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朱令的二十五年:(四)看似獲得「庶民的勝利」,卻是慘勝,甚至沒有贏

汶川地震時,父母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錢,想告訴人們,朱令還活着,有情感、有尊嚴地活着。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編者按】2019年2月12日起,端傳媒開始連載朱令案報導。這樁投毒懸案距今有二十五年,舉世矚目,真兇仍未落網。本文記者曾花數年追蹤和記錄朱令案情及後續發展,端傳媒節選其中部分章節刊發。這些章節聚焦在:朱令案作為中國第一例互聯網求助、全球會診的案例,曾在體制、權力圍攏的層層疑霧中,由互聯網撕開了一絲希望的口子。本文為連載的最後一篇。歡迎你轉發、分享,並與我們交流你對此案的看法。

陳震陽為朱令做鉈中毒的檢驗報告,當時冒了不小的風險。

因為是五一假期前的最後一天,勞衞所下午就不辦公了,負責公章的人更是早早下班。沒辦法找到人蓋公章,陳震陽就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就個人名義了,膽子也豁出去了,我簽字我負責,」他回憶。

長久以來,「擔責」在中國社會是一件令人恐懼的事情——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不作為總好過出錯擔責任。人們習慣了謹小慎微,本能地厭惡冒險。

陳震陽並不是沒有想到自己可能遭遇的後果:「檢測結果出去了我是孤立派,法律上出了問題,人家都說沒有鉈,清華說教研室就沒有鉈。那這個事情我怎麼辦?」

陳震陽告訴我,這種壓力首先來自當時自己的工作單位。他記得後來所長對他頗為責怪,意思是協和醫院自然會有處理的辦法,輪不到他來越俎代庖。說起這些年,大家以為他因為救人受到了表揚和獎勵,陳震陽苦笑了一下,「得了什麼啊,我得了個紅本——退休證。你趕緊走吧!」——那是1995年5月,隨着給朱令開具檢驗報告,他的年齡也到了,便立刻被單位要求退休。

更令人遺憾的是,陳震陽和其夫人崔明珍對於鉈進行的科研,在課題結題之後就沒有繼續下去。這個領域也始終處於邊緣小眾的地位,到今天依然如此。由於中毒並非常見情況,中國日漸以效益為驅動的綜合性大醫院沒有動力花費成本添置檢驗設備和培訓人員。而與之相對的是,全球在過去一百年間僅發生過二十幾例以鉈為手段的投毒案件,但中國佔了一半以上。

給61個階級兄弟的藥與普魯士藍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對症治療了。

得知確診結果後,協和立即邀請了六名國內知名的神經內科專家會診,決定給朱令用廣譜抗毒藥「二巰基丙醇」解毒。   

上世紀60年代,一篇著名的通訊報導《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發表在《中國青年報》。報導是那個時代主旋律的讚頌「崇高階級友愛精神」的故事。用今天的話說,是不折不扣的正能量謳歌。

故事要回溯到1960年,春節剛過,山西省平陸縣有61位民工集體食物中毒,生命垂危。當地醫院在缺乏解救藥品的危急關頭,用電話連線全國各地醫療部門,終於找到了解藥。但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交通不便,藥品無法及時送達。當地政府便越級報告國務院。中央領導當即下令,動用部隊運五運輸機,將藥品及時空投到事發地點。於是,61名民工兄弟因為黨和政府以及各個部門的大愛得救了。這篇通訊很快成為了新聞寫作的範文,還入選了中學課本,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文章中提到的解毒藥品,就是二巰基丙醇。這種藥劑最早由二戰期間英國牛津大學的生物化學家們研製而出,當時是作為生化武器路易氏劑的解毒劑。後來在醫學中作為重金屬中毒的解毒藥劑應用,原理是其分子中的巰基易與某些金屬或類金屬結合,從而阻止其離解後發揮毒性。

「給『61個階級兄弟』的藥,生產於50年代,二次大戰時的用藥,早已停產,」吳承之回憶,他當時犯了難。幸好最後他們還是在中日友好醫院找到了這種藥,售價只要三毛錢一支。

然而,通訊中的61個民工所中的毒,是較為常見的砒霜,也就是砷。對於鉈的解毒,二巰基丙醇解毒並不見效。朱明新記得,一直在網絡郵件中焦急關切朱令情況的留學生李新對於協和的診治非常質疑,「他說根本就沒用,甚至還有副作用」。朱明新記得李新告訴她,美國的毒物專家建議,要用「普魯士藍」。

出生於1973年的朱令,在中毒前曾是風華正茂的清華學生。

出生於1973年的朱令,在中毒前曾是風華正茂的清華學生。網上圖片

不要說朱明新夫婦,就連協和的醫生們之前也並沒有多少聽說過這個名詞。

普魯士藍,是一種深藍色的化工顏料,在畫圖和青花瓷器中較多應用。由德國畫家狄斯巴赫1704年意外發現。德國的前身普魯士軍隊的制服顏色就是使用它,以至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仍然沿用普魯士藍軍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才更換成了原野灰。

普魯士藍解鉈毒的原理是陽離子鉈可置換普魯士藍上的鉀後形成不溶性物質隨糞便由人體排出。「重金屬跟神經系統發生化學反應,是跟活性蛋白質結合。它不是馬上引起你感官的不舒服,而是奪取了你的活性分子。所以只有拿更活潑的把它結合出來,就是拿普魯士藍。」多年後,朱令同班同學潘波用簡單通俗的語言科普了解毒的原理。他告訴我,事實上,當得知朱令中毒,身為化學系學生的不少同班同學私下都有議論,探討正確的救治方法和長時間誤診造成解毒時機的延誤,以及對朱令的進一步傷害。「誤診就會造成重金屬落在食道裏面,會不斷地從消化系統進到各個器官裏面去」,潘波說。

朱明新立即跟協和提出使用普魯士藍解毒。她記得當時協和的藥房即將放假,擔心再拖又要耽誤幾天,便決定找熟人幫忙,於是想到了曾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國家衞生部長的崔月犁。當時崔家就住在朱令家樓下,崔月犁本人還曾在60年代與朱明新的父親朱啟明在北京市政府共事,兩家交情不錯。

但事情結果令人有些哭笑不得,朱明新吳承之被告知化工用品商店就有普魯士藍出售。揣了「在當時是鉅款」的2000塊現金立即趕去的吳承之發現,這其實是「特別便宜的東西」。

買了一小箱、10瓶,只花了40多塊,合計一瓶4塊多。

在協和的醫藥治療費總計是50多萬,而「真正的救命藥僅需40多元。」

朱令終於醒了過來

這之後的故事便幾乎沒有懸念了。1995年5月5日,協和醫生終於被說服採用普魯士藍為朱令口服解毒,陳震陽持續追蹤了這之後她各項指標的變化。他記得「開始的時候降得很快,後來就越來越慢,是一條緩的拋物線。非常漂亮,最後一直到零了」。

這條「漂亮的拋物線」大約畫了一個月的時間,陳震陽回憶自己當時給吳承之和朱明新打氣:「我不斷地鼓勵他們,朱令年輕,才二十一二歲,會一天天地好。」但陳震陽也很清楚,鉈對大腦,神經系統,尤其是視神經傷害非常大,朱令究竟能恢復到什麼程度,沒有人有十足把握。

直到1995年8月,昏迷長達半年的朱令終於醒了過來。朱明新的大事記裏,記載了一點一滴的變化:8月1日 最後一次複查鉈濃度;8月21日,明顯聽懂媽媽「閉眼」「睜眼」的要求;8月25日,聽到張嘴、閉眼、笑一笑的要求,能做出反應;8月31日,徹底甦醒;9月8日,能「抱住我,伸舌頭……」

朱明新曾在給美國《讀者文摘》記者的信件中描述,「每天我守候在病床旁,不停地和她說話,從她的表情感覺到她能聽到媽媽的聲音,就問她:『令令,聽到媽媽說話就閉一閉眼睛。』8月底,她真的在我說完後閉上眼睛。我說『令令,你聽到了,是嗎?』她努力點頭並痛哭,可憐的孩子氣管被切開,發不出聲,其慘狀真不忍睹。」

從未放棄希望的朱明新在這一刻卻並沒有欣喜若狂。後來接受採訪的時候她回憶:「我每天都在跟她說話。以前看電影,好像昏迷的病人醒過來是很突然的,實際上不是。朱令是一點點醒來的,今天會眨眼了,明天會流淚了。所以,到最後她完全醒過來的時候,我沒有興奮,只有欣慰。」

1996年6月,朱令從協和出院。長達半年多的鉈毒侵害已經嚴重傷害了腦神經,她再也沒能恢復曾經的聰慧,視力近乎全盲,語言能力幾乎完全喪失。

朱令與母親。

朱令與母親。網上圖片

倒逼進了這場司法仗

回頭看協和醫院這個中國醫療界的頭號權威和龐然大物。在中國,長久以來,普通患者無法享有與醫院平等對話的權利,更不要說質疑甚至挑戰了。但是朱令住院過程中幾個未能得到解釋的問號卻是難以繞開的疑團:既然上世紀60年代李舜偉就曾經接診清華鉈中毒的案例,為何到了90年代卻無法確診?協和曾經與清華合作編纂出版過毒物手冊,其中對於鉈中毒有專門闡述,為何對於朱令的診療會拖這麼長時間不做化驗便堅決排除?

1996年12月,由於對協和醫院搶救不當的不滿,朱明新吳承之將協和告上了法庭,北京市東城區法院立案審理。

提起這個官司,朱明新感慨其中的艱難:「跟協和打官司(很難)。協和跟清華一樣,是中國的第一,不能碰的。以前也沒有人去打這種官司。」

夫妻倆起初並不想走這樣的司法程序。朱明新的想法「主要是想給女兒一個好一些的醫治環境,再加上我一再考慮是否將來還可能不得不回協和去治病,它畢竟是中國最好的醫院。」而吳承之的想法更簡單,「他老是覺得大夫挺好的,像李舜偉什麼的」,朱明新說,「我就說他沒有憂患意識,老是從好的角度去說。」

因為再不起訴時效就要過期,朱明新夫婦最終才不得不硬着頭皮打了官司。而這之後的聽證過程中,朱明新發現協和不但不承認自身有過錯,還在《衞生報》刊登文章將朱令得以生存描述為協和的功勞,「給自己臉上貼金」。而在其提供的證據中,朱明新更發現不少與事實有出入,諸如協和要求公安開具了一份描述其救治過程中無法找到檢驗鉈的部門的證明,而朱明新發現,這是在朱令已被確診鉈中毒之後才開具的;協和還要求陳震陽所在的勞衞所一名專家證明勞衞所無法進行鉈檢測,而陳震陽事後告知朱明新,這個人在檢測當時根本就不在國內。

朱明新是被倒逼進了這場司法仗:「完全出乎我的預料,協和一再地出具與事實不符的證據。我的決心也就越來越堅決,直到後來,變成了我是家裏唯一堅持要打完這場官司的人。面對的壓力是他人難以想像的。」

在90年代的中國,以個體對抗集體,尤其是國家級頭號權威,力量之懸殊可想而知。朱明新後來十分後悔自己當初沒能複印下女兒的全部病例,「那時候就覺得挺貴的。」後來再希望去複印,已經無法拿到核心的關鍵內容了。儘管如此,當時的朱明新依然覺得事實清晰,鐵證如山,勝訴應該理所當然。

但是事與願違,衞生局下轄的醫療事故鑑定中心做出了協和沒有過失的鑑定。朱明新回憶:「意思是雖然怎麼着,但是也不是他們的主要責任」。於是,1999年4月2日,東城區法院基本依據醫療事故鑑定中心的說法作為了判決的標準,判決書陳述:「本病案經二級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不屬於醫療事故,原告所訴被告有延誤診治的過錯,但證據不足……」

當年12月,朱令父母上訴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制早報》曾經採訪過無償為朱令一家提供法律援助的幾位律師,其中律師馬曉剛記得,朱明新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知道二審很難打,只是想給女兒一個交代。」

馬曉剛面臨的最大難題是證據不足,「他們是為了給女兒看病,不是為了打官司,所以一些醫療單據就沒有保留。」馬曉剛在接受採訪時坦言,案子最大的壓力來自於醫療鑑定制度的不完善,他形容醫療鑑定機構與醫院的關係——「當爹的不能打死兒子吧?」

2000年6月,北京市法庭科學技術檢定研究所受到委託再次進行鑑定,法醫劉鑫成為主要負責人。他將所有蒐集到的病歷資料重新進行了梳理,並重新取證,發現朱明新所說時間和人物的出入不符確實存在,這份鑑定基本否定了協和自述曾經對朱令是否鉈中毒積極尋求檢測資源的努力。在2013年接受媒體採訪時,劉鑫回憶了在他主持召開的司法鑑定聽證會上,自己就此問題與李舜偉進行的一次對話。「為什麼提出高度懷疑(鉈中毒)?」李舜偉回答,就是因為自己在上世紀60年代曾接診過一位同樣來自清華的鉈中毒患者,印象深刻。「那為什麼沒有確診?」劉鑫追問。李舜偉說:「確診要靠實驗室化驗數據說話,臨床判斷只是提供一種可能。」

最終,劉鑫所在的北京市法庭科學技術檢定研究所做出結論:「協和醫院該不作為的行為導致被鑑定人朱令病情被診斷的延誤,因此,北京協和醫院在本次醫療行為上存在一定的不當之處。」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協和醫院補償朱令醫療等損失共10萬元。

此時的朱令家,幾乎已經是家徒四壁。因為官司,他們與權力、權威來了個硬碰硬的交鋒,朱令家看似贏得了「庶民的勝利」。但只是慘勝。當時的律師馬曉剛曾說,「雖然拿到了安慰補償金,但對於極度傷殘的朱令以及龐大的醫療費,結果無異於敗訴。」

在回答我官司是否算贏了的問題,朱明新苦笑了一聲:「沒有贏。二審僅僅是作為補償,不叫我贏,仍然是他們贏。法院的人特別同情朱令這事,但是最後結論還是——(協和)沒責任。」

朱令與母親。

朱令與母親。網上圖片

朱令還活着,有情感、有尊嚴地活着

2018年4月27日,我走進位於北京遠郊的小湯山療養院。那是一棟不太陳舊,但卻昏暗寂寥,給人感覺有些壓抑的病房樓,潮濕、陰冷,見不到陽光。走向前台護士站,說我來看朱令,護士的眼神稍有警惕,但打了個電話跟病房裏的朱明新確認之後,便很快點頭放行。

走過長長的,寂靜無聲,光線昏黃的走廊,我在盡頭看到了已經站在病房外等候的朱明新。整潔的米白色方格馬甲,一頭銀白短髮梳得整齊不亂,表情平靜和善,「令令正在做練習」,她輕聲說。

病房裏,我看到朱令四肢被固定在一張一人高的器械床上,在床被一點點搖直至90度豎立的時候「站立」了起來。

此時的朱令44歲,穿着乾淨的白領秋衣,硃紅色開衫,深紫色運動褲。短髮整齊,面龐乾淨。昔日韶華盛極時的靈動和矯健已經全然不見。但多年來媒體反覆報導由於藥物造成「體重超過100公斤」並不準確。眼前的她看起來行動遲緩,但並不臃腫,下肢肌肉甚至由於長時間不能站立而出現萎縮,顯得比常人細弱得多。

「令令,看誰來看你了」,在母親的聲音裏,她扭過頭,臉上的肌肉顯露出微笑的努力。但是她看不見了。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戶投射在長長的睫毛上,她的瞳孔呈現淺棕色,眼神有些渾濁,似乎蒙着一層薄霧,她幾乎全盲。很快,練習開始,朱令臉上那一晃而過的笑意被痛苦的表情代替。

「這是每天早飯後都要做的」,朱明新說。朱令的脖子上,插進的呼吸管非常惹眼。2011年時,由於肺部感染,她的氣管在喉嚨處被切開,之後六七年一直未能縫合。這之前,她已經多次經歷肺炎感染,更不要提先後患上的糖尿病、腹部腫瘤、呼吸功能衰竭,一次又一次,朱令被宣布病危,又一次次挺了過來。

本該處在生活和事業巔峰期的朱令,一天24小時都囿於這小小的病房之中,由此時已經78歲的父親吳承之、77歲的母親朱明新日夜照顧。之前兩年,爸爸媽媽還會推着她的輪椅走出病房曬曬太陽,這兩年父母親的身體也每況愈下,這樣的小奢侈便也越來越少了。

尊嚴——這個詞,對於這個三口之家是一條始終隱隱存在的線。兩位父母把悲傷和痛苦小心地遮蓋好,不卑不亢地生活。汶川地震時,朱明新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錢,想告訴人們,朱令還活着,有情感、有尊嚴地活着。

在小湯山醫院的一整天,吳承之和朱明新按部就班地忙碌着。該誰去為朱令做康復訓練,誰去買飯,誰來餵飯,有條不紊。中午,吳承之催促朱明新帶我到醫院旁邊的餐廳午飯,自己留下在病房「值班」。飯桌前,我說起看到朱令過去20多年的遭遇,我就再也不能相信善惡有報這樣宗教色彩的預言。朱明新感觸地點了點頭,「是的,這世上有的人就是幸運,有的人就是不幸。」這是我目睹朱令母親一向温和的神色中,第一次流露強烈的情緒和無力感。

「所有的父母都會這樣照顧子女的,這沒什麼,」她說。他們盼望自己「能活的久一些」。因為,「要是我們不在了,朱令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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