为穆斯林，克拉文很大程度一以贯之。

从基督徒到穆斯林，宗教信仰上的转变也并未促使克拉文对移民政策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他至今不是一个无条件引进中东穆斯林移民的支持者。

此外，克拉文还再度强调穆斯林内部的差异性。他清楚，围绕伊斯兰教的很多负面看法，实际和沙特的瓦哈比教派相关，而这一教派并不能代表生活在荷兰的穆斯林，后者远没有瓦哈比教派那样极端，不把自己同社交生活隔绝，也不认为非穆斯林必然是错的。

在探寻克拉文的转变原因时，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宗教心理学的教授、也是克拉文当年的老师Joke van Saane提出一种解释：正统的基督新教与伊斯兰教其实有许多共通之处。与没有任何宗教背景的人相比，这两个宗教系统内部的人更容易对对方产生兴趣，交换信仰体系。

正统的基督新教与伊斯兰教其实有许多共通之处。与没有任何宗教背景的人相比，这两个宗教系统内部的人更容易对对方产生兴趣，交换信仰体系。

而克拉文的政治前辈、同样皈依伊斯兰教的Arnoud van Doorn则“现身说法”地强调，极右的自由党虽然腔调保守，却是这种“背教”现象的培养土壤；许多荷兰年轻人被媒体上反伊斯兰的情绪所蛊惑，但接着一步步走下去，却往往导致悔恨，进而投入伊斯兰教的怀抱。

这种观点，或许正与克拉文在访谈中的一段话暗合——“早年我曾对伊斯兰教有很大的厌恶，要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弥天大错并不容易。这么多年来我都在寻觅上帝，却时时在这个过程中感到某种不安。而现在，这种不安感慢慢消失了，我想，从宗教意义上说，这有点像是回家的感觉。”

“好比一个素食主义者去屠宰场工作”

即便在荷兰这样一个招牌式的“新教伦理”国家，每年也有数百人从基督教改宗伊斯兰教。但此前身为极右翼阵营大将，克拉文自然要面对惊讶、鄙夷甚至口诛笔伐。

他的“前老板”、自由党党魁威尔德斯得知此事后，不无感慨地表示，“我做好准备面对许多事，但这件事可真没想到。”他颇为刻薄地评论这名手下“叛将”——“这就好比一个素食主义者突然决定要去屠宰场工作”。

而作为与克拉文共同创立极右小党“为了荷兰”（VNL）的前政治同僚、如今出任该党党首的Jan Roos，回应则更加激烈。他对克拉文的信仰转变提出了一种阴谋论式的猜测，认为此时正逢后者新书上市之际，这种宣示可能是一种吸引眼球的公关手段。否则，曾经激烈反穆斯林的克拉文果真皈依了伊斯兰教，那这绝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

而在几天以后的专栏文章中，Jan Roos像威尔德斯一样打了一个颇为恶毒的比喻：这就像一个黑人跑去加入了三K党，或者像动物保护人士举办一个烧烤BBQ。同时Jan Roos还进一步发挥了他的阴谋论，认为此前荷兰政坛和媒体中为了钱而改变言论立场的例子也不稀奇，“我可以想像有一天你会用钱包而不是大脑来思考”，但克拉文“走得太远了一点”，这是一条“不归路”，如果哪一天放弃了这个新信仰，那么克拉文可能就要为自己的性命担心了。

Roos的言下之意，当然是暗示荷兰的穆斯林是一个暴力的、不宽容的社群。但就目前而言，当地穆斯林社群不乏欢迎的掌声。荷兰的摩洛哥清真寺参议会称赞克拉文这一公开举动：一个曾经尖锐的批判者诚意皈依了自己，这对伊斯兰教而言无疑意义非凡。

荷兰的穆斯林“平行社会”

在有关克拉文皈依伊斯兰教的网站评论区，留言表达着两个泾渭分明的观点：“恭喜克拉文，找寻到了拥有真理的宗教”或者“因为不断接受移（难）民，自由的荷兰要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了。”这些激烈的不同声音，也正映射着荷兰在穆斯林问题上割裂的现状。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因劳动力短缺，大量土耳其及摩洛哥劳工受雇奔赴荷兰工作。尽管鉴于石油危机的影响，荷兰政府于1974年决定终止劳工计划，期望在荷劳工返回故乡。但事实与期望相反，更多的劳工家眷凭借“家庭团聚”签证蜂拥至荷兰。时至今日，5%的荷兰民众为穆斯林，预计到2050年其数量将翻倍。由此，荷兰从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演变为一个多元并存的社会。

这一过程中，不乏不同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佐以911事件，以及画家梵高之孙、电影导演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被刺事件等悲剧催化剂，令伊斯兰恐惧症及穆斯林“平行社会”现象成为中心议题之一。

据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调查显示，众多二代荷兰-土耳其人或荷兰-摩洛哥人既无法与一代移民父母进行良好的情感沟通，也无法与荷兰主流社会达成情感联结。在双重疏离感的驱使下，他们转而迫切地求助于伊斯兰教，期望寻找归属感。这一群体中高达三分之二的人，自觉因身份而长期受到社会不公待遇，产生的失望乃至极端情绪，令他们更为热情地与拥有同样移民背景的人交往；而几乎同样三分之二的荷兰本地居民，则表示几乎从未和土耳其或者摩洛哥移民群体有过任何实质交流。

大量的保守移民固守伊斯兰教价值观，形成自为一体的穆斯林“平行社会”；以自由意志为文化特征的现代荷兰主流价值观，则常常感到双方认知的泾渭分明。虽然二者之间不乏沟通与融合，甚至颇具象征意义（例如鹿特丹就选出摩洛哥裔市长）。但“外来”文化毁灭“本土”文化的担忧始终挥之不去。在这样的文化障碍及价值观冲突下应运而生的，则是不断遭遇纵火的清真寺、不断收到死亡威胁的反伊斯兰教政治人士，以及在2017年荷兰大选中一跃成为第二大党的极右民粹政党自由党。

大量的保守移民固守伊斯兰教价值观，形成自为一体的穆斯林“平行社会”；以自由意志为文化特征的现代荷兰主流价值观，则常常感到双方认知的泾渭分明。

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全球性特征，荷兰亦难以独善其身。自由党对其选民的最大诱惑之一，便是“让荷兰重新变得像原来一样”，拒绝所有穆斯林移民，关闭清真寺，焚毁可兰经，退出欧盟，成功应对穆斯林浪潮和欧盟的威胁，让荷兰重新拥有其历史特质。但这些极端举措，除了凿深穆斯林移民群体与社会的间离关系，导致愈加频繁的社会恶劣事件外，对目前荷兰社会中逐渐出现的“平行社会”问题并无任何帮助。对双方而言，“融入”无疑都是一个需要彼此调适，互尊互谅的艰难双向之路。

在这种背景下，以克拉文为代表（同时也包括Arnoud van Doorn和德国的Arthur Wagner）的极右政治人物皈依伊斯兰教，成为其中耐人寻味的样本。从一个坚定的、甚至是激烈的反对者成为皈依者，其中所凝聚的对宗教的理解、公开的勇气、人性的复杂、自我的反思、以及皈依前后对不同宗教的分寸感，绝非旁观者嗤之以鼻的“宗教洗脑”便能解释。这种改宗现象虽然难以泛化为解决宗教冲突的一般原则，但至少展示出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复杂与微妙一面，对于理解这个时代，或许不无可借鉴之处。

（戴思嘉，柏林自由大学传媒和人类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