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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信:2019,如何防範一場黑天鵝和灰犀牛共舞的「顏色革命」?

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合法性兩者的互相牽制,造成內在矛盾卻無法選擇的困境。無論哪個領域的「黑天鵝」,指向的都是體制這個巨大的「灰犀牛」。


在習近平於一月所發表的兩個長篇講話中,精神要旨只有一條:不惜一切代價防範爆發顏色革命。這是兩個會議和研討班的召開目的,也是習在農曆新年之前為2019年定調、為中共定下的全年政治任務。 攝:Pablo Blazquez Dominguez/Getty Images
在習近平於一月所發表的兩個長篇講話中,精神要旨只有一條:不惜一切代價防範爆發顏色革命。這是兩個會議和研討班的召開目的,也是習在農曆新年之前為2019年定調、為中共定下的全年政治任務。 攝:Pablo Blazquez Dominguez/Getty Images

按照許多中國人對1949年來政治週期的習慣性推測,2019年必定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迷信各種政治算命的人們,都會想當然地以「9」的十年為週期單位,推算今年齊聚的幾個大日子:「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六四」鎮壓三十週年(同時也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三十週年)、建國七十週年、發動對越反擊戰四十週年等等。

對於熱衷於各種週年慶的中共來說,除了建國七十週年必須花大力氣慶祝、以閲兵和宣傳來彰顯政權鞏固和合法性,其餘三個紀念日都可以用「膽戰心驚」四個字來形容,也足以讓被輪迴和宿命論等傳統政治觀所支配的人民相信,2019年也許會發生一些什麼。

灰犀牛和黑天鵝

1月22日,張曉輝病逝。張是北京大學歷史系1984級學生,因發表《青年馬克思主義宣言》而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在1986年被判三年徒刑。在24日八寶山的告別式上,雖然悼念者只有約50人,但在場北京知識分子們普遍抑制不住悲痛情緒,氣氛之凝重為近年來所罕見,甚至超過著名民主派人士陳子明2014年去世時的追悼會。

在很多人眼裏,張曉輝也許只是1980年代一介遺民,他的猝然中風離去,無法與胡耀邦去世這樣的「黑天鵝」事件相提並論。不過,在今年一月剛剛結束的年度性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和21日開始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着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中央黨校專題研討班上,今年的許多時間節點都被看作是「灰犀牛」和「黑天鵝」的密集分布區。即便是一介遺民之死,也藴含着不小的風險。

在這個高級別的「底線思維」集訓班上,「灰犀牛」(經常被提示卻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的大概率風險事件)和「黑天鵝」(出乎意料的小概率風險事件)這兩個經常被互聯網或經濟界使用的名詞,同樣同來指稱執政集團今年所面臨的政治和安全的高風險事件,而且被認為一旦發生即可能觸及執政黨的所謂「底線」,而必須以「高級幹部集訓」的方式予以應對——換言之,以各種極限手段,以全黨動員之,早做預防。

2017年10月25日,中共在十九大一中全會後宣佈了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之外,其餘五人均為新晉常委,分別為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和韓正。

2017年10月25日,中共在十九大一中全會後宣佈了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之外,其餘五人均為新晉常委,分別為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和韓正。攝: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在習近平上述兩個長篇講話裏,精神要旨只有一條:不惜一切代價防範爆發「顏色革命」。這是兩個會議和研討班的召開目的,也是習在農曆新年之前為2019年定調、為中共定下的全年政治任務。更重要的是,繼2011年北非「茉莉花革命」爆發、胡錦濤和周永康於當年2月19日的中央黨校會議上談防止「顏色革命」後,習近平此次重談防範「顏色革命」、且強調「底線思維」和「憂患意識」,雖然有着相當繼承性,卻又有明顯不同:一方面固然彰顯其空前的政權危機感,但另一方面也藴含心機,頗有扳回2018年修憲之後遭遇種種挑戰的意圖,固化其「定於一尊」的強勢地位;而此舉本身,以及未來可能採取的近乎全面戒嚴、備戰的黨國體制動員,卻也暴露習個人以及中共在當下所面臨的危機狀況。

在習近平兩個長篇講話裏,精神要旨只有一條:不惜一切代價防範爆發「顏色革命」。這是兩個會議和研討班的召開目的,也是習在農曆新年之前為2019年定調、為中共定下的全年政治任務。

也就是說,當黨國體制2011年轉向應對「顏色革命」以來,特別是習近平政權過去六年持續不懈地整頓黨務吏治、整肅打壓公民社會、意識形態和互聯網之後,無論何人談論2019年爆發或防範「顏色革命」,本身就顯得十分荒謬和反諷;而所謂「顏色」,唯一的可能或許只能反身性地源於他所談論的「灰」和「黑」兩色。否則,實在難以解釋「五四運動」這樣曾作為中國革命神話支柱之一的里程碑,何以在它一百週年之際,卻成為擔心引爆新一波學生運動的「灰犀牛」;類似的,1979年2月17日的對越南作戰紀念日,也在軍國主義浪潮的當下反而成為一個禁忌:高層普遍擔心,它的40週年紀念日有可能引爆大規模退轉軍人的抗議,點燃2019年的動盪氣氛。這些原本都來自1989年後最忠誠於執政黨的群體,在2019年卻被目為「顏色革命」的主體,而且動輒危及執政黨的底線,不能不說十分諷刺。

「七種風險」: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習近平可能未必在意這種諷刺,畢竟,政治風險才是所謂「防範顏色革命」所指,也是2019年中共所面臨的最大風險。然而,他在中央黨校專題研討班開班典禮上的講話,按照黨國體制的系統設定,將「顏色革命」的誘發因素分解為執政黨面臨的七種風險,分別來自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和黨建領域。

且不論這七種風險究竟如何,僅僅這種劃分本身,與「顏色革命」並無什麼直接聯繫,而是大體對應着包括他自己在內現有政治局常委的分工,等於將防範顏色革命的任務分解為常委人各一份,然後實行此前多次強調的「守土有責」,從而挾「防範顏色革命」而令諸侯,將此前開始實行的常委向總書記述職報告的集權做法,進一步強化為向元首負責的常態化分工體制,真正落實「定於一尊」的個人威權。

茲事體大,可能這才是中共十九大反複講的「偉大鬥爭」的意義,完全超越了權責對應的平衡原則,將過去幾年建立起來的元首總負責體制再次分解,卻不是權責的同時分解,而是不涉及權力下放、只有過錯責任的個人化。在政治局層級,每一位常委都在七種風險的分工負責體制下,擔當起面對「顏色革命」風險而保衞政權/核心的鬥爭責任,而權力多寡則取決於最高元首的信任和授權,非常個人化和不確定。這一設計明顯是為緩解元首權責高度集中而帶來的黨內問責壓力——正如去年修憲以來整整一年期間中共高層所經歷的某種不正常氣氛所反映的。

在政治局層級,每一位常委都在七種風險的分工負責體制下,擔當起面對「顏色革命」風險而保衞政權/核心的鬥爭責任,而權力多寡則取決於最高元首的信任和授權。

然而,作為過去七年逐漸顛覆政治局常委體制的繼續,這一名義上為應對「顏色革命」而採取的體制,權力高度集中、責任卻高度分散,形同將常委同僚們降級為將軍甚至奴僕。從歷史經驗看,這種權責體制的分工,像極了明朝時期專制君主之下的大學士,甚至哈里發帝國的維齊爾(Vizier,即大臣)。前者鼓勵了各種派系分裂和知識分子集團的興起,後者則鼓勵(隨時可能被罷免的)維齊爾玩弄與後宮和埃米爾結盟的陰謀詭計以鞏固地位——包括廢黜哈里發。

當然,短期內這一風險未必顯現;長期而論,這卻是繼1989年圍繞民主化、2012年圍繞接班人產生的分裂之後,過去40年裏中共高層體制出現的第三次重大體制性風險,觸及中共對政治安全所定義的「政權安全」之外的「制度安全」。事實上,在擁護改革開放的一代老人眼中,過去幾年來以深化改革開放名義進行的領導終身制、取消集體領導等等,就是對「制度安全」的最大挑戰。

時隔文革四十年後,習近平在政法工作會議上重提幹部革命化要求,要求作為「黨的刀把子」的政法隊伍,必須在專業化的同時增強「革命化」(一種對最高領袖保持個人效忠的黨內修辭),以此保持中央對黨和官僚體制的控制——雖然並無助於防範任何黨內分裂。

相應的,最新《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例》對傳統政法委工作做了兩點引人注目的調整:一是要求在鄉鎮一級末端政府機構也要設立「政法委員」,政法委終於完成與各級政府平行的全體制建設;二是被賦予了監督各級領導不得干預司法的職責,在黨內維護中央對司法的領導,即保證「黨內的司法獨立」。其結果,重新明確了後周永康時代一度模糊的政法委定位,在黨內重建了一套與紀委/監察委平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的司法領導體系。這是統領政治、黨建、外交和軍事的習近平本人,對政治領域潛在風險的防範措施。

2017年10月25日,主管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2017年10月25日,主管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顏色革命:紅色還是黑色?

在王滬寧主管的意識形態領域,彷彿「顏色革命」的風向標,風險似乎來得比往年確實早一些。

去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引發國內次生效應,整整下半年,圍繞「私企退場論」全國人心浮動,輿論矛頭紛紛指向保守的意識形態,視其為繼續改革開放的最大障礙。

而今年年初,就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的前一晚,北大、人大至少七名左翼學生被捕;同時,遠在深圳的至少五位勞工運動人士吳貴軍、張治儒等也被拘捕。北京大學和深圳公安如此收網式的大抓捕,顯然意在終止去年7月深圳佳士工廠罷工事件以來持續半年的抗議運動,以實際行動響應中央最新精神,從「源頭」上避免高校內部的「馬克思主義小組」介入佳士抗爭後,演變成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如果考慮到此前已有四位左翼學生骨幹(如沈夢雨、岳昕等人)在長時間失蹤後被迫「電視認罪」、並在北大等高校內部播放,那麼這批抓捕或許將以重判結束。歷史的軌跡再次循環往復,也撕開了意識形態領域的虛假面紗。

所謂「顏色革命」,在中共眼裏,指的是2004年烏克蘭第一次「橘色革命」以來、尤以2011年北非「茉莉花革命」為代表的「互聯網+廣場」的青年運動,因其具有爆發突然、顛覆性強、運動標誌色彩鮮明等特點,而區別於1989年天安門廣場所代表的以自由知識分子精英動員和民眾結合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區別於中共自己領導和發動的列寧主義式的中國革命。

這種模式在相當長時間裏超出了中共自身的理解,後者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之後一度極為驚恐,在當時周永康和周本順的講話中,第一次將1990年代以來生根和發展的公民社會,當作「顏色革命」的主體和中共政權的敵人,因此將數百位著名自由知識分子列入「預防性鎮壓」的清單,並始終懷疑「境外勢力」、特別是國際NGO是策動「顏色革命」的主要動力和資金來源。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以蘇聯崩潰命運作為其執政並集權的黨內合法性來源,而且從2013年初起相繼採取整頓《南方週末》等自由派媒體、要求在大學校園等「意識形態陣地」實行「七不講」、鎮壓公民社會和NGO、限制國際NGO並切斷其國內聯繫、清理互聯網、打擊人權律師和政治異議群體等手段,防範「顏色革命」的爆發。甚至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意識形態考量,旨在輸出中國威權主義模式和執政(穩定)經驗,儘可能地通過擴大全球範圍的威權陣營,而「將籬笆扎到全世界」,防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即「顏色革命」的波及,避免一旦出現「顏色革命」、因採取鎮壓行動而陷入國際孤立狀況。

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意識形態考量,旨在輸出中國威權主義模式和執政經驗,儘可能地通過擴大全球範圍的威權陣營。

而在這次習近平對研討班的講話中,他終於汲取了過去八年國內的研究共識,罕見地承認了「青年」和「網絡」才是「顏色革命」的關鍵要素,而非簡單地推諸公民社會或者國際NGO、境外勢力云云,也即承認青年和網絡為主體的「顏色革命」實際上是系統結果。這算是相當實事求是的態度。

究其轉變,卻只是因為2018年夏天以來深圳佳士工廠罷工引發北京多所高校青年學生介入聲援,據稱令習相當震驚,這起不啻為「黑天鵝」一般的事件,幾乎就是對他過去六年來清洗以高校為主的意識形態陣地、鎮壓公民社會等強力政策的否定,因此才有去年秋天對北大校長和黨委書記的撤換,代之以國安系統出身的政法幹部出任北大黨委書記。後者在過去一學期積極推行「特務治校」,例如以保送上研究生為誘餌,招收本科畢業學生充當專職學生工作輔導員,對校內左翼學生進行24小時監視,監禁岳昕等學生骨幹並強迫其「電視認罪」,並最終在一週前、在北大校內抓捕了多名殘餘的左翼學生骨幹。

佳士工運聲援團要求警方釋放被捕工人和當時失去聯絡的沈夢雨。

佳士工運聲援團要求警方釋放被捕工人和當時失去聯絡的沈夢雨。網上圖片

然而,經過對精英大學的「紅色」左翼學生多年連續觀察和訪談之後,可以發現:雖然這些左翼學生數量並不多,他們從大學教材上習得的斯大林主義教條不僅和1980年代曾經在中國流行的「青年馬克思主義」、或者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墨菲(Chantal Mouffe)在1985年倡導至今的「後馬克思主義轉型」相去甚遠,也和中國公眾和自由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及政治批判的立場相當脱離,從而很難真正贏得中國社會的廣泛支持,但是,他們所遭遇的打壓正在幫助他們贏得越來越多大學生、公眾和知識分子的關注、同情和支持,也給予珠三角等地工運積極分子極大的鼓舞。工運的發展態勢,似乎因此擺脱了2015年若干工人NGO被鎮壓後陷入的低潮,甚至帶動許多曾經積極支持政權的毛派分子開始轉向,不僅加入對佳士工人的聲援,而且轉而批評當局的勞工政策和威權主義。

這一微小的學運動向,居然能夠驚達上聽、讓各高校如臨大敵,引發當局系列重手反制,在全國範圍內清查、禁止馬克思主義學生社團,不能不說,大概因為這區區幾十個學生觸到了中共統治體系中最核心、卻最脆弱的意識形態癥結,然後被意識形態的「乘法器」放大——如當局所想像的,可能繼續引發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其根源恰恰在於這些學生們所接受的正統意識形態建構中內含的矛盾和錯亂,而當局正在吞下其虛假意識形態被自我揭穿的苦果。

這區區幾十個學生觸到了中共統治體系中最核心、卻最脆弱的意識形態癥結。

自鄧小平以「白貓黑貓論」和「不爭論」的實用主義開啟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在1989年後市場經濟時代原本逐漸淡化、去政治化,這正符合冷戰後的意識形態終結、威權主義政治普遍去意識形態的規律,也符合江澤民、胡錦濤等技術官僚統治的統治偏好。他們僅僅在1990年代末開始以民族主義來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爾後提出頗有一些社會民主色彩的「三個代表」理論,也只限於裝飾性修補。

然而,自2012年底以來,意識形態的保守化建設卻被當作執政黨的首要任務,黨內會議和文件層出不窮地充斥各種「四個自信」、「四個全面」、24字核心價值觀等意識形態框架,和為實現偉大民族復興和第二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宏大綱領,包括2018年召開紀念馬克思誕生200週年大會,作為向世界表明的圖騰崇拜式的意識形態指針。但是,這一陳舊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外觀,其內核卻是同樣保守的民族主義、維持一黨專政地位的威權主義、鼓勵國家壟斷資本的國家社會主義治理模式,和混雜着封建專制主義糟粕的傳統「儒家」文化,卻拒絕開放民主參與、包容多元族群、維護所有權,也排斥普世主義人權標準,反對人性解放,並消極應對人民對社會公平和司法正義的追求。

尤其是,一方面憲法上肯定工人階級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在社會生活和制度設計上,卻在政黨、法律、經濟政策和警察干預等多方面與工人階級為敵,更限制勞工結社和工會權利;一方面空前強硬地堅持國有化和「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從1990年代國企改革後取消了整個工人階級,而代之以農民工為主體、以派遣工為主要僱傭形式的流動工人群體;更甚者,一方面為改革開放四十年唱讚歌,另一方面卻強調「七十年」艱辛探索,大學必修政治教材裏對文革也是輕描淡寫。

這些理論與實際、制度真實和社會事實之間的落差和矛盾,本來只是吉拉斯式「新階級」對馬克思主義和人民的經典背離,但對單純的大學生來說,尤其這些大多出身邊遠、鄉村地區,在精英大學裏被邊緣化的學生,很自然地以自由派學生並不當真的教科書文本為真、以自身感受為參照,一經小組的交流討論、再經參與社會調研和勞工權利救助,就走上了馬克思主義左派運動的道路,而來自「領導階級」的任何打壓,都容易幫助他們集體轉向,對這個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國家性質產生深深的懷疑和批判。其中骨幹學生的信念堅定超乎想像,以「階級革命」為己任,視學校和當局以及整個意識形態主體為「反革命」。

2018年8月6日,市民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坪山區燕子嶺派出所外示威,手持標語及毛澤東肖像,支持佳士工廠工人。

2018年8月6日,市民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坪山區燕子嶺派出所外示威,手持標語及毛澤東肖像,支持佳士工廠工人。網上圖片

革命?還是反革命?

對觀察者來說,推演整個佳士事件如同推演一次「顏色革命」的發生,也就是王滬寧在1月24日研討班結訓式上講話以「最壞的情況」來形容的情形。但是,那些堅持斯大林主義教條的青年學生,只想發動馬克思主義運動,和他們的導師一樣視「顏色革命」如洪水猛獸,而且21世紀全球有限的顏色革命案例,幾無例外都是去意識形態化、更少馬克思主義色彩。

這大概是中國當下意識形態面臨最為荒誕的自我挑戰,倒也符合1999年西雅圖抗議以來的新一波民主化趨勢:三種原本界限嚴格的集體行動類型——騷亂(暴動)、社會運動和革命——在互聯網和民粹主義潮流下變得空前模糊,新型革命的門檻,相比列寧主義的「先鋒隊」理論和「總體危機」理論等所要求的苛刻的革命條件,降得空前之低,而觸發革命的行動,則藴藏在各種表面上看只是騷亂和並不起眼的小型社會運動中。換句話說,「黑天鵝」無所不在。

三種原本界限嚴格的集體行動類型——騷亂(暴動)、社會運動和革命——在互聯網和民粹主義潮流下變得空前模糊。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即使那些年紀較大、規模遠超青年左派學生的毛派群體,也在最近兩年(就是剛剛隆重紀念完「5.16」通知60週年後)出於幾乎相同的心路歷程而轉向。而更具挑戰性、有着類似心理糾結的群體,則是復轉軍人。參與抗爭的復轉軍人,主要由參加1979-1988十年中越邊境衝突的士兵、和1990年代轉業安置的營團級幹部為主,他們或者長期待遇較低、生活困難,或者雖有安置工作卻在1990年代中後期的改革浪潮中重新失業,都沒有享受到21世紀初開始的終身俸福利,成為社會轉型的失敗者。在過去十幾年裏,基於牢固的戰友情誼和強大的組織能力,他們不斷進行全國範圍的大規模集結和抗爭,要求國家給予他們體面、尊嚴和福利,其巨大壓力也成為國務院設立單獨的退役軍人事務部的驅動力。

但同樣弔詭的是,拋開歷史因素,他們的抗爭和存在本身,卻是對當下軍國主義政策的極大諷刺和挑戰。因為後者不可能如英國在一戰後推動普選權一樣,承認老兵們的政治權利,進而推動民主化,以此化解潛在社會衝突,或者如英、美一般借老兵待遇問題推動福利國家體制。由此暴露的體制癥結,甚至不是軍國主義層面的「毀我長城」,而是當局口口聲聲的、也是最經典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建設問題。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記者和代表們在大廳等候。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記者和代表們在大廳等候。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至於經濟、科技、外部環境等其他領域的風險,某種意義上都屬於貿易戰的次生危機,卻大都遵循與佳士事件相同的邏輯在發展,如「灰犀牛」一般確定:原本去意識形態化導致的戰略模糊空間既幫助了中國融入全球化,又可能將冷戰關鍵時刻轉向西方陣營的紅利變現,徹底擺脱了1989年天安門屠殺所造成的國際孤立,得以最終鞏固中共的執政地位;但是,過去七年來的重新意識形態化和政治生活極權化的發展,卻消除了這種戰略模糊,也將自身意識形態的內含矛盾——反普世主義、反民主主義的偽馬克思主義立場——曝之於天下,尤其是過去一年的中美貿易戰,將中國與美國、西方世界的差異和分歧全面暴露,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話語及其民主轉型的幻覺也陷入困境,割裂了中國與全球化的理論聯繫。結果,便如鎮壓佳士工人和北大左派學生激起全球左派學者聯名抗議一般,既難免與全球民主陣營全面對抗,又得罪了全球範圍內反全球化的國際左派,再次陷入新的國際孤立。

過去七年來的重新意識形態化和政治生活極權化的發展,消除了這種戰略模糊,也將自身意識形態的內含矛盾——反普世主義、反民主主義的偽馬克思主義立場——曝之於天下。

另一個進退失據的例子是,當「一帶一路」政策在相關國家引發所謂「新殖民主義」和「債務陷阱」的憂慮之際,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帶一路」戰略本身可能遇到的風險,恰恰不是它所可能遭受的各種國際批評,所謂債務陷阱也不足為慮,而是「一帶一路」國家的違約風險。在美國的「鍍金時代」末期,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於1905年下令向債務違約的多米尼加派出軍艦,並接管多米尼加的海關,這一非常「門羅主義」也非常符合馬漢《海權論》的戰略干預,幫助美國在他執政八年間成長為世界規模第二的海軍強國,為美國其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威爾遜戰後提出國際新秩序、確立美國大國地位奠定了基礎。

然而,面臨已經和將來可能出現的大量債務違約,無論是以馬來西亞選舉更迭掉腐敗政府並中止「東鐵計劃」、還是以委內瑞拉正在發生的「顏色革命」,中國都無法以崛起中的遠洋艦隊來解決,不得不訴諸於現有的全球秩序體系來解決,而那卻正是中國曾經在南海糾紛問題上曾經拒絕的模式。

無論哪個領域的「黑天鵝」,指向的都是體制這個巨大的「灰犀牛」。

這正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合法性兩者的互相牽制,造成內在矛盾卻無法選擇的困境,一種新的孤立,一如對待幾個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學生一般尷尬,而無論哪個領域的「黑天鵝」,指向的都是體制這個巨大的「灰犀牛」。尤其當2018年初一場精心策劃的「修憲」行動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成功之後,憲法這個沉睡多年的「灰犀牛」,似乎就被喚醒了,不僅過去一年中國政壇的風雲動盪因之而起,而且從此隨時都提醒着所有人,在國家主席任期條款之外還有許多「沉睡條款」,例如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在沒有憲法法院或者司法審查機制的條件下,這些「沉睡條款」卻可能隨時在人民心中甦醒,然後演變成未知的社會運動、民主運動、或者革命。

然而,除了扮演反革命的角色,統治集團並無任何應對「顏色革命」的其他辦法。而這一選擇,據說,就是所謂的「底線思維」。

(白信,時政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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