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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難關:中國入境黑名單上的雨傘青年

雨傘運動爆發以後,不少社運青年被禁足大陸。就是解封以後,對監視網、黑名單與關口的焦慮與恐慌仍然如影隨形,影響著他們對中國的想像。


究竟有哪些香港青年落入中國政府的監視網,哪些情況下會被拒入境甚至扣留拷問?外界無從得知。圖為一名青年站在香港的山上,遙看中港邊界。 攝:林振東/端傳媒
究竟有哪些香港青年落入中國政府的監視網,哪些情況下會被拒入境甚至扣留拷問?外界無從得知。圖為一名青年站在香港的山上,遙看中港邊界。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曾領導雨傘運動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梁麗幗近日被澳門以「危害公共秩序」為由拒絕入境。傘運作為香港標誌性社會運動,不少參與者仍被禁制進入大陸或澳門等地區。端傳媒找到幾位參與傘運的青年,他們曾一度無法進入中國大陸,或因他人經驗憂心自身安危,邊境口岸對他們來說,依然是一道難關。

23歲的俊榮這天剛從羅湖回港,這些年他不時在香港購買物品後過境深圳,郵遞予山東的親人。俊榮是土生土長的香港青年,像很多同齡人一樣,他主要的「中國經驗」就是每年農曆新年回大陸探親。然而,這個例行的拜年活動在4年前被迫取消,他也一度與大陸親人相隔,原因是他的回鄉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在參與雨傘運動被捕後突然失效。

「那時候有相關人士、學生組織的成員被拒入境,所以試下入境,最後被人扣留。」俊榮指的是2014年11月15日,雨傘運動第50天,學聯三名代表欲前往北京申述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但被大陸當局註銷通行證而止步機場。俊榮聞訊後擔心自己無法回大陸過年,於是同家人一起在翌年農曆新年前夕測試過關。

當日在大陸口岸,海關人員掃描俊榮的回鄉證時發現異常。「他們馬上舉手叫人過來,談了幾句話就去打電話,最後有幾個人帶走了我,分開了我與家人。」俊榮憶述,扣留的地點是玻璃幕牆建成的分隔區間,海關分別做了兩次貼身的搜身,沒有特別盤問什麼問題,但他身體扭動幾下就被呼喝「做咩郁」(幹嘛亂動),叫他「坐定定」(坐著別動)。

俊榮曾因參與傘運被捕,4年前曾入境內地被拒,理由是威脅國家安全。
俊榮曾因參與傘運被捕,4年前曾入境內地被拒,理由是威脅國家安全。攝:林振東/端傳媒

盤查過程是漫長的等待,在外面的家人焦慮萬分,一直問海關為何要區隔他們,但海關只說「發生了點事正在檢查,你可以先過關」。在此之前,俊榮的家人料到他可能被拒入境,但從未想過會是那樣的長時間扣留,只能無助地在關口等待。經過兩小時扣留後,海關人員終於跟上級聯絡好,俊榮得到了他被拒入境的理由:威脅國家安全。

俊榮說,當時聽到後覺得「得啖笑」(真可笑),「原來我這麼被人看得起,一個人入境就可以顛覆國家政權呀?」同行家人也同樣覺得莫名其妙。

從未罪成卻「威脅國家安全」

俊榮曾在雨傘前夕的佔中預演被捕(編按:2014年7月1日遊行後,大批參與者通宵在中環遮打道靜坐,作為佔中的演習),這也是他唯一一次被捕經驗,當時一起被捕的還有其餘510名參與者,而俊榮最後並沒有被正式起訴。

俊榮並無政黨聯繫,當時也只是大學學生會成員,沒有領導角色。但他沒想過,香港警察都沒有進一步起訴,反而是中國政府採取行動,掌握像他一樣的社運青年名單,繼而封鎖關口。

此前,中國對港人入境黑名單,主要限於民主派和支聯會等組織的核心人員,而到了雨傘運動爆發後,就大幅納入各個途徑收集到的社運參加者名單。(註:根據《明報》的報導,廣東省公安廳網站載有三種情况即使已獲發通行證,其通行證也可被注銷,一是被認為有可能進行搶劫、盜竊、販毒等犯罪活動,二是提交假證明欺騙受理機關,三是精神病患者。)

俊榮認為,這件事證實了一個不願意和不方便公開的事實:兩地資料互通。「我以為香港政府還有底線的良知保護市民,但試完之後發現政府根本不會,」俊榮說,「以前我覺得特區政府的誠信接近破產,現在是正式破產。」

從嘉賓到危險人物

像俊榮一樣,今年24歲的朗暉同樣在雨傘期間被捕後禁足大陸。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他並沒有大陸親戚,僅有的「中國經驗」是小學到上海和海南旅行,以及中學參加一些典型的交流團。朗暉形容那是「洗腦交流團」,內容包括一系列軍訓活動和灌輸愛國觀念。然而,當朗暉4年前再次希望踏足大陸的時候,發現自己已變成不受歡迎人物,反差很大。

「以前我覺得他們對我是一種禮待,刻意做很多招待,當我是嘉賓,但之後卻對我阻撓,覺得我是一個危險的人物了。」朗暉說。

朗暉曾參與傘運,4年前曾因在雨傘期間被捕而禁足大陸。

朗暉曾參與傘運,4年前曾因在雨傘期間被捕而禁足大陸。攝:林振東/端傳媒

朗暉亦是看到學聯成員在機場遭到攔截後決定「闖關」。2014年9月26日,雨傘前夕,他作為大學學生會成員,跟黃之鋒等人一起衝入公民廣場。警察後來雖然有拘捕他並落案,但最後沒有正式起訴。

當時,朗暉急切希望弄清楚一個事實,就是自己究竟還能不能進入大陸。於是,他一邊做好被阻撓的心理準備,一邊懷著僥倖的心,走向大陸關口。他當時相信,自己儘管曾經被捕,但總體來說非常低調,兩地執法部門亦應與自己保持距離。

「始終我是一個未正式被落案起訴的疑犯。假設我有明顯意圖,實際造了一個炸彈,因此被列入黑名單——那我覺得很正常,但我不是那個程度。」朗暉說。

結果不似預期,朗暉的回鄉證還是出了問題。他被大約4位中國海關職員帶到一個半封閉的區隔空間,先是檢查物品和證件,再拍下他的正面和側面照。朗暉憶述,當時「有個海關人員負責看著我,另外有一個很慌張地去打電話,好像有點不知道怎樣處理」。

在這期間,朗暉自言感到驚恐和被冒犯,因為海關人員「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令他的等候時間非常長,「叫你在這裏等,又不會告訴你他在做什麼」。他自覺是一個清白的市民,卻受到嚴厲的檢查和監視,無辜承受「精神暴力」。

「始終香港人受到大眾流行文化或者自身的觀念影響,很擔心內地執法人員的手法。」他當時尤其擔心電影的情節變成眼前現實,難以保障自己的安全,比如被內地人員「驗你的血、留你的DNA,甚至毒打,陷害一些罪名給你」。

擾攘一個多小時後,海關人員終於手持文件,宣讀朗暉的「罪名」:「你因為從事非法活動,有機會違反社會秩序,所以被拒入境。」

那時候朗暉的第一反應是,「你不讓我上去(大陸)就算!我不稀罕你給我的權利!」他當時覺得,自己不一定需要去大陸,既然大陸選擇和他割裂,他也不會稀罕去大陸的機會。與此同時,朗暉也覺得自己獲得一種認同感:政權的反應正正代表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影響力,亦肯定自己最初抗爭的訴求——香港要有自主權。

「當香港沒有自主空間,當兩個地方融合,過關的事情會阻撓,其他事務也更加會干涉。」由此,朗暉更加確信香港要追求政制的民主,自行掌握命運。

圖:端傳媒設計部

面對中國政府的警告,他們的猶豫與不安

像俊榮和朗暉一樣位列大陸當局黑名單的香港青年,當時據報有近千人,儼如對香港青年發出警告:你在香港抗爭,你要做好去不了大陸的準備。

這個封鎖政策在雨傘運動後的第2年開始陸續解禁。2016年農曆新年,俊榮終於順利過關回大陸探親,但這反而讓他心情沮喪,因為這證明「他(中國政府)已經覺得不需要禁止你,他覺得你上去都做不出什麼事情」。

從大學生轉變到今天的職場新人,俊榮稱這段經歷實質上沒有什麼影響,但心理上始終有張力,以致對往後的社會運動「既期望又猶豫」。他說未來如果真的有一個很好的時機,他可以犧牲去大陸的機會,奮身參與社會運動。

俊榮順利入境內地後,但反而心情沮喪,這證明「中國政府已經覺得不需要禁止你,他覺得你上去都做不出什麼事情。」

俊榮順利入境內地後,但反而心情沮喪,這證明「中國政府已經覺得不需要禁止你,他覺得你上去都做不出什麼事情。」攝:林振東/端傳媒

俊榮笑稱,到時「大陸親人也不是不可以見呀,她去外地,我去外地,那就見到啦!很簡單!」假使年邁的大陸親戚去世,俊榮無法回去,他亦覺得「最重要的孝道在心裏面」。

由始至終,大陸親人知道你經歷過這些嗎?因被禁而回不去大陸的那些年,俊榮也就跟親戚說學習忙不回去了,然而至今,俊榮還是很擔心自己的這段經歷會連累大陸的親人,尤其是中國正全面推行社會信用系統。

朗暉也是在2016年順利入境大陸。從禁足大陸到重新允許過境,他直言心情是「放輕鬆」了,因為這意味著到他的身份對當局不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他的人身安全更有保障。另一方面,他又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的特區,始終大家有進出境的權利,我覺得我只是取回本來屬於我的東西而已。」

儘管朗暉重新獲得出入境大陸的自由,他還是擔心,當有需要回大陸公幹的時候,一些工作和活動會受限。他稱自己還心有餘悸,每次過關都有些許陰影,有被監視的感覺。「畢竟大家的權力這麼不平等,對方擁有權力和更多資訊,而我每次過關都是不知情的,某程度還是覺得那些執法人員對我的安全有一定的威脅。」

朗暉坦言,這個經歷並沒有讓他減少去大陸的次數,他還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而去。「他不讓我過境其實還好,最害怕是不知道抓了我去哪裏。」

這件事令朗暉更確信中國是一個威權的政府,對人民的監控非常嚴厲和微觀,即便是對一些沒有勢力、對國家沒有重大影響的人。直到今天,朗暉坦言自己在社會參與上已經「廢了很多」,但當未來有社會運動爆發的時候,去不了大陸未必是他卻步和猶豫的因素,他考慮更多的是,香港因素和自己可以承受多大的後果,比如警方的武力和司法部門的檢控。

朗暉確信中國是一個威權的政府,對人民的監控非常嚴厲和微觀,即便對一些沒有勢力、對國家沒有重大影響的人。

朗暉確信中國是一個威權的政府,對人民的監控非常嚴厲和微觀,即便對一些沒有勢力、對國家沒有重大影響的人。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國不是我的唯一」

雨傘運動過後,大陸關口看似對社運青年解除禁令,但事實上從未對核心組織鬆懈。去年3月和8月,兩位香港眾志的普通成員報稱在大陸返港期間,被國安強行帶走及扣留盤問,要脅交出成員名單,又以線人費利誘爆料,其中一人更在回港後收到國安來電。這件事成為香港社運青年心中的警號——中國有關部門的「高規格對待」已不再限於組織或運動領袖,而觸及一切普通成員。

22歲的穎琳在今年暑假看到這則新聞後陷入掙扎。身為另一個香港政治團體的成員,她既擔心,但又不知道怎樣拒絕家人去大陸遊玩的邀請。

穎琳是個在香港富裕家庭出生和成長的青年,爸爸是在廣州做生意的港商,並在當地買房長期居住。穎琳的「中國經驗」是每隔幾年就到廣州遊玩,高中的時候也去過學校的大陸交流團。她自言「一直對中國這個國家沒有什麼感覺,也不會憧憬北上發展賺人民幣」,過往在廣州的遊玩經驗也不甚喜歡,覺得沒什麼好玩。

「你讓我選擇,當然是去日本比較開心啦,」穎琳笑說。

在中學老師的影響下,穎琳分別在2010年和2012年參與過反資本主義的佔領中環運動和反國民教育科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時,她在外國唸大學,亦有聲援運動,其後機緣巧合下成為一個香港政治團體的成員。穎琳並非走在最前線,主要參與文宣設計,家人並沒有強烈反對她的這些政治參與。

去年夏天,當家人如常邀請她去大陸「行個圈」(走走)的時候,穎琳儘管看到香港眾志成員被帶走的新聞,但她覺得自己並非「一個出名、公安覺得你十惡不赦的人」,一度抱著「唔會咁好彩,唔會係我嘅」(哪有這麼「幸運」,不會是我吧)的心態打算北上。後來和朋友商量後,她開始覺得自己也可能會出事,畢竟國安連香港眾志的普通成員也找上了。

「我會想,如果是我身處那個情況,被兩個公安扣住你在犯人椅盤問,我可不可以應付呢?然後也會擔心,同行的家人會怎麼辦呢?」穎琳說,自己沒辦法預計那時候的情況,但一定會很害怕。

如何跟家人交代,成為穎琳的一個難題。穎琳笑言,當時想了很多藉口,包括裝病、令自己生病、說回鄉證不見了,但她最後都選擇向媽媽從實招來。媽媽聽到後,坦言也曾想像過這種情形,同意為安全起見取消行程。不過,為避免身在廣州的爸爸過於擔心,母女還是隱瞞爸爸,謊稱要實習和工作不能去大陸。

 隨著自己慢慢成長,穎琳顧慮將來的工作需要外派去內地受到限制,亦由於政治氣氛越來越差,她亦擔心會影響到家人的事業和生活。

隨著自己慢慢成長,穎琳顧慮將來的工作需要外派去內地受到限制,亦由於政治氣氛越來越差,她亦擔心會影響到家人的事業和生活。攝:林振東/端傳媒

去不了大陸,會不會覺得可惜?穎琳說,「我當然覺得,中國這麼大,有很多歷史和自然的事物,我都很想去見識一下。但你問我中國是不是我check list的第一位呢,好像又不是。我仍然覺得世界很大,中國這個地方不是我的唯一 」。

穎琳更強烈的感受是憂慮。隨著自己慢慢成長,她顧慮將來的工作需要被外派去大陸。另一方面,由於政治氣氛越來越差,她亦擔心會影響到家人的事業和生活,「自己一個人沒所謂呀,但這可能影響到家人,這個憂慮會比較多」。

不過,穎琳還是抱著「到時再算」的態度,維持既有政治參與方式,因為她認為太多顧慮的話,她永遠都沒辦法講真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可知的名單,不可知的風險

雨傘運動期間,香港青年被拒入境大陸後,香港政府否認曾編製社運人士黑名單,並將名單交予境外機構,強調特區政府尊重內地依法執行其出入境政策。而在2018年香港眾志成員被帶走事件後,特首林鄭月娥更稱眾志只是「單方面講」(一面之辭),港府沒有收到公安部的通報,無法考證眾志所言是否屬實。她強調,港府大原則是「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有自己法律,我們都要尊重和遵守那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

究竟有哪些香港青年落入中國政府的監視網,名單有多長,在哪些情況下會被拒入境甚至扣留拷問,在中港兩地政府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外界無從得知。

當港府投擲大量資源,推動香港青年到中國交流實習、促使「人心回歸」時,在香港社運青年面前,仍然是那道難以安心穿越的關口。

(為保護受訪者,本文俊榮、朗暉、穎琳為化名)

(實習記者馮楚怡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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