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發於微信公眾號「元淦恭說」，原標題為《香港的今天，會不會是深圳的明天？》，端傳媒獲作者授權轉載。）
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深圳GDP按美元平均匯率計，超過香港。這意味着深圳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華南地區經濟總量最大的城市，也第一次成為僅次於上海、北京的「大中華區」第三城。
距離3月5日還有不到一週（編註：今天是3月4日，但此處保留原文）。四十年前，1979年3月5日，國務院批覆廣東寶安縣改設深圳市，要再過一年半，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才告成立。滿打滿算，深圳還未滿四十週歲。在不到四十年裏，深圳從一個南海邊的小漁村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第三大都會，它的「奇蹟效應」，全世界都看得見。
深圳的「高光時刻」
單就經濟發展而言，深圳一直被視為中國的第一「模範生」。和北京、上海相較，深圳有發達得多的民營企業，誕生了華為、騰訊、比亞迪等一眾本土明星企業，上市公司總數高居全國城市之冠。這些明星企業素來以高薪著稱，也讓深圳成為一片「淘金」的熱土。
和廣州、杭州等強勢省會相較，深圳擁有「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也是和北京、上海並列的三大全國性金融中心之一，存款餘額、金融業增加值等指標長期穩居全國第三，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一系列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的聚集，乃至與之相配套的會計師、律師等專業服務機構，使深圳擁有了一大批任何其他省轄市都不可比的龐大的金融「金領」。
和臨近的香港相較，深圳除了金融、地產和貿易，還有相當堅實的實業基礎。深圳的製造業產值和利潤都是全國城市翹楚，還有相當發達的IT產業，這些產業部門在香港幾乎已無立錐之地。
如果再加上濱海的宜人氣候，綠樹成蔭的城市風貌，以及「來了就是深圳人」的開放和包容，誰人不說深圳就是中國最好的城市？
「獅子山下」的香港夢
從任正非到王石，從馬化騰到王傳福，深圳一直是個「造夢」之城。「深圳夢」就是「中國夢」，它象徵着中國人或是白手起家，或是長袖善舞，可以做成多大的生意，實現多大的夢想。
這和三四十年前的香港，何其相似？！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街頭流傳的，是羅文的《獅子山下》。
「我哋大家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人人都知道，就連香港首富李嘉誠也是靠賣塑料花起家的。在那個年代，只要胼手砥足，付出汗水努力，就能夠實現「香港夢」。那時候的香港，房價沒有這麼高，階層沒有這麼固化，製造業部門還很發達……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今天的香港，雖然GDP已在京滬深之後，仍是和紐約、倫敦並列的全球頂級金融中心，中環的燈火依舊璀璨，拿GlobalPay的金領在這裏運籌帷幄，籌謀大中華乃至全亞太的業務。在金融、地產之外，只剩下酒店、餐飲、商超、旅遊等中低端的服務業態。
「東方之珠」，作為全球資源配置中心的成色並未褪色。然而，極高的房價收入比，龜縮的居住面積，全球之冠的基尼係數，讓這座城越來越不再是普通人的「夢想之城」。
前副市長的憂慮
深圳河的這邊，房價也早已是個繞不開的話題。深圳雖然建設用地遠多於香港，但市域總面積不超過香港的兩倍，常住人口也已達到香港的兩倍（亦即人口密度已接近香港），建設用地短缺的矛盾，在國內大城市中，無出其右者。
這幾天，一篇深圳前副市長張思平剖析深圳樓市的文章，流傳甚廣。他的文章指出，深圳已經是全球「最難買得起樓」的城市，高房價造成絕大多數工薪階層買不起房，高租金拉高消費價格降低中低收入者民生水平，惡化經商環境使製造業物流業面臨擠出產業瀕臨空心化，高房價讓青年成房奴降低深圳人才吸引力…… 這些話，句句在理，又句句扎心。
深圳的確是中國內地在經濟上最高歌猛進的城市，對於廣大已經在深圳「上車」的居民而言，房地產市場的飆漲更帶來巨大的財富效應。但是，一水之隔的香港殷鑑在前，深圳能趟得過「產業空心化」這條河嗎？
深圳有一個指標居全國主要城市之冠——非戶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2017年的成都，非戶籍人口占比11%；杭州，20%；北京，37%；廣州，38%；上海，40%。深圳的這一數字是65.3%。
這個數字長期以來是被正面解讀的。一個人能夠吸引多少外來非戶籍人口居住，是這個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標誌。從京滬穗深杭蓉六個城市的統計數據來看，似乎非戶籍人口比例越高，的確越發達。
但是問題在於，為什麼深圳的非戶籍人口比例還是比北京、上海高出巨大的數量級呢？深圳的落戶門檻在京滬穗深四個城市裏是最低的，基本只要是一個本科生，就可以在深圳落戶。如此之多的深圳常住居民「來了深圳，也不做深圳人」，原因很簡單，深圳的常住居民中，絕大多數是外來的農民工。
今天的深圳，已經出現巨大的分化。一邊，是和京滬港比肩的富裕群體，另一邊，是一線城市中罕有的規模超大的產業工人。隨着深圳經濟的持續「精英化」，相關的產業和就業人口果真能夠不外流嗎？
深圳和京滬穗差在哪裏？
中國城市中的規範就業，大體來源於四類單位。第一類是純體制內（公務員、教師、醫生、事業單位）；第二類是國有企業；第三類是外資企業；第四類是民營企業。比較粗線條地看，企業的所有制屬性，和從業者的收入水平，有着比較直接的關聯。
我們按大面上比較粗地劃分，可以把國人的收入分為三個檔次。第一檔達到一線城市社平工資300%（目前多數一線城市社平工資在6000到7000元，超過社平工資三倍就是20000元以上），姑且稱為「金領」；第二檔在一線城市社平工資的130%到300%（大概一兩萬），也就是相對而言比較典型的「白領」（在「白領」中也算收入相對較高者，也包括少數高級技術工人等）；第三檔，即一線城市社平工資左右或更低者，大體相當於「藍領」。（也有不少白領在這個工資區間，為方便表述，一概稱「藍領」）（本文討論合法公開收入，不進行其他延展）
這幾類人在從業單位的分布大致如下：
「金領」主要包括非銀金融、地產、IT等少數高收入行業的骨幹員工及以上；體制內單位（事業單位、國有企業）較高級管理者及以上；非高收入行業（即不含金融、IT等高收入行業）民營企業高級管理者；頂尖外企企業骨幹員工。
「白領」主要包括非銀金融、地產、IT等少數高收入行業的普通員工；體制內單位的大部分從業者；較優質外企的普通員工。
除了上述人士以外，其他人的收入大都在普通水平。
很明顯，深圳的「金領」工作機會是相當多的，金融、IT、地產這幾個行業深圳都比較發達；其他民營上市公司數量也在全國城市中居於領先地位。單看「金領」，深圳比肩北京上海，肯定是碾壓廣州的。
然而，如果看「白領」，情況就大不相同。我多次分析過，上海和廣州很顯著的特點是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地位吃重，而深圳國資和外資相對弱，民營企業較發達。
國資和外資在產業結構中扮演什麼角色，那是一個經濟學問題。但從薪酬福利角度來看，國企和外企總體比民企的薪酬高，這是不爭的事實。
除了金融、IT等個別高度智力密集型的民營企業以外，產業屬性等多重原因決定，大多數民營企業除了實際控制人和高級管理層，絕大多數僱員的收入都很一般。（杭州一直是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上市公司最多的省會城市，但長期以來高薪工作機會並不多也是這個原因，參見《阿里巴巴對杭州意味着什麼》）
但體制內單位（公務員、事業單位）、大型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就不同了。（相較於大多數民營企業）它們通常都有相對線性的薪酬和級別體系（為什麼外資和國企有，又是另一個很大的問題，這裏只說結論）。所以，這些機構產生了最大規模的「白領」工作崗位。
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白領」工作機會，都要比深圳多得多。就用一個最簡單的行業舉例——銀行，這是最典型的「白領」密集的行業，同樣是工農中建交這樣的大型國有銀行，在廣州就有省分行和市分行兩級，編制自然就比深圳多。寶潔、瑪氏這類傳統的外資快消品牌，一直以廣州為中國區總部，而在深圳，則是幾無分布（深圳當然也有不少外商投資，但大多是集中在生產環節主要僱傭產業工人而非管理者）。高等院校、中小學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等事業單位，廣州和深圳更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就實然而言，公務員、事業單位、大型央企的分支，和一個城市的「資源配置能力」「總部經濟聚集」「上市公司家數」等指標都沒有關係，也不是一個城市經濟效率的活躍因子。但在目前的中國，這些機構產生的大量「白領」就業機會，事實上是民營經濟替代不了的。（這一現象有深層次原因，本文不展開論述）
深圳沒有「護城河」
所以我們看到另一個數字，2017年，深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全國城市中僅排在第七位，低於上海、北京、廣州、重慶、成都和武漢。根據目前武漢和成都披露的數字，深圳2018年社零總額仍將低於它們，繼續排在第七。
重慶常住人口三千萬，和其他城市沒有明顯可比性。深圳社零總額大致只有上海的一半，廣州的三分之二，和成都、武漢兩個GDP僅有深圳六成的省會城市在同一數量級甚至還略低。
個中原因，如前文所述，深圳除了大量的「金領」以外，「白領」的工作機會相當有限，整個城市的財富絕大多數是藍領創造的，而以農民工為主的「藍領」群體消費能力並不高。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工業高度發達的城市，天津、重慶、蘇州等純工業城市只漲GDP不漲收入的效應在深圳同樣存在，不過深圳金融、地產、IT等行業帶來的「金領」集聚效應，讓人們很容易忽視深圳「白領」整體規模遠不如京滬穗的事實。
深圳現在的房價，對「白領」的擠出效應已經非常強了，甚至連以員工盛產「金領」著稱的華為，也將終端總部轉移到東莞松山湖。深圳的國資和外資本來就相對不如京滬穗，如果不從事金融、IT等個別超高收入的行業，一般白領在深圳賺錢也不會比在武漢、成都這樣的二線城市多到哪裏去。
更重要的是，深圳還有另一個潛在的隱憂——沒有「護城河」。
北京、上海、香港的房價同樣很高。但北京、上海、香港有「戶籍附加值」。香港特區身份自不必說，北京、上海和戶籍綁定的大量的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讓許多優秀人才寧可承受較高的房價痛苦指數，也要獲取京滬兩地的戶籍成為其常住居民。而深圳戶籍，沒有這樣的附加值。
相反地，由於深圳的教育、醫療等社會事業和它「一線城市」的地位不相適應，這既使深圳相對而言少了很多有相當消費能力的「白領」，也讓許多到深圳打拼的人對留在深圳這件事感到彳亍。如果考慮深圳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深圳比杭州、南京、武漢、成都這幾個強二線城市的「性價比」都要低。
深圳面臨的潛在挑戰，不僅是製造業和物流業的「產業空心」，還有「白領」崗位的相對稀缺和對「白領」群體吸引力的走低。
風物長宜放眼量
深圳有明媚的陽光，它的擁躉們會時常把這裏和舊金山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公布，更讓許多人津津樂道於此。
但深圳終究不是舊金山。
舊金山大灣區人口不過七百多萬，其中有16家世界五百強總部，其中絕大多數是全世界最頂級的科技公司。從薪酬水平和僱員規模上，深圳能和灣區的五百強企業大體對標的，也不過華為和騰訊兩家。
除了微軟和亞馬遜總部在西雅圖，美國幾乎所有的頂級IT公司總部都集中在大灣區，這才使灣區成為全球獨一無二的技術高地（當然也是房價高地）。而在中國，IT產業遠沒有這樣的集中度，北京、杭州、上海甚至廣州，都擁有相當多的技術人才。
超高薪酬的IT從業者佔深圳就業人口的比例，要比IT從業者在灣區就業人口中的比例低得多。這意味着，深圳如此之高的房價，在產業上的基礎遠比灣區薄弱；而在人才吸引力上，又遠遠不及灣區。
觀察創業史可以發現，除了少數的技術天才，大多數成功的創業者，通常都是在三四十歲有一定物質基礎之後再選擇創業。媒體上固然有許多「90後」創業者的故事，但今天大多數成功的創業者仍然是「70後」和「80後」。
對於「70後」和「80後」而言，深圳毫無疑問是「天選之城」。他們通過自身努力買房（甚至多套）完成原始積累，即使當時不在深圳在北京上海買了房也是好的。今天他們在深圳創業，因為深圳良好的市場環境、產業集群，這是自然而然的事。
五年後，十年後，當「90後」到了創業的「當打之年」。揹負着重重房貸的他們，還敢毅然決然地離開大廠嗎？
十多年前，人們看到蘇州和長三角因台資外資北上的生機勃勃，擔憂着深圳可能會失去將來。意外的是，當年以「山寨」和「華強北」而聞名的深圳，因華為、OPPO、VIVO成為中國製造的金名片。
現在，人們讚歎着這個不足40週歲的城市的奇蹟。誰又知道十年後，她是補齊了所有短板的宜居之都？還是一個像香港一樣的城市——少數企業很厲害，少數人掙得很多，但對於大多數普通人，徹底喪失了吸引力。
深圳需要做的，還很多很多。而她需要邁過的這道坎，又何嘗不是這個宏大時代的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